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性政府使中国经济获得成功

　　搜狐财经10月26日讯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于10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搜狐财经为您带来现场网络直播，以下是文字报道：

    图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

  

姚洋：在座的很多人都上过我的课，我讲了很多次，如果一个谎言不成功，说了一千骗就变成事实，变成真理了。当我讲完了以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为我这些观点到底是谎言还是真理。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中国经济成功做一个解释，是不是搞一个中性政府有必要。在我们研究中国成功的案例的时候，刚才李稻葵教授总结了很多方面，如果把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做的工作，与华盛顿，美国古典经济学家相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多数情况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做的工作完全符合过去华盛顿共识所讲的问题，就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我们过去没有过这样的历史，94年曾经出现过一次，当时也就是24%，跟别的国家来比，百分之几千那就是少得多，而且时间比较长，因此我们这个情况并不是十分严重。我们在过去三十年做了很多纯粹的重新再分配和投资，用重新再分配把资本加以来回调动，资源在国家进行来回分配，94年的税基也扩大了，这是97年和94年之间调整的税基。

　　另外中国在利率方面没有放开，另外这种竞争性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向海外自由投资，自由化，还有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取消进出口的障碍壁垒等等，这都是一些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威廉姆斯所提出来的。我们想说这方面中国做得还不错，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过去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等等。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做的是这样的，他们说中国现在面临转轨的过程，并不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概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来转轨，我当时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很多人不同意的是这儿确实没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就是关于转轨的共识，在90年代有这样的，但是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以后，东欧解体以后，在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了共识。有人说这不一定是中国的模式，我们要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获得了改革的成功，李先生讲了六个经验。

　　我想就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就是讲政府的问题，因为政府采用政策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发展早期，大家非常容易搞这种政府的集权性，在中国之外中国之内好象都是这样的，最近美国国务卿赖斯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中国要搞这种集权的模式，随着中国经济成功得到扩展，这种经济模式被其他国家所采访。我认为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很多民主国家都有经济增长，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是一个民主型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非常快，中国的增长在过去很快，在过去17年都有这样的增长。有很多中央集权的模式的国家，中国也是有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可能过去比现在还更加集权呢。但那个时候好象不像现在这么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途径来解释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现在搞一个中性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代表任何利益群体，也就是说它并不台湾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也没有社会上的纪德利益，也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一个基础是不要强加在中性政府比较好，因为一般当你要想去抢夺的话，你必须和某个群体结盟，作为回报他要把一些权利，还有利益回报给别人，因此我们想说不应该特别有特权，稍微有一些中性的这种政府。

　　另外如果政府是中性的，有特殊利益需求的话，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结成联盟的话，可能会增加失去权利的风险。这样他结盟的话，就没有任何好处。就是因为如此，他就会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现在由于社会中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有些利益群体，觉得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举个例子，在拉美地区，总是有一些利益集团，他们统治着国家，大多数人被派出在外，因此老百姓非常痛恨经营阶层，但是在中国是什么样呢？好象同样这么一个事情在过去我们没有听说大众压力等等，如果都平等对待的话，大家就不会要求你利益重新分配等等，这样政府就会把力量集中在整个社会的长期的福祉上。中性的政府一般在世界上，大家不是这样看来，大家把政府看作是一种精英政府，或者是既代表大众，又代表精英的政府，改革总是在过去进程中，把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的比例重新分配，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竞争，同时和中央政府进行争论，各个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中央政府面临很大的困难，就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全社会共同利益发展而有很多难题。

　　我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这方面不是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国际改革，是95年到05年之间开展的，这10年，大概有四千万人失业或者是不得不再就业。实际上对中央政府，对党的执政基础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才有工人阶级的这些党员代表有很多的抱怨，如果我们来看看国际的改革，不管哪个国家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改革都是艰难的，困难的，因为你不得不去违反或者是让支持你的一部分人失望。中国终于完成了自由化的制度改革，同时也为下岗工人提供了再就业，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另一个例子，很多人都说这种所谓民粹主义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支持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发展。最后一个自然的结果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现在看中国政府如果某一个具体领域，只看中国政府做的工作的话，实际上中国政府有的时候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在某一个领域只看政府的表现，他是中性的，而另一些领域不是中性的，为什么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新的局面，不得不采取一个改革的新的战略，中国政府不得不变得中性。

　　在这里我想讲一点，就是不平等，我看过一个实验，如果一个社会非常不公平，大家想继续生存想要怎么做，政府想要怎么做，政府应该选择在不公平的社会中最有钱有权有势的那些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控制经济，他们选择这些人能够更好的管理，掌控国家，比如说蒋介石在1927年的时候10月12号有一个西安政变，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马上要离婚了，跟他订婚的妻子解除婚姻，马上向宋美龄求婚，为什么西安事变做的事情是这个呢，因为宋氏家族非常有钱有势的家族，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政府如何与社会任何一个群体都结交的话，选择其中一个的话，剩下这些组合，协会联盟会联合对抗政府，所以政府要变得中性。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不平等，社会上不平等，前两类中国的确是比较不平等的，比如说收入不平等。但是从政治不平等角度上来看，我们总说四个农村人加起来才等于一个城市人，就是因为农村人口的人大代表和人口的比例跟城镇的人口，和人大代表的比例相差有四倍之多，我们也可以看看还有社会的不平等，比如说农村，还有城镇之间人口享有的各种各样社会服务也是不一样的，而中国的不平等，至少是今天，大家在关注这个不平等的问题，因为21世纪我们很多革命，这是从社会的渠道的层面来衡量的，因为社会模式和社会机制带来不平等的现象，是很难根除的。而中国这一系列社会变革却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平等根治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中国通过革命现在实现了这一点。

　　我们总是说中国很特别，中国有特色，而西方社会做什么总是进行对立的比较，但是在我看来，我并不认为中国与西方，或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在过去三十年，甚至一百多年进程中，中国做的其实就是在不断重复或者照搬其他国家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做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有借鉴作用的。我们只应该把中国当做全球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我们才能够发现他的借鉴作用，如果总是强调中国有多么独特，多么有特色，这样的话，其实任何国家都是有特点、独特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