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和广东省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同时， 也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可能出现“路径依赖”、“路径锁定”现象，如果不能及时、主动地转型，就可能对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造成阻碍，陷入所谓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2008年12月9日－13日，应广东省委调研室之邀，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广东省进行调研，并撰写了相关报告。报告主要以广东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金融危机应对为线索展开，分为上下两个主题：上篇讨论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下篇讨论金融危机对全国和广东的影响以及应对之策。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上篇：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东省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并且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用“两个历史性跨越”、“两个历史性转变”做了很好的概括：从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省份向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温饱向宽裕型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
本部分将从经济、社会、对外开放、体制变革等方面总结和梳理广东省的发展成就、发展贡献、发展经验，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视角讨论现阶段广东省改革和发展的向心力、离心力，以及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并讨论广东省下一步的追赶目标、发展定位，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本路径。
一、广东省的发展成就与贡献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省正在从不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进而向发达经济体转变。我将从全国视角和全球视角来总结一下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就（见表1）。
二、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性：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1、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存在一个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其主要由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制度等要素禀赋所决定。要使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甚至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合理配置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进而形成竞争优势。但是，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该经济体原来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弱化，甚至可能最终消失。如果仍然沿用原来的要素配置格局，该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不断降低；要想恢复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需要根据新阶段的比较优势，改变现有的要素配置格局。这就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逻辑所在。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转型期（见图1），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这一时期既是转型阵痛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第三阶段，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创新驱动、高度空间集聚、贸易高附加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和谐。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原因，即“经济发展悖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报酬率下降，先发地区的竞争优势被削弱；二是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出现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三是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诚如汪洋同志所说，“小富即安、小成则满”，改革的锐气和动力有所减弱。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对手已经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胜者强，只有战胜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者，广东才能成为提升我国竞争力的主力省。
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少数国家像韩国、日本等，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但更多国家比如拉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掉到了这个陷阱里面。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比如印度尼西亚等国由金融危机直接演化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包括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明显下降，犯罪和暴力事件激增，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景、公众与政府信誉失去信心。
为什么持续20年经济繁荣、高速增长的印度尼西亚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呢？其实，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忽视了促进社会进步，在从事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因此，一旦经济增长衰退和金融危机来临，贫困人口和家庭首先受到冲击，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并以抢劫、暴力和动乱的形式爆发，不仅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贫富居民阶层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也体现了被压制的社会一旦开始对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及领导人改善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就会迅速发生剧变，出现政治动乱。
如果说1990年代初中国主要是避免前苏联、南斯拉夫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分裂、经济衰退、政治解体，现在就是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对广东来说是极为重大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广东在发展转型方面再次为全国作出表率。
2、广东现阶段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总是面临两种力量的较量：一是向心力，二是离心力。向心力主要包括：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彼此接近、相互集中可以形成技术的正外部性；各种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越是劳动力丰富、价格相对便宜、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的地区，越容易吸引到企业投资，产业集群、经济集中效应，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后向（需求）关联和前向（供给）关联，使得它们相互集聚。当然也包括人群的集中和社会凝聚力。而离心力主要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高的租金等，同时企业集中到一个中心地带也会增加竞争，带来利润的下降。当然也包括社会歧视和排斥力，特别是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排斥力。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这两种力量较量平衡的结果。
