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英语嵌入中国人生活

　　2008年6月3日下午3点，李阳把他的“疯狂”带到中山市坦洲中学，与学校的全体师生来了一场“疯狂”英语体验。

　　2008年8月8日，奥运圣火燃起。依照往日观看重大新闻的习惯，高厚堃、俞敏洪、方楠、张立勇不约而同地在家中打开了两个电视频道：一个CCTV、一个BBC。

　　30年来，作为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杂志的创办人、新东方出国培训的土老大、留学牛津的优等生、英语自学的布道者，他们薪火相传。

　　放眼中国，从《FollowMe》、《疯狂英语》到《双语宝宝》，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学好英语的愿望从未消减。

　　30年过去，大洋彼岸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英语学习》复苏

　　“1978年10月，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类杂志《英语学习》的复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高厚堃称。

　　高厚堃，83岁，北京外国语大学离休教授。他是中国第一本汉英词典的编撰者之一，也是《英语学习》的创办人之一、第四任主编。

　　“(当时)社会大环境已经变了。北外西门口原来有个自制炼钢炉，刚刚拆了。工厂恢复生产，学校恢复教学，高考也恢复了。我的感觉是，荒废了很多年，各行各业都有一股学习的劲头。”高厚堃回忆说。

　　确实是水到渠成，环顾高厚堃四周，英语在这一刻成了人们迫切想掌握的一项技能。高厚堃的爱人当时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为了给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英语，她被领导派回来抢英语老师。“总算开始正经搞科研了。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语言是英语。我们国家最早和苏联好，很多研究员开始学俄语，半道改了英语，"文革"10年耽误下来，基本都扔得差不多了。”

　　在社会上，学英语热也开始悄然兴起。《英语学习》复刊后，发行量很快达到50万份，数年后，更是猛增到100万份。而在1958年，这份杂志创刊时，首期发行量仅为2000册，最高时不过15000册左右。

　　1976年，现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到了中国的南京大学。他后来回忆说：“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搭乘公共汽车时，只要看到我们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才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虽然车上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5米范围内总有空位。”

　　战斗的武器

　　复刊后，《英语学习》当时的主办者沿用了陈毅的题词，并在第二期重刊了陈毅1962年对外语师生的一次讲话。

　　讲话中，除了感慨自己留法时未能有精力学习语言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还总结了学习外语的意义：“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还可以把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

　　重刊这篇讲话，是因为文中一些提法放到这一刻依然很适用：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校内是否可以只讲外语不讲汉语？一些人反对人家讲外语的做法对不对？学好英语是不是忽视政治的表现？学习用功的学生是不是个人主义？

　　复刊初期，征稿要求是：“革命回忆录、新长征的新人新事以及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文章”。复刊一年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英语学习》的封底刊登了高厚堃译编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的插曲《柳叶之歌》和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对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厚堃来说，音乐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躲在家中偷偷听古典音乐。对于《英语学习》来说，这是第一次刊登真正的英文歌曲，“编辑一开始拿不准，很慎重地开会研究了一次方才定下。”

　　谨慎选稿，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印迹。“当时，办杂志有很多担心，担心把领导的名字印错了，担心作者的立场不对。我们的禁忌更多，还担心选稿的媒体是恶意攻击中国的媒体。为了保险，尽量刊登古典作家的作品。1966年，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只好停刊。后来说缺少新闻纸，但更真实的原因是，大家都担心出差错。”

　　各种官方媒体上，学习英语是阶级斗争需要的论点，也被反复强调。

　　1978年的年初，《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中称：“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8年的年底，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到晚年仍每天抽空学英语。工作人员见他如此刻苦，就问老人家，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学习外语？毛主席亲切地告诉她，这是斗争的需要。

　　选拔的标杆

　　1978年前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学好英语、开放国门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但少数日后的精英人士已逐渐感受到，英语是一个选拔标准，一个超越芸芸众生的撑杆。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选拔的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2年。选拔标准有4个：政治、业务、外语、身体。外语取代出身，成了名列第三的选拔标准，并在实际中卡住了绝大多数的报名者。

　　临行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接见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到机场送行。美国机场迎接他们的则是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

