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死谁手

　　封面故事:“鹿”死谁手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的口号是一天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中国人的口号是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这是三鹿毒奶粉事件后在网络上传播最为广泛的一句评论，也是最让国人痛心的一句话，好比自己扇了自己一巴掌。

　　本刊曾发表过一篇《中国乳业口水战》，通过描述行业里各个企业对于一个小政策引发的互相攻击甚至漫骂，探讨了谁搅乱了中国乳业这杯牛奶的问题。此次三鹿毒奶粉事件，依然并没有让动荡的中国奶业揭开真实面纱。本刊记者在经历了两次被“抓”之后，终于深入最先涉嫌违法加入三聚氰胺的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在石家庄，记者走访了三鹿集团总公司和三鹿大安舍村原奶供应基地，尽己所能来观察这杯“带毒的牛奶”，并试图还原从奶农、奶贩子、奶企到经销商这一个完整的利益攸关链条

　　被“断奶”的村庄

　　收奶者被“断奶”

　　9月14日，村子里的狗在凌晨1点多叫了起来。对于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来说，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李老汉心里咯噔了一下，再听听又没了动静，还是很快又入睡了。一觉醒来，他才知道，村子东头的耿金平和耿金珠兄弟被抓了。

　　耿家一共兄弟三个，被抓的耿金平和耿金珠是老二和老三。他们经营的三鹿科学养殖基地是在2004年4月挂出牌子的，占地大约十亩。经过4年多的风吹雨打，写着“三鹿科学养殖基地”的牌子已经破烂不堪。自建立以来，耿氏兄弟的养牛场一直为三鹿集团提供原奶，每天大概送3吨左右。

　　“耿金平和耿金珠都是初中毕业，根本就不懂什么化学物质，怎么可能会去添加呢？他们家现在被监视着，不能和外人接触，但是耿金平的老丈人总是对我说，他们是被冤枉的，是有人陷害的。”李老汉对《商务周刊》说。

　　李老汉告诉记者，耿氏兄弟在村里人缘特别好，这么多年来从没有和人发生过争执。兄弟三人平时都不太爱说话，但见着村民总会主动打招呼。在这个小村庄，很多村民靠耿氏兄弟赚钱，耿氏兄弟靠三鹿赚钱，但这样的日子然而止。

　　9月11号，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1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公布，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13号，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调查此次事件。14号，河北省宣布公安部门刑事拘留了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19名嫌犯，只有耿氏兄弟被提及名字——他们被不荣誉地冠以“奶贩子”称呼。

　　15号，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

　　16号，国务院公布奶粉检验结果：包括伊利、蒙牛在内的22家企业69批次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17号，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组长陈竺透露，从2008年9月12日至17日8时，各地报告临床诊断患儿一共有6244例。

　　随着事情的一步步发展，人们在恐慌中开始提出质疑。三聚氰胺到底是如何闯过奶业产业链的，仅仅这十几个被抓的“奶贩子”，又如何能将三鹿700吨奶粉甚至整个中国乳业更多的奶粉、液态奶污染？这中间是否存在更大的行业潜规则？

　　带着这些疑问，9月18日，《商务周刊》记者来到了最先被抓的耿金平和耿金珠两兄弟养牛场所在地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

　　被监控的村庄

　　东宿村最早是叫宿村，后来随着村民人口的增加，以一条十字路口为界，宿村被划分为东宿村和西宿村。耿金平和耿金珠兄弟就住在东宿村紧邻西宿村的边界，他们在东宿村北边经营的这家养牛场，名为三鹿科学养殖基地，当地村民习惯性称为三鹿金河奶源基地。东宿村南边也有一家养牛场，名叫胜利奶牛养殖场，耿家兄弟被抓之后，村里奶农把奶牛从三鹿金河奶源基地赶到了胜利奶牛养殖场。当天中午，记者还看到陆陆续续有奶农把牛往南边赶。

　　李老汉帮记者细算了一下：“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2000多人，养牛户有200多户，大概养牛1500多头。”

　　和以往众多安全事故一样，当地政府采取了“捂盖子”的方式阻挠记者们前往东宿村采访。

　　18日下午1点，记者首先来到南楼乡北边的几家养牛场想先摸摸情况，但是没想到，这里也戒备森严。出租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门外原本坐着吃饭的十几个“护卫”立刻站了起来。有的开始打电话，有的围过来不让记者下车。当记者说明来意，这些明显是村民的“护卫”们劝记者马上离开。

　　10分钟过后，一辆面包车驶来。车子里下来了三位自称是乡政府干部的人，二话没说，就把记者带上了车，一直拉到南楼乡政府。乡政府的人为了阻止记者前往东宿村，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时间把记者留住。整个下午，除了本刊记者之外，还有10多名记者在现场被驱离，或带到乡政府后专车护送返城。晚上8点，本刊记者也被“送”回正定县城，护送者说酒店外有人看着，要求记者第二天一大早就返回北京。

　　19日黎明，记者离开酒店，在当地农民李老汉的帮助下，终于进入了东宿村。

　　东宿村的每个路口都有人把守，他们不停地四处张望。村里的值保会成员骑着摩托车来回转悠。耿家兄弟经营的三鹿金河奶源基地门口，除了有乡政府的人看守外，还有一些充满警惕目光的大汉站着。似乎整个村庄都处于一级戒备。

　　李老汉告诉记者，这些天来宿村的外地人特别多，尤其是记者。乡政府告诫村民不要和外人说话，后来发现这样控制不了村民，干脆就直接派人驻守整个村子，一旦发现有外人进入，就立刻派人跟踪，并将其赶出村子。

　　记者跟着李老汉偷偷来到耿金平家对面的草堆旁，虽然不能进去，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见院里院外的动静。村里两名值保会成员骑着摩托车守在耿金平家的两侧墙角。耿金平家房子砖瓦已经褪色了，暗红色的铁门紧锁着，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几把倒斜的椅子。“耿家兄弟几个家里都很困难，虽然开了个养牛场，但实际上没有赚到钱。”李老汉悄悄对记者说。

　　“耿金平家孩子吃的也是三鹿奶粉”