我们认为，广东省现阶段也同时面临着发展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一轮解放思想将为广东省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最大的动力。思想解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种思想或模式都有其阶段合理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可能是合理的、可行的，但到了另一个阶段，就不再合理、可行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思想、观念来处理问题，又变成了新的“教条主义”，这时候就需要针对新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在许多方面开展了新的探索，比如以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规范发展社会组织为重点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人大体制改革等。汪洋同志提出“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对于广东的改革发展而言，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需要的，对于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对其他地区来说，广东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将是比要素投入更宝贵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第二，广东省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从经济增长来源来看，广东省与全国大部分省份一样，还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见表2）。这里我们定义区分集约式增长模式和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以一个地区在给定时间内资本存量增长率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值。如果大于1就是粗放式，即资本投入增长大于产出增长率；反之如果小于1就是集约式，即资本投入增长小于产出增长。根据我们计算，1999-2005年广东省经济增长粗放度为1.04，经济增长集约程度在全国排名第六，表明广东省资本存量增长仍快于GDP增长，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扩大来获得。我们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也发现，1978-1993年间，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96%，1993-2005年之间下降为3.4%，贡献率由41.7%，下降到34.5%。
同时，广东省贸易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2000年为18.5%，2007年提高到34.8%，机电产品出口额2000年为54.4%，2007年提高到68.6%。
第三，集聚经济将成为广东未来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主要动力。广东在改革30年中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各类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对此作了高度肯定，将其作为全球发展的成功典范之一。从比较沿海地区的主要指标集聚角度来看，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要素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在占全国0.42%的土地上集中了3.5%的人口，10.0%的生产总值，34.3%的出口，22.0%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口集聚度（指人口占全国比重与面积占全国比重之比）、GDP集聚度、出口集聚度、实际利用外资集聚度是三大沿海城市群中最高（见表3）。今后广东还需要进一步要素特别是优质要素（如人才要素、知识要素）聚集，优化开发。
第四，广东省在绿色发展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有望成为绿色发展的先行者。2007年单位GDP能耗为0.771吨标准煤/万元，为全国最低，自然损失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只有全国的一半。当然，广东省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一是煤、电、油紧张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二是由于经济高度集聚，也带来了污染的高度集聚。2007年珠三角除江门外，8个市都属于重酸雨区，酸雨频率达53.4%。三是土地资源紧缺，土地开发强度过大，目前珠三角开发强度在25％以上。像深圳、东莞等地，开发强度高达40％，可以开发的土地基本上全部开发完毕。四是清洁能源消费比例还比较低，2007年一次能源消费中，原煤消费比重达到了52%。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要有收益就会有成本，只要有发展就会有代价，只要有开放就会有风险。经过30年的改革，广东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问题，对广东未来的发展形成了重大挑战。我认为，制约广东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问题或挑战，或者说广东发展的离心力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广东制造”虽然融入全球价值链，但尚处于价值链的底端，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高、资源消耗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省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时候企业思考的不应该是法律自身合不合理，而应该是如何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降低其他环节的生产成本，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例如，IT领域的专利85%来自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70%以上。导致的结果是，广东只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换取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甚至“世界加工厂”，相当一部分产业出现了“低端技术路径依赖锁定”的现象。
第二，要素成本迅速上升，不断削弱了广东的集聚优势和竞争优势。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要素聚集和各地区之间的竞争的过程。假设A国（指发达国家）向B、C两个地区投资，B为先行地区（如广东），C为后发地区（如其他沿海地区或内陆地区），B地区率先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吸引了大量外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集聚经济。但由于C地区也实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壁垒，加上劳动力更加充裕、C地区的相对吸引力就大于B地区，就会出现A国投资由B地区为主向C地区进行投资的贸易与产业的转移，B地区的先发优势就会自然下降，除非不断创新才能保持领先。低成本的劳动力、低土地租金是低附加值产业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土地以及交通运输等要素成本必然会升高。广东前两年曾经出现的“民工荒”就是要素成本上升的最好例证。此外，生态环境成本、能源资源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可避免的升值，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优势明显减弱，产业、企业、产品升级势在必行。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2007年佛山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率为25.5%，2007年广东工业增加值比率为2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率为29.0%），按此推算，广东工业增加值少收益450亿元，增值税77亿元。
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且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在调研中，很多同志提到，全国最富的人群在广东、最穷的人群也在广东。这形象地说明广东内部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1995年我曾发现按人均地区生产值计算，广东地级和县级之间的差距比贵州省的内部差距还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的省区，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明显，内部经济差距就越突出。统计显示，2007年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GDP只相当于珠三角的8.4%、9.3%和8.3%，人均GDP只相当于珠三角的24.0%、28.2%和23.9%。2000-2007年间，各区域经济总量的离散系数从0.470上升到0.534，各区域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从0.265扩大到0.299。这就需要一方面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劳动力和人口，减少总人口分母，另一方面提高其他地区转移支付，增加分子，进而实现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第四，GDP增长未能有效地转化成城乡居民收入。这是一个全国普遍性问题，即GDP增长大大超过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增长，广东尤为突出，1978年，广东省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60.6%，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为38.8%，减少了21.8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第22位。这表明，经济增长不一定居民收入增长，增长不一定就是富民。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扩大内需，宗旨都要以富民为本,GDP增长要转化成居民收入的提高，藏富于民，才能有效的利用好省内和国内市场。
