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电影从样板戏走向大片

　　1978年冬天，海淀区前进电影院放映员陈胜民偷偷地把英子带到了三层狭窄的放映室。他用这种方式和女朋友约会。在看过近百场免费电影之后，英子嫁给了当时风光无限的电影放映员。

　　2002年，陈胜民和英子再一次走进了电影院。

大专毕业的儿子用第一个月的部分工资，请他们到当时北京最先进的影院之一的华星影城，看了一部美国大片。

　　观影高潮

　　陈胜民偷偷地把英子带到了三层狭窄的放映室，挑了最左边的一个放映窗口，搬来了凳子，对她说：“这就是你的专座啦。”接着，他装好拷贝，点燃了碳精棒，开动了老式的电影放映机。30年后，陈胜民还记得那场《追捕》——每次换拷贝后，他借着昏暗的灯光，总能看见英子凑在小小的放映窗口前那张聚精会神的脸。

　　那是1978年的冬天，24岁的海淀区前进电影院放映员陈胜民就是用这种方式和女朋友英子约会。每次“约会”完，陈胜民总会带着英子去附近的饭店要两碗面，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中喊“加鸡蛋、加肉丝”。在看过近百场免费电影之后，英子拒绝了长相、身材、学历都比陈胜民好的另外几名追求者，嫁给了当时风光无限的电影放映员。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禁锢了十年的群众文化生活骤然间得到解放，被封存的几百部中外影片陆续重新上映，电影院再度火爆起来。一票难求使得电影院职工成了香馍馍，每个月的几张招待票都能够让陈胜民换到当时紧缺的肉票、粮票、油票。

　　“ 那会儿新拍的片子还没出来，只能挑原来的放映，什么《平原游击队》、《白毛女》、《英雄儿女》，还有苏联的《安娜·卡列尼娜》，每场都爆满。样板戏也放，观众也不少，不过没有老电影那么多。”陈胜民还记得，1976年冬天重放老片《洪湖赤卫队》，800多人把放映厅坐得满满的，音乐响起时，全场跟着合唱“ 洪湖水，浪打浪”。虽然天气寒冷，放映厅里连暖气都没有，但观众们都激动得满脸通红、直冒大汗。

　　那几年是陈胜民最为忙碌的一段时光。每天8点上班，有时候碰上晚上加映，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家。陈胜民说，当时北京几乎就没什么娱乐，加上大批知青陆续返城，每天全市各个电影院门前都人山人海。“大家也不挑，只要是部电影，上座率就至少五成，到了晚上和周日肯定是每场满座，有时还在过道加座儿。每逢节假日，附近的机关、工厂都排着队包场，甚至《台风》这样的科教片也看得过瘾。”让陈胜民记忆深刻的是，1978年重放平反的戏曲电影《红楼梦》时，他凌晨刚下夜班，售票处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等着天亮买票了。

　　从1978年开始，大量文革后制作或引进的新电影涌现，将中国电影推上了一个巅峰。虽然1979年生产的影片只有50多部，但中国大陆电影的观众人次达到了279亿，平均每天有7000万次的观众看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纪录，同时也为世界电影史创造了一个奇迹。

　　“文革十年的文化压抑过于沉重，因此在文革后全民需要一种宣泄和释放，电影成了一个最适合的载体。”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中国电影史专家陈山分析道。

　　八亿人看八部戏

　　陈胜民1974年参加工作进入前进电影院，那是电影院最为萧条的时光。电影院经常被挪用为开批斗会的场地，只有在没有其他用途的时候，才会放电影。普通观众能够看到的只有八个样板戏以及“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很多人总结文革时期的电影，就是“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

　　陈胜民回忆，那时观看样板戏影片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机关、工厂、学校要组织集体观看，门票也是半价出售。除了包场外，很少有人花5分钱、1角钱去看样板戏。电影院有时也会放些供批判的“毒草”电影，这时人才会多些，不过大多数观众都在电影放映后才摸黑进场，快结束的时候就提前离席。

　　不仅电影院，电影拍摄也一片沉寂。从1966至1970年间，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无一部电影问世，许多知名导演和演员遭受迫害，绝大部分建国后的影片被认为宣扬封、资、修低级趣味和为“走资派”歌功颂德遭到禁映。1970至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受命摄制了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在内的八大现代京剧样板戏。

