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日子（11月4日）还有两周的时间，但大选的结果似乎已经十分明显。各路民意测验都显示，奥巴马不仅在所谓的“摇摆州”（如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内领先麦凯恩，而且在一些为共和党视为囊中之物的州（如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等）内也给对手制造了现实的威胁。
这种情形是共和党人不愿看到的，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就在一个多月前，麦凯恩抛出一连串的“妙招”——提名佩林为竞选搭档以安抚党内保守派；以“独行大侠”的形象与布什政府切割以吸引中间派；抓住奥巴马与“恐怖主义分子”的联系穷追猛打以抹黑对手——一度把对手逼到了守势，并在民意测验中领先。如果不发生后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麦凯恩也许真的会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平心而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不是本党中的激进派。就竞选纲领而言，两人所遵循的都是本党内的温和派或中间派路线。在自由贸易、移民、死刑和同性恋等问题上，两人的政策是大同小异。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能源和住房等问题上，两人的冲突也并不十分明显。两人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税收、医疗保障和外交思路方面。在税收方面，奥巴马提出要增收最富有（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减少低收入家庭的税收；麦凯恩则宣称不增税，并还将以支持中小企业为名削减它们的公司税。在医疗保障方面，奥巴马主张建立强制性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并向雇主施加压力，逐步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障制度；麦凯恩则反对这样做，认为应允许个人选择医疗保险项目，由联邦政府通过减税来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定数量的费用补助。由此可见，至少在经济问题上，奥巴马强调政府在重新分配财富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公民基本权利（医疗保障权等）的保护；麦凯恩则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强调保护市场的自由和个人选择。两人的竞选纲领有差别，但并不是根本原则的差别，而是政策倾斜度的差别。在里根经济学影响深厚的美国，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优势并不明显。
但是9月大规模爆发的金融危机给总统竞选增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轰然倒闭、布什政府的紧急救市计划，这些在美国人看来不可想象的事情突然来临，使人们对市场自由的信心大受打击，也使质疑全球化时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缺陷声音响亮起来。这种质疑则将麦凯恩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虽然危机并不是布什政府一手造成的，但人们不怀疑美国目前经济状况与伊拉克战争等布什政策的联系。处于危机感中的人本能地需要逃离。奥巴马并不是这些逃离者的理想选择，但却是一个比麦凯恩更好的选择。
危机来得过于突然，骤然之中，改变了选民的政治心理。第一个变化是人心思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参加选举的热情增加了。第二个变化是人们对候选人有了新的期待和要求。人们不再将奥巴马和麦凯恩看成是竞争总统职位的政客，而希望他们成为引领美国走出困境的领袖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微妙的心态变化是竞选过程中的一次重新洗牌。也就是说，选民们有可能不再选择记忆过去两人做了什么，或者曾经是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在危机中展示领袖的能力和风格。对奥巴马和麦凯恩来说，这可谓是一场没有预设的总统资格考试。
麦凯恩和奥巴马交出了两份不同的答卷。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麦凯恩曾一度宣布中断选举，返回华盛顿，声称要致力于推动政府救市方案的立法工作。但他本人并没有拿出像样的救市方案，而在国会紧急制定救市方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又十分有限，所以给人留下了一种借金融危机作秀捞取资本的印象。奥巴马并没有中断选举，而是将金融危机与竞选结合起来，强调改革的重要，并迅速提出了遏制危机的几点方案，利用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机会予以宣布。
但麦凯恩失分最多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继续进行全方位的负面竞选，对奥巴马的人格进行攻击。他在选举筹款和花费方面无法与奥巴马相比（奥巴马在广告方面的花费比他多出2~3倍，但奥巴马的广告中只有三分之一被划入负面广告的范围），便在所有的竞选广告上作足文章。佩林在演讲中更是使用隐含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分裂主义情绪的言论煽动支持者，质疑奥巴马到底是哪一路美国人，以致在一次集会上有人公开高呼“杀死他”（指奥巴马）和“砍下他的头”，而佩林面对这种言论则听之任之。难怪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约翰·刘易斯要将这种情形与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主义者进行比较。只有当这种情形导致麦凯恩大幅度落后于奥巴马之后，麦凯恩阵营才又改变策略，有所收敛。
美国政治中有一句老话：政治是一种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也许，奥巴马在一步一步地把美国历史上不可能的事情——黑人当选总统——变成现实，在麦凯恩表现得失去了方向和自我的同时，他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谨慎但不犹豫、冷静但不乏激情、专注但不失方向、自信但不狂妄。显然，创造历史的人是需要有本色的。
（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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