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标志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开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国也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北方谈话”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的历史使命是: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履行这个神圣而光荣百年使命的过程中,党取得了伟大而辉煌的成就,也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曲折。
发生这样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
由于客观的社会主要矛盾要求党和国家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却偏离了中心任务。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曾为扭转这种偏向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并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再次提出完成历史使命的愿望,但遇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激烈反对。
这种矛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以严重激化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这是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而进行的斗争。但从更深的层次分析,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为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实现现代化这个百年历史使命这一历史潮流的涌动。
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虽然受到压制,但党心民心却在凝聚,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经过复杂激烈的斗争,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承担百年历史使命创造了机遇。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就是使命意识开始觉醒的杰出代表。粉碎“四人帮”后的10月12日,胡耀邦就让人转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的大好时期。并明确地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7年5月,华国锋曾强调说:“把我们的国家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变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 ”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此文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足以影响上百万人命运甚至国家前途的文章,向全国昭示——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是为了快出人才,加快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大战略任务,完成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可以认为,强调“中兴伟业”和“伟大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文革”十年噩梦后,其历史使命意识的伟大觉醒。
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通过掌握全国政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事业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简略地说,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发展不但落后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责任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条件,开始酝酿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实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
197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在东北各城市及天津唐山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谈话”。
13日下午,邓小平到辽宁本溪。在本溪,邓小平强调: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傍晚他赶往大庆油田。14日考察大庆油田并听取油田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又不顾疲劳赶赴哈尔滨。15日在哈尔滨,邓小平与黑龙江省和大庆石油管理局的负责人见面时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 ”他强调:“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
15日晚,邓小平离开哈尔滨到吉林省长春市。第二天邓小平在长春听取吉林省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还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思想深刻的邓小平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从执政的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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