　　即使如此，在农村，人们仍然愿意从单调的电影中寻找起码的慰藉。曾在江西下放的上海知青吴艳芦说，由于平日没有其他的业余生活，一月一次的露天电影是整个镇子的节日，她和几名知青从中午就要出发，走十多里的山路到镇上，很多老乡提前三个小时就搬着凳子来占座。由于早已没了座位，他们往往和一群孩子在银幕的后面看电影，“除了下面的字幕是反的，其他都没什么区别。”她下放期间仍看了《红灯记》13遍，《沙家浜》9遍，至今还能唱出大段的台词——原因很简单，那时的文化生活，比电影更要单调。

　　早在文革开始后，出于拍摄样板戏和反修的需要，国内曾引进过不少国外影片，但这类影片都不能公开上映，只能在一些中央部委礼堂和少数电影院有限制地放映，被称为“内参片”，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观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的陈山当年正在北京大学读研，他整天奔波于各个部委礼堂，就为了多看几部“内参片”。有些影片甚至没有译制，有一名懂外语或看过的人站在一旁，按照情节发展进行讲解。

　　人性登上大银幕

　　1978年，知青吴艳芦回到了上海。这一天，她从亲戚手中，拿到了两张“金贵得不得了”的电影票，电影的名字是《望乡》。这部反映日本妓女生活的电影一经放映，就轰动一时。吴艳芦还记得，当出现一些裸露镜头时，电影院里无比安静，同去的女伴甚至不好意思地扭过头，紧紧地抓住吴艳芦的手，却不时用眼角偷看银幕。

　　包括《望乡》、《追捕》和《狐狸的故事》在内的三部电影，是邓小平1978年访日后，为了加强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从日本引进的。尽管经过了严格的删减，仍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无比的震撼。

　　1978年，对于与政治风云息息相关的中国电影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被作为文艺方针提出。

　　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一个事实是，文革时期《新闻简报》类型的电影突然没了踪迹，偶尔作为暖场在电影之前播放。而大量“文革后”新片涌现之后，连样板戏也很少上映了。

　　根据《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以谢晋、滕文骥、杨延晋、于洋为代表的第三、第四代导演，在亲身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推出了《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戴手铐的旅客》等一系列“伤痕电影”，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等小人物的情感、思想和生活遭遇搬上了银幕。“人性”的挖掘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的主题，人物不再是完美无瑕，而变得有情有义、会哭会笑，一改文革电影的阶级斗争主题、过程模式化、对话口号化。

　　此外，为响应当时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出现了如《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庐山恋》等影片，在题材和电影语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曾经盛行过多种多样的类型片，这样的影片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前都难以想象，包括喜剧片、农村片、爱情片、戏曲片、儿童片、反特片等等。各类型的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而《少林寺》在几角钱一张票的情况下还收入一亿票房。每年的金鸡百花奖都能收到数百万的来信投票，连带着《大众电影》也洛阳纸贵。

　　此后，我国陆续从法国、日本、南斯拉夫、印度等国引进了一系列影片，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冷酷的心》、《大篷车》等。这些国外演员的装束、外形都成了时尚潮流，青年们开始蓄留“石村警长”发型，穿“瓦尔特”服装，电影台词也成为人们交往的时尚用语……

　　电影已经成为一扇打开外面世界的窗户，那时，很多女孩子上电影院看译制片，更在意女主人公穿了什么样的好看衣服，寻思着给自己也做一套。

　　不一样的电影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恢复招生，申请报名者逾万。在西安考区，一名28岁的国棉八厂职工因为超龄6岁，被拒绝参加考试，虽然他的摄影相册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这个人叫张艺谋。

　　就在招生结束后，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下达了两个指示：第一，鉴于当年考生中成绩优良者很多，希望考虑适当扩大录取名额；第二，发现特殊的摄影人才张艺谋，因已超龄，不能参加考试，希望破格录取。

　　张艺谋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没有参加考试便被录取的学生。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决定为之后数十年的中国影坛带来了多少电影作品以及附带着的多少争议。

　　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高密农村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在这部电影中，首次担当导演的张艺谋以近乎极端的表现方法来张扬过去电影中没敢表现的人的精神和个性，以及爱情、人性和民族精神。红高粱、红棉袄、红花轿、红辣椒等等极具视觉冲击的场景让国内外的观众感觉新鲜。

　　拍摄于1987年的《红高粱》最终囊括了下一年度的中国电影最高奖项金鸡、百花的最佳故事片，并且荣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使得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和接受了中国电影。

　　然而，《红高粱》却在国内的学界和民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和指责。一些观众认为张艺谋是在电影中展示中国过去愚昧无知的落后面，以此来获得西方世界的赞誉。一些传媒干脆讥讽《红高粱》为“以伪民俗暴露民族丑陋”的“卖国片”，有学者则撰文称是“以诡异的‘中国’取媚洋人的后殖民化”。

