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转型：代工巨人与中国制造的交错命运

　　代工巨人富士康在过去一年的全球经济衰退阴影下所遭遇的攻击和挑战，恰恰正是中国制造在全球化浪潮中何去何从的一个巨大缩影。

　　裁员风波，股价急挫，订单大幅削减……

　　应该说，代工巨人富士康在过去一年的全球经济衰退阴影下所遭遇的攻击和挑战，恰恰正是中国制造在全球化浪潮中何去何从的一个巨大缩影。

　　仅仅一年前，人们还在以追星式的眼光欣赏并研究这家全球代工王在中国大陆的渗透与扩张之旅：

　　1993年富士康在江苏昆山开始兴建的昆山信息科技工业园，目前占地1400亩的厂房、宿舍规模，开始直逼其大陆的最初据点——深圳富士康科技龙华工业园。

　　而各地政府陆续披露的数字显示，深圳和昆山的样本，不过是一个开端。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以电闪雷鸣之势在全国各地复制其深圳、昆山的成功——山东烟台科技园，占地3.3万平方公里，三四年的工夫，员工已超过5万人；山西太原，2400亩地，几年时间也已超过3万人；此外还有营口、武汉……

　　至2007年底，富士康在全国相对成熟的基地已经超过13个，分布路径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90年代转到以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再顺势向北伸向烟台、秦皇岛的环渤海湾，乃至东北老工业区沈阳等地；近几年富士康在大陆的渗透趋势，已从沿海转向了以武汉、山西为代表的中西部……

　　自1988年投资深圳开始，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迁徒，至1996年富士康的销售额已达5亿美元，初具规模。此后一路飙升，至2006年达到340亿美元，2007年突破450亿美元。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富士康所到之处，也见证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如果没有2007年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次贷风波及此后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风暴，这样的扩张和迁徙，最多被解读为一场围绕着以成本为中心的“产业转移”。按照世界每十年即发生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迁徒之定律，“转移”是解决迁出地由城市饱和、资源日渐匮乏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的必然连锁反应。

　　但是，突如其来的危机加剧了中国对“转移”以及“转型”的焦虑：全球订单下降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制造刚刚巩固下来的规模优势？沿海城市在产业“转移”之后能如愿“转型”吗？受“成本”驱动的富士康们，如何摆脱经济周期的困扰，又如何摆脱不断迁徒的宿命？

　　关于这些追问的答案，已经隐含在富士康进驻中国大陆的第一站深圳龙华镇，以及深圳的“城中城”——富士康龙华工业园——的交错命运中。

　　“龙华镇样本”

　　富士康来来去去，对深圳的昨天、今天，明天，意味着什么？

　　1988年台湾企业鸿海投资大陆的第一站选在了一片荒芜之地的深圳关外龙华小镇。20年之后，龙华已经从一个小镇发展成为深圳的“后花园”，并一跃从附属于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小镇独立成为一个深圳的行政区域——龙华镇。

　　龙华区目前人口约四十多万，其中富士康人口比重占了全区人口的大约一半——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龙华镇的命运，与这家来自台湾的企业一起，结成了难以割舍的关系。

　　龙华镇的居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富士康早年的扩张，让围绕其庞大工业园周边的农民一下富起来，“抢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富士康每年如饥似渴地吸纳流水线工人，其在深圳的员工一度高达38万人，其中有20多万盘踞在龙华，如此庞大的人员吃喝住行，对龙华周边消费的拉升构成了直接的推动力。

　　现在，龙华区内，有违章嫌疑、密密麻麻的“农民房”，与正试图渗透到龙华区内的各类豪华靓丽楼盘一起，构成了龙华近几年一幅标准的城市化进程图——它们的动力都同样来自富士康：随着富士康近年中层技术和管理员工的增加，像深圳著名开发商金地的高档楼盘金地“梅龙镇”，就位于梅观高速直探龙华区的入口处。

　　据龙华区政府人士介绍，梅龙镇吸引的买家只有少数富士康的中高管，而更多是深圳市区的居民。他解释说，这就是“磁石效应”——富士康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人、供应商，各种配套产业，也同时带动了龙华的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龙华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完善了各项城市功能，商家、超市、学校、娱乐设施，从而也带动了深圳关内居民到龙华居住的意愿。

　　而据富士康集团主管经营的商务长李金明介绍，针对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和条件的大陆中层管理干部，富士康还有分房的福利政策，“最近两年向开发商买了一千套房，免费送给员工”。

　　正在面临“转型”的富士康龙华工业园未来的命运走向，也是龙华镇，乃至深圳的未来走向。

　　龙华区政府人士介绍，在深圳市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吸收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今天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经过20年发展，目前依旧以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为主的富士康龙华工业园也与深圳市政府达成了工业园逐步完成“职能转变”的共识。按照李金明介绍，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从“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转型，龙华工业园未来的目标是加快从台湾、日本、美国引进研发中心的步伐，使其未来定位为“研发为主，小量生产”，届时员工人数也将从目前的20多万调整到10-15万。

