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对“补贴全球”说“不”

　　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稳定的金融制度和规则。好的金融制度和规则，本身就是人类财富源泉之一。然而，以谁为主导、建立何种金融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将主导国的利益渗透进来。金融制度软财富的创造者，往往在财富的流动和分配中占尽优势。

　　金融制度和规则的主导权

　　当今的国际金融，仍然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黄金的国际储备功能和货币功能被削弱。“牙买加体制”倡导的特别提款权（SDR）事实上并没有推广开，所以美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依然掌握着世界金融规则的制订权。

　　在世界银行，美国的投票权为16.53%，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时，往往附加了很多以美国标准的附加条件。发展中国家在得到一定贷款时，往往也为美国势力的进入敞开了大门。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为17.14%，根据IMF的章程，对于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因此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所有想加入IMF的成员国家都必须要和美国等国进行谈判，接受各种苛刻的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条件。虽说IMF负有帮助成员国稳定汇价、在国际收支失衡时提供短期信贷的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美国和IMF总是在其他国家申请信贷时，提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和各种干预成员国国内政策的计划和方案，迫使求援国最大限度的让步。

　　国际清算银行（BIS）除了为各国央行之间的相互清算提供便利，也不得不为主导国家的利益服务。例如，在巴塞尔协议上制定的8%的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只有在90年代初才开始被高调执行。这种资本杠杆限制在为全球银行业提供了监管依据的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日本银行业对欧美商业银行的冲击。然而，上世纪90年代在欧、美金融业混业经营中，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却失去了效力。很多大型欧美金融集团，资本杠杆倍数远远超过12.5倍，核心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8%。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银行，2001年净资本平均只占其总资产的3.21%，2008年贝尔斯登在倒闭前的资本杠杆甚至超过40倍。而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而言，每年10%的GDP增长速度、16%以上M2增长速度，以及庞大的国内储蓄和旺盛的信贷需求，如果严格执行8%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么约束本国经济的发展，要么每过一个阶段就会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

　　除了上述宏观的金融制度和规则之外，在微观金融领域，美国的华尔街依然领导着全球金融创新的潮流。

　　比如，创业板市场、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管理技术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和全球的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也成功地为美国金融市场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资本。

　　同样，证券化资产市场，各种创新金融衍生品，也都有力推动了美国和全球资产市场的壮大，同时也把更多财富聚集到美国。甚至连前文提到的次级按揭贷款、次按债券、次按债券为基础的CDO（担保债务权证）、ABCP（有抵押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等结构融资工具等相关金融创新，在酿成信用危机之前，也曾成功地吸引了全球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买房子，一度推动了美国地产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繁荣。

　　总之，如同货币和金融虚拟资产一样，金融制度本身就是软财富。每一种创新的金融制度和规则，都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条件。而金融制度和规则的创造者和主导者，都在这些金融制度和规则主导的财富分配和流动中获益。

　　美国的金融制度推广模式

　　为了推进并维持有利于美国财富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游戏规则，美国一方面坚定地推广、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保持领先的金融制度优势，并利用其它国家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制度渗透并获取财富，有时候甚至不惜制造区域性金融危机。

　　二战以后，美国的金融扩张模式和扩张行动更多地同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世界上任何地区每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和IMF等机构在那里的金融影响力就随之增强。除了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美国和IMF反应比较及时、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也比较多之外，在其它金融危机中所提供的援助、贷款既谈不上及时，在数额上也是杯水车薪，并且附带大量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条款。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IMF对泰国等政府提出的政策要求，甚至还起到了阶段性恶化危机的作用。

　　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和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国，美国不但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控制美元发行、抛售英镑让英镑按着美国的意愿贬值，也可以通过增加美元投放，在20世纪80年代逼迫制造业竞争力冲击美国的日本的货币升值，或者用同样的手段逼迫中国的货币升值。

　　除了推行美国的金融制度，干预别国的汇率政策、汇率水平之外，美国的联邦储备利率变动也已经成为引导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最重要的方向标。除欧洲和中国等经济大国之外，香港、日本、印度以及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资本流动状况、利率走势都同美国的金融市场状况息息相关。

　　总之，通过主导全球金融制度、制定金融规则、引领金融产品创新、干预全球汇率、影响全球货币政策，不仅美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可以得到全球资本的支持，美国的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益，而且美国可以综合利用美元发行、汇率和利率调整等手段，掠夺他国财富，保持本国市场的繁荣，并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转嫁危机。

　　没有国际金融发言权，就丧失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在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金融体制和金融规则，并且已经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就业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政策都很难确立独立的政策目标，单独发挥作用。

　　事实上，在开放的金融环境下，除了欧洲之外，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独立，而是受到美联储利率变化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那些不考虑美国的利率政策，货币政策效果不仅可能“打折扣”，而且有时“南辕北辙”。反之，如果像香港等地区，盲目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就完全丧失了本国货币政策的主导权，有可能伤害本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

　　汇率变化的主导者与接受者

　　不同的时代美国内政和外交的重心不同主导了美元的高估或低估策略。而无论高估或低估，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都是受益者。

　　比如在战后初期，在全球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化工、通讯、电子等产业革命阶段，高估的美元不但不会影响美国的产品出口，而且保持了美国厂商较高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70年代中期，连续几十年的美元高估，不仅帮助美国廉价地进口资源和原材料，而且支持美国完成了其全球资源的占领、资本输出和全球产业的布局，以及全球军事基地的布局。30多年的美元高估，在布雷顿体系倒闭后美元的连续贬值中充分体现出来，尤其是美元兑黄金的价格贬值中迅速体现出来——而美国早已在美元高估的时候就积累了8000多吨的黄金储备。

　　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国家，美国可以在本国主要产业竞争力强的时候，通过高估本币的政策扩大本国利润总量；在全球生产过剩和本国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货币贬值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当美国需要购买资产的时代，美元高估；当美国需要扩大出口的时候，增加美元投放、本币贬值，可以扩大国际货币税，直接导致美国购买力和财富增加。

　　其他国家作为世界货币的接受国，以及汇率的接受者，就常常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来自外部的变化。由于外部经济背景以及世界货币供应量变化，造成本币汇率的升值或贬值，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和财富效应。

　　如果一国经济的主要产业竞争力不强，必须依靠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那么适当的贬值政策虽然会贱卖本国产品、要素和资源，但是却有利于更多的国民财富创造。比如在2005年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低估，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刺激了中国财富生产能力的提高。

　　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国家并不能自主决定本币的汇率的贬值或升值。那么，如何使汇率的被动变化有利于财富的增长呢？这就看各国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用什么样的国家财富战略来应对。

　　比如，随着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阶段性告一段落，以及兑欧元升值的加速，中国正迎来海外投资的良好时机。而此时，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没有完成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体制准备。如果不能利用升值后的人民币进行海外投资，或购买各种战略储备资产，那么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就会弱化。

　　如果中国一直没有金融软财富意识，那么勤劳的中国人民就只能用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储蓄和其他金融资源“补贴全球”，继续成就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的富足，促进美国的繁荣，并帮助欧洲和澳大利亚人休闲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