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须防“负面影响”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在回顾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时，和与会者共同回顾了中国卫生体制的改革；医保制度的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与价格改革；以及改革带给我们的启示。

　　 但王东生着重指出，同时，改革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医药费用大幅度增长，个人支付比例增加。我国卫生总费用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４３．２亿元猛增到２００６年的９８４３．３亿元，增长了６９倍，同期政府和社会投入由７８．８％下降到５０．７％，个人支出由２１．２％增加到４９．３％，看病贵、看不起病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二是对医疗机构监管不力，医德医风每况日下。在放开搞活、鼓励创收政策引导下，医疗机构逐利行为不断增强，花样不断翻新，医疗费用成倍增长。行政管理部门疏于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更加剧了医疗机构和医生不规范行为的发展。３０年来最大的损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医患关系紧张。归纳起来医疗的发展路径是：鼓励创收——医疗机构逐利——财政投入不断减少——进一步增强医疗机构逐利——医药费用翻倍增长——看病贵、看不起病——成为社会问题。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孙隆春则着重讨论了如何建立“大卫生部门制”，通过机构整合，构建精简、高效、统一的管理体制。世界卫生组织政策研究和合作部主任ＴｉｋｋｉＰａｎｇ博士则提出要通过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来向卓有成效、反应迅速的医疗系统管理迈进。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高级卫生经济学家刘兴柱教授从国际卫生筹资机制概述、卫生筹资国家案例、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三方面阐述了国外卫生筹资及对中国的意义。他指出，高效公平的卫生筹资体系是卫生服务提供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化解居民就医经济风险的重要手段。无论依靠税收筹资、社会保险筹资（抑或两者兼备），还是发展商业保险，都将面临公平与高效之间的博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社会政策与经济分析处处长ＨａｎａＢｒｉｘｉ博士在谈到构建高效公平的卫生筹资保障体系的问题时，着重阐述了在中国医疗筹资保障系统改革中的注意事项。他指出，全面覆盖包括重要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主要的临床服务的医疗卫生服务包；要注意医疗卫生服务筹资保障和服务提供之间的关联、公共医疗卫生筹资保障、主要临床护理筹资保障、全面覆盖（保证所有人能根据需要享受服务、优化医疗保障体系）、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筹资保障、对社区和社会产生强大的正面外部效应、主要临床护理的筹资保障、中央政府的职责、各省的角色和公信力、资源、激励机制和职责与各级政府优先考虑之间的匹配、医疗卫生行业服务提供方和其他参与方的公信力、绩效管理系统以及全民参与。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代涛教授做了题为《健康国家战略的国际经验与启示》的报告。报告指出：要以国家价值观为指导；与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相适应；体现公平性原则；注重质量和效率。代涛教授首先从健康国家战略的国际经验和战略特点入手，举例说明了健康国家战略给予我们的主要启示：注重卫生保健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发展变化，适时调整；相关部门、组织、社会团体、社区以及居民参与，注重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卫生信息系统完善。居民健康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从“个人健康”发展到“健康国家”战略；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各自国情、医疗卫生体制特点和居民健康状况，形成各自国家特色；核心是研究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和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健康问题；主要措施是预防为主，统筹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与健康保护；体现阶段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然后阐述了确定我国居民主要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基本思路与原则；引出我国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最后总结得出研究制订“健康中国”战略的意义。

　　 在谈到２０１０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与主要任务时，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许嘉齐认为，２０１０年目标是要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要科学合理确定基本药物，控制其价格，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用药的生产和供应，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减轻群众药费负担，切实保障低收入人群获得基本药物；同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管理，优化品种与结构；建成多部门联合推广和应用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药物处方集和诊疗指南的运行机制；建立覆盖全民、保障供给的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体系，实行招标定点生产、直接配送，保证基本药物的充足生产和及时供应；强化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配备和优先使用的管理，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高药品治疗效益；规范基本药物的价格管理；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提高政府监管能力，确保基本药物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减少药品不合理支出，降低人民群众用药的经济负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