　　这样的争议和指责持续了十多年，才逐渐偃旗息鼓。张艺谋之后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也饱受争议，但都是从内容、艺术性和表现形式等纯电影角度的探讨，很少再有人用“卖国”、“民族”这样的字眼去指责一部电影。

　　和张艺谋同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78班，云集了日后足以影响中国影坛的一批有着才华和抱负的准电影人——摄影系有张艺谋、顾长卫、侯咏，而导演系更聚集了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彭小莲、胡玫等等。

　　1984年以后，这批新锐导演脱颖而出，摆脱了之前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手法来做出“不一样的电影”。这群人日后被称为“第五代”。

　　电影体制的艰难改革

　　电影放映员陈胜民的日子不好过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前进电影院的观众越来越少。由于设施简陋和鲜有佳作，除了包场之外，很难再有满座的情况出现，有些白天场次甚至只卖出十几张票，影院的工作人员比观众还多。“那会儿放什么影片，放几天，每天几场，都是上面决定，再烂的片子也要连放几天，而卖座的片子到时间也就不再放了。”陈胜民说。

　　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让陈胜民的工作不再光鲜。年轻人找工作时已经不愿意考虑电影院了，陈胜民手把手带出的几个放映员徒弟，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陆续跳槽。

　　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电影院上游的电影拍摄、播放体系的落后。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电影仍然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生产全部由国家下达指标，投入资金。当时的各个制片厂只管按照国家的要求拍摄电影，根本不需要考虑票房。拍好的影片全部交给电影局审查，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所有通过审查的影片，然后向全国发行放映。

　　上世纪 90年代初，电视、录像广泛普及，使得人们的娱乐生活也出现了多样性，看电影不再是惟一的消遣。整个中国电影市场跌至低谷，观影人数骤减，票房爆跌。 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从1991年的23.6亿元下降至19.9亿元，全年观众人次减少38.4亿，降至105.5亿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减少 130亿人次。

　　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国内的电影体制改革随即展开，各制片厂的影片可以不再通过中影公司，而是自行向全国甚至海外的影院推销拍好的电影，票房开始成为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重要标准。众多电影制片厂也在此时纷纷改制成电影集团，集中人力财力打造大片。

　　终于在1995年，自负盈亏的前进电影院和全国大批中小影院一样关门大吉，无事可做的陈胜民也下海经商。倒闭后不久，前进电影院被改成了一个做川菜的餐馆，放映室被改成了一个小包间。从不吃辣的陈胜民偶尔也会进餐馆，挑一个角落的位置，点一两个不辣的菜，要一瓶啤酒，希望能找到过去的影子。此后，餐馆数次易手，陈胜民在同一个角落品尝过各种菜系。1999年，该地区被拆迁，如今已经是一片林立的商品房小区。

　　大片时代的来临

　　2002年，陈胜民和英子再一次走进了电影院。大专毕业的儿子用第一个月的部分工资，请父母到当时北京最先进的影院之一华星影城看了美国大片《珍珠港》。“那会儿两张票140元，儿子第一个月工资才1000 元出头。但他说我和他妈是靠着电影结缘的，也该享受享受五星级的电影院了。”陈胜民在电影院干了大半辈子，但他所有的电影都是在小小的放映室里看完的，从没有坐在大厅里看电影。

　　6年之后，陈胜民已经完全不记得《珍珠港》的剧情，但依然清晰地描述出步入华星时的震撼——水晶灯、红地毯、中央空调、精致的小放映厅以及从不卡带换机的一次性放映设备。坐在柔软的真皮沙发上，感受着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五星级电影院，陈胜民居然十分的别扭，直到爱人狠狠地拍打了他几下，这才安静下来。

　　1994年，为改变电影市场的萧条局面，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制片方35%，发行方17%，放映方48%)，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以发行的收入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电影事业。当年年底，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这一建议，允许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俗称“10部大片”。

　　1994年11月，《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分账大片在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并以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佳绩在全国创造了大片的第一个消费奇迹。

　　1996 年，民营公司允许进入电影圈，外国资金可注入电影院线。国内出现第一批五星级的影城，随之而来的是超大银幕、精良的影音设备、空调软椅以及小规模放映。此后，《狮子王》、《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席卷华夏，配合着新开张的五星级影城，再度掀起了看电影的热潮。

　　一直追求艺术性独立性的第五代导演也开始了他们的商业化之路，《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在票房上都取得了佳绩，其中《英雄》更以2.5亿元票房被称为“票房奇迹”。冯小刚也以他标志性的“冯氏贺岁片”，取得了商业电影的巨大成功。