第五，经济繁荣与社会矛盾并存。过去30年中，大规模的外来移民为广东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为广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增多，政府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就会加重，社会管理的难度就会增大，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这些社会矛盾可能以民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合法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等非法形式表现出来。从长期来看，这些社会问题不仅威胁到广东的社会稳定局势，而且会破坏发展环境，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损害经济发展。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移民所在地，如何构建和谐广东、平安广东是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本地人如何欢迎、接纳和善待不断增加的外地人，另一方面外地人如何主动积极和友好融入本地人，是广东省上上下下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另外，广东省不是资源丰富的省区，对外部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度很大，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过程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激化和凸显。这些离心力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这反映了“发展是硬道理”，但同时发展也是悖论，除非科学发展、不断转型。
三、广东省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与途径
那么，如何避免广东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们认为，广东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要保持持续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现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我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孩子在不断成长，这期间就要不断地换衣服，从小号到中号再到大号，所谓小孩穿小衣服、大人穿大衣服，如果等到了而立之年，还是小时候的衣服，显然就很不合身了。现在，广东的经济发展已经是三十而立，还固守着简单的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模式，已经不相适应了，因此要找到另一件合适的衣服，才能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足够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向科学发展模式。过去邓小平同志讲不改革死路一条，现在我们可以说，广东不转型、不实行科学发展，也是死路一条。30年前，广东在全国率先“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旧体制，先行一步，启动对外开放；30年后，广东又要突破一个“新教条主义”，“探索一条新路”。这种探索既需要胆识，也需要智慧，一方面要敢于对既得利益做出调整，另一方面要依靠政府、依靠市场主体进行创新，不仅包括知识和技术创新，更包括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市场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的竞争对手既不是山东，也不是江苏，而是广东自己，必须要主动挑战自己、不断战胜自己。而这次金融危机形成了外部冲击，加剧了外部压力，迫使广东尽快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形象地讲脱掉一件紧锁自己的旧衣，要换一件合适自己成长的新衣。
那么，广东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在哪里？从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环境经济学理论来看，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创新经济、开放经济、绿色经济、集聚经济的交集。对广东来说，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明确自己的追赶目标、发展定位和转型方向，具体来说要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实现以下四种转变：第一，从劳动资本经济向技术创新经济转变；第二，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第三，从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第四，从相对分散经济向集聚经济转变。
1、广东省的追赶目标与发展定位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到广东访问就提出，广东要力争在20年（指到2012年）内追赶上亚洲“四小龙”。这是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目标，当然他并没有指出追赶的具体含义。但是广东发展的路径就是追赶新兴经济体，进而追赶发达经济体，最终要成为发达经济体。
目前，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广东已经成功的赶超了“四小龙”的3个，下一步的目标应该十分明确的提出，就是首先从经济贸易总量上赶超韩国。目前广东与韩国的主要差距表现在：一是经济规模，按照汇率法计算，广东为韩国GDP的40%，按PPP法计算，为韩国的73％，广东可以在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追上韩国；二是货物出口额，2007年广东相当于韩国的99.4％；三是城镇化率，相当于韩国的78%；四是服务业比重，相当于韩国的77%；五是研发投入，2007年广东的研发投入仅相当于GDP的1.3%，不仅大大低于韩国的水平（2.6%），而且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1.49%）(见表4)，因此广东现在提出要“创新驱动”，抓住了发展的核心问题。
我建议，广东省应做出更详细、更明确的分项目的追赶时间表：我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广东与韩国相比，最大的差异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巨大的内陆腹地，这就相当于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和上升空间，广东应该认真研究、好好利用这一巨大优势，成功地实现对韩国的追赶甚至超越。
为了实现上述追赶目标，广东省要明确自身在全国和全球的发展定位，关键是广东能不能在亚洲再造一个韩国？
现阶段，广东将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位：“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我基本同意这一定位，同时还要补充广东省的发展目标是努力实现三个率先：第一，“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全社会富裕位于全国前列，社会公平也要位于全国前列；第二，“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五个方面的和谐：区域和谐、城乡和谐、劳资和谐、贫富和谐、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和谐；第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其它地区做出表率。
我认为，广东省珠三角洲的发展定位主要是“两个基地”、“两个中心”：
第一，世界级大城市群集聚地。成为全球人流、资金流、技术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聚集与分流之地，成为人口、非农劳动力和经济、贸易、消费规模居世界前列的地区，创新能力强，高端人才聚集，基础设施一体化，最能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主体区域，成为特大、大、中、小各异功能相互补充、相互错位宜居的现代化城市群。
第二，全球现代制造业基地。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高端技术和新兴产业转移，发展成为全球现代制造业基地，发展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逐步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形成更多的自主品牌、自主技术，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延长产业链，进一步专业化，形成生产网络。