　　52岁的村民张贵花（化名）从2004年开始养牛，两年后就把牛卖了。孩子们现在都外出打工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带着孙子和孙女。

　　东宿村的村民基本上都是拿贷款养牛的，张贵花自然也不例外。“起初看着别人养牛我以为有钱赚，可真正喂养起来之后才发现根本赚不了钱。”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卖给耿家兄弟的原奶价格8毛钱一斤，可是成本就得7毛8左右，杂七杂八细算一下，只亏不赚。

　　东宿村有两家养牛场，张贵花养牛的那两年都是把奶卖给耿金平家。“他们家人好，对我们养牛户也很照顾，从来不拖欠我们的钱。”张贵花解释说，她每天按点把牛拉到耿金平的奶牛场挤奶，耿金平每天再把奶卖给三鹿。她从来不和三鹿的人直接打交道，也没有见过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三鹿要是对上缴的奶不满意，她就拿不到钱。至于奶农在原奶中作假，张贵花坦承，她以前的确也在奶中加过水，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加过别的。

　　当记者问到既然对奶价不满意，为什么不向三鹿主动争取权利的时候，张贵花使劲地摇头：“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就是一奶农，我们只要按时把奶交给耿家兄弟，就再也没有我们的事了。”坚持了两年后，她实在养不下去了，最后干脆就把牛给卖了。一些散户奶农也和她一样，慢慢地都养不起牛了。

　　虽然已经有两年没再去耿家奶牛场了，但当提到耿金平兄弟往奶里加入三聚氰胺，张贵花还是一脸不相信：“据我了解耿金平的孩子吃的也是三鹿奶粉，你说他要是故意这么做，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喝毒奶粉呢？”

　　东宿村奶农王发（化名）也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在三鹿自身。他介绍说，过去三鹿检查的比较严格，奶农丝毫不敢马虎。这几年，牛奶市场突然就乱了很多，比如东宿村南边的养牛基地就是给光明提供奶的。为了争夺奶源，三鹿对原奶质量的监控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鹿想怎么说我的奶就怎么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它说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它又说没有问题。这个情况可能让一些奶农或者奶站钻了空子吧。”王发说。

　　王发认为耿氏兄弟可能是在不知情下被别人利用了。2004年底，有奶农往奶里加水，但很快被耿金平发现，立刻把奶退给了奶农。从那之后每次挤奶的时候耿金平都会自己或派人在挤奶现场监督。

　　三鹿集团和养牛场或奶站的合同里一般有这样的规定，非物质、蛋白质、脂肪三者必须达标，才能算是一级奶。有一项指标低了，就按照三级奶走。而实际上奶农提供的奶很多时候蛋白质是很难达标的。蛋白质含量低的话，自然就会被压价。

　　对于在原奶里加三聚氰胺来提高蛋白质含量，王发肯定这不是奶农的过错：“奶农连这三个指标都不清楚，又怎么会想点子去调节？何况以往用手挤奶的时候还有可能作假，往里面加点东西，但现在并不经过奶农的手，而是直接被机器挤走的。”

　　至于牛吃的饲料，王发认为也应该没有问题，即使他们想检查也检查不了，三鹿从来不过问他们喂什么给牛吃，只要有奶就行。

　　出事后，村民们也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事，有几个人回想起一件有些可疑的事情，2007年底的时候，有个外地人经常过来找耿金平兄弟，时不时还和他们一起去养牛场看看。他们猜，会不会这个人就是来怂恿耿家兄弟往原奶里加三聚氰胺的？

　　“当然这都是乱猜的，耿家兄弟养牛场经营不下去想卖掉也说不定。”王发马上补充说。

　　倒奶：村子里的“资本主义现象”

　　王发养牛已经有6年了，目前有13头牛。记者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把自家的牛往南边胜利奶牛场赶。

　　2004年之前，耿家兄弟和他一样都是散户奶农，他们一起把奶卖给其他村子里的养牛场。后来，耿家兄弟觉得这样赚不到钱，干脆自己开了家养牛场。养牛场建立后，耿金平和三鹿签订了合同，将这里作为三鹿的一个奶源基地。此后，村子里的奶农基本上都是把奶卖给耿家。“耿家养牛场大概有十几个牛棚，我们把牛赶进养殖场里需要占用牛棚，一个牛棚可以放十几头牛，一个牛棚每年交600元。”王发告诉记者，他一天给牛挤三次奶，早晨5点半，中午1点半，晚上8点半。

　　“耿金平兄弟对我们奶农特别照顾，我们是一个月结一次钱，有的时候我们奶农有困难了，他们都会提前把钱给我们。不过现在我们很着急，因为自从耿家兄弟被抓起来之后，我们上个月的奶钱至今还没有结给我们。”对于奶价，王发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不认为是“奶贩子”从中压价。“现在市场上什么都涨了，可就是原奶不涨价，最高的时候也就1斤1块4，低的时候甚至低于1斤1块。”他指了下车中拉的牛饲料，除了给牛喂玉米秸秆之外，他还要买大量的牛料，牛料1斤要1块多钱。

　　“我们卖奶其实不是受到耿家弟兄的压价，而是牛奶企业的压榨。”他表示，耿金平兄弟赚取的差价其实并不大，有时候甚至还得以低于收的价格卖给三鹿，“我们一个村的都知根知底，耿家办的这个三鹿金河奶源基地，不仅把个人家产都搭进去了，至今还欠了一屁股债没还清。”

　　王发对记者说道，乳品企业和奶农的合作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都是乳品企业说的算，他们自己没有一点权利，“三鹿说有问题就有问题，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市场销量好的时候，我们交什么样的奶三鹿都认为是合格的，市场销量不好的时候，我们动不动就不合格。这对我们实在不公平”。

　　2007年夏天有一次，三鹿将金河奶源基地的原奶定为不合格，坚决不收，且以扣款、撤点相要挟，可是下半年的时候又大批量收奶，短短几个月态度变化非常大，让他们这些奶农和耿家兄弟都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三鹿公司收奶的真正标准是什么。“市场销售淡季经常拒收我们牛奶，到了销售旺季的时候，比如秋冬天，就要求我们大批量提高供奶量。”王发总结说，“他们是按销售淡旺季来定奶的质量标准的。”