　　并非所有商业大片都能在中国取得成功，而且票房的惨败并非完全是市场的原因——年初的国产大片《色·戒》和《苹果》先后在内地被禁止上映，原因是涉及色情等诸多因素。陈山表示，对分级制度的建立和审片标准的放宽，中国电影人呼唤了很多年，各方不妨再解放思想，尝试继续的改革。

　　电影改革的路还将继续，陈胜民已经很多年不看电影了。他还记得2002年的那个冬日夜晚，那个温暖如春的华星影城，当《珍珠港》的片尾音乐响起时，这部被评为当年最烂的大片，让在电影院工作了21年的陈胜民泪如雨下。

　　-口述人：于洋

　　-身份：导演

　　那会儿我正在准备拍摄《大海在呼唤》。《电影创作》上一篇反思文革的报道深深地打动了我，我马上找到电影《邻居》的编剧马林，让他帮我改编这个剧本。文革开始时我36岁，正值一个人的黄金时期，但之后的十年里，我是反革命。

　　1980 年，我亲自执导并主演了《戴手铐的旅客》。这个片子讲述的是，在文革初期，某科研单位发生凶杀案，发射导弹的燃料被盗。此时，正受审查的老公安侦查员刘杰也突然失踪。由此，一场公安人员与特务之间追捕与反追捕的较量展开，最终刘杰用手铐将自己和特务苏哲铐在一起，公安赶到抓住了苏哲，缴获了盗走的燃料，但刘杰仍然因为政治审查的原因被下令逮捕。

　　有时候拍着拍着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老战友自杀那场戏。当时拍摄我在战友家喝酒的镜头，我是真的把半杯酒一口倒进肚子里去，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战友的眼泪也马上流了下来。这些情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切肤之痛的，文革中有很多老干部自杀，也有很多人靠着“共产党员怕什么”的信念挺过来，这部影片就是要表现共产党员坚强的性格。每个参与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是用心、用感情、用眼泪去拍摄这部影片的。

　　电影拍摄基地选在大同，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

　　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而且，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

　　改变“逃亡”路线

　　原剧本中特务苏哲是逃往苏联的，但拍摄影片时为了避免历史敏感问题，我们把逃亡路线改往了南方，后来的场景都是在云南拍摄的。

　　但问题是刘杰坐上火车跟踪从北方逃往印缅金三角的特务，怎么能在路上看到骆驼？骆驼是只在北部地区才有的动物，云南那边不可能有什么骆驼。

　　刘杰被称作“骆驼”，这个名字十分适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骆驼的品格是耐久、有毅力、坚韧不拔，而刘杰就是这样一个人。“骆驼”的场景不能去掉，而且我们想到即便从北边绕过去，也可以拐到云南，问题不太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也会考虑让影片好看的问题。南方的景色也比较美，拍出来好看。

　　打斗戏被剪不少

　　我是山东人，山东人比较讲究习武，我在部队时学过擒拿格斗，演我助手的青年演员马树超来自石家庄公安局，是货真价实的警察，有一身好武功。所有的武斗场面都几乎是我俩设计的，没有找专家。当时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

　　我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有50岁，腿脚不那么利索了，但那时不讲究替身。我在拍大同石窟里被几个人打的那场戏时负了伤，被送到医院休息了两三天才回来接着拍。

　　片子拍完交上去审查的时候，被批评说这部电影不是打斗片，但打斗的场面太多了，就剪掉了一部分打斗的镜头。我说还是应该有打斗场面，因为中国的观众很喜欢看打斗。

　　影片公映之后，我戴着口罩到几个电影院去看，很高兴地发现，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坐满了观众，人们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走，该鼓掌时鼓掌，该掉眼泪时掉眼泪。这让我深受鼓舞，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把历史从这个侧面记载下来了。

　　□1978年

　　各大电影制片厂恢复拍摄。

　　□1988年

　　《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

　　□1990年

　　下放电影票价管理权限，从售出的每张电影票款中提取5分钱，作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

　　□1994年

　　广电部电影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通知》。从1995年1月起，中国电影将打破地域发行由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

　　□1996年

　　广电部在长沙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电影“九五五零”工程的发展战略。

　　□1997年

　　电影管理机构推出“单片许可证”制度，允许传统的电影制片厂以外的影视单位申请电影制作权。

　　□1999年

　　国家广电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文化部发布《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建设改造影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

　　□2002年

　　2月1日，根据国务院第342号令，新的《电影管理条例》于当日起正式实施。

　　□2004年

　　1月1日广电总局第21号令开始施行。电影首次被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