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消费最终落脚点是农村市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9）■本报记者 朱菲娜

　　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去世后关于房子问题的对话，一直被当作中美两国百姓消费观念对比的经典案例。美国的消费率高达89％，而中国的消费率甚至比不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刺激消费”方面提出了诸多措施：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国民消费状态趋于恶化

　　“我国的国民消费率相当低，这既带来了宏观经济的失衡，也导致了许多被称为民生的问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尚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区域经济的失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以及分配的失衡等等，都是民生问题的一个侧面。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消费的差距也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而扩大了。这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例如从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来看，农村只相当于城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

　　还有，消费安全也伴随消费率的下降和消费差距的扩大而变得愈加令人担忧。一方面，产量和产值上去了，而另一方面，食品、药品、饮用水、餐饮、就诊、就学等各种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消费的风险扩大了。

　　“从以上三方面看，我国国民‘消费状态’事实上是趋向恶化的。”刘尚希说。

　　八亿农民是最大潜在消费群体

　　那么，目前的中国如何才能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刘尚希认为这是一项制度建设和信心培育的过程。

　　他的主张是三点：第一，要扩大消费，首当其冲的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一方面逐步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扩大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和基本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消费，逐步提高公共消费在国民消费中的比重，协调好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其次是金融、税收、物流等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消费的体制环境。

　　 第二，消费的平等化改革。如基本营养、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不仅对现在、现一代，而且对未来、对下一代都会产生连续性的重大影响。

　　第三，化解消费风险也要进行改革。买不起的消费风险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化解，而产品、服务质量和安全性方面的消费风险则需要政府加强对生产、服务行为过程的监管。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后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认为，国内最可能扩大的内需，在于农村地区的发展，需要让农民的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应该着力启动农民消费和中低收入者消费，这既能刺激消费，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推动体制改革，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刺激消费应结合新城市化建设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在中央这次4万亿投资大单拉动内需的过程中，最应该考虑到把刺激消费和新城市化建设结合起来。”

　　海闻认为，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让广大农民进入城市，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新城市化建设，把中国农民的比例从目前的50％多降低到10％—20％。这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拉动消费。这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未来二三十年都将面临的关键问题。

　　对此，海闻指出，短期对农民进行补贴对刺激消费收效甚微，解决农民收入的最根本问题是通过城市化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此次4万亿的投资拉动中就应该包括对农民进城后的固定生活设施、教育培训设施等配套的钱，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刘尚希认为，8亿农民是最大潜在消费群体，是中国扩大内需的关键。对此，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通过什么政策来激发农民的消费，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及扩大内需的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