第三，现代服务业及研发中心。成为知识技术密集区、现代服务业中心、自主创新中心。广东是交通基础设施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单位面积航空港最多的地区，可以建成世界最大的物流中心；同时也可以形成金融中心和研发中心，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第四，绿色发展中心。目前广东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是，土地空间越来越小，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有限，从而单位土地面积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另外，单位土地面积的污染排放越来越多，因此珠三角要争取在全国开拓出一条绿色的、宜居的、超大规模的城市，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的宜居区域，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扩大生态空间比例，成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家园；高效、合理利用资源，严格控制国土开发强度，大幅度提高单位建设用地产出，大幅度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当广东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森林覆盖率达到60％以上，甚至达到日本的水平（66％），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发展中心。
此外，广东也应成为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腹地和地带。
从长远来看，当广东赶超了韩国之后，还需要寻找新的追赶目标，这就是美国加州，它的GDP在全球排位第七位。广东的目标不是要往后看，如江苏、山东，而是往外看，有了目标，就要锁定目标，加速追赶。
2、广东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第一，继续深化新一轮解放思想，形成政治社会共识。一个经济体长期形成的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或者说“体制惰性”，除非有较强的力量来推动，这种力量既可能是内生的，比如企业的创新激励，也可能是外生的，比如领导人的强烈政治意愿，或者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等，更可能是内外结合的结果。我认为，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教条主义，当时中国是要“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意识形态和体制机制的束缚；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以及广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批既得利益群体，有可能形成未来改革的“新教条主义”，因此我们亟待“探索一条新路”，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中再次“突围”，造就一个全面改革、全面开放、全面创新、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广东省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为破除经济发展的“新教条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形成了“八个必须，八个解放出来”的重要学习成果。我认为，这轮“思想解放”运动需要继续深化，特别是通过政治学习、社会学习，达成政治和社会共识，通过思想解放形成的新观念、新思维就为打破发展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提供动力。
第二，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向创新经济转变。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广东的注意：一是研发投入不足。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3%，低于全国1.49%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北京、上海、陕西、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二是高中、高等教育相对滞后。2007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为66%；而广东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25.6%，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为65.9%，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这与广东的经济发展领先优势非常不适应。人均受教育年限显示的问题更加明显。2005年，广东省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43年，在全国排第8位，也低于北京、上海、天津，还低于吉林、辽宁、黑龙江。
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实现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和前提。北京之所以发展很快，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快，并不是体制改革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教育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依靠特大规模的大学。目前北京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了东京和纽约，在世界城市中位居第一，其中中关村科技园聚集了上万个中小企业，从业人员近百万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如果不能建设高水平的科研院校、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来粤工作，就不可能提高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目前党中央、国务院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我建议广东应该同步制定本省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广东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经济强省，在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上可以学习“加州模式”。加利福尼亚虽然只是美国的一个州，却有很多美国乃至世界一流大学，比如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伯克利分校等。因此，广东可以让一些知名高校在各地市建立分校区，把广东的大学办多、办大，广东完全有条件建设若干所全国一流乃至世界最好的省立大学，不但吸引全国师资与学生，也吸引全球的师资与留学生。
另外，广东还要大力吸引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加大企业研发激励，大幅度提高居民专利授权量。广东要成为全国人才、全球人才的重要移民输入地，成为吸引年轻人的魅力之都，加快集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第一资源（指人才资源）的能力，加快高端人才引进。
第三，根据主体功能区思路，引导产业转移和教育移民，向集聚经济转变。聚合经济带来了知识溢出和低成本的物流供应，同时也吸引了更充裕的劳动力，这是珠三角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引导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迁出，同样也要考虑到聚合经济效应，要引导企业迁往发展潜力大，交通可达性好的地区。另外还要按照生态条件、资源环境承载力引导企业转移，避免向生态脆弱，生态外部成本大的地区转移。
我建议，根据“主体功能区”的思路，采取产业转移和教育移民同时开展的措施：一方面要依靠劳动力和产业的“双转移”，通过把部分产业从发达区域转移到欠发达区域，促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把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劳动力转移出来，特别是把青年人从欠发达地区转移出来，建立寄宿学校，通过人口转移实现人口向发达地区聚集。
第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向绿色经济转变。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舒适的环境、宜人的气候、良好的生态景观等生态产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需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一产品也更加稀缺，价值也更大。要按照生态约束淘汰落后产能，按照环保门槛和技术门槛来吸引企业投资，建设青山、绿地、碧水、蓝天的宜居城市，严格保护水面、林地、文化遗址，改善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提高建成区绿地面积，保护好城市之间的绿色开敞空间。
第五，实现四个“一体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全面开放型经济转变。过去三十年，广东走的是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即利用劳动力成本低下的比较优势、简单的增大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这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与开放型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开放型经济就是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能够较自由地跨越区域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开放型经济并不等同于完全开放模式，它并不排除适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措施。开放型经济目标模式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生产和消费国际化，二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三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