　　像王发这样的奶农，没有和耿金平兄弟签订任何合同，只要把牛放进他们的养牛场里，牛奶自然就得卖给他们。而对于耿氏兄弟和三鹿之间是否有合同以及合同的具体内容，王发和张贵花都表示自己不清楚，唯一听耿金平提过的就是原奶的价格必须由三鹿来定。

　　王发来回赶了4趟，才把自家的牛全部赶进南边的胜利奶牛养殖场，记者拿着相机跟进去拍照，但是很快被一群人给拦住了，并被“扭送”到头一天刚去的乡政府。一路上，记者看到在胜利奶牛养殖场旁的小河边，几位奶农正在把一桶桶的牛奶往河里倒。

　　“你要奶吗？5毛钱一斤。不要？那我送你吧，我给你提几桶去。”这是记者在南楼乡的两天里听到奶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一个基督徒眼中的三鹿“七宗罪”

　　基督徒的报复

　　“他妈的，你们还是不是人！”骂完三鹿领导之后，付建国（化名）闭上眼睛，嘴里祈祷了起来。

　　付建国信基督教有20年了，他知道基督教的教义：一定要相信你心目中的神，禁忌骂人，否则神的管教很快就会临到你。

　　这次，他触犯了耶稣。

　　付建国的外甥女甜甜2007年11月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妈妈给甜甜断了奶，此后一直喝三鹿婴幼儿奶粉。2008年7月，甜甜突然莫名其妙地经常哭闹，家人一开始没怎么当回事，直到甜甜尿液混浊、大小便困难，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然而去了多次医院，一直没有查出原因，直到8月份在河北省儿童医院被查出孩子得了肾结石。家长们想不出来是什么导致这么小的孩子得肾结石，医生也说不清楚。直到9月11日才知道病因——三鹿奶粉里有毒。而此时，除了甜甜之外，全国已有1000多儿童被发现因为同样的原因患有肾结石。

　　在政府的帮助下，大部分孩子都及时得到了医治，但有些孩子的医疗费用没有得到三鹿的支付，甜甜就属于这少数中的一员。至今，三鹿集团也没有给甜甜家人一个合理的交代。

　　甜甜的爸妈都是农村人，老实憨厚。为了替外甥女逃回公道，从12日开始，付建国每天早晨7点都会骑车到三鹿集团总公司，一待就是一整天。然而三鹿的负责人没有空搭理他，总是以“我们会处理的”来推辞。

　　除了甜甜之外，还有很多孩子的家长也找到三鹿集团。看到这些和甜甜一样痛苦的孩子，付建国觉得应该给三鹿一点“表示”了。

　　14日晚上10点，中秋节，月亮高挂。三鹿集团门口的保卫已经离去。付建国召集了几个受害者家属，在集团大门口用红色油漆写了一副对联：杀人企业，害命奶粉。

　　这下，付建国算是解气了。

　　15日早晨7点，付建国像前几天一样骑车来到三鹿集团。他本以为头天晚上写的对联会吸引一大堆人，没想到夜里就被三鹿员工给擦了。

　　8点过后，前来换奶粉的和受害者家属越来越多。基督徒付建国心里的怨气终于忍不住了，他对着人群呼喊：“杀人企业，还孩子健康?”面对涌过来的人群，付建国历数三鹿的罪状：如何在事发前几个月掩盖事实，如何欺骗消费者，如何不负责任?周围的人们也随着不停地呐喊：“骗子，骗子?”一些孩子家长干脆直接把“毒奶粉”撒到三鹿的门口。

　　三鹿领导终于走了出来，反复表示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的要求。”一位负责人不停地说。

　　在三鹿员工的疏散下，人潮开始慢慢退去，但并没有离开，仍然在等着三鹿的交代。

　　11点，11点半?一直等到中午1点，三鹿领导还是没有再出来。付建国又一次把人们号召到一起，同样的呼喊，同样的跟随。到下午6点，付建国一共进行了5次演讲。

　　“他们什么也不怕”

　　9月20日，《商务周刊》记者来到三鹿集团总公司，在这里遇到了付建国。他坐在一群三鹿员工的旁边，不时地关注着他们的动静。三鹿员工也不时看着他，想知道这个搞了多次演讲的家伙还想做什么。

　　“这里的人都认识我，无论是派出所的还是这里的员工。”付建国对记者表示，他一定要三鹿给民众一个交代。三鹿集团关于此次事件是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的声明，付建国毫不认同。

　　“三鹿涉及有毒的目前只有婴幼儿奶粉，而在收集奶源的过程中是没有划分的。奶贩子难以判断出哪一批原奶是做奶粉的，需要添加三聚氰胺，哪一批又是做酸奶的。”付建国说，“添三聚氰胺，这就是一种企业行为。”

　　奶粉中出现三聚氰胺，无非有三种途径：一是奶牛吃了含三聚氰胺的饲料，传导至所产的鲜牛奶中；二是由原料中加入，即三聚氰胺掺入鲜牛奶或奶粉的其他辅料中；三是在生产环节中加入。第一种基本不存在可能性，奶牛吃了含三聚氰胺的饲料，要么不消化而在体内累积，进而伤害其自身，要么消化后排泄，不可能以原封不动的化学形式进入鲜牛奶。第二种可能性，在奶站中把三聚氰胺加到原奶中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据专家分析，要想让加入三聚氰胺后的鲜牛奶营养比协调，一般还需再向鲜奶中加水和脂肪，但一般的脂肪产品很难加入，必须加专业匀质脂肪。

　　“此类手法绝非一般奶农所能掌握。”付建国认为这不仅仅是几句“不法奶贩子捣鬼”就可以掩盖的，也不是赔点钱就没事了，更何况的是三鹿还没有完全对受害婴儿负责。

　　付建国告诉记者，三鹿集团登记出来的20多家定点医院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履行职责，很多孩子检查出患有肾结石，却住不了院，医生给出的治疗办法很简单，“回家喝点水就可以了”。有些家长把孩子抱过来找三鹿评理，三鹿在这里同样安排了专家，专家的答复还是说喝水就可以了。

