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结构性通胀”、“成本推动”、“输入型通胀”等原因被普遍用来解释自去年夏天起逐渐走高的CPI。昨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霍德明撰文称,目前国内的情况,虽然和国际经济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通胀存在双重“纵容”的结果。
“我们并没有控制住货币供应量。”霍德明指出。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19日举办的“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企业对策”主题论坛上发言认为,1994年,中国实行第一次汇率改革,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一度被高估的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近40%,使得中国经济走上了高度依赖出口的道路;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以后近10年的时间,人民币兑美元被迫锁定在了8.27:1左右。而正是这一锁定的汇率机制引发了国内货币形势的不稳定。在这10年间,中国所有产业综合要素生产进步率开始大幅度的提升,甚至超过了美国,但相对汇率却不能灵敏地反映相对生产率的这一快速变化,人民币汇率被长期低估。这一未经宣布的固定汇率制度发生在美元走软以及中国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中,使得投资大量进入中国,导致了罕见的“双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短短几年内就升值1900万亿美元,在目前资本项目不开放的背景下,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大量外汇占款的存在,意味着人民银行被动放松了基础货币,这恰恰是我国货币失衡的根源之一。
霍德明在文中写道,央行过去3年1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是阻拦现有的外汇占款转化为M2(广义货币供应量)。若汇率还是被低估,未来外汇占款还会大量的增加,未来M2增长量还是无法控制。
“汇率机制不改,出口过旺是无法解决的,于是广义货币的投放量也水涨船高。事实上,中国人的收入已有相当一部分离开了生活必需品,货币具有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投资表达欲,于是我们看到股市、房市、收藏品近年来被炒得离谱,直到2007年才最终转进了CPI,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通货膨胀’。”周其仁指出。
霍德明进一步分析到,事实上,央行在过去几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对冲吸收了部分的流动性过剩,但目前问题的症结在于“汇率上升得不够快”,人民币还是被低估。因此,高达17.5%的高比例存款准备金率的维持时间是中国未来的大问题,如果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之前的这段时间,汇率还是慢慢上升、热钱压力不减的话,届时我们的通胀局面将很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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