　　虽然莽撞而急促，但这已是一个开始。当年的英国《观察家报》还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以上的留学生。文章称：这些年轻人将充分地接触英文。

　　1978年，在国内，英语同样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拔指标。前一年的12月，高考恢复，并“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内容、统一录取标准”。最后一条，尤令国人耳目一新。1978年的高考，英语列入了考试科目——“不计总分，但是录取的重要参考。”

　　很难说得上是远见，还是一个无奈之举。数据显示，1977年的高考，报名者570万，录取27万；1978年高考，报名者610万，录取40.2万人。100分的卷子，数百万人参加，同一分数上有几十万人。录谁不录谁，总得有个标准，出身算一个，英语成绩也算一个。

　　英语的地位在这一刻就已悄然确立。此后的几十年，作为一个选拔标准，英语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左右着无数中国人的个人命运：1983年，初中升高中需考英语；1984年，英语正式列入高考科目；1999年，职称英语考试全国通行。

　　回到1978年，在北京，高厚堃参与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完工。至此，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与英文世界沟通的工具书。

　　在江苏江阴的小镇里，16岁的俞敏洪登场，他参加了此次高考但落榜，英语只考了33分。俞敏洪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这位女生产队长依然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在她的坚持下，高考英语考了33分的俞敏洪，成了附近一所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

　　俞敏洪喜欢背字典，也许也背过高厚堃的词典。在第三次复读后，他考上了北大西语系的英语专业。大约又过了10年左右，俞敏洪出了一本教人背单词的GRE红宝书，红遍大江南北，重复了高厚堃的足迹。

　　千万人“跟我学”

　　1982年，凭借多年在英语教学领域的研究，高厚堃受官方委派，远赴澳大利亚，为当地的对华广播节目做编审。

　　一年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些英文书籍和省吃俭用省下的2000美金。这笔钱先换成外汇券，又换成了家中的彩电、冰箱和儿子的一辆自行车。“当时物质很紧缺，国内这些东西还没普及。家里有了这些东西，确实很方便生活，大家都很羡慕。”

　　物质的刺激总是更直接、更有力一些。

　　1982年1月5日，《FollowMe》(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开播，高厚堃的同事胡文仲和英国人凯瑟琳搭档。外国人的原版教材第一次进入中国，让电视节目少、外国节目更少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在长春，方楠回忆说：“《跟我学》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播。当时节目太少了，大家什么都看。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稀奇——一些高鼻子的人在讲一些听不懂的话。这些人穿的东西、吃的东西、住的房子，都让人觉得新奇！”

　　这一年的《中国日报》上说：《跟我学》在中国拥有1000万观众，与中国当时居民拥有的电视机一样。此后不久，有资料披露，《跟我学》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卖出了3000万册。

　　高厚堃回忆说，“也就是从1982年起，《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疯狂英语》、《华尔街英语》、《双语宝宝》在中国各个层面铺开，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神奇"教材。”

　　与英语热相互呼应，一些英语能力优异的人，在社会的各个行业脱颖而出。高厚堃邻居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0年，这个女孩毕业后，依靠流利的英语从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入主正大综艺。仅仅9年后，《亚洲周刊》将“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头衔送给了她。她叫杨澜。

　　疯狂的英语

　　回到1980年，考上大学后，俞敏洪发现，虽然英语高考考了93分，但他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入校分班时，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他被分到A班。一个月以后，俞敏洪被直接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这是中国大多数学英语人心中的隐痛，学习能力与实践运用能力严重脱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重复同样的悲哀——“用不用，都得学英语；学不学，都不会用英语。”

　　一些支持的声音认为，作为一种国际沟通的工具，英语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它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全世界普及。为什么不努力去学习它呢？

　　另一些反对的声音则表示：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一个普通学生50%以上的学习精力都放在了外语上，与此同时，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能力每况愈下。学英语是好事，但不等于事事都要考英语，中文国度，何必把英文摆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争论，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发现，学好英语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要和外面的世界自由交流，就要会说、会写真正的英语。