　　而转型，意味着将给龙华镇和深圳市带来阵痛。

　　各种经济数据足以见证富士康与深圳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富士康不仅是连续多年的中国出口冠军，也是深圳历年的出口大户。从2007年数据看，深圳出口额达到1500亿美元，以富士康当年产值约450亿美元、而大部分产值仍出自深圳来计算，富士康去年在深圳出口额中应占据10%-20%的份额。

　　而在财税贡献上，富士康旗下两家深圳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分别位居“2007年度深圳市国税局综合纳税总额十强”的第三和第十位。据称，该榜单入围门槛为9亿元。而根据富士康内部各种语焉不详的数据推论，富士康深圳2007年交纳的地税是7亿元，国税是40亿元。

　　龙华镇政府人士说，代工巨人富士康未来的迁徙，必然要让龙华以及深圳市同时面临这个庞大经济体转型带来的冲击。

　　“首先，大量生产线劳工搬走，周边农民房的出租率、周边餐饮娱乐都会受到冲击，小店的生意也会清淡。”该人士说，富士康龙华工业园未来从生产转向研发为主，其人员结构变化，肯定会影响到周边的城市的生态。

　　“龙华区未来的理想状态下，富士康技术、高素质人才将取代低端劳动工人，带来的影响是周边违建的农民房越来越少，高档住宅越来越多。”他说。但他同时认为这种理想中的“积极影响”还有待观察，因为崛起的龙华镇刚刚走上城市化的道路不久，而过于依赖一家企业带来经济拉动的现状还需要时间来改变。

　　代工王的“升级梦”

　　富士康的深圳基地能否如愿顺利完成其转型大任？龙华镇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未来命运，将给正在参与这场“富士康大陆迁移接力赛”的其它城市，以何种启示？

　　经过20年发展，富士康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大陆公司。

　　“富士康未来的主体还是在大陆。”富士康集团大中华区人力资源主管何友成不久前告诉本报记者，大陆与台湾在语言、文化上的共通，天然决定了富士康未来扩张主体依旧只能是大陆。

　　“国外的工厂目前我们只有四万人。”他告诉记者。而富士康最新披露的大陆员工数量约60余万，近几年其大陆员工增长的幅度与其销售规模的递增速度基本持平。

　　李金明分析认为，中国近年由税收变革、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总体成本上升，并不能扼杀“中国制造”的优势。“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地方的整体资源能够像中国这样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制造能力。”

　　加上庞大的内需市场，李说，富士康不会放弃把全球制造的主体放在中国的打算，因为要找到一个拥有同样丰富的劳动力、成本结构，良好的基础设施，稳定政体的经济体，实在太难了——这个大趋势在近期印度的恐怖袭击及越南的金融危机到来后，尤其显得不容置疑。

　　然而，2008年以来动荡的全球经济形势，显然中止了富士康自进驻大陆以来每年高速增长的神话，同时也给其一贯依靠扩张再投资方式获得增长动力的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有业界消息说，今年以来，富士康的重量级客户中，仅摩托罗拉一家的订单就下降了30％，而惠普等欧美主要电子巨头都下调了2009年的销售预期——全球电子行业正从增长周期步入衰退期。

　　富士康和“中国制造”的天花板正在降临——他们该何去何从？

　　据李金明介绍，外界忽视了富士康在产业转型上的有所为。对于目前在全球拥有十数个大型基地的富士康而言，一再迁徙也令其开始考虑更进一步的产业转型和布局。据称，曾经一度宣布“退休”的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之前已在内部称，其未来主要精力将放在如何利用大陆的资源寻找新兴产业，以及实现“科技的富士康”的宏大蓝图上。“他在找一些新的、可以做的、对的事情，把对的事情找出来。”李金明说。

　　“对的事情”包括光产业、LED照明、环境工程等，完全不同于“代工贴牌”的产业。“这些产业跟我们客户不冲突，但是市场又很大。”李说，新兴产业对于以代工业为主的富士康而言，还在摸索中，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随着深圳、环渤海湾一带部分基础研发中心和环境工程研发中心等机构的设立，技术和研发人员的比例将会有所上升，但是短期内，生产线员工依旧占了绝对高的比例。

　　值得一提的是，有富士康人士提醒说，深圳在转型与产业升级道路上的路径，还远非尚处于产业转移“接力”环节的内地其它城市所能效仿。富士康在各地的招商潮中，经常遇到各地政府提出的要求——“把研发最好的一堆放到我这里”——而这显然有违经济规律。

　　“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作研发的。”该人士说，就如深圳，一座城市，从制造向研发的转型必须要经过漫长的、炼狱般的痛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