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当前问题

　　12月19日至21日，由北京大学北大汇丰商学院主办，北大私募股权投资同学会承办的“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论坛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成立暨北京大学PE首届年会”在北京万豪酒店举行。嘉宾济济一堂，直面金融风暴来袭、大胆剖析世界未来经济走势，研讨中国下一步经济形式，探求最有效的迎战之术，以下是精彩观点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许小年：谢谢宋教授，谢谢海闻院长！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8这个数字，在改革开放30年每逢8这个数字的时候都会有大事发生，78年改革开放开始，98年也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现在又到了08，会出现什么？我们不是风水先生，而是做研究的。

那么说明在中国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在不断变化，进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在体制上进行调整，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经济中激烈出的问题，时间长了就要爆发，所以我把逢8即发生变化解释为，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甚至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跟上我们经济发展的步伐，在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矛盾就要以一些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08年的情况表面上跟98年有非常多的类似，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外部需求开始下降，到98年中央正确决定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由中性的财政政策变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08年同样碰到这样的情况，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不是在亚洲周边国家，而是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地带美国、欧洲爆发了，所以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要多少倍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

　　这次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外需下降，也使得我们外向型经济受到影响，现在我们主要的情况内需、外需同时放缓，内需放缓的幅度虽然没有外需这么明显，但由于内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达，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外需。

　　98年我们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外部的一些问题，98年我们开始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执行到03年结束，04年财政部宣布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转为中性，结束了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现在看来08年就变成了第一个积极财政政策的年度，说来有一些感觉，但有点矛盾，昨天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凯恩斯主义。在凯恩斯主义里面你是找不到改革开放的，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98年我们虽然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那一次真正由中国的经济下行轨道扭转过来进入上升因素不是财政政策，而是98年启动的住房改革，这释放了已经在经济中存在积压了长时间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改革过程中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发现这一大社会需求没有被放出来，所以由住房改革释放了这一需求。98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几乎是同步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一位数很快就上升到了两位数，并且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在98年对于改变中国经济运行事态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在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WTO，加入WTO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外贸加速增长，我们除了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以外，突然由于WTO，由于中国更紧密的融入到世界经济体中，我们发现一大片海外的市场，从那之后外部的需求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不可或缺的一架。所以98年能够改变经济运行势态，不仅仅是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需求，由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由改革开放释放出来新的经济活力。

　　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我认为应该充分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凯恩斯主义光靠财政收支为什么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积极发展，特别是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已经严重失衡。这个失衡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矫正，而不能靠财政政策、靠政府花钱来改变这个结构，具体的失衡表现在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多年我们依靠投资推动经济的发展，07年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已经接近45%，这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已经超过了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顶峰值。45%是什么概念？每年创造100块钱的GDP有45块钱用于投资，而不是勇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与投资相对应的是消费，民间消费、居民消费，或者叫私人缴费，07年只占我们GDP的35%，也就是创造了100块钱的财富只有35块钱用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用于消费，我们多年来为增长而增长，已经忘了增长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好象GDP增长就变成了目标，一定要保几保几才叫工作有成效，但研究经济的都知道，经济增长不是一个目标，只是一个手段，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患上了“增长病”，我们有一种增长的情节，我们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把增长的目的给忘掉了。增长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现在100块钱创造的财富离45块钱用于投资，只有35块钱用于民众的消费，这个结构难道不是失衡吗？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是依靠政府的财政开支拉动经济的增长，势必会进一步扩大投资在经济中的比例，进一步的压制民间消费。所以我说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问题。

　　我们第二个大的结构失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失衡。制造业占GDP的比重50%以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我们多年强调投资、强调制造业，使得各行各业大量的产能过剩，最近有色金属、煤炭价格、油价的下跌，就表现出供需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再向制造业投资、再向基础设施投资，会使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严重。

　　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总结国际上其它国家的经验，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认为，我们应该牢牢地抓住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这就是坚持不懈的推进改革和开放，创造新的需求、创造新的生产力、创造新的企业、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技术，而不是盯住过去已有的旧模式，一味的追加投资，靠政府投资，那么到哪里寻求新的机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服务业、制造业，不是简单的制造业，而是以研发为驱动的，以高附加值为核心的，由差异化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来把我们的制造业带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政策上的目标不应该过分强调“保增长”，而是要把就业放在比增长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只要保住了就业才能保住消费，要想提高消费的比率，要想把消费和投资失衡的状态调整过来必须“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保就业”，就业机会不在制造业，也不在基础设施，而是在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只占GDP的40%，而发达国家，日本的服务业占GDP65%，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0%以上，印度的服务业也占GDP的50%，我们的服务业太落后了。而我们多年强调的经济增长，制造业偏偏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不能有效的创造就业机会，所以使我们染上了“增长病”，没有10%的增长我们就日子过不下去，一个国家不可能常年10%的增长。为什么那么多问题解决不了？因为我们不能使这些行业有效的创造就业机会，为了有效的创造就业机会应该把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这样我们就要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现在我们对服务业的管制太严格了。

　　所以改革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我们应对当前经济困难更有效的办法，而不是单纯靠政府不断的花钱、花钱、花钱。服务业之所以长期落后，因为我们对服务业实行了过度的管制。比如说金融业，我们在金融业中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中国80%以上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我们6、7亿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金融发展的空间有多大，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医疗卫生，所有这些服务业都可以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就业机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延续我们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以改革开放来应对经济中出现的困难。开放服务业，放松、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相信市场、相信民众的创造力。我们现在都在谈信心，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媒体的烘托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经济形势的清醒认识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改革开放的成效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市场的创造力、民众的创造力上。

　　如果我们能够像过去30年一样，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非常有信心，我们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会迎来中国经济在另一个更高阶段的可持续增长，这个增长也许不到10%，但是这个增长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这个增长可以不断的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个增长是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