　　这一愿望成就了很多人。1986年，在北京中关村，多次出国未成的北大留校老师俞敏洪，站在电线杆子前，一手拿浆糊刷，一手拿英语出国培训班的小广告，准备赚些小钱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20年之后的2006年9月7日，新东方(NYSE:EDU)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收盘价20.88美元。身为新东方董事局主席和CEO，俞敏洪身家2.42亿美元。

　　大约4年后，在甘肃兰州，兰大毕业生李阳创办的《疯狂英语》，依靠“教人张嘴说英语”的一招鲜，也开始了持续10多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历程。

　　身为英语教学界的先行者，高厚堃对这些神奇的教学方式并不迷信。他认为，一方面，传统课堂教学虽功不可没，但也的确需要反思。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否学好英语，并非一个神奇的教材或短期培训这些外力所能达到的，关键在于自身的长时间坚持。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疯狂情形，以及应运而生的畸形的英语教育产业化，也吸引了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LianPek)的摄像机。他曾是BBC和CNN的驻中国记者，会说汉语但不会认汉字。他先后采访了疯狂英语的主持人李阳、退休老人杨景琇、北京街头民警刘文立、广州小学生李琪琪，试图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如此狂热地学习英语”这个令西方人难解的疑问。

　　交流的工具

　　内部的反思、外界的质疑，从未对英语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产生影响。俞敏洪的2.42亿美元身家中，就有方楠的1280元，张立勇的23元。

　　1280元，是方楠一份雅思考前辅导班的费用。方楠是东北人。1988年，在小升初的考试中发挥出色，进入了当地的英语特色中学。2004年，方楠接受了新东方学校短暂的考前辅导后，以雅思7.5的成绩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了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23元，是张立勇购买一本托福红宝书的费用。1999年，清华大学第15食堂厨师张立勇，熟读了这本词汇书后，考出了托福630分的高分。2004年，隐迹在灶台与饭勺之间的这位英语考试高手，出版了个人励志自传图书《英语神厨》。同年11月份,他被调往学校行政机关工作，业余时常受邀为人们讲述自己的英语奋斗史。

　　改革开放30年，从高厚堃到俞敏洪，再到方楠、张立勇，几代英语人薪火相传。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学英语逐渐回归其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个人爱好，一个与世界相互交流的工具。

　　2008年8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使用的“Exceptional”一词应该翻译成“非常出色”还是“无与伦比”，高厚堃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研讨电话；方楠牛津大学的一个英国朋友，则提前来到北京，打算先看奥运会，而后进北大学汉语；英语神厨张立勇，以市民代表的身份接受了奥组委主席刘淇的会见，并开始在各个小区内教奥运英语。

　　这一刻，纪录片导演莲·派克已经回到新加坡。他为自己的片子取名《MadaboutEnglish》(疯狂的英语)。他称，“这是一部激励人心的影片，讲的不止是一个学英语的故事，还有梦想和坚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达到的目标。坚韧、勤奋、自信和对梦想的渴望，是创造任何成功的必备品质。”

　　回望1978年至今，随着政治力量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中缓慢抽离，觉察游戏规则变化的先后、手中资源的多寡，以及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成了改变每个中国人命运中最关键的因素。英语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工具角色。

　　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英语这种世界沟通工具的普及，使得中国与世界尽可能地无缝对接，人类社会的智慧财富，在两者之间自由流淌，共同繁衍更新。而我们的语言，已在大洋彼岸，成为新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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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激励一亿个年轻人

　　-口述人：张立勇

　　-身份：《英语神厨》作者

　　我是江西赣南人，来自一个偏僻的且名字有些拗口的小山村——獭坑村，常常被人读作赖坑。

　　我第一次看上电视是在1989年，但看的不是自己家里的电视，而是到一个要走十几分钟路的邻居家里去看，一台14英寸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机跟前围着50几号人。所以做梦也没有想到十多年以后自己也竟然成为了一时被媒体关注的所谓名人或新闻人物。

　　能考取大学曾是我的最大梦想，然而贫穷使我的大学梦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为了弟弟妹妹能继续上学，为了能让父母不再出去向别人借钱、借米，为了能让家人住上不再漏雨的房子，我在高中的第三个学期主动告别了学校的大门。

