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星海：全球需要新的金融体系

　　主持人：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金融办的主任方星海博士，您好。

　　方星海：您好。

　　主持人：刚才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说，要千方百计地防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经济中，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包括我们中国。

金融跟实体经济已经像孪生兄弟一样，有实体经济的地方就有金融，他们的关系是千丝万缕连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才能防止它向实体经济蔓延呢？

　　方星海：你说得很对，金融跟实体经济在现代经济当中很难完全分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家创新型企业，本来可以得到风险资本的投资，他拿到这笔钱可以进行投资。但是现在因为金融危机，风险投资的钱筹不到了，它就没办法向创新型企业投资，这样以来企业就没办法投资，从宏观经济来看整个投资就减少。所以我理解温总理的意思，我们政府在这个时候要加大在经济当中的投资。把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一些企业投资的减少，通过政府投资来弥补上，这样可以减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全球需要新的金融体系

　　主持人：星海，我们看到亚洲峰会上，很多领导人都提到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的金融的势力及其一个新的金融体系，说了很多，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一个详细的描述，您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体系，如果能建成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方星海：这个应该像WTO一样，把全球的很多问题共同聚焦在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上来做出裁决。在金融方面我感到比较困难一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就是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当时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有很多创新。像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是整个体系的设计者。现在我还没看到理论上有这么一群人，可以设计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的体系。第二，二战以后建立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美国是一个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所以美国带头建立的这么一个体系。美国现在受到了重创，恐怕也很难带头，其他国家又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从理论准备和经济实力领先的角度来看，都不太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大家体会到了这么一个需要，建立新体系的需要，但是不太容易建立得起来。

　　主持人：在这次峰会上，会议也发表了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目前国家的经济学习，你的导师叫斯德格里斯，他提出了UVL的判断。就是国际经济，世界经济是呈U形，缓慢地回升，还是触地立刻反弹，还是L形下降以后长期的衰落，L形我最近听说你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观点，你认为这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会比大多数人想象得快，是什么给你这种信心？

　　方星海：我觉得可能是一个U，U底下那一横不会太长。我觉得从这次亚欧会议我们看到，全世界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是协调一致的行动，这样的一种行动以前没有过。协调行动无论是货币政策方面，全世界各国央行同时减息，还是在财政开支方面，还是在营救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方面，各国都是同行的，这样非常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另外，自从有了凯恩斯以后，我们大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知道怎么应对这样的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宏观需求的减少，所以经验比大萧条的时候充沛得多。现在的经济经过这么多年全球化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灵活性，应对危机转变的速度快得多，我们中国也快得多。举一个例子，股票市场这次从高位下跌下来，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2001年从高位下到最低位用了三年半近四年的时间，经过过去几年的金融改革，我们的经济也变得比以前更有弹性，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全世界都一样，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次危机以后的恢复要比想象的快。

　　主持人：与会的领导人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场危机当中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大多数的国家都把IMF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为IMF给你贷款的时候，比如说这次给冰岛20亿美元的贷款，都会提出对国家来说比较苛刻的条件，好像一般这些国家不会向IMF伸手，是这样吗？

　　方星海：IMF原先的事情是来应对一些国际收支不平衡国家的这种风险，这次金融危机比国际收支不平衡大得多，所以IMF本身的作用不可能太大，这也是实际的情况，因为IMF本身就不是设计出来应对目前这样的金融危机的。

　　上海成国际金融中心进程是否会受影响？

　　主持人：我们来继续请教上海金融办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方星海博士。星海，我们也都知道，你和你的同事肩负着把我们的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重任，我不知道这样一场危机对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是否有影响，如果华尔街这次受到了一些撼动，包括欧美的金融中心也受到了影响，是否从某一个角度看，会使我们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得到加速？

　　方星海：我们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是依靠中央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当然我们也要自己尽力，去努力。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在上海也感受到了冲击波，但是我们经过观察以后，发现对我们国内的金融危机影响是完全可控的，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去克服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说，是不是给上海一些新的机会，我觉得从金融开放的角度带来的很多机会，不能说因为有了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就害怕开放了。其实开放有一些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这次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今后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应对金融开放带来的一些风险的一套机制。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金融领域都在有些收缩，一些比较好的金融机构在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够来到中国，这给我们开放带来很好的机遇，我们的开放更主动了，条件也有利于我们，这是一方面。另外，金融在监管方面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怎么处理好基于市场的创新，和有效的监管之间的关系，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得更清楚，我相信今后这个平衡关系我们会处理得更好，使上海成为更好的金融中心。

　　主持人：您是从《直击华尔街风暴》开始到现在，走进我们演播室为数不多的在政府内部从事金融管理的政府的管理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现在也都完成了也许一种从金融危机之后反思，然后到判断当前的形势再到准备行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方星海：我觉得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吸取经验教训，做出我们自己的反应。首先就是要基于对金融危机证券的判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美国这次除了金融内部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监管不到位，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管太贪婪等等，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有怎么谈到，我觉得导致美国这次金融危机这么大，是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美国在外交、内政方面都太扩张了，它本国的储蓄很少，但是它在外交方面的支出非常大，国际事务方面的支出非常大，国内消费也是鼓励民众超前消费，这样就没有钱，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泡沫，这样吸引全球的资金到美国来，也鼓励美国的民众，因为在泡沫情况下，大家觉得自己的房子的价格在上升，这样民众就很乐意借钱买消费。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在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之前，很多人已经提出警告，但是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是睁一眼闭一眼，纵容了危机的发生，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大家要看到。所以我估计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会收缩，国内的消费会减少，在国外的外交事务方面的支出也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