广东要从在四个层面实现一体化：省内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地区内部一体化，其重要标志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一体化，即把扩大内需视为最大的机遇、最大的发展空间，与全国整体经济紧密融合，其重要的标志是广东与国内市场销售占GDP（指支出法）比重明显上升；区域一体化，包括与港澳台的一体化，与东盟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形成区域网络生产和价值链；全球一体化，其重要标志是广东高技术产品、现代服务贸易占货物服务贸易比重明显提高。
目前来看，广东省内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一体化了，但政府无形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现在很多地市在搞工业园，我认为一个地区的工业园区不能太小、太分散、到处撒胡椒面，而要做大规模，使之更加聚集在某些地区、强化其经济密度（包括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人才、经济总量、税收总量和R&D投入等），以此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双重身份”、“双重代价”，既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可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主体，因此要强化省级的中观调控，防止地方政府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障碍，降低市场进入的无形门槛。
第六，加快体制改革，促进区域一体化，管理扁平化。我国最大的政治国情就是“五级半”政府，广东省的最大政治省情则是“四级半”政府，加上条块分割体制。这是广东进行地方治理的难点，也是广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广东省面积只有18万平方公里，但有21个地级市、121个县级市，为全国最高，还有两个副省级城市（指广州、深圳），这加剧了市场分割、提高了行政门槛，这使得信息不对称性、权力不对称性人为地放大了，也使得行政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广东要率先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省级、县级做实，地市级聚集到大中城市，省级政府负总责，市、县级政府负责执行与属地管理。市一级更加强化城市功能，是区域经济中心，强化城市的中心功能。同时强化县级政府职能，实行省直管，省政府直接管辖85个县级行政区。国际经验证明，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美国加州也是管理几百个县级行政区，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但是它跟Orange County是一个层级。对中国而言，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地方税分税比率问题、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怎样进一步实行政府扁平化。
税制改革、财政改革是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这其中核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增值税分享问题。这一点上，浙江的设计比较聪明，25%的分享增值税是省级和县级一家一半，省里一半可以集中财力做基础设施一体化，县级分享另一半，就不再与地市级分享了。二是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包括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广东个别地区正在试验横向转移支付，从富裕区域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贫困地区，这是一种较好的尝试，但需要进一步的制度规范。现在来看，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仍是促进财政均等化的重要政策工具。
下篇
金融危机与广东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参与和融入世界经济，先后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外部冲击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先后搞了两次所谓“中国新政”，即实行扩大内需的基本方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刺激本国投资和消费，确保经济增长，因而使外部冲击的影响减到最小。
一、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总体判断
金融危机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冲击，属于外部总需求冲击，突出表现为出口需求下降，并且这种危机又会进一步扩散和蔓延，从而造成心理恐惧，在短期内引起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或出口增长率的突发性的下降。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具有突如其来、越演越大、迅速蔓延、影响和后果不确定等特点。这次金融危机是个随机事件，不可测、不可预见也不可控，因此只能随机应变、相机抉择。其发展的范围主要是从危机发生国（美国）扩展到危机冲击国（欧盟、日本及亚洲一些经济体），而后再扩展到危机影响国（中、印）。其发展阶段是首先从次贷危机演变为信用危机，而后发展为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影响全球实体经济。
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对此，我们认为实际情况未必如此。1929年时，世界上约有数千家银行破产，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失业率提高到25%，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却还远未达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些观点提出这次面临着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此，我们需要慎重地审视。怎样来判断经济衰退？通常来说，我们应当根据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缺口来判断，当前者大大低于后者时就认为是衰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经济衰退是指GDP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根据这一定义，欧美日确实已经进入经济衰退，但是否已经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加权平均全球GDP增长率将降至1%左右（按各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重加权，以市场汇率计算），下滑幅度远远高于2008年，并直到2010年才会复苏。同时，世界银行还预测全球实际进口贸易增长将从2007年的7.4%降至2008年的5.8%，而2009年将会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事实上，从全球来看，西方的太阳在下降，东方的太阳在上升，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出现相对温和的下滑，而发达国家却面临严重的衰退，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判断，我同意这个判断。经过这次经济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而发达国家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我的基本判断是：新兴经济体遇到了强大的外部冲击，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中断了从2000年以来的高速成长，感受到相当的困难，但是发达国家更困难、更严重。
根据我们的估计，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为9.3%-9.5%之间，IMF专家的估计在9.2%-9.5%之间，因此如果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这一潜在产出增长率的话，如果在3个百分点以上，我们就可以认为是经济衰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过两次这样的衰退情况，一次是1981年，为5.2%；第二次是1989年为4.1%和1990年3.8%。即使1998-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和7.6%，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但也还没有进入经济衰退的阶段。因此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真正出现经济衰退的年份只有三年，而且都还是正增长而非负增长。
我们利用简单模型估计，广东省GDP的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13.3%，工业长期潜在增长率为17.0%。2008年前三季度，广东省GDP增长10.4%，比潜在经济增长率低2.8个百分点。我预计，2009年，广东省的GDP增长速度可能会在9%左右，比潜在经济增长的4.3个百分点，出现短期的经济衰退。根据广东省统计局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10%，明年可能降到9%左右；2008年预计增长12.5%，2009年为8%左右；2008年，社会需求增长率20.0%左右，2009年为18.0%左右。
如果能实现这一预测，就避免了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年，但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外部冲击影响，从全省来看，经济危机的冲击是明显存在的，特别是对于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的局部地区局部行业而言，冲击可能更大。
