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战经济下滑：中印不同道路的抉择

　　一个低收入国家如何才能逃出“贫穷的陷阱”？中印两国近几十年的经历似乎提供了不错的例子。

　　2007年发达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后，金融层面的问题在多个维度上逐渐展开，目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是日益深入。

中印的出口已经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遭遇了寒流。出口的衰退不但直接影响了这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速，更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目前的危机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萧条的开始，而对中印两国来说，这意味着其复兴之路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外需减弱时，如何开发内需来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模式。对中国来说，未来可能更需要在服务业方面加大投入，以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国民福利，并由此形成稳定的内需市场；对印度来说，没有一个扎实的制造业基础，那么无论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还是为长远发展做铺垫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将因此而受到影响。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中印之间首先需要的是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加紧进行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力争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一个更为充分的制度支持。（谷重庆）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印度都在意识形态的左右下艰难地发展经济，即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来操纵市场的无形之手。

　　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开始推行改革措施，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并开放了贸易与投资市场。这些新政策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以年均8.4%增长速度迅速攀升至现在的4766美元。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到2534美元。

　　虽然中印两国成功地释放了自身巨大的经济活力，但它们的发展道路却不尽相同。中国走上了一条传统的发展道路，凭借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其出口产品集中在服装、玩具和家用电器等领域。而印度则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本国的英语优势发展客户服务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服务产业。

　　迄今为止，中国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模式相对于印度而言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从长远来看，印度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加可取。对全球人均国民收入的调查显示，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服务业的依存度通常高于工业。

　　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模式偏重于产品生产，囊括了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农业。如果将中国与其人均国民收入相近的国家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生产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比其它国家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但与此对应的是，服务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要比世界平均值低12%左右。

　　印度的工业发展与中国相比很难望其项背。如果将印度与人均国民收入相近的国家进行比较，印度的产品生产在GDP中的占比比其它国家平均低8%，而服务业的GDP占比则比平均值高出8%，这与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非常相似。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很容易计算出产品生产与服务业在中印两国的GDP占比相差约20个百分点，这足以说明两国的发展道路迥然不同。产品生产中包括农业生产，而这在中印两国都属于较为落后的产业。产品制造业占中国GDP总量的48%，而在印度只占28%。

　　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中国侧重于产品贸易，而印度侧重于服务贸易。

　　虽然中印两国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它们都成功地实现了持续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人们不禁将中印与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进行比较。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奇迹般地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了其经济发展，韩国经济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倡导并实施了自由企业模式，因此得以实现经济繁荣并逐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

　　日本、韩国在经济转型初期就曾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建立了出口生产基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此相似，而且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廉价产品生产商，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大的竞争力。

　　日韩的发展经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路线图，但印度非常清楚本国不宜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开展竞争，应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先机，而这通常是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之后才会采取的策略。

　　在过去10年间，印度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从18%提升至38%，超过全球最大服务业出口国——美国（美国的服务业出口占比为30%）。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出口所占比例由13%降至8%，说明产品出口的增速高于服务业出口。

　　“经济自由度”决定增长潜能

　　中印两国基于本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现实情况，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中印两国而言，目前的挑战主要是如何推动经济进一步取得发展，如何推出更为高端的产品和服务，因为目前这一领域仍旧由发达国家垄断。而要在尖端领域里进行竞争就要求中印两国从多方面入手不断改善经济与商业环境，以符合欧美国家的标准。

　　衡量经济环境的标准之一是由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该指数根据私营企业能否在各国自由、高效地从事商业活动对全世界141个国家进行评级。

　　弗雷泽指数反映了经济自由度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最自由”的国家通常发展速度较快，人均国民收入较高。就中国和印度而言，近年来经济自由度的不断提升带动了高速增长，从而远离了封闭的、政府控制较多的经济体制。

　　除了对经济自由度进行整体打分之外，弗雷泽研究所还就以下5项指标对国家进行了排名——国际贸易自由度、政府规模、融资难易程度、法律体系与财产权保护、商业活动与劳动力管理。

