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从没地演出到大师云集

　　▲昔：雅尼来北京演出上世纪90年代，全球闻名的演奏家、作曲家雅尼来京演出。

　　▲今：郎朗举办大师课 今年初，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大师课。

　　今天，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音乐爱好者的节日，然而对于1978年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这样一个大师荟萃、名团云集的盛会是无法想象的。

　　●邓小平特批音乐学院扩招

　　身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的郭文景还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深秋他独自一人背着小提琴从重庆到成都参加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考试时的情景。“那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只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四座城市设立考场，但是，那一年考生的质量和数量都大大超乎学校的预料。学校的老师爱惜人才，私下通过各种渠道最终是找到了邓小平，特批中央音乐学院扩大招生人数。我们那个班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那次扩招而彻底改变人生的。”郭文景记得因为扩招，学校校舍无着落，以至于1978年2月的入学因此推迟到了4月份，“我们的第一个学期只念了两个月就到暑假了，大家都是历经十年动乱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所以就与学校申请，第一个学期不能算数，我们也因此多念了半年的书。”这件事让郭文景至今还觉得很得意。

　　●所有乐团都没活儿干

　　对于1978年时的北京音乐生活，郭文景的印象是“几乎没有交响音乐会。以至于卡拉扬带着柏林爱乐乐团，小泽征尔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都成了天大的新闻，你知道吗？全国音乐界的人都赶到北京来看演出。我还记得那时候北京根本没有适合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音乐厅，卡拉扬的柏林爱乐乐团只能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人们也完全不懂得如何欣赏西洋交响乐，整个音乐会中，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而小泽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来的时候，人们把月坛北街的红塔礼堂装上反音板改造成了一个简陋的音乐厅，为了买到那场音乐会的门票，大家都是通宵排队，那也成了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通宵排队。”

　　说到我们自己的交响乐团，“那时候，北京有中央乐团，也就是现在中国交响乐团的前身，我的印象中他们只会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黄河》、《梁祝》，再多就没有了，他们的演出场所现在说起来也很滑稽，记得有一次竟然是在人民大学南边的友谊饭店里举行的音乐会，我第一次听他们演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觉得特别新鲜。”

　　郭文景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形容为“春天的感觉。是初春的一片荒芜中万物复苏的萌动，但毕竟有春天的气息了”。他把1980年到1990年的这十年比喻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思想解放，大胆改革引进，充满活力的十年”。但人们的文化生活依然比较单调，“我们的交响乐发展还是在很低的水平上。郭文景认为随后而来的是港台流行音乐和大陆蓬勃发展的流行音乐对严肃音乐的冲击，所有的乐团都没活儿干了，乐手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录音棚里为流行音乐录音伴奏，直到2000年左右这种形式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音乐节提升文化生活质量

　　“今天，仅仅北京就有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三支高水平的大型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水平比当年不知道要高多少，频频的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的巡演，大量的与外国高水平音乐家合作，让我们的音乐家的见识也有了巨大的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郭文景特别提到北京国际音乐节。从创立至今的11年里，它逐年丰富着北京市民的音乐生活。“音乐节有它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引进’，在这11年里它为北京市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世界一流的演出，这些都是在别的地方不可能看到的。仅举一例说明，今年音乐节上德意志歌剧院带来的歌剧《玫瑰骑士》，我在四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看得津津有味，其实，我在10年前的纽约就看过这部歌剧，但德文歌剧听不懂，英文字幕又不够顺畅，所以对歌剧的细节并不了解。而北京国际音乐节可以很有针对性地为中国观众提供他们需要的中文字幕，我也因此而彻底了解了这部歌剧。”

　　郭文景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活跃、人民文化生活丰富的最好体现，“第一，它为中国大众不断提供了世界级高水平的演出；第二，音乐节提供了与政府文化部门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丰富和活跃了我们的文化市场；第三，北京国际音乐节给中国作曲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和展示平台，有一大批中国作曲家在音乐节上有机会举办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从2003年到今年，我个人先后有6部歌剧和一场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演，而这些歌剧作品在北京的两家国家歌剧院团几乎是没有机会上演的。”

　　郭文景说，社会的富足也给了严肃音乐更好的发展空间，“回想当年真的是恍如隔世！那个时候人们的服装土得不得了，而今天你看看，我们乐团的乐手有相当人数是从海外留学而归的，甚至还有不少的外援。这个变化真称得上是天翻地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