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工商领袖圆桌会议

　　主题： ①如何遏制金融动荡带来的经济衰退

　　　　　 ②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困难与问题

　　主持人：

　　王茂林 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组委会联合主席、中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会长

　　周道炯 PECC中国金融委员会主席 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

　　成思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道炯（PECC中国金融委员会主席 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

　　我们过去中国有一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一部分经济公司暴露了这个问题，帮他弄虚作假，恶性操作，我们市场为什么这样子？炒得那么厉害。

　　第四一点还是要严格监管，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加强了，但是还有不足。我认为市场经济具有优胜劣汰、高风险的特点，特别是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前沿，虚拟经济风险很大，不能说没有风险，而是具有高风险。怎么样才能提高防范风险意识，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次贷危机，为什么金融海啸风暴，要进一步去剖析它，恐怕与监管不到位，监管不力和决策失误有关系。华尔街金融大腕儿都是有名的，过去这些大公司我都跟他们打过交道，不得了，美国六大投资银行那是非常有名的，照样出问题了。我们一定要进一步针对自己市场的情况，包括吸取美国这次金融海啸的教训，进一步修订和制定、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并且要严格的执行。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三句话绝不能含在嘴上写在纸上，过去好多事情我们讲是讲了，但是没落到实处。

　　第五个建议，要重视人才的培育，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我重点想讲一讲，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有一大批企业，包括我们经济机构已经走出去了，参与了国际市场。上午我们听到商务部的副部长讲了，中国有7000多家企业走出去了，这些企业走出去以后，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国家做了贡献，这一点是要充分肯定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我们走出去的这些企业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还比较严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

　　中国还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有13亿人口，贫困地区还未完全消灭，我们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一个企业究竟要损失多少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一两百亿，这个听起来是很吓人的，所以要总结这个东西。它的教训很深，我们也很好总结，毕竟金融海啸以后，外电报道已经报了几个地雷了，是不是还有地雷啊，一损失就一百多亿，几十亿，一百多亿，很早还有一些搞期货的，搞油的，搞粮食的，这个损失起来不是几万、几百万，而是几亿，几十亿的。这个里面要很好的回过头来看一看，总结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看一个是决策问题，一个是管理层，一个是总部，一个是第一线分析他的监管问题，恐怕这个原因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停止了，不走出去了，不是这样的。我的观点是，我们在请进来的同时，海外已经进来很多了，上午讲了，他们在中国投资的很好，来发展、改善我们的环境，同时我们还要继续鼓励走出去，坚持走出去。问题就是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总结经验教训，来提高我们的决策水平，减少损失。当然如果说一点损失没有也不可能。所以我的意见是要积极的走出去，同时我们要提慎重的决策，一定要走出去，没有走出去的，没有条件走出去就要积极的创造条件，继续走出去，走出去的潮流是不可抵挡的，因为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今天我作为一个退伍兵、老兵讲一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Nicholas Sallnow Smith（渣打银行东北亚区行政总裁）：

　　谢谢主席先生，首先要感谢邀请我来发言，其次，特别要感谢你们特别为我调整了日程，我的话并不多，不长，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点，也就是怎么样对于金融危机做出一些回应。

　　有人曾经说过，在你亲历历史的时候从来不觉得它是历史，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它确实像历史了。所有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市场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一种基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我们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近年以来一直在说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三个因素的互动。

　　经济基本面、政策的回应以及信心，第一，经济基本面在英国，在美国都是比较差的，欧洲的基本面不太好，亚洲的基本面也比我们好很多。政策回应首先是个别的，分开的回应，各国只是按自己的国情进行回应，没有想到其他地方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进行协调性的政策回应，来回应全球的危机。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第一次全球范围内同步的金融危机，所以，它应该也有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同步的经济衰退，所以必须进行全球性的回应，所以今天的G20会议金融全球峰会是很重要的。第三就是信心问题，有必要提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信心不足？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问题的规模，或者是因为衰退是同步的，我的观点是市场和个人他们都意识到没有人控制得了，鲍尔森财长他也会承认他不再能控制这个局面。

　　所以我想回到这个主题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有很多的评论人都认为这次危机仅仅就是另外一次危机或者是经济周期。我们会不会在六个月之后，十二个月之后或者十八个月之后又看到经济一轮上升的周期呢？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些更长远的结果，有一些结果已经很显而易见了，银行会更加的审慎，他们应该会采纳更为防范风险的、风险业务型的商业模型，第二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角色和如何处理金融机构方面，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球的银行都已经被这个危机根本性的改变了，我认为这个改变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在亚洲范围内，就像欧洲范围内的那样做出一些协调性的政策回应，亚洲会从危机中变得更加的强壮，部分是因为亚洲的负债较低，而且你们的金融复杂程度也不如我们那么高，虽然有一些主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是处于这个危机的一个卖空的阶段，我们还没有能够看到一些长期的影响和因素。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够预测长期的因素会是什么，我还不能够很好的总结，但是大概会在两个领域，我想这两个领域是和我们这个圆桌会议的议程非常相关的。成思危先生今天上午也谈到了这两点。

　　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全球的金融体系现在已经全球化了。如果我退回20—30年，世界虽然通过贸易联系在一起，但是金融体系和本国的央行，主要的重点是在本国的市场之上。本国的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他们能够被了解，而且监管也能够大概的予以控制，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些人说，全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从根本上来讲，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控制力。这么想是错误的，那就是全球的金融结构是一个机器，如果我们把零部件修好，我们可以让这个机器重新的运转，这样一种想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全球的金融体系看成是一个有机体，他是不停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好的比喻就是因特网，没有一个个别的工程师发明了因特网，他是以前所有的速度总和发展来的，他是通过个人的决策在全球范围内做出了个人的决定而不断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是足够的，但是他们个人之中都会有自己的风险，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工程师或者是技术团队能够控制全球的因特网。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能够控制全球的金融体系，能够控制这么复杂的一个全球金融结构的话，就是是错的。就像是一个冲浪者，冲浪者是不能控制大洋的流动的，他应该敏捷，应该迅速的回应，他应该观察周围的情况，他应该站在浪尖，而不应该沉入谷底。所以全球的机构和央行，还有政府，他们应该敏捷。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行监管，我们要监管，但是我们进行监管的这种做法应该是很敏捷的。我们应该要监督，我们要看看市场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并不是坐在那里，觉得市场会自动调整，每个事情都会恢复正常，我们应该预见到潜在的危机。我们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的衰退当中找到应对的办法，我们应该承认总会有风险，我们应该在应对风险的时候显得足够的聪明和敏捷。

