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休息休闲到娱乐精神

　　崔兆奇大哥四十出头，是个讲玩、会玩、懂休闲的人。用他的话说，过去只有“休息”，那绝对是工作之余；现在讲的是“休闲”，那含义可就丰富的多了，有减压、有释放，而这已经是快节奏下的生活方式。有了“休闲”的品位需求，才有了“娱乐”的花样频出、色彩斑斓。

　　1978年 解禁小说藏着卖

　　“没的选，只有样板戏，翻来覆去的8部，颠来倒去地看。”崔大哥经历过把电影当政治任务看的年代，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影片本身。《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等被冠上了“革命样板戏”这个又红又专的名字。此外的所有文艺作品一律查禁。

　　解禁让电影院成了男女老少热衷的场所，追逐着《野火春风斗古城》、《桃花扇》和《红色娘子军》奔波于各大影院。“那时电影票也就一两毛钱。”

　　同时解禁的还有图书，尤其是小说。现在韩寒等一代年轻作家们肆无忌惮的嬉笑怒骂在当年是很难想象的。30年前的“伤痕文学”不知用了多大勇气才突破意识形态的压力。通俗文学更不必说，把故事讲得妙趣横生常会被打上“低俗”的烙印。

　　“当年在地坛门口、老街胡同总能看到有小贩摆着地摊卖书，面儿上摆的统统是《金光大道》、《艳阳天》和《县委书记》等‘文革’作品，贩书人很‘狡猾’，《战斗的青春》、《三言二拍》等所谓‘封资修’的小说统统码在底下。”于是买书便有了颇为戏剧性的一幕，买书人扫过表层的书之后，小贩会如特务接头般搭讪，“还有别的，要看看吗？”通常，该被码在底下的书也不会随身带太多，卖完了再回家搬，以防查抄。

　　1978年的中国面临的是怎样沉甸甸的变局，崔大哥记忆犹新。历史在这一年开始了新一轮震荡。波及诸多领域的改革开放，终结了“文革”的“阶级斗争”纲领。壅塞在国人脑子里的“水泥”被敲碎了，朝向多彩文艺的窗口被打开了，“敌人遍天下”的阴影被冲淡了，一切回到以生活需要为准的轨道上来。

　　“还记得《奇袭白虎团》那一通跟头，翻得人痛快淋漓。银幕上尽是一张张浓眉大眼、英气十足的脸——虽然这长相在我这个年代已经不吃香了。”崔大哥笑着调侃。

　　1979年 关门拉灯听“小邓”

　　“那时候，走路哼的小曲尽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天天被‘抓革命、促生产，人定胜天’的大无畏气概笼罩着。胆大一点时，也只是拿起竹笛吹几段《牧民新歌》，歌颂伟大祖国的辽阔草原。”崔大哥记得最先接触的“靡靡之音”就是外地朋友“偷运”带来的“小邓”（邓丽君）的录音带，哥儿几个关门，拉灯，黑暗中悄悄听着邓丽君的《夜来香》。“第一次听时没觉得香，只觉得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好端端的嗓子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却要唱夜里的什么香？那‘香’字拖音后面还拐个弯儿，瘆人。”

　　人们对何为革命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区分，从形象上看，高大威猛的，必然是英雄；瘦小三角眼，一定是坏蛋。在听歌方面，也是如此分类：气壮山河的，可以满大街高音喇叭里放，低声细语的只能压着音量私底下听。

　　就在台湾流行邓丽君时，内地又冒出个李谷一。“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李谷一的《乡恋》一出，特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顿觉耳目清新，那叫家喻户晓。“咱老百姓没觉得歌词反动，没觉得与日新月异的新社会有叛逆之处，只是不少爱上纲上线的人对这首歌大为反感。一句话，是颓废的靡靡之音。”

　　当年李谷一是被称为“黄色歌女”的，可正像崔大哥质疑的，唱出了美，凭什么不能唱？《乡恋》登上了1983年的春晚舞台。从此，“靡靡之音”全线占领中国娱乐要地。在那个年代，一个李谷一、一个刘晓庆或一个赵忠祥来到一个城市，那真是万众瞩目，万人空巷，争睹歌星的歌迷是老少皆有，绝非当下的“中老年人按兵不动、少男少女追星发烧”的状况。那样的盛况，也只能记存于上世纪的记忆碎片中，不再会有。

