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提高农民话语权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日前闭幕的第六届农交会地区农业发展成果展示的重要载体，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台湾等展团参展。

　　1 合作社点亮农交会

　　“开幕当天就签订了5份购销合同，供货量达1.5万吨。

我们闯市场的信心更强了！”在第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齐佳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董德福又惊又喜。这是齐佳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第一次来北京参加展销推销会，原本怯生生的感觉在农交会开幕的第一天就一扫而光，“我们合作社也可以挺起腰杆闯市场了！”

　　在刚刚闭幕的第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展品大放异彩。余姚榨菜、台州西瓜、丽水名特优新农产品……浙江省不仅带来了10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展，而且举办了3场产品推介会。就在一年前，在第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浙江省开创了一个“第一”：百家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亮相国际农交会，首次在国际农交会上捧出合作社的丰收盛宴。

　　今年的亮相农交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仅来自于浙江一个省。江苏省扬州现代农业特种作物专业合作社带来的大麦茶、苦瓜茶，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注意力。这些倍受都市人青睐的健康饮品，就来自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该社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系列有机食品是他们和扬州大学共同开发研制的。合作社从种植、培训到技术指导层层把关，不仅从源头控制农产品质量，而且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经营，节本增效。目前该扬州现代农业特种作物专业合作社已带动4000农户，形成3万亩特种农作物的种植规模。《市场报》记者了解到，江苏参加展示交易的31家单位中，有15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2 试点促浙农收入23连冠

　　作为本届国际农交会的协办方，浙江省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具有典型意义。

　　2003年，浙江便最早被列为农业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试点省；2004年11月,浙江又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农民专业合作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2005年5月9日，浙江省台州市的10位农民领取了我国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此具备了法人资格。

　　就在几天前，浙江省台州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台州西瓜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倾力打造中国西瓜第一品牌。台州市副市长李跃程介绍说，台州西瓜产业采取“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具有基地化、常年化、品牌化、集团化等经营特点。台州西瓜已经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并建立起了一整套可行的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目前，台州市直接从事西瓜生产的农民达5.45万人，有西瓜专业合作社45家，西瓜产业年总产值达45.5亿元，纯收益18.8亿元。

　　“浙江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缔造地。”浙江省副省长茅临生对《市场报》记者说。如今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已近5亿元，固定资产达37亿元。2006年销售农产品总额248亿元，经营盈余12亿元，社员通过返利获得的收入户均达2463元。浙江省因此成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水平、社员收入最高的省份。据悉，浙江省1/3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动。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兴泉称，这促进该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3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目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00多元，翻一番也就是8000多元，现在浙江仅余姚种榨菜的农民，年人均收入就有一万多元！”茅临生副省长自豪地说。

　　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的成员数已经上升到了3486万，成员数占农户比重的13.8%。另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到2008年6月底，全国依法新登记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8072家，入社成员达771850人。

　　3 个体经营丧失还价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主体过于分散，单个农户的经营力量规模小、经济实力薄弱，往往无法掌握市场动态，而且承担风险大，很难获取增值利润。单个生产的弊端在不断暴露的同时，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人们都对三鹿奶粉事件记忆犹新，表面上看，三鹿事件是由三聚氰胺造成的，事实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奶农个体经营、分散养殖、处于弱势地位、丧失话语权造成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市商业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杨谦在接受《市场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杨谦解释说，以乳品市场为例，乳企为了竞争而尽量压低成本，由于他们靠近终端，用强大的市场优势来挤压上游的利益。而上游的奶农处于个体经营、分散养殖的模式，根本没有和乳企讨价还价的能力。

　　“仔细观察整条乳品产业链，大卖场、乳品企业、中间商和奶农都是利益攸关者，而其中最没有话语权的就是农民。”杨谦表示，整个乳品产业链的赢利是以过度挤压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正是由于这种利益攸关者的长期失衡，才导致了三聚氰胺事件的爆发。

　　不仅仅是乳品产业，在其他产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找到奶农（农民）与乳企（企业）之间更有利于奶农（农民）的平衡，才是协调整个产业链的关键。”杨谦对《市场报》记者说，这个平衡点，就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除了依靠政府的监管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发展奶农合作社。这不仅仅对奶业必要，对其他食品产业链同样重要。

　　杨谦认为，要真正解决单个农民所处的弱势地位，解决农民话语权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支农惠农的政策，必须让农民有充分利用组织资源的权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让农民联合起来，真正具有和上下游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规模，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效益。

　　“家底较薄弱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模式面对风云变幻的大市场，显然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也制约了农民经济的发展，所以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带有必然性。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农民合作组织，建立在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础上，是对农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组,它的惊人能量将进一步地显露出来。”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表示。

　　来自各地的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新型互助性经济组织，具有信息整合、分工互助、智慧共享等多方面的优势，以及吸纳农户比例高、合作要素活跃等显著新特征，通过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好地抵御市场风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促进农民增收。这不仅是我国农业走向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迫切要求，更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4 合作社发展前途坦荡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要求各地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问世，从此奠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和其他公司企业一样，名正言顺地到工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放心大胆地发展生产、签合同、做买卖，合作社依法开展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新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正处在起飞阶段，政府的重心不在给钱，而在做好合作经济的环境。”这是包括原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资深“三农”专家吴容、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等研究者公认的观点。可喜的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支持、扶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配套法规政策正在陆续出台。

　　2008年10月15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创造和发展适合农村实际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和完善涉农金融服务新机制。《意见》中专门提到，积极推动和发展“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专业市场+农户”等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信贷模式。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村种养大户和有资质的农业生产企业通过投资“信贷+保险”和信托理财产品。

　　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将在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经营环境中健康、规范、有序地发展，“建一个组织、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批群众”的美好愿景也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