　　第二，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一种更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今天上午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更为普遍的层面就是各个银行他们都会挠挠他们的头想一想这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作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者，作为全球的经济体，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对于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去考虑一下我们的发展模式和过去有哪些不同。我们如果去买第三辆车的话，是不是比为经济做一些其他更有效的事情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了？所有的政府、非政府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他们都应该更为仔细，更为聪明的考虑一下最为好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今天上午我们无数次的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强调合作的模式，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单个的机构已经不足以应对全球的这种金融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作为国家的主体进行合作。此外，一个全球的经济体系和全球的因特网一样，他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没有任何人拥有它的所有权。我们都应该在这样的体系的生活当中，学会彼此相处。

　　谢谢。

　　谢秉臻（美旗控股集团战略决策委员会主席）：

　　尊敬的成委员长，大家好，我是中国美旗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主席。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有效的监管跟自由经济的结合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效果。因为我是研究流通业的，在流通领域，大家都知道尤其在中国大陆，流通领域在大陆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政府从1992年开始进行流通改革，把原来计划经济有控制性的计划性的物资、供销、商业三架马车拆散了，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新的流通主渠道。拆散以后，在整个大陆面前面临的流通业还是一盘散沙，处于起步阶段，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缺失这样一个环境。

　　这几年在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处于劣势。跟2006年12月11号入关到今天，我们整个外贸，两万多亿美金的外贸进出口这个领域，我们在定单链的控制上，我们80%的定单都出于FOB的条款，定单控制在别人手里，我们货物贸易是顺差的，但是服务贸易是严重的顺差。这两年在一些国内的流通业的竞争中，在一些渠道竞争中，也处于劣势。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大量的原有的加工贸易型的、出口依赖型的企业，在定单链上完全是朝不保夕，尤其在中国面对这样一次金融危机，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找出一些新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就是企业要向供应链延伸。就是我们在1997年以前，整个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几千年都处于短缺经济下。生产为纲，生产占了产品价值链的七八十，在今天过剩经济下生产只占20左右了，传统产业大概只有10左右。我们一双耐克鞋，生产两美金出口，到外面是几十元美金，可是这个两美金占据了所有的能耗原料，我们没有定价的话语权和定单的话语权，这样对我们企业的伤害很大。

　　在流通业的竞争中，我们现在也一直处于完全学原来的一些国外的模式，其实国外有很多模式在中国大陆不一定适合。比如说连锁业，为什么入关以后短短不到两年，我们所有苦苦培育起来的民营企业，好友多就是，被兼并的兼并，倒闭的倒闭，万客隆所有的都是，流通业现在实际上非常严峻的。主要的原因我分析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方法错了，流通业在21世纪是靠渠道竞争，还不是终端竞争，21世纪谁控制了渠道，谁就控制了终端，你开多少个百货店没有用，中间的批发交易环节如果不建立起来，光是建立终端的零售店、连锁店是来不及的。

　　第二个，我们认为另外一个问题，连锁业不置业。这是原来西方的名言，我们现在都学会了，我们的房租跟他们差10倍的价格。我们租给外资巨头一租就几十年，价格不变，租给自己的中资企业两年、三年，两年、三年以后涨几倍，所以这个是这几年我们连锁业在这两个环节上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美旗公司在过去的十几年一直在实验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模式现在已经比较成功了，尤其是去年跟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在联合过程中，我们去年大约完成了物流金融，完成了整个监管，完成了1100亿，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4600亿了，估计今年能做到9000多亿，我们最近这个模式最主要就是一个新的经济运营的理念。我们以前学西方的模式，这种经济模式都是一种加价模式，今天我跟你做生意，卖商品给你，我一定要赚点钱，加一点价，我给你提供服务，你要给我报酬。

　　我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模式叫非加价模式，比如我现在在苏州、泉州、广东的佛山，全国目标建十个中心，跟中外联合一些联盟，这十个中心主要有几个模式，一个就是每一个中心有三万个永不落幕的像管交会一样的交易席位，非常专业；第二个，永远不收费，又专业，又集聚，不收费，免费的。交易过程中也不取费，也是免费的。利用这样的，因为都免费，能够进到这里面来的都是有一定品牌，有一定规格，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的代理商或者是企业在这个地方进行交易。通过这样的积聚，使我们无序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下。

　　比如未来到长三角，点击苏州就可以了，或者我们点击苏州的电子商务。现在大家平时讲的，我根据我本来的研究，我们很多弊病都产生在流通，比如我们的能耗过高，我们万元GDP能耗是西方平均的5、6倍；信息不对称，比如今天这个商品在这个城市卖不掉，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畅销，但是我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就三名业务员，另外一个城市没有去过，可能就导致积压，不断的浪费，不断的重复，导致能耗过高。

　　第二个是信用缺失。给了钱不给货，给了货不给钱，这是我们很多跨国公司国外的企业在大陆在流通市场上很难的一个原因。我们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因为都免费，所以能够使一些高端的好的企业集聚在这个地方，集聚以后，只要平均每一个席位在这个地方有一百万元的流转资金。比如我们现在跟工商银行合作，这个结算就能集聚几百个亿的信用资产，这样子的几百个亿加上我投入上百亿建成的不动产，所以我轻而易举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换取几百个亿的授信额度，再变成公众额度，这样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解决信息信用缺失的难题。

　　在这个时候只要远处的人要采购这边的产品，他只要通过银行一种信用的保障，通过中外运的物流监管就可以解决整个交易，用信用去交易，这样我们在一些交易过程中的金融成本就解决了。我们今天物流成本比西方高几倍的原因，实际上并不是运费跟仓储费比别人贵，是我们的金融成本太高了，因为没有信用，每一个环节从原料到生产到贸易到流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要依赖于现金去交易，所以我们的成本过高，并不是我们运费高。所以说如果通过这样一个信用链的解决，可以把中国目前这样无序的市场尽量让它有序。

　　具体来说，我们现在跟中外运在合作的物流金融主要可以解决几个难题。比方说我们一直以来想解决的两个难题，三角债和中小企业贷款难，中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他没有抵押，没有抵押就不能贷款。我们前几年银行发明了一种叫仓单质押，我一直呼吁仓单质押银行是不能做的，定单在生产线上，如果派生出仓单来，再抵押给银行，这个产品不一定能卖掉。比如铁矿石，几个月以前1700，今天600块钱，你抵押个60%，这个货就是银行的了，我们现在已经库存藏品几万亿，如果这个仓单可以抵押给银行，银行就是货主，你这个企业只要是供应链健全，产品符合国家产品导向目录，产品市场不错，利润不错，我就可以给你贷款，但是你不能碰钱，从上游材料采购，到生产到销售，全程由物流公司监管，通过这样的有效监管，对于一个贷款方来说，中间不加价，主要我们这个模式是不加价，如果加价他肯定不干，如果通过不加价，你没有理由不同意，除非你想骗钱，不骗钱的话这样对你没坏处。第二，在监管过程中也是有风险的。在我们这个平台建成以后，今天的物流金融的模式就可以升格为供应链的金融，因为我这个平台有信用，到那个时候和现在物流金融下相比，现在大陆的利息很高。以后有了这个平台，可以用信用链完成监管，用我的信用额度监管，把整个贸易环节打通。现在在全国各地我们实行这样一个模式。

