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可持续的眼光关注乡村

　　以可持续的眼光关注乡村

　　■李梓

　　勿忘乡村

　　这是一个“平”的世界，至少，对于城市来说是这样。在中国的600多个城市里，每个城市的街道都铺着图案相似的地砖，超市里卖着同样的商品，所有的中学生都穿着肥大的校服，理着标准发型，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追求差不多的时尚，电视机里播放着上百个频道，麦大叔和肯德基总是在两隔壁打架。

你看到了这个城市，也就大体可以推断其中国的其他城市是什么模样。

　　在2008年，中国约有6亿人生活在城市里，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数字。今天，99%的传媒信息是关于城市的，报纸很少刊载乡村的内容，因为乡村的人不订报，网络也很少有关于乡村的内容，因为乡村的人不上网。

　　在20年前，城市人刚刚从农村来，乡村意味着乡愁和牵挂。哪怕在10年前，《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上，还比比皆是农村问题的讨论。而在今天，乡村和我们的血缘关系渐渐淡了，希望工程和三农问题不再是一个让我们揪心的话题。年轻一代的城市人只见过城市附近几十公里的乡村，乡村渐渐变成一个模糊的词汇，逐步变成周末度假的农家乐，变成一个遥远的有风景的地方。

　　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中国另一半的人的生活和命运，正在被掌握了社会资源的这一半人遗忘。

　　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者，不仅看到了这种严峻的现实，而且也在为之而努力。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农村改革问题。这是国家决策者对农村发展问题强烈关注的一个重要信号。在会议议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要注重公平。

　　在社会大竞争的年代，处于信息接收最弱端的农村，如何才能公平地接收到社会再分配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议题，而你我、个人，以及企业，能做些什么呢？

　　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在边疆贫困地区尝试一种新的扶贫方式，这项名为“兴边富民工程”项目，企图将社会优势资源直接送往闭塞的边疆贫困地区。其具体做法，是政府来发动社会力量，共同筹集资金，完成对贫困边疆地区的某些具体扶贫项目。这些项目有大有小，愿意出资者可以根据其出资规模来自由选择。

　　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愿意参与的企业和个人，他们能接触到直接的项目，亲自监督施工，亲自验收工程。这种做法，大大消除了人们对投入公益事业中，对贪污、浪费等行为的顾虑。

　　云南省，是中国绝对贫困人群最集中的省份之一，这里的许多企业也积极参与了这项工程。著名的红云集团参与了对其中4个国家扶助贫困县的公益帮扶，并将现金的项目管理和人才优势倾注于他们所帮扶的乡村，三年多来，在项目实施上取得了宝贵经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知道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农村贫困的真正面貌；

　　二：我们希望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怎么做。

　　每个人应该至少去一次农村

　　云南，文山州富宁县，一个风景宜人的美丽边境县，与广西百色相邻，与邻邦越南接壤。看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山水风光，宛然一派世外桃源景象，偶尔来到的游客，很难将这幅风景联想起那个词汇：贫困。

　　然而，贫困是不争的事实，沿着蜿蜒的公路一路前行，和10年前一样，窗外最好的建筑，还是希望小学。有变化的是，好多木板茅草的房子，变成了一种红瓦顶的方格房子，透着新气和洋气。“这些新的房子，都是政府实行异地搬迁后，给农民修建的住房，当地人自己根本没钱建房子。”华业顺说。

　　绝对贫困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走到村子里是很难想象的，许多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红云集团员工都震惊了。“我原来以为我很了解农村。”陈帆说，他在红云集团做宣传工作，平时也去了不少地方，自己也参与策划了许多公益活动。

　　在中国，迄今为止，仍有7亿左右的人生活在农村，他们中间，有上千万的绝对贫困人口，也就是每天收入不到5块人民币。大约有1.3亿的乡村青年为了生活而到城里打工，而对大部分的农民来说，城市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2007年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折算成人民币则有9000多元的年收入差距。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过农村贫困地区，仅仅是阅读这些数字，你仍然不能理解，什么叫做贫困。

　　“不仅仅是说你没有新衣服，没有明亮的房子，而是连干净的饮用水和干净的路都没有。”另一名工会职员张娅说，“而这种贫困，不是他们的责任。”

　　乡村贫困，各有各的缘由

　　富宁，是红云集团在云南对口帮扶的4个贫困县之一，也是第一批被列入云南省“兴边富民工程”的县。作为云南省最好的企业之一的红云集团，从2005年底开始加入这个工程，并最终确定了4个县作为对口帮扶对象：会泽、巧家、富宁、镇康。“这四个县，各有各的历史原因，但最终就一句话，绝对贫困。”红云集团的一名负责人说。