　　1983年 评书拿了安全奖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90%的午饭和晚饭都是伴着评书吃完的，最痛恨的两句话就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个时候是每天晚上六点半首播，第二天中午重播，只要有机会，一定回回不落，温故知新。”

　　崔大哥小学时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听得如醉如痴。“记得有一回，袁阔成该讲长坂坡赵子龙七进七出救阿斗，结果‘话匣子’忽然没电了，我和姥姥翻箱倒柜也找不到电池。那‘话匣子’要四节一号电池，但楼下的小卖部只有两节了，害得我走了三里地才买到另外两节，晚上喝着白米粥，吃着土豆丝儿，听着赵子龙威风凛凛（的故事），心里这个舒坦！”

　　好的说书人，都是艺术家。他们将那些名著的文字烂熟于心。绝不只是对原著简单重复，而是包含着对原著的理解和再造，包含着自己的思考、阅历和经验。有首“西江月”说得好：“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崔大哥断言，“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在《岳飞传》中共出现过两次，言之凿凿绝非信口开河，而是他在最迷评书时的精确统计。“那会儿，能把八大锤的锤名背出来只算小意思。我几乎能将整本的《岳飞传》全部复述下来。”在崔大哥的记忆中，刘兰芳是第一个在电台连播传统评书的，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午放学后用冲刺的速度奔回家，听完一个台再转另一个台，端着饭碗，直把脖子听歪。如果放学较晚，那根本不用着急疯跑，因为家家传出的都是刘兰芳的声音，慢慢走过，一句都不带落的”。

　　刘兰芳当年能“火”到什么地步？她到天津演出，人群把周围的民居压塌好几间。鞍山市公安局把她评为“社会治安模范”，因为播她评书的时候交通事故和犯罪率都很低，奖品是一个暖水瓶。

　　1990年 舞厅——从小资转向平民

　　一方空地，一圈沙发，改革开放初期，舞厅是最早诞生的娱乐场所之一。“以前跳交谊舞是要被劳动教养的。那时候，共青团组织学习跳十六步，然后就盛行开了交谊舞。”

　　回眸历史，一切起承转合是这样顺理成章，当人们不再闭目塞听，当视觉和听觉的神经被唤醒、被激发，动起来的需要就变得如此迫切。

　　“最早的跳舞可是件很‘小资’的事，那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接受得了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企业不景气，一下子无事可做的下岗人员成了舞厅这个低消费场所的生力军。舞厅的票价也开始一路走低，大部分舞厅为了稳定客源都实行了月票制度。此时的舞厅已不再清场了，一次买票进去可以跳个够，个别舞厅还把门票定价为1元。本来在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属于高档次的舞厅慢慢走上了平民化道路，去舞厅跳舞再也不是一件特别“拉风”的事了。

　　“因为有的舞厅还有现场乐队和歌手表演，于是点歌斗富、酗酒闹事的小插曲频频发生，舞厅成了名副其实的‘事故多发地’。”

　　还有一部分经常上舞厅的是外来务工者，由于舞厅的消费水平降低了，除了门票钱外，加上几元钱的茶水，就可以在此“泡”一个晚上。

　　从“秧歌”和“忠字舞”的时代走来，舞厅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停止了关于风化的简单思想斗争。“上世纪90年代的小青年需要手舞足蹈被解放的快感。交谊舞是对爱情的赞美，舞厅是对追求的纵容，舞厅的革命性在于打破了授受不亲，甚至可以说是‘搂抱不是罪’，是最早以男女欲望表达为重点的公众窗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后迪厅、KTV、酒吧均师承此脉。如今，舞厅逐渐被人们所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迪吧、KTV等娱乐场所。不过，无论如何，舞厅曾有的辉煌，是一段永远不可抹去的记忆。

