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词被秦晓贯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招商局转型的全过程，这在企业界是十分罕见的。
因蛇口模式而承载了改革精神的招商局，当时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给这种必须要动的大手术冠名为“静悄悄的革命”，也是只许成功的血证。
随后的第一个3年挽救了一个招商局，第二个3年再造了一个招商局(经济规模等各项指标翻番)，以及2007年启动的新的再造工程。与此过程同时进行的，是秦晓向招商局提出的三大思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如果时间再往前回溯，至少在1986年从国家石油部国际司副司长的任上转入中信集团后，秦晓就一直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
主政中信时期的改革实践催生了秦晓的大企业战略以及均衡理论。秦晓称，“我对经济学的认识，对企业的认识，对市场的认识，对现在的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中信就基本形成了。”也因为此，秦晓是企业界被称为少有的思考者之一。
改革动力学
《21世纪》：您管理招商局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而且非常勤勉地去工作，您的动力在哪里？据我们所知，您的工资也不是特别高。
秦晓：基于责任吧。往高处说是使命，往底线说是职业道德，加起来就是职业道德使命。如果还要往高处说，那就是追求一种完美或者是追求一种成就。
《21世纪》：我们做个假设，假设您比现在年轻20年，你是会选择像李嘉诚一样去创业，还是去选择进入国企？
秦晓：我不太在意，工作不是我的全部，只是我承担这份责任会尽到责任，我会尽力做得更好一点，因为我自己有需求，要一种成就，一种满足。
但是我下班后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从来不认为职业的选择就等于人生的选择，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选择一份职业当成一个责任就行了，如果当成自己的事业、当成你的家那是很可怕的，最后什么都摆不脱。
《21世纪》：您个人觉得拥有丰富的、丰盛的人生更好。
秦晓：世界本来就很大，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值得去享受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做了私人老板或者做了职业经理人，我的人生就会有多大差别。
《21世纪》：记得您刚来招商局的时候提到过，招商局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前段时间的改革，您用了“革命”一词，因为当时这次改革力度非常大，形成了招商局现在的三大板块，但是它还是解决不了到哪里去的问题。
秦晓：“革命”是借用的一个词，如果理念没有大的转换和更新是撑不起(“革命”这个词)的。在理念层面，经过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大家的理念有较大的更新；其次在结构层面或者存量层面是不是有较大的调整，如果都只通过增量来慢慢变化，这个也称不上革命；第三要考量你的战略思想是不是有重大的变化。
所以结合我们的理念、战略和结构、存量层面的一系列变化，我们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伯恩施坦讲的那句话我们不喜欢听，但实际上是很有哲理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21世纪》：在您接掌招商局前后的困难时期，麦肯锡帮招商局做过重组规划，在这方案中并没有把油轮业务列为招商局未来的核心产业，其后却证明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后，油轮业务重新回归招商局集团的核心产业群体，您怎么评价麦肯锡在招商局再造过程中的作用？
秦晓：麦肯锡对物流市场估计得比较乐观，我们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将物流作为培育中的核心业务；他对油轮的估计是比较悲观，后来油轮业务我们重新做了大规模的调整。他那个360度的考核，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21世纪》：实际上麦肯锡是回答不了未来的，比如说10年后什么是招商局的主业，麦肯锡现在可能也无法去回答。
秦晓：10年后的主业可以描述，但是不要看得太重。主要是怎么去推进，而且这是动态的，过一年再去描述可能就不一样了。
招商局基因嬗变
《21世纪》：无论是大的国企还是大的民企，机制都是非常重要的。
秦晓：对，这也是我的看法，但是不同的产业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一些服务业，比如律师、投资银行，他们更像一个网络型的、矩阵性的，不是纵向的，科层型的，那是有差别的。
《21世纪》：他们是靠人力资源，是扁平化的。
秦晓：其实扁平化只是中间层级的减少，而不是把总部功能扁平了。扁平化很多人理解把总部功能扁平化，其实总部功能没有扁平。
《21世纪》：相对于袁庚那个时候的招商局，您主导下的招商局这些年有哪些是变异？哪些是遗传？
秦晓：他那个时候是开创性的，包括理念、制度层面的东西的建设，都是在一个封闭的情况下有所突破的，这些都对企业、员工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为招商局带来了一个更加符合企业，也更加靠近现代市场基本的理念。
《21世纪》：从李鸿章开始，招商局传承的过程中，关键时期的掌舵人都有一种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或者说为中国的现代性努力的情怀？
秦晓：肯定会有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产生的，是东西方文明的遭遇，是没有准备的，遭遇之后触发了很多的变革。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会产生一系列变化。
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也是一个进入全球化，中国崛起的过程，肯定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你如何把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爱国主义的东西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去。
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背离了很多基本的理念以及企业面临的环境，或者背离了被时间证明了的一些核心的东西，而单纯地去把爱国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这个企业也会偏离的，我认为摆在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21世纪》：成立初期的招商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
秦晓：最早他是一个企业，他是官督商办，实行股份制，完全是按企业治理，政府只是给了一个许可证，收取部分优先股。后来经过国有化的变化。这一轮(改革开放之后招商局重新获得大发展)尽管有这样大的政策背景，有大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但是还是要朝着企业化的方向去走的。
《21世纪》：招商局发展的后期有太多的政治因素。
秦晓：那是必然的，他处于历史和现实的交集，同时还是封闭和开放的前沿，还是会有这些方面的影响。
人生三大节点
《21世纪》：从李鸿章到您这里，实际上招商局从大的节点来看，有三次辉煌，现在已经在启动第三次辉煌的改革，凸显了三位代表人物，袁庚就是其一。实际上袁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改革者，您当时虽然不在招商局，但是您也是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您既在第一批改革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面对两次金融危机，启动新的辉煌新的转型时期，你又在理论和实践中作出新的探索，这使得您对整个中国的这30年的脉络会看得比较清晰，您怎么看30年的脉络节点？您怎么样划分一些重要的阶段或者是大的节点事件？
秦晓：对30年的反思是一个大课题，可能将来会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现在很多人都在反思，最近也有一系列的活动，我不愿意做简单的概括，我宁愿参与到讨论中去反思这个问题。
《21世纪》：或者这样说，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履历来概括三个阶段，在去中信之前，你在国家部委这个阶段，到了中信启动了改革，第三个就是招商局正在做的第三个工作阶段。面对社会转型，恰好你有这三个不同阶段，你怎么样评价您在中间的作为和包括对应的方式，概括一下脉络。
秦晓：我还是很幸运的，尽管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打压的事件发生，但是我有幸经历了一场大的社会转型，而且都是在前沿，即使我在煤炭部、石油部都是国际业务部门。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大的转型进程中去，能够去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很可贵的，很幸运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对经济学的认识，对企业的认识，对市场的认识，对现在的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中信就基本形成了。你看我在中信写的文章，现在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有些东西可以抽象的从哲学层面上去看，比如说我们讲中庸、讲和谐、讲均衡，那是自己的体验，到一定程度是需要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考虑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涉及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些其他的领域，还有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也会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也觉得是需要关注的。我会去看看这方面的书，跟这方面的专家们请教讨论，也写自己的体验文章，基本上离不开中国30年的变化，我是随着走过来的。
(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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