　　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不能展开，我们想抛砖引玉，在新的全球经济危机下，如果说用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跟西方原来的一些自由经济文化能够相结合的话，可能会产生出一些很好的模式。

　　刚才我说这个传统文化，这种思想，非加价的模式就来自于佛教思想。面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我在这里班门弄斧，是因为我认为人们也是受宗教思想影响很大。西方宗教的影响讲究平等、互利、互爱，我今天给你服务，你一定要给我报酬，没有报酬就是不平等的。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比较大，佛的思想是讲究所得给予，我给你服务不需要报酬，种善因得善果，我们的盈利点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泉州的中心，整个中心3万个席位，理论上每个席位有300万的授信额度，理论上可以交易300万元，他不用交易300万元，每天每个席位只要交易3万元，我这个交易中心一年的交易额度就是3000多亿，我们就算银行，工行，他的沉淀资金可以达到700个亿，这700个亿的沉淀资金，工行给我做理财服务，我们赚了理财的钱，对银行没有伤害，对大家都没有收费。

　　理财的收入有多大呢？每年20、30亿，我投入才一百个亿不到一点，每年有20几亿的回报还是不错的，加上我不动产的升值，现在我们这个模式推行的很快，大约在今年年底，全国的十大中心，区域的中心就迅速建立。因为这个模式对有些经济可能会产生影响，尤其在一些供应链的环节上，尤其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有很多中小企业。因为受我们这样子一个模式的服务，脱颖而出，我们有多少好企业，利润不错，市场不错，技术不错，管理不错，就因为缺资金，没有融资渠道，而夭折了。如果说这个企业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有效监管，能够给他提供一种服务，这个企业就可能脱颖而出。

　　我们无锡有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这个企业1.8个亿的资产规模，负债已经7000多万了，不能再贷款了。但是他的产能可以扩大四倍，利润率在30%几，世界上供不应求。我们从去年到现在，这个企业在我们这种监管下给了他六个多亿的资金，今年的盈利，上半年已经四亿多了。这个企业最近在扩大生产，到明年这个企业上市就成为几百亿的一个上市公司了，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前段时间，就在去年我们刚推出来的时候，在各地，包括我们国家有些部委的领导说你这个模式听起来很好，美国有没有？欧洲有没有？我觉得创新怎么会有呢？现在不问了，因为原来完全没有监管的这种金融模式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实践，也在结合中国的文化在推行这样的一个解决流通方面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尤其对中国来说，可能对流通的供应链上，我们在这个模式上才能占据优势。以后大家有兴趣的，会后可以继续探讨。谢谢大家。

　　薛渤珣（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常务副主任）：

　　刚才听了几位先生的发言，受益匪浅，很受启发，按照会议的安排，我这里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曹妃甸的情况。

　　各位恐怕已经注意到，在中国的第11个五年计划规划纲要中曾多次提到一个经济发展的亮点，就是曹妃甸。他在环渤海西岸，距天津有70公里，距北京有200公里，水深岸陡，是一个好地方。按照国家发改委为曹妃甸编织的产业发展规划，这里将建成四大功能于一体，第一个是能源矿石大宗散杂技术港，第二个是新型工业化生产基地，第三个是国家商业新能源储备基地，第四是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区。

　　曹妃甸的开发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2006年以来，先后有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的40多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曹妃甸视察，并且指导工作，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6万多名中外客商到曹妃甸视察、洽谈项目。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曹妃甸的时候，称这里是黄金宝地，指示要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的把曹妃甸建设好，使用好，使之成为全国的科学发展示范区。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曹妃甸，要求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把曹妃甸变成环渤海地区的耀眼明珠。

　　曹妃甸何以引起世人的如此瞩目，何以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一盘棋的重要棋子，这是曹妃甸发展优势的潜力所在。曹妃甸所处的沿海水深岸陡，20米的水深线距岸边只有500米，前槽水深36米，且有27米的深水航道和渤海海峡相连。这样就构成了一个30万吨级大船从黄海、渤海直驶曹妃甸，不需要任何航道和港池的工程。曹妃甸开挖了62公里暗线，可供建设5万吨级以上的大型泊位246个，目前建成的有两座30万吨级的矿石码头，年接卸矿石3000万吨。

　　同时中石化在曹妃甸还建了一个30万吨的原油码头，并且已经对国际正式通航，北煤南运工程量亿吨的下水工程在这里，目前已经建成，大概在今年年底可以通行。5—10万吨的散杂货已经投入运行。曹妃甸的腹地陆域交通发达，在50公里半径内有京山线、京秦线、大秦线、迁曹线，滩涂面积达到了1100平方公里，为临港产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用地。

　　同时曹妃甸不仅拥有丰富的原盐资源，并且拥有10亿吨以上的大型整装优质油田。温家宝总理视察这个区域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说兴奋得睡不着觉，油层厚度之高，油品质量之优，这在国内是少有的，按照曹妃甸产业发展规划，曹妃甸有精品钢铁基地、石油化工、盐化工、煤化工等六大产业板块为重点，加快产业聚集的步伐。目前已有首钢、香港华润电厂，华电集团、日本双日、挪威阿柯林等30多家国内外的大型企业在曹妃甸开发建设，同时，曹妃甸也为跨国公司实现战略布局的调整，促成多元化战略布局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作为国家首个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园区，曹妃甸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把生态建设、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广泛采用节能降耗的同时，实现了资源化再利用，并努力实现生产、经济、社会、人文的科学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依托，我们将在曹妃甸建设一座面积为150平方公里的滨海新城，这座未来的城市将充分借鉴世界港口城市发展的经验，按照资源、环保、社会和谐的理念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要求。使之逐步建成为世界一流的生态滨海城市。

　　曹妃甸的开发建设，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战略影响。首先，曹妃甸地处京津塘地区，是我国产业密集，经济实力强，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同时也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曹妃甸的开发建设将为疏导过分集中的工业和人口，缓解大城市资源过分紧张的压力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曹妃甸大港的建设将为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构筑起重要的陆海交通运输走廊，为民族工业参与国际化的分工协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再次，曹妃甸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南北的经济联系，使之发挥优势互补，增强发达地区经济辐射力，从而带动三北地区加快发展。