　　1993年，我19岁时跟随一大批外出打工者来到广州。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我在广州找工作到处遭遇尴尬和痛楚。我做过一年多的建筑工人，后来在一家外资玩具制造公司做搬运工，流水线工人，再后来是产品包装部经理。

　　1995年10月的一天，厂里突然来了一批外国客人，一位身穿蓝西装的翻译娴熟地同他们说笑，我心头一阵澎湃，学英语是一件美妙而有用的事情，可以和许多外国朋友侃侃而谈，并为顺利开展商业活动充当一个美妙“桥梁”，从外国客户那里拿到订单，让工厂几千号的工人都有活儿干。

　　回到宿舍，我从行李里翻出高中英语课本，想躺在床上安心学习。工作了一天的工友疲惫不堪地走进屋里，像往常一样随手把灯关了，随即响起响亮的鼾声。

　　离开广州后，我来到文化氛围最浓的北京打工。1996年6月8日，在叔叔的介绍下，通过严格的考试和考核，我在清华大学第15食堂当了一名切菜的临时工。

　　清华园第三教学楼的露天平台上，有一个英语角。19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切了一天菜的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到宿舍，而是踏上了那片对我来说非常神圣的土地——英语角。我缩在一个角落里，听别人交谈。一个英语角的组织者走过来同我搭话。我说出了第一句“Howareyou”之后，满脸通红。

　　我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但学习地点再次成了问题。我在操场旁的路灯下看书，不知道被篮球砸过多少次。到了冬天，我穿上最好的衣服，刮了胡子，认真梳了头，鼓起勇气走进了清华的教室。

　　1999年，我参加了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并顺利地通过。紧接着，我参加了六级考试、托福考试，并在托福考试中得了630分的好成绩。我再也不满足仅仅对英语知识的学习，我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考取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习对外经济与国际贸易专业。我还借钱买来一台电脑，自学计算机的使用以及网络的操作。

　　1996年到2004年，我默默地在灶台前坚守了8年。8年里，最值得我自豪的事情，并不是托福考了高分，拿到了大学文凭，而是8年来，我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学习耽误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清华厨师是非常不容易的，每年都要进行技术考核，服务测评，在某种程度上说难度并不亚于托福考试。

　　1999年，无意中，我暴露了自己的厨师身份。原来，有很多人逼问我的专业和院系，我都没有说过。清华电视台的学生记者获悉后，采访了我。北京电视台，也把摄像机架到了15食堂的窗口。节目播出两个星期后，一位崇文区的母亲带着孩子来找我，要请我吃饭，说她的孩子看了我的电视节目后不再打电子游戏了。

　　2004年7月，我出版了个人励志自传图书《英语神厨》，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图书”。

　　感慨走过的三十几年，我告诫自己，不能停止学习，为此我仍然在职攻读传播学的硕士。

　　这几年，利用自己获得的奖金，我到了四川灾区，义务辅导学生们学英语，还到西部农村去考察，到各地大学、中学免费为青年学生做了近200场演讲。

　　我决心把公益做下去，关注像我一样的农民工，关注他们的教育，关注他们的就业。我的目标是激励一亿个年轻人，让那些在自卑和浮躁中跌倒的年轻人在思想上站起来，让他们更好、更积极地去学习、工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2

　　 学英语大事记

　　1978年

　　10月，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类杂志《英语学习》复刊。

　　1981年

　　1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国留学之路被打通。

　　1983年

　　当年起，凡学过外语的初中学生，报考高中要考外语，成绩百分之百计入总分。

　　1984年

　　9月，以“录取参考标准”、“占总成绩10%”小步逐年前进的英语，正式以一门主科的地位进入高考。

　　1987年

　　9月，大学开始第一次四级考试；1989年1月，大学开始第一次六级考试；考试规模也从最初的10万多人逐步扩大到今天的1000多万人。

　　1999年

　　人事部发文要求，专业人员晋升职称时，必须取得相应合格证书，职称英语考试自此全国通行。

　　2001年

　　国家教委公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试验稿)，把英语课的设置提前到小学三年级。

　　2006年

　　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

　　3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