　　细心的付建国发现，9月11日之前河北省省儿童医院里贴的科普知识里明确提到肾结石幼儿必须接受手术住院治疗，但现在“手术住院治疗”几个字已被划掉。“这分明就是在撒谎。”付建国说。

　　从11日开始，受害者纷纷聚集到三鹿集团门口。17日后，三鹿在各个超市和分厂开始设立服务点，对此，付建国认为表面上是为了方便群众，实际上是想把“闹事的人”分开。“人少了，就很难汇集出群体抗争维权的力量。”他说。

　　三鹿在各个服务点都细分了患者家属接待处、法律接待处、问题咨询处等等。“这就是做样子。”付建国表示，名义上是给受害者提供咨询，实际上仅仅是登记。

　　外甥女甜甜得病后一度查不出病因，付建国曾问过医生是否是奶粉的问题，医生当时就指责说：“你疯了，三鹿奶粉是国家免检产品，是国内最好的奶粉，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付建国说：“医生都说不是奶粉的问题，谁又敢怀疑呢？”

　　在这位基督徒看来，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像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人如己”。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背后是一种可怕的麻木。“他们什么也不怕。”付建国说，“他们更不忏悔。”

　　谁触犯了耶稣？

　　面对这起“罗生门”似的事件，付建国开始召集一些受害者，白天，他们来到三鹿集团观察动态，晚上对毒奶粉进行暗地调查。

　　付建国告诉记者，事发之前一个月，三鹿的一些员工就有预感了，纷纷开始辞职。付建国带着记者找到了一名三鹿的奶粉包装工人王强（化名）。王强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和三鹿还是一个利益体，什么都不能说。但他坦承，这中间的确存在问题。“我是做包装的，这一年三鹿换了好几次包装，很多次其实是把以前发出去的奶收回来。至于为什么换包装，你自己想吧。”王强说。

　　付建国指点记者去了位于石家庄大安舍村北边的一家三鹿奶源基地。记者在这里了解到，由于三鹿提供了挤奶、装奶、检测奶等设备，这家养牛场从建立到现在，所有奶都是供给三鹿。养牛场门口堆得全是牛粪，苍蝇乱飞，挤奶厅的地上也是未打扫的垃圾。

　　养牛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和三鹿签订的合同里规定，三鹿派驻站员定期过来检查奶的质量，一星期一次，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养牛大棚的卫生条件。平时每天提供的原奶，都会被拉到三鹿的化验室进行抽样检查。如果奶不达标，或者奶量需求够了，三鹿将放弃收购，返回的奶往往被倒掉。“合同由三鹿定，价格由三鹿定，我们只是负责签字罢了。”该负责人介绍说。

　　在奶价问题上，由于中国乳业是买方市场，奶农和奶贩子都没有定价权。三鹿的销量好，奶价就会高点，销量低，奶价就低。“三鹿的收购奶价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比蒙牛和伊利低，从来没有超过它们。”上述负责人无奈的表示，由于合同是和三鹿签的，奶只能交给三鹿，这对奶农来说很不公平。

　　记者发现，挤奶厅的旁边有间小屋子，里面放着很多酸碱液。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是三鹿自己制作的检测剂，这一环节养牛场的人从不干涉。对于事发之前10天左右三鹿收购原奶的价格突然上涨，负责人表示也不知道为什么。

　　三鹿集团在石家庄拥有多个分厂，最早的分厂其实就是牛队。付建国告诉记者，近几年三鹿大规模扩张，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以前养牛场变成分厂，分厂变为现在的加工厂。

　　“他们太贪婪了。”付建国说，“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和对他人生命的尊重，这是不可原谅的。”

　　经销商们的一声叹息

　　自称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最大受害者的经销商们，面临缺乏资金去回收毒奶粉和赔偿消费者的痛苦

　　□记者 吴丽

　　“消费者把我们当作卖毒的”

　　9月19日晚上10点，中年妇女杨珍（化名）晕倒在三鹿集团的门口。当记者发现她的时候，她正被人们搀扶起。“我该怎么办啊?”杨珍发出一声叹息。

　　杨珍来自河南，是三鹿奶粉的经销商。事件曝光后，她一直在回收市场上销售的毒奶粉。然而，收集奶粉的资金、赔偿顾客损失、安排患病儿童医治等工作，三鹿一概没有过问。

　　支撑了几天，杨珍将公司的资金全部拿了出来，甚至包括自己的房子也抵押了，可还是没有办法应对燃眉之急。她找到河南省三鹿业务经理希望得到帮助，但遭到拒绝。

　　看到公司的业务员被顾客辱骂，自家的门窗被砸，杨珍决定去石家庄三鹿集团总部走一趟。和她一样，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纷纷聚集到石家庄。

　　毒奶粉事件爆发前，杨珍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兆。

　　3月份，三鹿要求全国各地经销商为老产品换新包装。5月份，三鹿奶粉整体提价。7月份，杨珍收到通知，将3月份之前出厂的婴幼儿奶粉全部收回。8月2日，又有通知将7月30日之前的奶粉全部收回。8月20日，各省业务经理短信通知经销商必须按要求全部收回奶粉。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有20年从商经验的杨珍产生了怀疑。她立刻打电话给河南省业务经理，咨询是不是三鹿奶粉出了问题。业务经理给出的答案是，只要中央电视台新闻中没有说三鹿奶粉质量有问题，就绝对没有问题。他将这段时间三鹿频繁的收奶、换包装，归结为合作商新西兰恒天然集团要求适应市场发展的新操作。听了这个理由后，杨 珍打消了怀疑的念头。

　　“三鹿是国家免检产品，又是中国乳业著名品牌，谁也不会想到它会存在质量问题。”杨珍对《商务周刊》说。杨珍做生意20多年来，对品牌非常重视，在决定经销三鹿奶粉前她进行了长期的考察，而后从零售商到分销商再到经销商，这一做就将近10年。

　　9月5日，三鹿要求全国各地经销商将这个月的提货费用立刻汇去。杨珍经营的公司大部分资金都用在8月份回收奶粉上，但她还是用了一天的时间把钱凑齐。9月6日上午，她给三鹿汇去了40万元。