　　曹妃甸是一个黄金宝地，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他的开发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是发展环渤海经济，带动三北地区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举措，曹妃甸的开发建设蕴育着巨大的商机，我们愿与各界朋友携起手来共谋发展，互惠互利，我们也诚恳的希望在座的各位宣传曹妃甸，为曹妃甸的发展尽一份力量。我们诚挚的欢迎各位，在方便的时候，到曹妃甸参观考察指导工作。

　　谢谢各位。

　　郭有志（中国化工集团科技部主任）：

　　尊敬的成思危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值此第二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化工集团表示中心的会议，并对各国参加CEO会议的朋友表示欢迎。

　　此次会议正值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行的，今天来自各国企业界的精英以及各国的朋友，以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汇聚一堂，讨论和交流当前经济热点，和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下面我就中国化工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发表一些个人的浅见，与大家交流。

　　一，全球金融危机给化工行业带来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在今年9月爆发以来，影响深度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已经蔓延到了全球，形成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造成许多国家的金融走向破产的边缘，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在忙于自救，美国正在谋求与世界各国共同行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目前，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了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并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和俄印巴等新兴经济体的成绩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趋势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预测2008年世界经济将比2007年有大幅度的回落，全球经济放缓短期内已成定局，并且不确定因素增加，经济环境趋于恶化。金融危机的典型影响不仅体现在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还体现在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就中国化工行业来说，近期，化工产品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统计显示，虽然农用石化产品价格保持小幅上涨，但我国工业用石化产品价格整体走低，石油价格大幅下降，供求关系将成为影响近期石化产品价格走势的重要因素。作为化学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的将受到冲击，目前，化工行业所受到的直接影响就是产品需求量的下降，据初步估计，DBT有机硅的需求量下降最高，已超过50%，同时化工新材料产品的出口形势也更加严峻。同时，由于国际经济环境趋紧，导致融资环境的恶化以及对化工产品的需求量减少，中国化工的融资扩能以及出口前景不容乐观，估计在目前一段时间内我国化工类的主要产品，如化肥、塑料以及新材料，硅材料等产量和销量增幅将降低，直接为家电和轻纺行业配套的产品，甚至可能会出现产量和收入递减的局面。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化工行业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中国化工行业面临的挑战。

　　除了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整体需求量下降，以及融资环境恶化局面外，中国化工行业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包括，第一，一直以来全球化工虽然总体处于较高需求增长态势，但总体产能产量和消费量长期处于基本平衡状态，部分产品甚至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二，基础研究薄弱，缺乏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生产化工新材料，最终解决的问题是技术来源问题，有些产品和关键技术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技术仍然是制定我国化工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三，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分散，装置规模偏低，与我国化工新材料市场仍处于高速增长期相比，我国的化工新材料行业集中度比较低，分散，装置规模小，所能提供的产品数量和品种还比较有限，有些产品还无法满足国内的全方位的要求，缺乏国际的竞争力。四，国内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将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内化工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新材料领域的，像有机硅，有机氟材料方面，在建和规划建设的项目众多，单套生产规模较小，因此都不利于行业总体的发展，造成资源的浪费。五，市场经济竞争趋于白热化，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跨国公司实行本土化经营，近年来纷纷加强在中国的研发及生产投入，到2005年底前，几乎所有的国际著名化工公司都在中国建设了化工的生产厂，可以预料，未来几年，中国化工的自给率有极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高端市场方面，届时，国内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市场竞争加剧。六，传统产业安全环保改造的压力增大。近年来，我国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为目标，在我国化工生产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受到城市发展及国家新出台的节能、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政策规范的影响，化工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需要进一步增加环保的投资，有些企业还面临着生存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化工行业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三，中国化工行业面临的机遇。

　　虽然面临重重困难和多方面的挑战，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化工有着一些重大的发展机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虽然中国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和冲击，但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所受的影响还相对较小，中国政府积极应对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调整存贷款利率，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免除存款利息税等等，加快和加大中小企业融资力度，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与生存发展，打击金融体系的腐败，加强银行系统的监管力度，调整银行的运作能力，维护金融稳定，新一轮的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推动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经济由单一城市经济、外向经济引向城乡两大经济发展动力上来，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等等，上述政策和措施必将对我国国民经济，包括化工行业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和强劲的推动力，我们认为除了上述利好因素外，整个化工行业还有如下的发展机遇。

　　第一点是中国国内化学工业发展的整体环境比较好，产品市场的潜力巨大。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化学工业一直采取积极的鼓励和扶持政策，逐步建立起了有利于化学工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使中国成为化学工业生产的大国和消费的大国，各种主要化工产品的需求量均将保持快速稳定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高新材料，特种化学品的需求量，将随着国内产业结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继续快速增加。这些因素都为中国化工行业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拉动内需的政策为化工行业开拓了新的市场。近期，随着国家一系列新政策和措施的颁布，尤其是促进消费，加快新农村建设，启动新一轮农业改革，推动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等，必将极大的拓展中国的需求，为化工行业开拓新的市场发展空间。

　　第三，化学工业全球化为中国化工行业的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化学工业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推动了现代化学工业的全球化，目前世界化学工业的生产分工不断的强化，国内贸易逐年增加，企业全球兼并不断涌现，国际合作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渠道拓宽，这都为中国化工拓宽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舞台。

　　第四，引进技术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随着中国化工行业科研新成果的不断涌现，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扩大，国外对中国的新技术的转让也开始呈增长的态势。

　　第五，原材料价格下跌，为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全球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国际油价持续跳水，不仅如此，国内外化工原材料，钢材、水泥等商品价格也持续下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为化工行业的生产和固定资产的投资降低成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中国化工集团将以充分的信心，创新的思维和稳健的措施迎接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中国化工集团拥有充分的信心应对难关，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首先，世界金融危机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内部需求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还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克服危机带来的困难，应对得力，挑战可以转变为机遇。中国政府最近连续出台一系列稳健的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具有自信心的证明，我们有信心与国内外同行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难，实现新的跨越。其次，我们的信心来自我们对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认识、分析和判断。我们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虽然在进一步的恶化，但在恶化的经济形势中仍然存在着挑战与机遇。第三，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中国化工集团自身的高成长性，中国化工集团在2004年成立以来当中，资产规模销售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了五倍、七倍和十二倍，今年仍然保持了34%的增长的较好态势，到2008年底，中国化工集团有把握实现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双双超过1500亿元，提前两年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中国化工集团四年半的成长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面对未来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近日，美国黑石集团如约战略投资中国蓝星六亿美金，双方按照规定完成了项目的交割。这说明中国化工所代表的我国化工产业的价值、前景和成长性仍然被专业的投资机构所看好，合资公司的成立不仅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业务板块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业务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化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中国化工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谢谢大家。

