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未来30年中国应该重视主流文化建设

　　搜狐公司年度品牌活动“2009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09年1月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搜狐公司作为国内最领先新媒体，经历了2008奥运赞助商的特殊成长之旅，正在走向成熟。本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众多国内一线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学家和媒体精英，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

　　记者：我们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的30年，今年也是建国60年，您觉得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下一个30年改革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吴建民：下一个30年，我觉得要重视中国主流文化建设，因为我们国家历史很悠久，长期的主流文化是很稳固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当中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封建社会那么长，为什么它能稳定？因为它的主流文化大体上是稳定的。

　　记者：而且还影响很多其它国家？

　　吴建民：对，后来我们进行了革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流文化冲击很大，“五四运动”提出来打倒“孔家店”，从“五四运动”之后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否定。后来，文革又进入了登峰造极否定过去文化的程度。所以这个过程使我们遗失了自己的主流文化，忘记了我们是怎样来的。一开始我们觉得外部世界很好，而现在我们都讲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非常好，博大精深，而有没有人给你讲怎样博大精深？所以现在大家走入了一种迷茫，但是我们有一条非常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广大民众的行为需要文化的推崇，我看你们讲寻找纯真的年代，比如去年三鹿奶粉的事件，这就表明了中国的诚信体系还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建设起来，而支撑诚信体系的就是文化。

　　记者：您曾经说中国已经从国际关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1971年您在联合国工作，那时候的感想和现在是怎样的？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吴建民：1971年我们回到了联合国，这意味着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缓和了，因为当时美国支持台湾。我们当时的决策，我记得乔冠华基本上是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当时登上国际舞台，有一种对旧知识持造反的姿态，因为当时我们对“两化”主宰世界很不满意，但是世界是往前发展的，世界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慢慢和平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我们当时造反，对有些东西可以进行提出批评，要建立国际新的发展趋势，可这些事情到底如何落实，只是一个口号，落实还有很长的路，所以我记得从那个时候我们对它有很大的不满意，到了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候，我想从国际关系来看这是很大的改变，因为战争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大体上是对霸权主义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也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记者：1971年基辛格访华的时候您在做哪方面的工作？

　　吴建民：那个时候我在翻译室，要做一个公报，那时候我比较早的知道这件事情，很兴奋，这也意味着外交史上的一大突破。

　　记者：您曾任驻法国大使，中法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中法关系一直很好，而在2008年出现摩擦，您觉得今后如何推进中法关系的友好发展？如何让世界更好的了解我们？

　　吴建民：总体上讲中法关系还是好的，从1964年1月27号建交到现在很快，45周年，45周年中法关系取得了巨大的推进，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上都有进展，当时建交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估计到有这么大的发展，首先要看到这一点。第二，互办文化年继续推进中法关系。

　　然而从火炬传递到去年年底出现了一些摩擦，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性质要有什么认识？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国际大气候、欧洲小气候、法国小气候结合的产物，这就是中西文化冲击的情况，为什么在变，世界在变。亚洲是世界的，总体来看国际大气候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现在要进行调整，为什么会变？亚洲在崛起。亚洲的崛起导致国际重心向太平洋转移，这个大变化的结果意味着亚洲地位的提升，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地位会有所下降，欧洲国家是处在世界重头地位很长的时间，原因是中国在起来，它的相对地位在下降，我们对这个本质一定要有所认识。

　　另外法国、欧洲的小气候也在变化，欧盟从15国发展到27国，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要形成统一的外交政策相当难，27国每一个国家发一个言要多长时间？所以解决问题也很难，而且是一票否决，所以要有一个消化适应的过程。还有面对全球化的形势大家都要进行适应。

　　中国改革开放要适应这些，我在法国呆了5年，法国人跟中国人对改革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觉得不错，这么多年过来我们不改革行吗？情况很好啊。而他们对改革是充满恐惧的。我觉得应该看到中法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麻烦，而根本原因是由于国际大气侯、欧洲小气候结合的产物。

　　记者：2006年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巧妙的回答了伊核问题，而2008年12月25日秦刚笑对意外的冷场，专家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幽默背后展现的是自信的外交，您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九任新闻发言人，您当时答记者问是怎样的形式？您印象最深得是哪次答记者问呢？

　　吴建民：我也担任过新闻发言人。因为当时部领导跟我讲，在国内当发言人，不像现在是各个司长轮流在有一正三副，当时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1989年东欧剧变，外部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看法，很多人觉得中国要垮台了，所以当时我面对的问题都很尖锐。1994年克里斯托弗（时任美国国务卿）来访，他们问你们为什么把保安措施做的那么严密？这么做怕什么？是不是怕倒台？我当时听了很不高兴。我说重要人物来访都是这样，加强保安不是中国的发明，全世界都是这样，1993年江泽民主席出席APEC会议的时候我也去了，一上飞机就有人一巴掌把我推开了，因为有一个要人要来，你们也是这样做的。我说中国求什么？就是求自己走自己道路的权利。我讲完之后有一个记者跟我讲，他说你这个话我等了两年，但是哪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会出现倒台的情况呢？

　　记者：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提高了，中国的政府层面应该以怎么样的姿态与世界交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应怎样应对？

　　吴建民：我觉得中国政府做的非常好。外交上和普通公民我们都不应该瞧不起小国。我们有弱国心态，这很难避免，所以有些人大国主义的表现也时有发生，到国外去了之后好象自己不得了，大声喧哗、不尊重别人，这是不应该的，对人家的批评我们要接受，我们不必要拔高，不必要3分的事情非要讲10分半，不要拔高，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心态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