　　钱打了过去，新货却一直没有发下来，杨珍感觉有点不对劲。11日晚上，新闻联播中播出三鹿奶粉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当天晚上，她一夜未睡。12日清晨7点，她立刻召集员工会议，通知各零售网点全部下架三鹿奶粉货物。经过两天的时间，从她那里发出的三鹿奶粉全部下架完。

　　虽然货物全部下架了，可消费者还是闹上了门。“消费者把我们经销商当作卖毒的。”杨珍说，消费者不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尽管这样，她还是安排员工将所有的婴儿都送到医院检查，并给予消费者赔偿。

　　14日，中秋节，杨珍没有回家，一个人住在公司。想着白天几十个孩子家长直接冲进公司把奶粉洒在员工的身上，十几岁的女员工被顾客辱骂，甚至被打，这个坚强的女人从商20年来第一次流泪了。

　　有家不能归

　　“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有家不能归。”杨珍对《商务周刊》说。事发之后，她一直没有回过家。

　　18日，杨珍来到石家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聚集到三鹿门口，分头去找三鹿相关负责人，然而一位领导也没有出现。

　　根据政府和三鹿指示，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必须把市场上所有的婴幼儿奶粉全部收回。然而，缺钱的经销商很难完成这一任务。从9月6日到10日，全国各地三鹿经销商基本上都把手头的钱汇给了三鹿。“其实我过来，就是想拿点款回去收货。”杨珍表示，9月6日汇给三鹿的40万元货款是她全部的资金，而这之前三鹿集团还欠她80多万元。

　　前来找三鹿理论的经销商，很多是只做三鹿单品，不像杨珍还经营其他商品。“做三鹿单品的经销商根本就不敢回去。”杨珍说。

　　杨珍告诉记者，和她同来的一对夫妻，也在河南经销三鹿奶粉。两口子刚接手一家经营三鹿奶粉的老铺子不到两个月，8月份先是汇了80万元，接着汇了65万元，9月份又汇了20万元。至今没有见到发的新货，反而要自己拿钱去收货。两口子每天抱头痛哭，甚至想过去死。

　　信誉对于生意人特别重要，有些经销商拿不到三鹿的钱便放弃回收市场上的剩余奶粉。杨珍表示，即使从三鹿拿不到钱，她也会把自己出售的奶粉全部收回来，哪怕倾家荡产。“我宁愿让自己垮了，也不能让我的信誉垮了。因为那就等于把我的生命丢了。”她对《商务周刊》说。

　　经销商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绝不会找上门。“我们很明白厂里的难处，但实在没办法。”杨珍做了20多年生意，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所代理的其他产品一旦有了质量问题，厂里立刻会处理。比如伊利，从被查出有问题后，立刻拨款给经销商回收奶粉，并且把检验报告、声明等文件全部传送过来，而三鹿除了要求收货，其他什么也不管。

　　经销商和三鹿一年一签的合同上规定，经销商根据产品销量交付一定的押金。和经销商签订合同的是三鹿分派在各省的业务经理。奶粉事件发生之后，朱女士就再也没有见到地区业务经理，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联系和发短信。“经营三鹿奶粉有将近10年了，我从没有见过三鹿集团总公司的人，除了省业务经理。”朱女士说。

　　经销商们之前虽然有过怀疑奶粉问题，但都没有多想。2008年汇款次数和金额虽然比往年多，经销商以为是三鹿经营规模的扩张所致。杨珍告诉记者，事发之前她的销售区曾经有过两例孩子患有肾结石，但当时没有想过是奶粉的问题。等到电视公布了原因后，孩子已经在上海做了手术。至于三聚氰胺是如何渗入奶粉中的，朱女士表示经销商并不知情。

　　“卖儿卖女也要告到北京去”

　　“我们这次不惜一切代价，卖儿卖女也要万众一心，组织人告到北京去。”和杨珍一同从河南赶过来的李姓经销商对《商务周刊》说。

　　“抗震救灾出钱，我们愿意。三鹿出现危机，帮你渡过难关，我们也愿意。可是现在是你不把我们当人看，诈骗我们。”来三鹿已经有好几天了，面对三鹿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来搪塞，李先生埋怨到。

　　截止到18日，全国各地三鹿经销商基本都赶到石家庄。他们希望三鹿能够给一个合理的善后说法。但三鹿采取各种方式回避。一些经销商实在忍不下去，私底下开始商量对策。

　　19日，三鹿听到风声，连忙派人过来调解，并许诺晚上一定给经销商一个交代。当天晚上，经销商们一直在等三鹿回应。“之前他们通知都是短信方式，所以我一直在等短信。”杨珍说自己等到半夜2点多后就绝望了。

　　20日，经销商们举着横幅聚集到三鹿总公司会议楼楼下，横幅上写着“我们要钱去回收毒奶粉，我们要赔偿消费者”。三鹿领导看到这个形势，立刻把所有经销商召集到三鹿集团会议室。“这是我们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见到集团领导。”杨珍说。

　　会上，三鹿领导许诺将下发6000万元现金给经销商用来回收奶粉和赔偿顾客，并让大家上报账户。经销商们终于松了口气。然而这天过后，经销商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三鹿的领导，而6000万元也始终未兑现。

　　“三鹿真的把我们经销商伤透了。”杨珍告诉《商务周刊》，当天上午新华社有记者过来采访，三鹿负责人见状便表示中午为经销商提供盒饭，记者走后，连水都没了。

　　除了一而再地欺骗，他们还要面对冷嘲热讽。“前几天人多，进入三鹿需要登记，看到是经销商时，就有三鹿员工说‘经销商赚了三鹿的钱，现在看到三鹿倒霉了，就来闹事’。”这让始终认为经销商是毒奶粉事件最大受害者的杨珍忍不住再次落泪。

　　杨珍经营的公司有几十名员工，基本都是下岗职工。为了帮助她渡过难关，员工们把自己的钱也拿了出来。此番前来，她是带着几十名员工的期望，“我的公司不能倒，否则这批下岗工人又要失业了”。