　　Brodley Googins（美国波士顿大学企业公民责任中心）：

　　下午好，谢谢邀请。今天想简单的谈一下经济危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是不平凡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走原来的老路，我们意识到全球没有比美国更受到这次金融危机震动的国家了，因为美国一直相信自由市场和开放市场，以及美国模式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审视这个危机的时候，我建议应该看看在今天企业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全球企业的角色快速变化，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企业的期望值变化了，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也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在这个社会模式里头，商业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公司和原来不一样，他们不仅仅被要求为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他也被要求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交易保护，还有教育，这对社会和企业来说都是新的年代，如果我们看看今年的1月份，比尔盖茨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讲话，他叫做创造性的资本主义，他谈到了资本主义当中的一些裂痕。

　　我们很多人在过去的40年当中，从资本主义当中受益，做的也非常不错，但是很多人却没有，而且在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关切，特别是我们这些关注世界走势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最有可持续性的模式呢？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企业的作用也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呢？我只是简单的谈几点不合理的自由化。包括缺少了监管，这使得我们经历了现在的衰退，我们在美国在过去一个月当中进行了很多的辩论，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监管。我们现在知道未来的几个月还会就按这种新的变化，也就是说监管到底应该是怎样，会进行很多的讨论。

　　另外，还有一点，现在的企业，他们在全球化当中不断的发展，全球化在不断的演进，这也使得这个企业必须要承担起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些责任。由于在经济的活动当中，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使得透明度和责任度有所下降。因此，现在全球的企业，可以说他们在社会当中可以发挥很多的影响，他们占据了社会当中很多重要的位置，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新的秩序，新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和方向。

　　现在企业主要是要关注他们的社会责任，已经超出了过去我们一贯认为的做一些慈善事业的做法，企业需要对那些企业本身和社会都很重要的问题进行一些应对和考虑，要把他们的经济议程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发展战略，也要求各个企业能够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比如说现在企业越来越多的要面临成本的问题。很多的食品公司、营养品公司，还要面临人群当中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企业还面临的问题，包括如何能够和社会当中的更多的利益攸关方来加强关系。这会影响各个企业的发展，也使得这种社会责任的分担，对企业来说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挑战。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使得他们全球管理的形式和结构能够更加的合理和完善。

　　我们刚才听到了监管上面有一些挑战，虽然监管很重要，但是领导力也很重要，必须要有远见，必须要有道德，使得企业能够在社会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管新的秩序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确定这些因素是很重要的。要寻找到一种平衡，既有政府的有效监管，同时又有企业的创新。如何从中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资本的发展不太一样，政府的作用，以及企业的反映可能也各有差异。新的经济秩序，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都不会削减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也被期望能够在改善劳工条件，保护环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人们对相关的各个利益方的期待也都越来越高，这种新的秩序也必将因此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再谈一谈企业的一些期待。我们这里的企业不仅仅是指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当中的一个合作伙伴，而是让企业能够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能够使得企业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企业必须能够更好的和政府进行合作，和其他的企业进行合作，我们现在也在寻找一种新的相互合作的企业的模式。所以我想，我们确实是在一个多变的时期，一个不平凡的时期，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在经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必然会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要取决于政府以及企业如何来应对。

　　谢谢大家。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参加第二届跨国公司CEO圆桌论坛，这个会议举办的还是非常的及时，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金融危机的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正好再过十几个小时，全球20国的首脑会议就在华盛顿召开了，我们在这个时候讨论全球金融和应对的策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关于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应对和作用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自从雷曼兄弟倒下了，多米诺骨牌，全世界金融风暴已经席卷了全球，根据美国银行监管部门的统计，联邦储备保险公司的统计。年初以来，美国已经有12家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破产，仅在二季度就有117家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被列为问题银行名单。我们都知道五家投资银行现在已经有三家被收购，两家回归了商业银行，全球经济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如何面对，我觉得确实是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我认为可以几个方面来说，从中国的角度讲一下。第一个，我们可能需要来振兴我们自己的股市和经济，比如说上证指数已经跌破了2000点，现在是1900点左右，实际上比去年10月的新高6000多点已经跌了70%，美国股市现在只是跌了30%，实际上我们比美国股市跌了两倍以上，中国股市也需要一些信心，包括政府的救市。我觉得最近政府提出的四万亿的经济振兴政策和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基本面的投资市场，我觉得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应该在全球的资本都惊恐不安的时候，应该吸引全球的资本，应该到中国来投资，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还是一个很正面的，总的来讲这8%的增长率，根据周小川的预计，明年还将保持8%的增长率，这还是一个很好的市场的走向。当然现在我们中国也是在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占全球4%的GDP，拉动了全球15%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我们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实体，所以说中国如果说在这个全球危机中不解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肯定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振兴我们自己的市场，包括提升我们的股市来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实际上还可以利用这个实际走出去，购买国际上的经济实体比较好的企业，或者一些金融企业。今年中国正好举办了奥运，2008年的奥运表示中国的国际化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都知道，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标志着日本企业大批的走出去，88年的汉城奥运会标志着大量的韩国企业走出去，今天的2008年奥运会是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了。

　　目前来讲走出去，我觉得也可以树立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负责任的这样一个地位。比如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当时起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的作用，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全球化更加深入的时候，中国还是可以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新的做法，比如说我觉得目前国际上有很多的企业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资产的价格已经是大大的下降，包括最近美国的几大汽车工业巨头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他们历史以来最低点，包括像福特的股票跌到了一个美元，GM也是跌到了非常低的价格水平。

　　我觉得这些都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很好的机会，而且像这种制造业实际上跟中国是互补的，我们不光是出去收购一些金融性的企业，包括一些制造业，特别是中国汽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对于在美国处于制造业的百年老店他们今天在等着政府救市的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企业能够出手，或者能够占有一定的股份，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参与了投资，也可以增强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新的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新的话语权的能力和参与制定新游戏规则的能力，这个都会提升。特别是我觉得还有助于破除所谓中国威胁论，我们记得好几年以前中海油要收购UNICO的时候，得到了美国国会政府上下一致的反对，没有通过，现在情形完全不一样了，完全是倒过来的，欢迎有资金的企业注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既能拿到好的优质的低价的企业资产，又能够发挥中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谈走出去，政府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政策可以进一步加大。因为中国现在对外投资除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以外，包括向中投这一类的企业投资以外，主权基金和政府投资都是很好的，但是另一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建立一个国家支持的企业，能够有担保，利用中国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加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能力。比如有的企业有房地产，有企业资产，但是他没有外汇，能不能进行一些担保，由国家支持，比如这些企业也有经验，他们可能也会承担风险，出去利用这个很好的时机进行一些收购，我觉得在政府方面来讲可以有一些新的政策。