因此，我对广东的基本判断是：广东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V”字型，即不会出现突然持续的快速衰退。
二、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
一个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三个特性，即经济规模、系统特性和决策响应。
首先是看经济规模。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越强，冲击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小。中国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而且经济实力也不断提高：GDP从1998年世界第七位上升到第三位；外汇储备由1997年的1399亿美元上升到近2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财政收支状况，从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1.1%到盈余占GDP的0.6%。可以说，中国已经显现出巨国规模效应，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要能够通过扩大内需来发挥这个独有的优势。
其次取决于系统的特性，即经济运行的状况，包括民生与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重要指标。系统的作用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些指标健康，系统就运行良好。与十年前相比，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走出了最低谷，利润率大幅度上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由45%下降为6%，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正在不断加强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在应对失业等风险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不再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而避免出现“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此外，文化、卫生、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这都能够有效地减弱危机的冲击。
最后取决于政策响应的速度和质量。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反应最为迅速、主动，在世界率先提出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也充分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性。从中国的积累的大量贸易盈余，“九五”时期是1495亿美元，“十五”时期是2125亿美元，2006-2007年贸易盈余达到4397亿美元，估计在“十一五”时期将突破1万亿美元，这一不断加速积累的贸易盈余表明，中国商品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它的消费能力，因此势必将这一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对美国出口，而恰巧美国的消费能力又大大高于它的生产能力，在正常状况下可以相安太平；但非正常情况下，特别在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好事就变成了坏事，无论是美国的家庭还是美国的企业都大大消减了消费支出。（见表5）
与十年前非常相似的是，我们目前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由于出口外需的下降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能力过剩，由于全球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调导致国内的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调，除非大规模扩大内需。所谓扩大内需本质上就是要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来估计过剩生产能力？我们如何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呢？我们通常从净出口的角度来估计过剩生产能力，这是指当国内出口（生产能力）超过国际消费（主要是欧美日进口市场）能力。1998年，我国净出口占GDP比重为4.3%，2007年这一比重上升为8.0％，可以看到，这次的相对规模（占GDP比重）比上次要大一倍。当对外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对内过剩生产能力时，出口转内销时，就加剧了国内的生产能力过剩。这种过剩能力直接或间接反映在几大过剩：一是贸易过剩，反映在贸易盈余上；二是资本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盈余和国内储蓄率上，可以发现2007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11.3%，达到最高峰；三是劳动力过剩，反映在真实失业率上，即就业供给超过就业需求。
从全国而言是这样，就广东而言就更严重了。如果说全国过剩生产能力是GDP的8％，广东则已经达到25％，是全国最高的，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广东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因此，如何消化这25％是一个基本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关税壁垒，增加进口；第二种是广东改变舍近求远、出口增长导向，不是广东货走遍世界而是广东货走遍中国，如何研究和利用中国大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十年前《经济学家》（1999年3月）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新加入的生产能力过剩大国，那么今天来看，中国有可能是世界生产能力过剩的最大国。在持续了6年的高度经济繁荣之后，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建设从钢铁到汽车，从芯片到造船，形成新一轮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投资的是基础设施除外。所以这一轮扩大内需既要扩大投资还得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是扩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而不是再去扩大那些已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落后的生产能力。从去年到今年，通货膨胀这只老虎我们刚给摁住，通货紧缩这只老虎又冒出来了，并且威胁可能比通货膨胀更严重。
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该充分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十年前在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的决策是三条：一是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率，防止下滑；二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三是保持人民币稳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动荡的加深，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影响而需求减弱，中国出口增长突然大幅下滑，在1998-2000年出现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首次出现了通货紧缩，后来不得不千方百计扩大内需。
三、中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基本应对及调整
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投资、消费等领域，此后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各部门及各省市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实际上为“十一五”时期中国的加速发展进一步踩了油门，而且这个油门踩得非常到位，因为它踩的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发展的那些领域，包括安居工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决策不仅在速度上到位，而且是基于对整个“十一五”规划全局性的科学部署的基础上作出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明智、又非常重要的政策。