　　2000年 拇指拨动新文学

　　说话间，崔大哥的手机可是没有半刻消停，短信的提示音不绝于耳。偏巧这一天是崔大哥生日，夹杂着调侃的、煽情的、暧昧的、亲切的问候短信前脚跟着后脚。“你是哈密我是瓜，看了短信笑哈哈，笨瓜生日快乐！”“长长的距离，长长的线，连着长长的思念。远远的空间，久久的时间，剪不断远方的惦念！”

　　距离世界第一条短信推出8年之后的2000年，中国移动推出短信息业务，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短消息业务市场。这并不奇怪，因为短信太适合中国人了，它是技术对沟通传统的继承，它是手段对民族性格的保护。用不着探讨它对中国通讯事业发展的革命意义，用不着质疑它加速了现代人们对于书信的遗忘，成为面对面交流萎缩的帮凶。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短信，充满文学的原创意味，它既不是诗词歌赋，也不是散文小说。大家叫它“段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书写方式的改变不能改变文学的内在。而这些短信是一种魔方式的拼贴，其中运用很多隐喻、双关语、藏头诗、回形诗等写作的方式，表现了现代反讽的精神、狂欢的气质、幽默的感觉等等。曾有作家藉此认为，短信方式是对语言运用的一种丰富，是对文字这个“矿脉”的新开发形式。有了短信，创作在不经意间完成，原本要深思熟虑的种种修辞，如对仗、押韵，在灵光一闪中实现，更绝的是人人都在创作，人人都在欣赏，人人都以此为乐。

　　问题严重了。当“段子”成为一个时代的广泛阅读，它就有了教化、审美、愉悦的功用。尽管时下的手机短信还荤素混杂，良莠参半，但它的原创和民间意义已初具文学特质。而且那些针砭时弊抨击官僚的短信，未必不是对社会的提示和警醒；那些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搞笑和幽默，为我们日子的匆忙和疲惫提供了廉价的精神小吃。虽不醇厚，但够生猛。一点点烈，一点点辣，爽快爽口，一笑了之。短信有价，一毛一条，而快乐常常是钱买不到的。

　　2008年 娱乐精神无极限

　　2008年的奥运会定格为永久记忆，同样被记住的是不间断的体育解说。崔大哥看比赛，看的不仅仅是比赛。因为，韩乔生常让他笑出了眼泪。奥运赛事这么多，体育解说这一档子，就需要不少人，所以央视出现了许多生面孔和许多新声音。作为资深且精通无数体育解说的韩乔生自然是非常繁忙。

　　于是，忙中又有许多谬误产生。网络上又流传了许多段子，什么“体重30岁”，被菲尔普斯的天才震惊，笑言要对他进行DNA鉴定，最好他母亲也一起做个DNA，以确定这异于常人的“大鱼”是否外星人。虽然这确凿无疑是韩乔生的手笔，但实则网络上流传的许多笑柄，并非都是韩氏语录。“他只是说了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大家都在娱“人”之乐。

　　“在央视诸多体育解说员里，韩乔生是个异数，这样笑对网络上泛滥的流言，能这样幽自己一默，继续满嘴跑火车，他快乐且大度。同时，这个快乐的人又非常敬业，几乎担纲解说了我所能想见的所有体育赛事。运动员花絮，台前幕后，他见缝插针地塞给我的就是这么多东西。”崔大哥评的坦诚。

　　“他让体育回归了原本的娱乐本义。刘翔比赛那天，我由衷地希望他能以一个放松的心态来跑，最好是韩乔生解说，让全中国人都能随之轻松。”

　　很少人了解，诺贝尔奖还有一个“姐妹奖”——伊格诺贝尔奖，英文名叫做“IgNobel”，有人翻译过来就是“搞笑”诺贝尔奖。它是于1991年在美国设立的，评奖要求就是“不寻常、幽默、有想像力和感染力”，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让人们“先大笑，然后开始思考”。

　　也许这就是娱乐的真意，人总要有点娱乐精神。

　　休闲娱乐，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

　　■ 湖南卫视 就是让你“乐”