　　最后一个方面，现在华尔街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已经有十万人失业或者是走出了华尔街。我觉得这里面有大量的金融人才，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国留学人才在里面，也是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吸纳这些国际金融人才回来建设和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包括其他国际化人才的最好的时机，所以我想这次金融危机可能是一个很坏的事儿，但是它也可能坏事变好事，中国在新一轮的决策中可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压器，我想中国在这里面还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谢谢大家。

　　Hans Dau（美国米希尔集团董事长）：

　　下午好，感谢组委会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我今天不会谈金融危机，我的讲话更加务实，也就是多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今天谈的很多事情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咨询经验，我们和很多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有着合作。我今天主要想谈的是对于进一步的削减，在采购过程当中的腐败问题。如果我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我想肯定是翻译翻的不对。我希望今天我没有任何讲错的地方，如果有任何讲错的地方，我就把它怪罪于翻译。我们在全球的战略当中，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已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首先我想讲一讲问题是什么。第一就是和采购有关的腐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原因又是什么？其次，我想重点的谈一谈美国的公司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从法律方面，上市公司在中国有合作伙伴的这些情况。然后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更好的方式，能够找到类似的问题，我们把它叫做法务采购。大家可以从这个表里看出来，我们在中国采购的数量代表美国公司的采购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长率是很惊人的，在过去的一年超过了3000多亿美元，采购的数量其实比这个数还要大，因为你采购比你最后卖出的要多。所以根据一些估算，我们认为美国的公司他们达到了5000亿美元的采购，大概一万亿的一半都是用于在中国采购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即使是在今天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数字仍然显得很大。另外一个是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多次看到过的，就是中国，还有美国，从进口的方面对各国进行了大小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加拿大以外，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不幸的是，他比很多发达国家在腐败指数上面表现也更差一些，中国政府要改变这个状况，我们想想，他需要时间不断的改进，我们需要数年的时间去逐渐的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GDP不断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我们也刚刚听到了中国有四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他会继续为相关的腐败问题提供温床，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从一个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美国的公司在中国的生产成本上面会考虑哪些因素，我们认为腐败以及价格议价，可以在5%的范围之内为大家提供一个额外的保证金，额外的收益，为什么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很重要呢？美国的公司他们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设立起中国的分公司，这种增长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变化，也就是从中国采购，从中国的子公司采购。对于美国的上市公司来说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在过去，美国的管理层，他们都是比较的繁忙，来管理他们积极的增长，没有很认真的去直接的考虑这个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本地的管理层很难去招募，而美国的管理层也很不愿意和中国当地的一些公司一样，鱼龙混杂，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不能持续下去。我下一个篇章会谈一下法律的问题，我们也愿意为在全球层面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发挥作用。

　　美国的法律强调，有两个重点的法律，对上市公司的CEO有两个法律，第一个就是外国腐败法案，就是CPA法案，这个法案最初是为了保证政府和公共官员不要去腐败，同时，他也指出一个外国的官员，有可能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官员，对于美国的管理层而言，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可能会遭遇罚金。大家都知道萨班斯方案，也是有一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让美国的高管来作证他们的财务报表是真实的，如果不真实，他们会有很高的罚金。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大额的增加，就是调查和诉讼案件的增加，它可以使人们在美国这个法律层面看到有很多的进展。最近有一个大的公司，他刚刚因为违规，交付了大量的罚金。另外一个幻灯片上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中国相应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我就不再说了，你们对中国法律的熟悉程度比我要好的多。

　　现在来谈一谈我所说的法务采购是指什么，我们认为一个有效的方式有助处理腐败的问题，或者是潜在的腐败问题。它对于内部的调查或者是审计来说，干扰性小很多。我自己有经验，和美国的高管合作，很多美国的CEO都不太愿意去深入的出重拳的去改善他们在中国的公司的管理，没有人愿意去使他们的本国管理团队不高兴，即使是他们有很大的错误，我认为对于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数据库，它有一个价格发现机制，我们叫做法务采购。在这个表格上面也显示出了，它表示出它要依附价格，市场的价格，用相应的一些信息从市场当中决定两个事情。第一，这种采购是不是有效的，从市场价格来看是不是有效的；第二，从这个数据做出的决定，是不是会有任何的潜在的腐败现象存在。

　　我想提出的是，你们要有一些务实的例子，就是怎么样运用你们的数据去找到问题，比如说你们中国的子公司和其他子公司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有六个方案。第一个警告旗，有一些关于本地的长期负责采购的团队，而且和外世隔绝的这种采购团队，他们如果时间很长，都是负责采购工作，他们有可能导致非常亲密的关系，也就是采购者和供应商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很多次都发现如果有这样一种状况，供应商他们和采购方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话，一般就有很高的风险，腐败的高危风险。另外一个警告旗是和分裂程度或者是集中程度相关的，也就是在供应方这方面，如果你看到有不同的采购，也就是对一些生产型的公司，你看四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生产的直接材料，非直接材料，原材料，还有一些服务，这四个事情，每一个项目，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供应的集中度，这个自然集中度是很高的。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的这种间接的材料是从几个供应商里面得到的，如果不是这种现象的话，从很多不同的供应方采购的话，而且这种采购是以当地的形式进行的话，很有可能的一个事情就是你需要进行调查，是不是有腐败的现象存在。第三，就是显示问题的一个征兆，就是缺乏数据，我和我的客户都进行过很多的合作，你如果去向他们问一下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应收帐款、应付帐款，这样的一种数据，由于这种公司的性质应该是随时都可以得到了。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你想要这种相关数据，得到的答案却是我没有相关数据的话，你就应该引起警觉了，因为所有的答案，比如说没有数字或者是这个数字必须要算一下才能出来，你就应该发现这是一个警告的小红旗。第四个警告的小红旗就是文献记录不全，没有一种正式的测控机制。如果任何时候你有这样一些问题，你对于这个转型就提供了一个壁垒，因为你从一个供货商转到另外一个供货商的话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一个零部件，他的某些参数对于你的生产流程不符合的话，你的壁垒会比较大。所以作为我们的监督机制，要保证这些问题不要存在。另外一个问题的警示灯就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中介或者是分销商，我想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在你们自己的商业当中，你也有相关的经历。美国有一个生产商在中国运作，这个公司他运用一些当地的分销商，他们是在本市采购国际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并没有特别的原因使他们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出现错误的一个很大的领域。最后的一个警示就是价差，大额价差的存在，你比如说在项目进行采购的时候，你应该找到最好的供货商，对于一个商品或者是一个服务你应该找到折扣的价格。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多次的发现，如果你进行一种招标的进程的话，你就会发现现有的一些供货商，他折扣很低，而新的供货商他愿意以价格低很多的方式来招你的标的话，你对于自己也是另外一种警示，表示有必要进行调查。

