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消费性社会

　　中国要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消费性社会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09年将是改革的最好时机，面对金融危机这个坎，中国只能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社会体制，才能缓解中央的压力。”

　　一年前，我曾预测2008年是中国“未来的转折点”，它可以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年。

　　“转折点”体现在三方面。首先，雪灾、奥运会，以及奥运前的3·14事件、火炬传递纷争等一系列大事，中国政府都比较好地应付过去了，这证明其执政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国力也有所增强。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国力不符，就会出现像布什政府那样的管理不善。

　　其次，中国人的自信心渐长。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人没有预料到的，中国人在检讨西方制度缺陷的同时，开始意识到本国制度的某些长处。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方面是文化复兴。中国人在2008年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这非常关键。今年，经历过汶川地震、奥运会和问题奶粉这些大事件，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政策开放和媒体开放，这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表现。

　　2008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画上了句点，2009年将是下一个30年的开篇。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伟大事件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极个别不同的声音。其实，出现这些状况是必然的，因为尽管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巨大进步，但不同社会群体在改革开放中的得益不同，利益分配不公自然有怨言。怎么对待这些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表态给出了答案。他提出的四个“一定要坚持”表明：中国不可能回到过去，但也要看清未来的路，社会发展必须要树立起鲜明的旗帜。

　　未来30年，中国如何取得经济增长？怎样社会转型？目前并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概念，而胡锦涛的讲话告诉我们，在改革进入到第31年时，这条“河”必须过，就算有很多困难，也不能停在“河”中间不走。这是大方向。既然方向已经设定好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继续过河？这还没有明确答案。

　　200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关键时刻。2008年，国内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部分出租汽车司机罢运、就业难问题等等，2009年类似的社会问题也可能会一一浮现，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视。我相信中国政府有信心解决问题，但要把信心转化为改革的动力，而不是变成骄傲和自满。

　　着眼2009年，对内，社会稳定将是最大问题；对外，国际环境也不会缓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会更明显。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而贸易保护主义恰恰是中国最不愿意遭遇的问题。2009年的国际大环境对中国是个巨大挑战。中国必须自己调整对外依赖度，建起真正以人为本的消费性社会。

　　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那是因为起初欠缺资本，引进外资才能全面改革。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当下，外需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强大，中国需要经济转型，从着眼外需转到扩大内需。

　　但是，消费社会的构建必须以一系列完善的社会制度为基础，如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制度不完善，中国人怎么能放心大胆地消费？如果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计划能够用来完善社会制度，那就能持续健康地拉动内需，建设消费性社会。医保、教育这些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源。

　　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曾经是个“脆弱的经济大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大陆型经济体” 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建成。30年的改革惯性还是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策走向，民生经济的背后没有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来支撑，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改革的进展不大，因此，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必须转变。

　　2009年将是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不能再求助外需来刺激经济发展，于是必须正视内在体制的种种不健全之处。政府必须意识到，是时候将过去几十年的积淀“用之于民”。面对金融危机这个坎，中国只能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社会体制，才能缓解中央的压力。

　　我想，应该把2009称为中国的“危机之年”，其中的“危机”要拆分成两个字来理解——2009年将夹裹着危机和机遇而来，危机和机遇是并存的，就看中国怎么抓住机遇，化解危机。

　　早报记者 俞懿晗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