　　富宁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这里高山耸立，曾经是革命老区，70年代末成为越战主战场，在战争期间埋下了无数地雷，至今未能全部排查。在一些特别接近雷区的村庄，几乎人人身带残疾，当地的政府只好将山都封了，禁止任何人上山。在当地的山口路边，到处都挂着“有地雷禁止进山”的标志。未能靠山吃山的农民，仅仅依靠门前一点点水田，连吃饭都成问题，何况是发展。

　　会泽是另外一种典型，这里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铜都，“天下银钱出会泽”，早在清朝，中央政府出于一种战略安全的考虑，放弃开采中原的铜矿，而把重心放到了会泽，一时会泽各地票号会馆林立。到清末，这种掠夺性的开采导致矿业枯竭，会泽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从此一蹶不振。

　　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在这些地区进行了可谓“艰苦卓绝”的扶贫工程，尤其是最近几年，政府出资将那些条件最艰苦的村民，从无田无水的山中迁到了条件稍好一些公路边田坝里。但扶贫工作总的来说，也必须根据当地情况来制定，又受到资金、规模、成效等诸多限制，这些地方，依然有赤贫人口存在。

　　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中国各地的乡村，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历史疼痛，在经济发展与资本流转中，他们赤手空拳，当整个社会都在跑步前进的时候，他们还停滞在历史的某处。

　　华业顺第一次到富宁的时候，带去了企业员工捐献的各种东西：书、衣服，还有用现金买的大米和油等。“老乡们都很淳朴，得了一点东西后，左感谢又感谢，但我总觉得他们少了点什么东西。回来后我突然琢磨出来了，那就是希望。”

　　规划一个看得见希望的未来

　　富宁并非特例，记者曾经问过云南省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一个问题：“云南哪一片比较贫穷？”工作人员想了一会儿说：“每个地市都有特贫县，农村贫困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国务院发布的一个文件中称，中国现在的15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云南省占了1/10。

　　而作为企业和个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如何去切入贫困，做一个能切实改变当地农民生活的“真扶贫呢”？在2005年改制完成后，红云集团领导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红云集团是云南乃至中国最成功的卷烟制造商之一，旗下的“云烟”是享誉50年的中式高档卷烟的代表之作，以质量稳定而著称。在云南，卷烟企业是为数不多的持续盈利的企业，数十年以来，烟草业一直都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充当着云南的“钱袋子”的角色。

　　“虽然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公益事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以前的各种捐助和这一次的扶贫项目完全不同。”红云集团的一名副总裁说，“在以往，我们的捐赠形式非常简单，就是把钱直接捐出去就完了，具体的实施，那是由政府来完成的。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把你的生产经营搞好，给国家创造尽可能多的税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在对边疆贫困地区的扶贫行动中，这种被动式的公益行为正在被改变，而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从中感受到了好处。

　　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你可以亲自掌控每笔钱的去处，不仅放心，而且可以调用企业资源，发挥每块钱的最大用处。你可以去给当地做一个切实可行的有希望的规划，而不是那种洒水一样的项目，洒过就完了，当地老百姓短时受一点恩惠，对他们的本质生活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而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方式。中国政府在每个县都设有扶贫办，扶贫的最小行政单位是县，每个县每年获得的有限资金，要照顾到所有辖区内的乡村，因此，项目只能是零碎地、断断续续地进行，一些项目就变成了“洒水”项目。此外，除了缺乏资金外，那些实施扶贫项目的基本单位还缺乏人手和知识，乡村普遍缺乏建筑、卫生、交通等方面最起码的规划。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现代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红云人希望他们带给当地的，不应该仅仅是物资的援助，还必须为他们制订出计划，规划出一个看得见希望的未来。这种理念，逐步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计划，这种项目被称为《整村推进计划》。

　　水泥地，摸得到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怎么建设？

　　在中国各地，这种展现方法不一。在一些临近城镇的富裕地区，这通常表现为一排排整齐的小别墅。条件稍差一些的乡村，则开始出现修建的图书室、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而在那些最穷的乡村呢？

　　“那也许就是一块水泥地。”华业顺说，“我不是说水泥地有多好，而是在农村，出现一块水泥地可以解决农民的很多问题，比如晒粮食、打球、开会等等。”

　　一个企业所能投入的扶贫资金终归有限，如何把有限的这点钱变化出效果，工会里的几个人商量了很久，其中很快确定下来的一个项目就是帮当地老乡平整集市，把地面翻建成水泥地。

　　在城市，也许人人都厌倦了水泥地，渴望绿色，而忘记了水泥地带来的便利。而对乡民来说，集市就是他们的社交场所，水泥地集市的出现，意味着集市上的卫生水准上了一个层次，雨季赶集能轻松许多，这种感受得到的便利，也许就是他们能摸得到的现代化。