　　如果能够改善这些腐败的边际，如果能够节约成本的话，我觉得是很必要的。既使是在没有错误行为存在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实践也可以帮助我们削减10%—15%的采购价格，对于一个产业来说，这就意味着10%—15%的增长率、增长边际。所以如果存在这个腐败现象的话，那么你可能从中得到的增长收益就15%了。所以这是一个经济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打击腐败的机会，所以对于一个经济的原因，进一步的削减低效率，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削减这种错误的做法，而且这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总结一下我的主要观点，采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5000亿到一万亿的问题，在中国一国就有这么大，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公司都很快把自己的生产移到中国，但是这种转型之后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在运作，此外，我们美国和欧洲的管理层都有一个不能够再忽视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也不希望能够继续的存在腐败现象，特别是在他和采购，和销售，和外国公司挂钩的时候，所以我们认为一种法务采购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效的过程，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需要采用这种法律的手段，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进程应该得到一些中立的第三方的支持，特别是一种咨询公司或者是律所的支持，他们有中国的经验。因为经常有一些国内的项目，他们可能和中国本身就有错误做法的人有一些联系说不清楚。此外，这样一个项目，他应该有这样一种全面的诊断，看他是否是一个机会，是否能够让我们节约成本，也就是在6—9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实现8%—15%成本的节约，这个节约的成本还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我的讲话可能和大家讲的国际金融危机有一点不一样，可能有一点过专过细。

　　王志乐（商务部研究院主任）：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感谢大会组织者给我提供一个发言的机会，因为今天是跨国公司的CEO会议，所以我们对跨国公司关键谈谈它对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专门研究引进中国的国际跨国公司。第二也研究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两者做对比、比较。研究成果也是双向服务的，一方面为商务部和有关中央部门提供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成果，再一方面，也为中外的跨国公司提供这种咨询服务。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金融危机给这些非金融跨国公司带来了什么影响，非金融类的跨国公司，而且这些跨国公司怎么来应对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有他们在中国怎么抵御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在上个月做了一次调查，对30家非金融类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或者在中国他们应对的情况做了一种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18家世界最有名的实体型的跨国公司来探讨这三个问题。

　　根据这个讨论，我们感觉他们反映了这么几个情况，首先，这些实体型的非金融类的跨国公司目前在市场都感到了萎缩，信贷被收紧，原材料涨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他们的经营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像定单减少，销售收缩，裁减员工等等，利润减少。因为上个月，正好是这些公司最近一个季度的财务报告，从我们调查的30家公司来看，22家经营情况大幅度的下滑，就是经营的利润到各方面都是下滑，有三家和上一年持平，还有五家是经营的比较好，有两位数的增长，所以从总体看，确实是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我们列了一个表，像这样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他们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变化，最近一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来看，在中国这一块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我这里红字的这些都是说在中国他们还是整体情况不错的，所以不少公司把中国作为他的一个避风港。如果从消极方面讲是一个避风港，躲避金融风险，但是从积极方面讲，他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你比如像通用汽车，大家都知道情况很糟糕，刚才在发言中还有人提到，在最近两三个季度经营状况非常高，他们面临着或者是重组，或者是并购的风险，他们认为在中国的研讨上提出，实际上他们还是准备按照计划，每年10亿美元的投资还是要继续进行的，而且在9月份刚刚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一个研发中心，所以有不少公司全球的情况不好，但是在中国这块还算不错的。所以我们感觉他们有不少企业对中国这个市场，对中国这个基地还是相当珍惜的，爱护的，他们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来和中国一起抵御全球的金融危机。

　　另外我们再探讨他们怎么来应对呢？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这些公司他们的做法主要还是把在中国的经营和他的全球产业链定位进行调整，有不少公司把全球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研发、制造、销售都转移到中国，而且他们要求加大并购，参与中国的产业整合。认为这个时候对中国产业整合很有利，包括刚才任建新他们公司提到的，现在化工、钢铁很多企业都是大而分散，他们建议中国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努力，甚至有的公司提出要协助中国企业在这个时候走出去，特别是一些财务公司。

　　所以我就想根据这样一个调查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中国现在在抵御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时候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发挥这些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因为咱们这两年在舆论上，甚至有些理论研究中，对跨国公司研究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偏差，比较强调跨国公司的负面作用，而对它的积极作用研究不够。在这个金融危机中，大家知道全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按照商务部的统计，全球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一共吸纳了2800万就业人员，在制造业中，是占了中国制造业的31%，在中国的税收里边将近一万亿人民币，占了将近20%。特别是在对外贸易中的那些高端的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外资企业出口接近80%，也就是说这些年的改革开放，这些跨国公司已经高度的融入了中国的经济，怎么样能够稳住这些跨国公司对我们抵御金融危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这方面的因素考虑得不够。我们应该研究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把这些公司的作用发挥好，他占了中国这么大的一块，而且是经济中比较有活力，有竞争力的部分，所以我们感觉在这个时候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采取的措施上，我总觉得现在应该在项目审批，包括金融贷款方方面面，外资、跨国公司的项目，我认为应该得到咱们高度的重视。因为这是一次跨国公司的CEO圆桌会议，特别在外资并购问题上，这是产业整合的必要途径，咱们现在的评价和判断有一些负面的太多。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咱们应该对跨国公司的最新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了解这些公司现在在全球是一个什么情况。

　　按照我们的研究，最近这些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球的跨国公司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什么转型呢？就是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这种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重大区别在于全球公司。一个是经营范围，特别是海外部分越来越大，他们在全球吸纳资源，整合资源，配置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所以这种新的公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新的企业形态。但是这点研究，咱们知道学术界有一些滞后，反而是这些跨国公司自己做了大量的分析，他们要与时俱进嘛。

　　你比如我这里引的材料就是IBM公司的总裁萨诺提出来的现在跨国公司的最新动向，他认为跨国公司正悄然形成一种新的趋势，就是目前。而这种企业将被人们更透彻的理解为是全球性的，而不再只是跨国性的，这种全球整合的企业是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他标志着企业演变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我们商务部去年部党组在学习的时候，当时是要求我们研究所提供一个跨国公司的最新动向，当时薄熙来老部长要求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出了一本书，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些年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