以政府直接消费和投资形式出现的政府直接支出往往比财政补贴或减税更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针对产能过剩部门的需求刺激措施更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动和增加就业。增长模式的调整要求降低工业、投资和出口在经济中的地位，转而注重服务业发展和消费的增长。这种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将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并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通过提高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 中所占比重，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将可持续地上升。劳动密集型的城镇经济发展还将有助于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造成的农村贫困和城乡差距。虽然其性质与10年前有所不同，但其重点仍然是对基础设施及其他领域进行投资，其中很多项目是为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或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比1998年有很高的运用空间。1998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1.1％，而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比重为0.6％，即比1998年有1.7个百分点的GDP的发债空间；如果考虑到预算外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话，1998年广义财政赤字为GDP的0.9％，2007年为GDP的2.0%。由此可知，我们至少可以增加发行2%左右GDP的特别国债，这意味着将4000亿-6000亿左右的规模——如果明年发行的话，从预算角度看，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1.4％，如果从广义财政的角度来看，收支基本平衡。
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决定扩大内需，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我现在担心几个基本问题：一是政治动员式“大跃进”导致层层放大效应、相互攀比效应、竞争吹牛效应、报账效应。二是财务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和环境安全以及政治安全问题。
因此，扩大内需最主要的是如何筛选重大项目。早在十年前，时任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就指出：“可以认为，发行国债，扩大投资，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最大的风险是一哄而起，乱铺摊子，大搞重复建设和劣质工程，那社会就会给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
四、广东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汪洋同志指出，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我非常认同和赞赏这一观点。针对当前出现的危机，对广东我有三个基本判断：第一，广东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不会根本改变；第二，三十年发展积累的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人力资本实力）是应对挑战、战胜危机的坚实基础，不会大大削弱；第三，中国所提出的扩大内需提供了广东保持增长、实现发展模式转变的最大机遇。
我认为，现在是广东进行企业“大扫除”、“大洗牌”、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良好契机。以前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发展模式转型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但现在是市场的力量在发挥主要作用，形成了转型的“倒逼机制”。当危机来临时，无论是产业、产品、企业都将面临一次大洗牌，不转不行、不洗不行，这个过程并不是政府的指令行为，而是基于市场的调整。通过洗牌以后，剩下的企业就会形成规模经济或者品牌。
特别是，尽管目前广东面临出口减少、经济下行的危机，但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向好，应该有足够的信心来应对。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登记失业率或者实际失业率，都要低于1998年的金融危机。同时，珠江三角洲是产业密集地区，初步形成了劳动力的蓄水池，便于企业之间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一个工人在这个企业失业了，还可能在不改变自己的工作和专业的情况下，到另一个企业去竞争就业。另外，从总体上看，现在广东企业正处在一个出生率远远大于死亡率的时代。根据广东工商局的调查和数据，今年1-9月份，新增登记企业9万多家，吊注销了5万多家，在吊注销的5万多家企业中还有部分是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自己未及时登记申报的。从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角度来看，政府肯定不能保护落后的生产企业，而是要支持那些所谓节能的、减排的、低碳、低耗能的企业，同时立足于保工人、保就业，通过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帮助工人实现转型，从劣质企业转到优质企业。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广东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们如何适应新形势、尽快找到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路和途径？过去30年中，广东各级政府围绕“快”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发展思路和发展体制，但这套思路和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了，现在必须改成围绕“好”来开展工作。其间需要一系列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这可能是一个艰苦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必须趁着这个机会果断的去做。
总的来看，传统发展模式就是危机，科学发展模式就是机遇，实行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机遇就会大于挑战；反之，挑战就会大于机遇。我认为，坚持实行科学发展、推进发展模式转型，就能化危为安（指安全、安心、安稳），建立和谐社会；进一步再化安为机，保障广东的持续稳定发展。
全国应对危机的方针政策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相结合、扩大内需为主，广东也要扩大内需，同时稳定外需，要做到西方不亮、东方亮。我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充分拓展国内市场，优化利用国际市场。
广东的定位不仅要面向世界，还要主动服务、贡献全国。这样的定位，一方面能够给广东发展带来更大的政治社会支持，广东是依靠全国的支持发展起来的，现在应该主动地回报全国，对全国和周边地区产生正外部性；另一方面，广东要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会，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广东未来发展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过去30年，广东在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方面，在全国各个地区是做得最好的，既利用全球能源也充分利用全国的能源。同时，广东应该考虑如何积极开动两种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般地区是开拓国内市场比较好，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足；但就广东而言，开拓国际市场能力比较强，开拓国内市场能力相对不足。根据我们测算，广东省跟国内其他地区的净国内贸易额为-3169亿元，占GDP的-10.2%。简单的说，广东省尚未很好利用中国国内的市场。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国内市场是全世界最具竞争、争夺最激烈的市场，其意义不亚于国际市场。因此，可以说，过去30年中广东是在“舍近求远”。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如同贸易的两个轮子，如果一个轮子快，一个轮子慢，就会出现不匹配、不协调，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平衡，也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因此，这次金融危机为广东贸易方式的转型提供了难得机遇，即促使广东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去开拓国内市场。
现在我们讲创新，不仅是指技术创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市场创新。广东省完全可以借助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来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比如说，淘宝网用户已经超过1亿户，每天资金的流量是相当大；反过来说，广东能不能创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进一步来开拓国内市场。否则就会出现，广东的产品质量、技术含量非常高，但是却由于找不到销售渠道，不能使广货通天下。
2、既要吸引外资，更要积极吸引“中央军”。
总的来说，广东在吸引世界500强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到200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81家设立了713家外资企业。但是，在吸引“中央军”方面还没有太大的作为。目前148家中央企业中已有20多家进入世界500强，未来十年，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到50家。因此，广东不能仅仅“眼睛向外”，还要“眼睛向内”、积极引进“中央军”，通过中央军重组地方军。实际上，“中央军”兼并“地方军”并不是坏事，从资产或者从所得税的角度来讲，都可以双赢，可以建成世界级企业。特别是，“中央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广东，借此提升广东的创新能力。
3、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吸纳就业能力。