　　张娅展示了一份手绘的乡村示意草图，这张图是红云员工对被确定为定点扶贫单位的富宁田蓬镇蔑弄村进行逐户调查后绘制出来的，调查资料中包括了每家的住房情况，房屋中的道路情况，周边环境等等。2005年，这个村庄中，还有许多村民住在被称为“叉叉房”的木质草顶的简陋住房之中。红云集团预计投资50万元帮助这个村庄改善居民住房设施，铺设自来水管道，修缮道路，以及改进排污渠道等，他们把需要改善的项目，一共总结出了11项。

　　在中国的许多扶贫项目中，农村饮水工程通常是排到第一位的项目。许多人难以想象农村为何普遍饮水困难。实际上，在农村逐步形成的过程中，饮水工程历来都是一个大项目，古来如此，它往往要依靠乡绅捐助、宗族或者政府号召大家合力出资才能得到改善。在一些贫困地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有效改善过，而在另外一些地区，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历史上留下来的水井水田枯竭和人口膨胀等因素，造成新的饮水问题。在许多地方，给当地人建立水窖和简单的净化水设备，就能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面貌。

　　从最基础的地方入手

　　一些贫困地区的青年被招到红云集团担任卸货工，这个工作为季节性工种。这么做有许多考虑，一是这工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二是这种每年的轮换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来到大城市打工的经验，为他们以后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打基础。

　　第一年，这些工人让管理者头疼不已，他们没有想到工人们在拿到工资之前就先在周围饭店里赊了一圈的酒账，这不仅让项目设计预设的到年底可以让他们带一笔钱回家的美好愿望落空，也让工人在工作上难以服从管理。“在不真正了解他们之前，你再美好的一厢情愿的想法都会落空。”一名工段长说。

　　但是工人们自己也从打工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第二年，他们自己推举了一个人出来管理所有人，这个人又定下了许多纪律，赊酒的问题消失了。第三年，来申请这个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竞争上岗，他们已经像一群拥有专业素养的工人。

　　劳务输出，一直是贫困地区扶贫的一种做法，而边疆地区的贫困县，常常面临着劳务人员素质低下的问题。尽管在城里做临时工并不是一条好出路，但此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正是红云人的一个想法：“你把最基础的东西交给他们，把乡村最基本的设施条件建设起来。然后，乡村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行发展，等到了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时候也许发展得快的乡村就逐步合并，变成镇，变成城市，这比强行地给某地进行城市化改造，应该更加合理。”

　　感恩是一件相互的事情

　　富宁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县，也是国家重点扶持县。目前，全县仍然有9.97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像这样的地区，通常都是小孩难上学、青年难就业，各方面都需要扶持。”

　　从2005年到2008年，红云集团对这个县共投入了扶贫资金800万元，对6个贫困村庄实施整村推进，并建设了5所希望小学，解决当地小孩上学难的问题。

　　对教育的捐助一直是我国慈善事业里民众参与最多的项目，许多红云员工也参与了一对一助学的慈善助学行动。华业顺认为，在莘莘学子的求学经历中，有两个阶段的扶助最为关键：第一个阶段是小学，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接受教育的开端；而另一个是大学，在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年的努力后，如果仅仅因为贫穷就剥夺一个学子上大学的机会，对于个人来说太不公平了。红云集团的助学行动，就集中在这两个阶段：小学和大学。

　　在富宁县，红云集团一共捐助了87名贫困大学生，而这最后被确定的捐助对象，是从400多人里面挑选出来的条件最艰难的学生。对于这些家庭，红云集团每年补助6000～8000元，捐助款项，特地选在学生开会后送到家长手里。“我们这些山区孩子，面子薄。”华业顺解释为啥要这么安排。由于最近几年专著于扶贫项目上，华业顺被红云集团的领导戏称为“我们的慈善大使”，赞扬她对慈善公益事业开展的研究。

　　同大部分中国中年人一样，红云集团的总裁班子普遍来自基层，对农村的现状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他们也常常带领员工下到对口扶贫点工作，验收上一阶段的项目，同时对当地做一些符合实际的规划。

　　在两年前，一起名为“感恩事件”的新闻轰动了中国，在同样谈到对大学生的资助时，华业顺说：“感恩在任何时候都是双向的，正如俗语所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去帮助别人，然后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你对人生有更多追求，这是一个平等的过程。”

　　华业顺认为，“扶真贫”在红云的项目里，是丝毫不打折扣的，“那些由各地教育部门和政府推荐上来的贫困大学生，他们的贫困程度显而易见，我们去很多人家里走访过。”开学第一个学期，放寒假后，华业顺走访得知，绝大部分的受捐助大学生都没回家过年，普遍都在利用假期打工。“我们捐的钱解决了他们的学费，但生活费没有解决，很多孩子放假时候根本没回家的钱。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他们将来不上进或者对社会没有感恩之心，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出来的。”

