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暴露我国“产业集群”缺陷

　　我国的大部分产业集群还仅处于制造业扎堆的“准集群”状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不足

　　绍兴的纺织服装在浙江是产业集群发展最早且最为成熟的产业，形成了PX-PTA(均为纺织原材料)-纺丝-织造-印染-服装生产的链式集群。然而，受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绍兴轻纺集群中，不仅出现中小企业倒闭，而且当地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纵横集团等龙头企业也濒临破产，其产生的产业冲击波撼动了整个绍兴轻纺板块的基础。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调研发现，中国经济的腾飞与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高度相关，但在这一轮经济冲击中，不少地区的产业集群遭受重创。受访的多位经济学专家指出，此次经济危机凸显了我国现有产业集群存在的内在结构畸形问题。

　　产业“准集群”难抵危机

　　“产业集群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强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但浙江出现的状况却似乎并非如此。”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建军说。

　　浙江是我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形成了五六百个产业集群。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显现后，浙江依托产业集群的经济却没有显现出应有的抗风险能力，相反，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停产，并伴随有“区域性经济危机”的迹象。

　　绍兴市委党校产业集群研究专家刘孟达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不是产业集群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本身的问题，而是现有产业集群内在结构出了问题。

　　“严格地说，浙江许多产业集群并不是真正的产业集群。它们尚处在产业集群的初级阶段，用"块状经济"来称呼更为确切。”刘孟达说，浙江块状经济形成时间早、发展较为成熟，但政府未能抓住时机采取措施有效推动块状经济发展成为真正的产业集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也认为，我国的大部分产业集群目前还处于“准集群”状态。这种“准集群”的内在结构弊端导致很多企业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无法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创新成本以及相应的扩散成本，应对能力不足。

　　内在结构“畸形”

　　“浙江地区的"产业集群"在表面看产业链完整，其实是断裂的。”刘孟达说。

　　以绍兴的轻纺集群为例，据当地相关学者介绍，尽管这个集群产业链相对完整，但是从其产值、销售看，纺织这块占到了60%多，整个群内企业“横向发展有余、纵向配套不足”，分布相当不合理。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与世界上一些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浙江“准集群”的块状经济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降低了群内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一是价值链低端化。集群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面对风险时规避空间狭小。

　　绍兴嵊州的领带生产占到了世界的40%、中国的90%，但这个由1100多个企业组成、年产领带3亿多根、产值超百亿的集群不仅研发设计能力严重匮乏，而且销售渠道受制于外国厂商。从1984年生产出第一条领带到现在20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自主品牌出口甚至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据了解，嵊州领带规模以上企业的年利润在3个多亿，与其产值相比，也小得可怜。由于利润薄，其在价格上抗风险空间非常小。

　　二是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大部分集群在内部产业链上分布不合理，“两头在外”，使集群发展缺乏主导权，受外部环境影响大。

　　仍以嵊州的领带生产为例。记者了解到，当地领带生产的真丝原材料年需求量达5000余吨，但当地的生产能力只有250吨，约1/20。“桑蚕丝价格波动很大，厂家生产受价格波动影响也就很大。”嵊州市领带协会副秘书长周庆余介绍说。

　　加上终端的领带销售渠道缺乏话语权，不但令嵊州领带很容易在上下游出现波动时“动弹不得”，而且企业只能获取少量的生产利润，资金积累效应缓慢，企业很难做大。

　　“从更为宏观的视野看，绍兴乃至全国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很多所谓的产业集群制造这块特别发达，上游的设计、研发以及下游的品牌、营销网络等发展严重滞后。可以说，目前国内大多数产业集群还仅是制造业的扎堆。”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院长胡克勤说。

　　三是集群内企业离散化。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导致浙江产业集群内产品同质性程度高，企业间竞争大于协作，黏合度不高。

　　在嵊州的领带集群内部，各个企业自行独立完成产品生产的各道工序，必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由外部购入，企业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工。

　　集群内企业离散化也是国内集群专业化分工不成熟的必然结果。“只是通过"复制式"发展做大做透了产业链的一两个环节。”刘孟达认为，从绍兴市的情况看，袜子、经编、贡缎、胶丸等产业集群企业间都存在这一问题。

　　“产业档次低，产业集群缺乏内在创新力、竞争力，制成品结构单一，这类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又很大”，魏后凯指出，所以“一些产业集群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

　　升级尚需政府引导

　　浙江的块状经济是市场经济自发发展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其发展中无所作为。相反，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在块状经济向更高的产业集群阶段跃升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首先，当产业集聚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需要制定出相应的“产业集群规划”引导整个产业链走向合理布局。“目前国内很多地方有这方面的规划。但总体上看，很多规划主要关注点在于制造业的集聚，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布局缺乏到位的思考与措施。”胡克勤说。

　　其次，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还是专业人才、中介组织的培育，当前地方政府的投入与支持力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刘孟达说。

　　在绍兴，尽管纺织行业占据其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但这个地区仅有1家政府扶持的省级轻纺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郭丰吉说，公共服务平台、中介组织等是提升产业集群内在产业协同能力的关键要素。针对这方面的不足加大政府投入与支持，对于促进块状经济升级与产业集群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每个产业集群都有一个出现、发展、衰退、消亡的历史。”魏后凯说。但一个产业集群的衰退消亡，是像欧美一些地区一样被新的更高形态的集群所取代，还是留下一堆残旧的生产设备和几家苟延残喘的企业呢？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集群的内在构造。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亟须产业集群内在结构的改善。

　　魏后凯建议，针对我国一些产业集群面临的衰退风险，下一阶段政府应着力对其进行引导与提升。（记者：蔡国兆 张和平）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