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时，中小企业这一提供城镇人口75%就业岗位的庞大群体，正面临着艰难境地。
鉴于此，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2月8日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金融三十条”）对中小企业融资予以了较多的关注。
“金融三十条”从银行信贷、担保体系、债券发行、直接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了极大的政策倾斜。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中央高层已经对处于窘迫的中小企业命运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中小企业问题已经事关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低谷，更是关系到中国的稳定大局。不过，在当前体系之下，中小企业这一数量庞大却力量单薄的群体，能否真正受惠？理想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又该如何构建？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
嘉宾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
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利胜
从战略高度看中小企业发展 上海证券报：“金融三十条”多项措施涉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对中小企业问题的关注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您认为，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会有多大效应？
刘煜辉：最近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措施较多地涉及到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意味着国家把中小企业发展放在战略性的位置来考虑，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重要一环。
在过去的5年里，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重型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两块都是不吸收劳动力的，制造业占GDP的50%以上，但吸收的就业人口仅有25%，这样的结构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投资、消费的结构失衡都是因为这种增长路径所引起的。所以，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就是资源赶快向中小企业、私人资本倾斜。
中国取得30年辉煌的首要因素还是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必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也决定了必须要有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才能吸收这些就业，而就业可能是未来中国考虑的首要问题。
新近出台的这些政策肯定会促使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但还是有一些长期遗留的体制性问题，会制约了效率的发挥，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是高度集中垄断的，无论是银行体系还是资本市场都缺乏层次，可满足中小客户需求的广大而低端的区域性的融资体系缺失。
上海证券报：“金融三十条”里有很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措施，如放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呆账核销条件，对中小企业贷款允许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等，这对鼓励商业银行更多涉足中小企业业务有何实际意义？有关呆账核销、提取拨备的政策优惠，是否不利于商业银行控制不良率？
汤敏：首先要明确一点，以往的呆账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放宽呆账核销条件是针对这部分过往的呆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政策放宽了，是否会对商业银行控制不良率有负面效应，这要看管理层的风险控制决策。虽然涉足中小企业信贷的多数是中小金融机构，其中不乏大量农信社，但是要说非上市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就比上市公司差多少，这个很难评价。
就放宽呆账核销条件、允许税前全额提取拨备等政策来说，直接效应是减轻了金融机构的历史负担，呆账在账面上趴着就势必占用一部分资金，不利于金融机构后续信贷业务的开展。而有原则的进行呆账核销和拨备提取，能够鼓励金融机构有针对的增加信贷投放，缓解企业的资金和成本压力。
这些政策措施是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的处理手段，是需要长期执行和坚持的，并不是因为某一次要提倡增加中小企业信贷而进行。
张利胜：如果没有担保公司担保，风险还是存在的，但是银行控制风险的能力也在强化，也就是说，担保机构能做的事情，银行肯定能做，比如说我们累计300亿的担保贷款额，风险概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七左右，这样一个规模，银行应该能做到，即便是1%的不良，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算是好指标，应该相信银行的能力在强化，虽然控制风险有难度，但不是不可控的。
政府提供准公共品力度需加强
上海证券报：“金融三十条”鼓励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担保机构，对符合中小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落实和完善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落实及其效果？另外，中小企业征信工作目前是怎样的状态，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张利胜：可以说，政策的落实应该不难，像广东、浙江地方财政有实力，当然实施和发挥作用还有个过程，因为大家在危机面前，很重要的想法是自己不要受伤害，不能承担无限的风险，所以介入这个行业比较谨慎一些，不可能像公共产品一样大家平均分配，应该说政策性的担保从产品定位来说，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准公共品，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品，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公共品，但作为担保来讲，他应该提供准公共品，也就是说政府出资可以，但是要企业化运作，要市场来选择企业，这次政府加大的力度是提供准公共品。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25%的所得税率问题。对于我们公司而言，由于注册的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享受15%的所得税率，但普通的担保公司所得税率是25%，这样的税率不利于担保公司资本的积累，因为担保公司倍数效应是以资本为基础，资本1亿，放大倍数就是5到10倍。再说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就是给社会打造准公共品，准公共品就是财政的，既然是财政的行为，用的纳税人的钱，赚了钱再交给纳税人，但不交也还是纳税人的，就看这笔账怎么算。
至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我认为还在构架和完善中。比如说信用评级问题，在起步快的北京中关村地区，大概有4000多户中小企业做了信用评级，但毕竟还只是一部分。北京现在有37万户中小企业，真正做到信用评级的，我估计整个北京市恐怕到不了一万。我认为北京的情况差不多可以代表全国的水平，所以在这个方面要加大完善力度。再比如说个人信息、企业信息采集平台，现在企业都有很多数据，政府部门也掌握了一些数据，比如税务、工商，但能不能对社会开放、怎么开放，开放的力度可以有多大，以方便查询，还是要一个过程。还有个人信用登记，比如说我们在跟企业合作的时候，如果企业家允许我们查询他的个人信用，我们就可以到银行或其他地方查询。但现在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构架和完善，想便捷地查询一个人的信用信息并不容易。
汤敏：担保公司在我国发展已经有十多年了，在这几千亿上万亿的业务流量中有好有坏。必须肯定一点，就是担保业“有比没有好”。
原先担保业主要是由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对口管理，现在中小企业司已经转到了工信部。而工信部近期也在研究担保业的监管问题，怎样在工信部和省市地方政府之间对担保业审批、监管进行职责分工，这关乎担保业今后的规范发展。
现在提出由国家对担保业进行补贴、地方政府注资，地方国有的担保公司相对来说资金就比较充足。现在很多担保公司都是政府直接参与投资管理，这是有弊病的。很多民间的担保公司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增加民间投资，其实更具灵活性。同时，也能够丰富和优化担保业的结构。
税收优惠对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实际意义很大，最直接的就是对中小企业本身减税或是免税。很多国家为了扶持中小企业，都会对中小企业施行低税收，有的对中小企业只收取正常企业的一半。但是中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还是很高，在减税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商业银行、担保机构进行中小企业放贷实施税收优惠，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效果是间接的。要注意的是让这部分税收优惠的效果真正体现到中小企业融资上。
另外，对中小企业进行征信并且给予市场评级，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是帮助的，但是也要看到，这部分作用是有限的。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与市场信用评级有很大关系，评级机构从被评级机构处获得资金支持，难免会产生利益冲突和询价行为。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人民银行进行征信体系建设，是必要的。但其信息来源是基于正规渠道或是官方渠道，而中小企业有很多信息是不透明甚至是虚假的，这就需要在信息采纳上更加谨慎。而所谓的市场评级，在中国还没有很深的根基和权威的机构。多数评级是针对大企业而非小企业，评级机构并不能改变小企业信息不透明的情况。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征信和评级的实际作用，这只是判断中小企业的一个辅助手段，不能过度依赖。完善征信和评级，最根本的还是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
刘煜辉：地方政府扶持担保公司等是微观方面的问题，因为小企业贷款需要很多公共品，包括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环境里面很多实际上都是公共品，包括信用评级、担保，整个地区的信用环境、文化的提升，多多少少都带有准公共品的性质，政府不做的话，谁去做？但单单扶持担保机构是不够的，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包括征信体系，信用文化的培育积淀，评级等，都需要政府的介入。
这都是微观的基础环节，我觉得思路更重要，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思路要清楚，单单微观方面的改革成效是受制约的。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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