　　这种全球公司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跨国指数超过一半在海外了。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的资产在海外，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一半的雇员来自海外的时候，这些公司的经营模式和一般的跨国公司就发生了巨大的差异。举例来说，进入中国这些公司，它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要考虑中国的利益，他必须和中国的利益互利共盈，所以这是咱们理论上或者为什么我们能够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它的理论点就在这儿。所以我觉得经过这30年的改革开放，还有跨国公司最近这十多年的全球化的发展，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完全可以在这一轮的金融危机中，互利合作、同舟共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在最近也给商务部和国务院领导把这样一个研究报告提交给有关领导，我们认为在各个单位研究抵御金融危机的时候，应该非常认真的考虑怎么样发挥这些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这点我觉得中央是非常清晰的。

　　去年在十七大的时候，中央明确提出要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个“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我认为像这次金融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就属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中央又明确提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相互促进的格局，显然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跨国公司的经济，怎么样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对中国的经济最安全，对中国抵御金融危机也最有利。我们建议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通过这样一场会议能不能引起高度重视，方方面面关注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来抵御金融危机。所以我就想，这样做对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带来积极作用。

　　谢谢大家。

　　刘树义（美国斯图兹汽车公司董事长、CEO）：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来遏制这场金融风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各国之间都在互相紧密的联系，比如说一个国家有一个项目，其他的国家也会参与，通过这样的相互联系，涉及的金融金额也会越来越多。一国的资本如果有两千亿美元，比如中国有这么高的外汇储备，它和新加坡进行合作的话，那等于说是在它这样大的资金之上又有了别的国家的参与，也就很好的扩大了投资金额。

　　而且如果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可能也使得在项目的审查方面能够更加严格。但这样的两国合作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国是主动方，一国是被动方，还有在一些国家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在2012年建设铁路的这样的项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中国要把建设铁路的项目提早上马，这样是为了进一步提振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广东的制造业，比如像玩具制造业，目前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我想中国的政府对于一些制造企业来说，如果他们在过去的记录良好，但现在由于没有定单或定单量下降的话，给这些民营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有可能要破产，从而带来大量的工人的失业。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对于这些记录良好的企业来说是不是能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帮助，比如说提供两到三年的无息贷款，让他们来渡过这次金融风暴带来的严重的影响。

　　还有，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几年前，或者说更早之前，我个人曾经的一个经历，就是对中国的羊绒制造业。他们的产品都是卖到美国的这些高端的、大型的百货商店里，但是由于其中一些流通的环节，中国这方面并没有带来很大的收益，相反是有很大的能源和资源的破坏。但在美国的高端市场里出售的时候，这些羊绒产品卖的价钱很高，使得这些美国的零售企业得到了很多利润，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采取了封闭市场的做法。

　　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中国经常会被美国抨击为有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行为。我想大家都理解，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但这里我也不想说的太过于不符合两国关系大的发展方向。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其他的开车的人，他们都特别怕警察，我经常也会去投诉他们，因为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处理对警察的投诉。在美国，我们看见警车就会非常小心，因为如果他给你一个罚单的话，你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在中国，有很多错误的概念，在70年代的时候，我在美国学习，后来1月1号的时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州长，州长的女儿买了一个新车，车牌号是001，当时是我就在想美国人为什么都想当一号呢，因为这是在美国，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美国人已经被他们的体系所融合了。比如说你去美国，你去一个商场，你偷了一个小东西，他们可能起诉你六到七项罪状，他们可能会判你十年、三年等等等等。但是对不起，这个英文的词就在我的舌尖上，我现在就是说不出那个单词，所以你即使犯了一个小错，也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罪犯。所以美国人他们一般很安静，他们不上访，不投诉，不到政府那儿去抱怨。可能有的人跟我观点不一样，比如说他们向政府申请他们在这个院子里要修一个东西，政府不批的话他们就会去上诉，当然是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观点的。

　　我还是回到我的正题上。有的时候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当大家有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时候，你得到的是非常低的收益，后来你就会想，那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比如像一个玩具工厂，世界市场现在是处于动荡之中，中国的生产商通过政府的指导或者是帮助，可以购买一个美国的公司，因为你作为一个生产厂，你应该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所以你如果在美国买了一间分公司的话，你就不会受到这种巨额的利润的剥削，这样你十块钱的东西卖十五块钱是合适的，但是你如果一块钱的东西卖十五块钱就是不合理的。这种一块钱卖十五块钱的做法是非常不合适的。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之一。

　　另外，就是没有定单的玩具厂商，他们可以通过购买美国的一个分销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另外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今天我也想过，我即使在这儿说可能影响也不会太大，就是大国应该创造一个世界货币，这个世界货币可以是一个克朗，一个美元，任何一种世界性的货币都可以兑换人民币、日元、美元，这样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强化我们的货币兑换的体系，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安全带。比如说你要做外贸的时候，你要是有这样一种世界货币，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世界货币，不是从IMF发行的，而是从一个新的机构发行的一个世界货币。比如说每一个国家投资1500亿或者2000亿，设立起一种共同的基金，来设立起世界货币，这就会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不会使任何一个国家受到不公平的汇率的挤压。

　　另外，关于一些金融的工具，就是现在的金融危机，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从沃德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毕业，他们创造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抵押产品，这种次级房贷，通过他们打包卖给一些人，他们创造了这样一种金融工具，卖到最后，通过贷款打包的东西，你买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你的债权人是谁，债主是谁，所以新兴国家不应该参与到这样一种产品当中，太危险了，你们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这样一种金融工具与其说是一种金融工具，还不如说是一种华尔街的赌场，共同的掷色子，大部分的时间，赌徒是会失败的，反而接的人会受益，所以亚洲国家不要参与到这种教育当中，大家通过血汗赚来的钱，不应该投入到这样一种高风险的金融赌博之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要改变产业结构，因为30年过去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中国有权利成为一个创新者，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产业架构。比如说电脑、因特网，他们都是创造财富的，他们都可以带来新的信息技术通信的变革，在几年以前，这种用电线、电网联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也有发展，但是美国是最新发展信息产业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新到者，我们是后发者。

　　最后一点，有的时候中国的沪指达到了6000多点，现在是1920点，中国的损失比60%还要多，中国也有人说让市场机制自行的发挥作用，如果市场发挥机制的话，那就是人们自己从中有很多财富的损失。让我这么说吧，在美国，美国是告诉别人，你们让你们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吧，但同时在美国股市是由基金市场拖起来的。在西方，房地产、股市，还有生产商是金融市场的主要的玩家，但是如果仅仅是股市，你只是有这种养老基金的话呢，没有其他的一些支柱的话，你肯定就会从6000跌到190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衰退呢，是因为人们没有购买力了，但是你有财富的时候，大家就会花钱，花钱就会去消费，你消费了就会有更多的存款，银行就更容易放贷，所以未来我们在这方面要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让市场去自己更正自己，市场机制是需要帮助的，市场机制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小baby，所有的这些问题并不能够解决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至少它会发挥一点点作用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