　　22日，杨珍经营的公司从河南拉来1000多件三鹿婴幼儿奶粉到达石家庄。在退货的过程中，杨珍又再次和三鹿发生了争执。很多消费者退回的奶粉包装已经拆开，三鹿负责回收奶粉的员工表示，这一部分将不予退换。这对目前市场上还有2000多件商品没有回收的杨珍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鹿漫长的9个月

　　到2008年，三鹿集团已连续15年排名行业第一。如此巨大的产业规模和数不清的声誉，是几代人经过53年的辛勤劳作换来的。能够游说政府，影响行业政策，左右奶农命运的能力，显示了三鹿巅峰时刻的成功。然而，正是这个积沙成塔式的组织者和无序市场的推动者，恶化了这条长长的乳业链条，并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被之吞噬

　　□记者 吴金勇 吴丽 实习记者 刘乐

　　短信和婴儿生命赛跑

　　8月3日，盛夏，大西北奇热。连日来，王荣疲于奔波在各大小超市，作为三鹿奶粉在兰州的代理商，近期他的主要任务是“收货”。

　　当天中午，他又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各地客户要充分利用公司给予的这次市场支持政策，迅速完成终端产品的日期新鲜度的调整、形象店的建设以及新品推广等工作！对于不能按时完成进度，品项、日期超出规定范围等情况，一旦发现将严肃处理。”署名是该地区的城市主管。

　　王荣向《商务周刊》解释，所谓“日期新鲜度的调整”，主要内容是收回婴儿系列奶粉。7月末和8月初，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奶粉事业部销售部先后下发《关于提升三鹿婴幼儿系列奶粉产品终端日期新鲜度的工作安排》等一系列通知和紧急通知，先是要求各地经销商收回3月份之前出厂的所有婴儿系列奶粉，然后要收回5月份的婴儿奶粉。紧接着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2日，又下来通知，要求收回7月30日之前的奶粉。

　　9月20日，《商务周刊》记者在石家庄的三鹿集团员工居住区找到了一位在三鹿集团负责包装的工人。据他透露，今年以来三鹿换了好几次包装，还多次把以前的奶粉收回来。“至于为什么改包装，你自己想吧。”他说。

　　据经销商透露，3月份三鹿集团换奶粉包装，主要针对贝贝系列、U+系列和配方系列，当时的解释是由于受成本上涨压力，为了涨价而换包装，产品并不收回。7月末的一系列动作就不一样了，当时经销商得到的说法是三鹿的外资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有新的操作方法，要求老产品全部收回。

　　“当时我们还在想，厂里今年对经销商太好了，不断换货收货，减轻我们的销售压力。”王荣苦笑着说。

　　三鹿奶粉事业部向经销商和代理商强调，“日期新鲜度的调整”这项工作特别重要，执行本次工作的期间，所有市场人员需要辛苦努力，坚持“一日一清点、一日一上报”；各地要执行城市经理“日汇报”，省区经理“日汇总”的制度，各级人员务必要按照《日报工作表》表单的填报、发送要求严格落实。

　　收回产品完成装箱打包工作后，需填写专用表单传真至三鹿奶粉事业部销售部，同时要求将统计表的《电子版》发邮件至sales@sanlu.com。

　　8月20日下午，王荣又收到手机短信催促：“各城市经理及代理商：各地必须严格按要求收货，必须全部收回，不准有漏收不收情况存在！”

　　当日晚间，短信再次发来要求：“各城市经理！下午沟通的关于大卖场等相关调货事宜还需强调几点：一、新货未到，先对大卖场货架产品点好数；新货一到，要立刻用一天的时间将旧货换下。二、新货货量有限，必须保证优先大卖场，要以一当十、当百的使用。三、做好客户工作，对新货到后如何调货，作出工作计划表，上报省区备案。”

　　整个8月，和王荣一样，全国各地的三鹿奶粉经销商和代理商都陷入了严格而匆忙的“收货”并铺新货的紧张中。

　　在三鹿的经销商和代理商忙于换货的同时，兰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的医护人员心情也非常急切。这家三级甲等医院1939年创建于延安，前身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今年从6月28日到8月末，他们已经接收了10名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

　　经过化验，医生们奇怪地发现，这10名婴儿大多为尿酸胺结石，这种情况在结石中非常少见，只占到各种结石的6%—10%。到9月8日，患儿增加到14例。这14名婴儿的相同点是：不满周岁，都长期食用三鹿慧幼系列奶粉。

　　此时，《兰州晨报》记者采写了《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 疑因食用相同品牌奶粉》报道。9月9日上午，7名甘肃患儿的父母联名上书省卫生厅，请求相关部门彻查孩子患病的原因。兰州的记者也走访了兰州市内各大超市，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售价为18元/400克(袋)规格的三鹿慧幼系列奶粉。在售的三鹿品牌奶粉最低售价都在三四十元以上。

　　“他们当然找不到了，在3月份的时候慧幼系列奶粉就已停产。7月份底，市场上剩余产品已经全部被收回消灭了。”王荣说，慧幼奶粉是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生产的。

　　在与婴儿生命的赛跑中，三鹿的“换货行动”领先了一步,并掌握到应对消费者的主动权。

　　9月10日，三鹿集团派出3名工作人员，到《兰州晨报》社就三鹿奶粉产品的质量情况进行说明。三鹿集团在当地的代理商中国西部天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浩义解释说，一个月前，他们听到了一些孩子食用奶粉后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他们主动找到省卫生厅，并通过省卫生厅上报卫生部，对三鹿所有流通市场的系列产品送样进行了检测，结果是产品全都合格。周还强调：“今年三鹿没有18元价位的奶粉。至于（患儿家长所说在市场上买到的）18元价位的奶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

　　事实上，根据三鹿一些经销商向记者提供的内部资料显示：在2008年7月前，慧幼奶粉仍有销售，零售价在每袋17.5—19.5元之间。

　　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谎言可以继续。9月10日，三鹿集团传媒部部长崔彦锋公开表示：“这段时间我们听到的各种声音都有，由于原因不明，我们也觉得很困惑，这也是业界、专家的困惑，因此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去检测，也希望国家权威检测部门能够尽快给出一个有力的检测报告。”

　　在把皮球踢给消费者和国家之后，崔彦锋接着说：“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直到9月10日，三鹿集团仍没有对外承认自己的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