　　扶真贫、真扶贫、动真情

　　红云集团的慈善公益活动非常多，几乎称得上是一个跟着一个，在今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云南烟草工业企业合并向灾区捐献了2500万元，又在职工之间发动捐款，募得70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山西和内蒙分公司的募捐数额。

　　在这次捐款中，红云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企业员工捐献的数额比企业自身捐出的钱更多。“在大灾面前，我们的员工总是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捐助行动中去，这不是企业领导有要求，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感，”华业顺说，“所谓的扶真贫才能动真情。”

　　红云集团团委动员了一批团员下乡去考察乡村贫困状况，下乡回来后的第一批成员向后面打算要去的人传授经验：“去到老乡家里你得带两个塑料袋，临睡前把自己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都吊在梁上，不然晚上跳蚤就来了。”第一次看到老乡这么示范，又说每天都是如此时，许多团员心里相当不是滋味。

　　“如果你没有亲自去老乡家里住过，不去感受他们那种困顿，你永远也了解不了他们真正的难处，制定不出确实符合他们需要的计划。”张娅说。

　　在“兴边富民”工程中，有一句逐步流传开的口号：“动真情，扶真贫，真扶贫。”红云集团的领导常常将之作为选择企业帮扶项目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指标标准：“你如果扶的是真贫，你自然能动员起职工参与认可的热情，你的工作也更有热情，扶贫项目更加有效；而如果你企业是真的扶贫，那么受到帮助的人自然会感激你，这种双方感情的互动，就是动真情。只有三者都做到了，才能不浪费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在一次次地考察回来后，主动要求一对一扶助一名学生或者申请跟随下次考察行动的员工越来越多。“这就是把公益慈善项目落到具体项目的好处，这种形式，能让你真实地感到，你是在逐渐地完成一项事业，你需要逐步地把它做完、做好。因为有意义，所以会有更多的人会自动参与。同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觉得你学会了很多东西，同时因为帮助了别人，你的自我评价也会慢慢地升高，你觉得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华业顺说。

　　“如同个人一样，企业也需要寻找它存在的价值。红云是一个国有企业，它的存在就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它应该主动地回报社会，促进社会公平。”红云的领导者说，“把关注给予贫穷的乡村，这不是一种战略，那里既不是我们的原料产地，也不是销售市场。但这是一个国企的责任，或者说抱负。”

　　我们总还能为她们做一点改变

　　华业顺最近正在动员红云的员工为他们捐助的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捐一批书包，新旧都可以。

　　对希望小学的捐助很能说明持续性公益的作用：

　　红云集团在云南捐建了差不多50所小学。第一年，小学建成后，交给当地的教育局，普通的捐助通常到此为止。但红云员工在不久后进行了一次走访，一些员工发现，“学校倒是崭新崭新的，但是课桌椅非常短缺，三四个孩子挤在一张旧课桌上，还有的用临时拼起来的桌椅。”

　　第二年，他们再募集资金为小学校换桌椅，又向小学捐献了一批课外阅读书籍。课外书籍的短缺在乡村学校是很普遍的事情，后来，红云集团把对乡村小学的图书捐赠专门做成了一个项目“红云书卷润心田”。

　　今年夏天，一批新的员工再去回访，发现小学校的课桌和操场都很新，但是许多孩子用的是自己用化肥口袋剪裁而成的书包，这种书包的缺点就不用赘述了。

　　但即使是背着化肥口袋剪裁而成的书包，学生们也非常高兴，他们所熟悉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能带给他们全新的希望。

　　第一批对口帮助的村庄面貌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村口的路被平整成水泥路，村民有了清洁的饮用水，许多村民的房屋得到翻新，年轻人开始出去打工。

　　对于这些乡村来说，这样的变化称得上是“翻天覆地”。

　　在另外一个贫困县镇康，红云集团从2005年起投入1040万元资金，用于农村道路、人畜饮水基础设施建设、大学生助学、希望小学建设、产业扶持、稀少民族扶持等。到2008年，对富宁和镇康两县的一期项目到期，红云集团对这两个县再次追加1500万和800万，启动了二期工程。同时，分别投资800万和1000万元，新增了会泽、巧家两个县的“红云爱心”助学助教、新农村建设项目。在有了第一批工程的经验后，这些项目实施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也许红云只是一个企业，而一个企业的能力始终有限，而中国广大的贫困乡村还普遍缺乏这种关注。中国目前仍然出现高速发展阶段，如果有更多的处于资源优势的企业与个人，能够在此时以持续性的眼光关注乡村发展，并注入它起步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乡村就能立刻起步。缩减中国贫富分化，建设和谐社会，中国边远贫困乡村，需要更多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