　　近日一直火爆的湖南卫视大型全民参与挑战节目《智勇大冲关》开播以来收视率稳居全国同时段节目前三位，其飙升的收视率惹来争议不断。有人说“这个节目是全国神经病的集中地”，也有人认为这个节目是“展现国民幽默素质的偶像片”。湖南卫视《智勇大冲关》制片人罗强良曾挺身而出为千奇百怪的参赛选手正名。

　　与所有挑战类节目一样，选手挑战《智勇大冲关》复杂的赛道原本是节目的看点，不过到了“誓将娱乐进行到底”的湖南卫视则有些不同，参赛选手利用赛前一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时间做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或说些惊世骇俗的话。罗强良认为，节目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发挥观众的积极性，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选手们的幽默感更多的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创意，这是一种天性的表现，让人感觉亲切，而他们中间一些人身上的故事，也能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引起观众的共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娱乐节目在中国遍地开花，成为中国电视领域中最活跃的节目形式。这种大众娱乐让人犹记2005年的“超女”，把大众娱乐推向最高峰，至今余韵绵长，电视媒体似乎成了专门为大众表现和表演的“平民”舞台。普通人成为社会主角的梦想变成被媒体放大的“经典人生”。

　　一句话，“全民娱乐”彰显的是平民精神。

　　■ 非主流 相声也疯狂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让相声回归剧场、回归民间做出了很大努力。郭德纲对于相声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相声就是用来娱乐的，主要作用在于搞笑。自从相声脱下了民间的长袍走下剧场舞台，换上了体制的西装登上媒体银屏之后，相声也就从以讽刺批判的主题为主的搞笑坊间的功能，向以教育歌颂、追求品位为主的体制功能“胜利”进化了。

　　对此，郭德纲说：“相声的主要作用在于搞笑，在于娱乐观众，我跟相声界有一个约定，他们负责品位，我负责搞笑。相声要是不搞笑了，那就太搞笑了。”

　　对于最后这句伟大的幽默，叫人感触至深。在文化的肃穆面孔前，文化艺术人士积极进取与时俱进地做着文化的八股和艺术的八股。每年的春节晚会，都能听到政治节令性质的赞歌，也逐渐习惯了每年借属相动物的毛皮，来粉饰太平的品位高雅但口味平淡的曲艺段子。这些缺少娱乐油盐的节目，支撑起来了民间追求娱乐的大篷。国人渴望娱乐的饕餮之胃，就在如此的体制下备受着营养缺乏的煎熬。

　　一句话，能“娱乐全民”需要的是包容心态。

　　■ 细数娱乐规则

　　1993年文化部颁布《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管理办法》，对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申报和审批、场地和设施、经营与管理、奖励和处罚等做出规定。它是我国对文化市场逐步实行法制化管理的开始。

　　1993年被视为文化娱乐市场发展新阶段的开始，完全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赢利性娱乐场所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更多娱乐形式出现，1983年从国外传入内地的保龄球和其他一些娱乐品种这一年在大众层面普及。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文化部于1995年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娱乐市场普查。这次的普查结果表明：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同时起伏。普查还显示，在文化娱乐市场的构成门类中，舞厅、卡拉OK厅、台球厅、旱冰场等机构数目减少，结构比重下降，综合娱乐场所和各种新兴娱乐项目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因为娱乐项目暴增，文化部于1996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对新兴文化娱乐经营项目管理的通知》。针对高档娱乐场所过量出现，文化部要求各地合理控制总量。这次调整后文化娱乐市场的机构数目大幅度下降，但其他主要指标，如资本金、主营营业收入、税金、创造增加值等基本达峰值。

　　1999年3月17日国务院发布《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自1999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 这一年，全国先后发生几起娱乐场所的严重事故。引起对娱乐业的一次大范围整顿。

　　国务院专门发布针对娱乐场所管理的文件，主要精神包括：所有娱乐场所凌晨2点必须停止营业，停止所有娱乐场所的审批。整顿期间，针对娱乐业管理具体施行中，文化部门和公安部门职责不明确等问题，有关部门开始酝酿对1999年《条例》的修订。

　　新《条例》在1999年《条例》基础上修改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于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1月29日公布，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一句话，娱乐休闲也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