　　瞒报的38天

　　“在8月2日召开的三鹿董事会上，我们就知道了婴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消息。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全球第六大乳业巨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全球CEO安德鲁·费瑞9月15日对外界表示。

　　2005年12月1日，新西兰恒天然以8.64亿元人民币认购石家庄三鹿集团43%的股份，在三鹿的七人董事会中，恒天然占有三席。据恒天然介绍，8月2日三鹿召开董事会后，三鹿集团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立即通知了石家庄市政府和石家庄市卫生局；二，在请示了（地方）政府后，（以非公开形式）召回了其婴儿配方奶粉。

　　“在这个过程中,恒天然方面代表极力敦促三鹿立即召回所有婴儿奶粉产品。”安德鲁·费瑞说。

　　广大中国公众第一次听到三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是在2008年9月11日傍晚，新华社播发卫生部的消息称，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都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大概一个小时后，三鹿集团发布回收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此时距三鹿集团传媒部部长的信誓旦旦仅仅一天。

　　12日，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

　　如果只从三鹿董事会召开到卫生部公布消息来算，三聚氰胺事件被隐瞒了38天。38天对于那些仅有8个月生命的孩子来说是何等的珍贵。事实上,三鹿集团公司隐瞒的时间远不止38天。

　　据恒天然公司介绍，2007年12月以来，三鹿公司陆续接到消费者关于婴幼儿食用三鹿牌奶粉出现疾患的投诉。2008年3月，随着投诉的增多，恒天然公司代表在董事会议中督促三鹿应尽快从生病的婴儿中找到原因。据称为了回应有关产品有问题的抱怨，三鹿组成了一个调查组，与婴儿的家长一起调查，对产品进行了详细地检测。但当时没有查出问题所在。

　　从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三鹿集团为何未向有关部门汇报，恒天然方面的解释是：我们有自信企业能够处理好，因为在进入三鹿之前，它就是一家著名的企业，恒天然进入三鹿后，在质量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气，确保产品安全。

　　“在这期间我们也希望很快就能有结果，但是在中国做这种检测，要在不同级别的分布在三个不同省份的检测机构中进行。他们之间要反复做多次试验来验证。”据恒天然公司透露，这三家机构分别是国家质检总局检验测试中心（the National Burean Product Quality Monitory in Testing Center）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Product Quality Monitory Testing Center )农业部乳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airy Quality Monitory Testing Center )令人遗憾的是，这3家权威的检测机构要么是没能检测出三聚氰胺，要么是发生问题后，未第一时间通报有关部门。

　　7月末，三鹿终于得到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的结论。在漫长的求证过程中，许多婴儿救治时机被白白错过。更要命的是8月2日石家庄市政府接到三鹿集团关于三鹿奶粉问题的报告后，仍然采取密而不报的措施。

　　揭开这个危害数万中国婴儿的惊天大案盖子的，是万里之外的新西兰政府。9月5日，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得到了来自恒天然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的汇报，3天后，即9月 8日，她召开了一个高级部长会议，命令相关负责人跳过中国地方官员，直接通知中国中央政府。

　　这之后，缓慢得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的应对机制骤然提速。尽管没有消息证明是中国中央政府得悉后在第一时间展开调查，但无论如何，车轮飞快转了起来——“9月9日，石家庄市政府向河北省政府反映了情况，河北省政府即时上报中央”。

　　尽管13亿中国人都应该感谢新西兰人，但最近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在媒体上仍然公开自我批评：恒天然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说出真相的时间太慢了，8月2日，恒天然知道消息，8月14日，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也被告知有关问题，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做得都不积极，“让整个新西兰为之蒙羞”。

　　那么，专责食品安全、卫生、质量监督检测和监督管理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这道公共安全的“看门狗”又做了什么呢？3月份时，国家质检总局的政府网站上曾有留言反映三鹿奶粉的情况。此事后来得到了国家质检总局的承认，网上确实有一个食用了三鹿奶粉的消费者投诉，说食用三鹿奶粉造成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质检总局负责在网站上答复公众提问的人员及时给了回复，希望他详细提供相关的信息，以便进一步详查。

　　“然而遗憾的是，后来质检总局再没有得到较为详细的信息，也没有再得到回复。”质检总局领导这样解释为何忽略了半年前的这条重要线索。质检总局称，该局是从9月9日的有关新闻报道上获悉奶粉事件的，而不是从有关工作渠道。

　　有意思的是，8月份的国家质检总局正身陷一系列麻烦之中。8月1日，北京市检察机关接到举报约见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安全司司长邬建平，第二天，邬建平在一幢公寓里跳楼身亡。8月12日，这位主管食品安全的官员自杀消息被媒体披露。8月27日，国内媒体将邬建平之死与质检总局强推电子监管码这两个关联不大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抨击国家质检总局滥用行政许可，超越职权，借推广电子监管码和电子监管网的经营业务牟取私利，严重违法违规。另有律师也质疑质检总局的QS（QualitySafety质量安全）认证、质量免检与名牌评选是巧立名目。整个8月，质检总局的名字都与权钱腐败、行政越位、监管缺位等指责连在一起。他们显然没有心思去查那条看上去无根无据的消费者留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质检系统官员私下抱怨到，依据现行的1986年版国家标准生鲜牛乳收购标准(GB6914—86)，生鲜牛乳的理化指标有7项，没有查验三聚氰胺的环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教授对《商务周刊》介绍说：“在7项理化指标中，有毒物质汞、六六六和滴滴涕早已在牛奶中绝迹。这是1986版标准的历史局限性。”而按照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孙晓康的介绍，目前正在修订的新标准中，只是增加了药残指标，也并不包括其他有害物质。由于三聚氰胺属于非食品化学物质，产品中严禁添加。对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产品标准一般不再一一列出，这也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和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按照这个逻辑，在食品中非法添加有毒物质的行为只能事后发现。“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这不能成为本次发现奶粉和液态奶中普遍出现三聚氰胺的借口。”罗云波说，早在2007年5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中，已经被美方发现违规添加三聚氰胺。“猫粮、狗粮中的三聚氰胺就是为了提高饲料的蛋白质含量，这与目前的奶粉事件是一样的。作为国家质检部门,应该非常警觉，以此类推，中国所有的以蛋白质为主要检测指标的食品原料和产品中都可能有类似情况。”他说，“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的排查力度很不够。”