保障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提高最终消费能力、实现扩大内需的基础，是实现产业转型的基础；而失业则是社会不稳定之源。中国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波及国，就业减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裁员；二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和裁员。
中小企业是位于这次危机的风险前沿，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第二，广东省雇员规模在500人以下的企业占全国该类企业的10%；第三，倒闭规模大：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第四，融资渠道收缩：据银监会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政府要通过金融、财政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对企业在岗培训进行补贴等方式，不但购买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同时也对员工（包括2600万省内外外来工）的人力资本进行长远投资，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4、扩大民生工程建设，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
扩大内需，富民为本，要坚持民生优先、环保优先，治标、治本相结合，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在保增长同时，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通过“家电下乡”等创新方式，富裕农民，启动存量消费。
5、防止经济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
经济危机往往是社会危机的前奏，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可能会演变成社会危机。目前来看，中国以及广东省的社会形势基本上比较稳定，但是要非常警惕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转化的可能性：一方面，广东以及全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我们对这次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尚不能做出准确估计。比较而言，社会危机比经济危机对国家的损害更大，处理起来也更加复杂。因此可以说，经济增长率降低几个百分点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经济危机转化成社会危机。对政府而言，处理经济危机并不是最大的挑战，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非经济问题上。这方面我有几个具体建议：
一是建立所属地一把手负责制，即一把手是所属地区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人，在社会危机事件的处理上，要充分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决策，对个别可能出现的事件实行地区化、法律化处理，防止全省化，更不要政治化。二是提高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开放条件下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要学会与媒体交流，利用媒体引导正确舆论方向；学会用柔性手段降低冲突事件的烈度。三是关注特殊群体、特殊行业的工作生活状况，比如下岗失业人员、停工人员、农民工、企业留退休人员、出租车行业等，对生活出现困难者，要及时救助。四是加大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加强公共信息传播，对居民生活条件和重要信息包括收入、失业、营养状况和社会指标等进行定期监测、及时报告。
五、扩大内需的宗旨是富民为本
要通过扩大内需保障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实现，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富民为本”，“以民生为本”，将实现13亿中国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根本宗旨。
首先，保增长，更要保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了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消费，有了消费才有内需。需要明确的是，任何投资项目必须有直接就业、间接就业的具体指标，与创造工作岗位挂钩。这是成功的扩大内需的第一个标志。
其次，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不能为了投资而投资。我们要在3年之后进行后评价，有多少人口从扩大内需中直接受益？什么样的投资项目老百姓受益最大？在投资项目选择上，要与人民福利挂钩，这是成功扩大内需的第二个标志。
第三，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把投资引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项目，注意发挥项目的生态效益，努力地通过这次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的绿色革命和绿色发展，将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高碳”的发展模式转向“低污染、低能耗、低碳”的科学发展模式；把单位能耗是否下降、主要污染物减排量等约束性指标是否能达到“十一五”规划目标、森林覆盖率等指标是否上升、CO2排放量是否下降等指标，作为扩大内需是否成功的第三个重要标志。
第四，加强投资项目的监管，使信息更加透明，防止腐败。1998年扩大内需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某些部门利用国家投资盖大楼的腐败现象。在本次调控中，我们一定要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等机构要加强监管与监督，发挥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这是扩大内需成功与否的第四个标志。
结语：信心和共识比黄金更重要
本报告讨论了广东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发展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对广东省扩大内需、应对危机、实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些分析和建议。最后我想从辩证法的角度谈三个看法：
一是要有充分的信心战胜危机。在危机来临时，信心是克服困难、战胜危机的力量的源泉，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汪洋同志在谈到应对危机时，也一再强调要有充分的信心，提出了“六个来自”，非常全面地概括了广东省应对经济危机的有利条件。现在来看，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关键是如何解决“过河”所需要的“桥”和“船”的问题，这需要地方同志自主创新，大胆创新，务实创新，创新来源于实践，创新来源于基层。领导的责任就是及时发现创新，正确总结创新，有力推广创新。
这次经济危机为广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大扫除”机会，对于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企业，要通过市场机制“扫除”一部分，通过行政法律手段“扫除”一部分。在“大扫除”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期的经济困难，这都是正常的，也是改变过去三十年传统增长模式所要支付的成本。
二是要形成应对危机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当危机来临时，更容易出现各种观点分歧和议论。在应对危机的重大举措上，要充分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掌握各方面情况，但更重要的要形成政治共识，特别是内部的政治共识。这也是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而也获得社会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共识也比黄金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应对危机的经验与教训表明，领导人能够处理危机很快形成政治共识的时候，就能够较好的化解危机；反之，就可能出现危机的扩大化、恶性化，以至于付出巨大的代价，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是要讲求务实主义精神。广东精神的核心是改革精神和务实主义精神，埋下头去聪明地干、智慧地干。当出现危机的时候，要把主观想法和客观事实分开来看，但基本原则就是使主观要服从于客观，不能偏离客观，更不能脱离客观。本报告仅是针对广东的困惑之处、争论之处，作为外部人给出一些点拨性、启发性的思路、建议。至于是否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还需要地方同志来评判；如何应对这次危机，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大家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处理。
广东省只要上下同心、充满信心，抓住扩大内需的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能创造未来改革和发展的“天时（国内外部环境）地利（珠江三角洲）人和（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真正地化外患之危为内强之机，化短期之危为长期之机，化传统发展方式之危为现代发展模式之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广东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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