　　在贸易自由度方面，中国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也缩小了其与美国的差距。开放市场是中印两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步骤。在公共开支、补贴以及税率等方面，印度的政府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中国在融资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该项指标反映出国家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吸收外资的能力）。

　　中国和印度在很多方面仍有待改进。中国的政府规模过大，印度则存在融资不畅的问题。此外，由于两国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所以商业与劳动力领域的行政成本过高。迄今为止，两国在完善法律系统与物权制度方面也收效甚微。

　　世界银行发布的商业报告也显示在中印两国开设公司时，在时间、行政审批以及启动资本等方面的成本仍然相对较高。例如，在中国注册一家公司需要35天，在印度需要33天，而在美国只需要6天，这显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世界银行的商业报告还显示，印度的商业启动成本比美国高106倍，中国的启动成本比美国高12倍。在印度履行合同尤为困难，通常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在咨询公司A.T.Kearney发布的对外政策全球化指数中，中印两国排在全部60个国家的后10位中，这表明两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道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透明国际发表的腐败报告中，中印两国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也许对中印两国的经济腾飞过分挑剔与苛刻并不公平，但当经济发展进入到更高阶段时，初级阶段的许多因素将难以持续支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届时这些经济体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与教育水平。

　　而以上三点都与经济自由度密切相关。健全的法律体系可以保护劳动成果，从而鼓励生产者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很多新生企业都富有创新性，但过高的注册成本与繁复的审批手续可能会抑制其成长。此外，行政管理成本过高时可能影响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积极性，从而减少就业机会，而就业机会增加时会对人们提高自身教育水平起到激励作用。

　　中印需要深化经济改革

　　中印两国的经济正在从以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向以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化，同时也正在改变以低端产品与服务为主的经济面貌。但与人均国民收入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印两国的农业仍占总体经济较大比重，这也表明两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仍然漫长。

　　在中国，约45%的劳动力为农业劳动力，30%从事服务业，25%从事工业生产；在印度，有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20%从事服务业，10%从事工业生产。

　　通常情况下，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比较适合从事简单制造业。因此，工业一般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领军作用，并带来井喷式的发展。但研究表明，工业领域吸纳的劳动力通常不会超过30%，人均收入不会超过20000美元。

　　一旦制造业的发展超过上述水平，那么即使它的规模不断扩大也不会增加居民收入，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时却会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领域吸纳的就业人群往往最多，收益也最高，如美国服务业就占到国民经济的4/5。

　　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评价中印两国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20年间，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因为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现在生产成本持续上升，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工资水平便增长了18%。而越南等其它国家可以提供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油价高企推高了航运成本。一旦美国公司缩短供应链，中国的出口业就很容易受到影响。

　　在印度，教育程度较低的农业人口很难跻身于服务业，这毫无疑问延缓了经济的发展。与中国一样，印度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力降低等问题。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其工资增长的幅度尤为惊人，因为他们是服务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事实上，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也是印度经济发展遭遇瓶颈的原因之一。

　　从长远来看，虽然印度的发展战略比中国的更具有可持续性，但在夯实服务业基础的同时，发展产品出口可以提高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进而促进教育的发展，以便为持续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高层次劳动力。在运输成本高涨的时代，因特网因其信息传输的便利与低成本，可以帮助印度经济更好的发展。

　　中印两国凭借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力，并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但时至今日，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与生产成本使它们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两国不可能永远做世界的廉价加工厂，而这也与它们自己的意愿背道而驰。

　　中印两国若要摆脱相对贫困的状态，就应使经济向高附加值的产品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弗雷泽指数、世界银行商业报告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都表明，中印两国仍在继续深化其经济变革。只要它们不断推进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就可以取得更加卓越的进步。

　　【迈克尔·考克斯（W. Michael Cox）系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阿尔姆（Richard Alm）系该行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分析员。文章不代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或联储系统观点。本报刊登时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王乐翻译。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