　　质检总局9月17日曾就此辩称，2007年宠物粮事件后，国家质检总局高度重视，立即部署了有关食品质量的专项抽查，抽查包括奶粉、液态奶、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12类的800批次食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

　　“即使国家质检部门当时确实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但也应该对相关行业做出警示，这样也不会导致三鹿集团寻找8个月才发现是三聚氰胺作祟。”罗云波说。

　　“公司+农户模式 是中间环节存在问题”

　　——专访中国奶业协会理事、中国乳业精华经济所所长、三鹿毒奶粉事件督导陈渝

　　《商务周刊》：针对三鹿奶粉事件，公众把事件的源头指向了奶源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奶农和奶贩子从中作怪。您怎么看？

　　陈渝：奶源问题是此次奶粉事件的直接原因。三聚氰胺既然不是饲养过程中必须的东西，那么首先肯定是人为添加。品牌企业奋斗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我想他们没有必要为了赚点蝇头小利而把上百亿元的品牌价值赔进去。照此分析，人为添加者肯定就是原奶供应者，即奶农或者奶贩子。他们是主动行为者，往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赚取利润，从直接事实来看，这是符合的。

　　随着事件的发展，有人认为可能另有其人。但我仍然觉得真正造成这么大面积的问题，肯定是在奶站环节出了漏洞。原因很简单，奶站收上来的价格，跟公司的收购价一样，中间不造假，怎么赚钱？但是不是没有一家企业在加工环节做手脚，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我也不敢说这么肯定的话。但我觉得主要的通路就是原奶的中转环节被恶意加入。

　　《商务周刊》：三鹿内部是否会有一些不法分子与奶贩子之间存在一种勾搭？

　　陈渝：当一个企业大了，东西多了，确实会存在一些人情奶。一个企业一天要跟奶站打好几次交道，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制度上可以避免，否则我们中国永远都不可能摆脱这种人情。三聚氰胺添加到原奶中，更多的原因在于没有引起行业内包括龙头企业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手段。添加三聚氰胺根本就测不出来，那我就没有必要和你勾结。打个比方，比如你这是一个银行，我不需要通过你就可以拿到里面的钱，我为何还要和你勾结起来分利，担当风险？

　　我不否认这些年下来奶贩子和奶源管理部门人员的感情比较好，不否认存在人情奶的情况。但我觉得这次事情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在乳品行业猖獗了这么久的伪蛋白没有足够的重视和相应的检测对策。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

　　陈渝：这是历史的选择。这种模式主要是让农民通过发展畜牧业，实现农业的增收。当初奶业选择这个模式就是为了让我们国家的农民通过奶业的发展，找到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模式是合理的。

　　但是奶牛养殖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产业。如果建立大规模的养殖场，会面临更多风险；如果分户养，风险相对来说会分散很多。再说，养奶牛投资比较大，不像养猪养鸡。可以说中国奶业这些年，如果不是动用了全民的力量，是不会实现这么快的发展。我不敢说这种模式是最合理的，但是既然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

　　这种模式从质量安全的角度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模式，现在值得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奶业独有的。事实上农业产业化的“公司+农户”模式是中间环节存在问题。现代化的加工企业，规模大，节奏快，而农户是分散的，他们之间的结合必须要把握好中间环节。这次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要消灭奶户，我觉得这剥夺了农民挣钱的机会。我们应该去发掘一些中间合作组织，发动政府提高应急管理，提高奶农的组织化程度，对奶农进行教育，而不是消灭它。

　　《商务周刊》：奶业中的造假，是否是奶业企业压价收奶，一步一步倒逼造成的呢？

　　陈渝：这不是问题的根源。深层的矛盾是我们的政府这么多年来在拉动消费、启动消费这块做的还不够。换句话说很多领导仍在强调现在人均占有量和国际有差距，提倡大家多喝奶，反而导致很多人认为原奶供应就是供过于求。于是在终端市场上价格始终涨不上去，像伊利，销售额每年有160多亿元，而利润只有三个亿。奶业的过度竞争，使企业没有得到更多利润，他们便不可能支付更多的价格在贩奶环节。

　　挤奶厅、奶站，在这些中间环节，政府的管理长期缺位。比如说在大企业中有关系的人在经营奶站，跟地方官员有关系的人也在经营奶站，甚至黑恶势力也在经营奶站，但是却没有人去管他们。如果国家有个准入条件，就不会出现这些乱的环节。

　　《商务周刊》：这次涉及到三聚氰胺的奶粉和奶业企业越来越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奶业里存在“潜规则”呢？

　　陈渝：不是。原奶里造假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并不代表牛奶企业都默认。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乳品企业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检测。添加了植物蛋白，能够检测出来；添加了羊奶、马奶，也能检查出来。这次添加的化工原料之所以没有检查出来，是因为没有相关技术去检测它。

　　企业和奶农之间就是一种买卖关系，奶农坑害企业，企业怎么会默认呢？这不像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你得好处，我也得好处，大家都心照不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知道你在造假，而我能不能把你抓出来，就像猫捉老鼠一样。

　　《商务周刊》：这次事情发生之后，您认为中国奶业将会何去何从？

　　陈渝：我一直在想，当我们的奶业垮了，消费者就要依赖国际的奶粉，像大豆一样，没有了定价权。当奶农对中国乳业没有信心时，倒霉的也是我们消费者。如果不及时处理好，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这些人要么选择放弃喝奶，要么就用更高的代价来喝。

　　中国如果更多的依赖国际市场，后果不堪设想，没有哪个国家市场的奶可以完全供应中国。去年中国牛奶稍微多进口一点，出口少点，就让国际市场的奶荒更恐慌。

　　我觉得风雨总会过去，彩虹还会出现。第一，中国乳品业这次不是全军覆没；第二这不是行业的存心造假，而是中间环节，甚至有黑恶势力垄断原奶市场；第三，这对我们乳品行业来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会教育我们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也会教育我们的行业要注意一些类似事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