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二：消费信任危机与商业伦理-搜狐财经

　　搜狐公司年度品牌活动“2009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09年1月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搜狐公司作为国内最领先新媒体，经历了2008奥运赞助商的特殊成长之旅，正在走向成熟。本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众多国内一线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学家和媒体精英，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下面是主题论坛二：消费信任危机与商业伦理对话实录。

主题论坛对话嘉宾

　　新视角高峰论坛主题论坛二：消费信任危机与商业伦理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前进中保持着微妙的动态平衡。但其看似牢固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突然变得摇摇欲坠。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产业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时，蝴蝶效应正在成为常态。如果整个社会的群体信用发生了缺失，商业大国的雄心在中国只能永远是一个西西弗式的神化。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企业之间如何重建被破坏殆尽的信心，是我们发展的一大瓶颈。

　　主持人何毅：大家中午好！感谢大家的光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马上要午餐了，还要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确实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得不承受的之重。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我们经历了太多，汶川大地震让我们很惊喜的看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惊醒，同时三聚氰胺这样的事件，包括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又让我们痛心的看到了企业伦理的沦丧，这种不择手段的攫取利润和利益，以消费者、以大众的健康安全付出作为代价，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同时确实是使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产生了信任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们的生活更好、更幸福、更安康，但是会发现很多，好像钱多了但是我们的信任感，我们似乎在远离纯真、远离善良，这确实是很紧迫的，对每一个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所以我们安排这次论坛，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包括来分析企业道德伦理沦丧、信任危机的社会根源。通过分析这个根源来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我们来思考到底经济的发展跟产品的安全能不能达到一种平衡，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如何在我们建立高度经济文明社会的同时构建新的商业道德，所以我个人觉得本次论坛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有请本次论坛的年度演讲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魁先生做主题演讲。

　　张文魁：市场经济搞了30年，大家终于知道市场经济需要信誉，但是对中国来说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其实自古以来就缺乏商业信誉，不是说这个民族不行，你们看过孟德斯鸠17世纪写的书，那里面写到很多国家的商业伦理，其中中国和西班牙是作为两个极端的案例，西班牙是讲究宁愿死也要坚守诚信，而中国却毫无诚信，就是说中华民族缺乏诚信，不是说这30年搞市场经济的概念，那时候就有，就是对中国的挑战。

　　其实商业伦理、经济伦理是很多学者研究的范围，在目前我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产品信用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内需的问题，前面嘉宾讲到了，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需下滑，而2009年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内需下滑，现在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在讲外需下滑，怎么增加出口的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扩大内需，但是现实的情况，可能与我们的意愿恰恰相反，是内需可能下滑，我已经看到了这种信号：我国最近汽车销售已经明显下滑，而汽车在过去5年是我国的主导产品，每年的销售量都增长百分之二三十，有的年份还增加百分之四十，是一种高速增长。最近我们的汽车销售开始下滑，这是非常不好的表现。还有其他不好的迹象，我们的一些耐用消费品，价格急剧下滑，靠大规模的、大幅度的杀价来促销，这都是销售下滑的预兆。所以我认为，我们2009年面临的问题不是外需下滑，而是内需下滑，可能会形成内需下滑，而且更要命的是，我们消费信用危机会加速。

　　举个例子，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后，我们乳制品的几个企业销售都在下滑，经过努力已经恢复到80%左右，但是已经没办法再增长，无法恢复到90%、100%，甚至正增长，为什么？因为这一事件给大家留下了很浓重的阴影，我们最著名的、品牌最硬的企业，而且平时标榜数据最好的企业也出了问题，这些企业都出问题了，老百姓还能相信谁？所以导致这些公司的销售下滑。我们国家乳制品人均年消费量二十多斤，而发达国家是两三百斤，我们不是消费不起，那为什么不消费呢？答案是产品信用危机。当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下滑，日常的消费品销售也下滑，我们还怎么办呢？这对于当前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前面很多嘉宾谈到医疗的问题，最近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民众去年一年可能吃了800万颗来自中国有问题的药，目前已经查出的有50万颗，药品不能出问题，老百姓是进行医疗消费，如果他们消费信心不足，将会加重危机。

　　在这样一个内需下滑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应该努力的改进产品质量，以实际行动来克服老百姓消费心理，扩大内需。短期内消费恢复不现实，还需要时间，拉动09年经济增长、甚至是拉动2010年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投资，大家讲投资太多了、投资不合理，没有办法，消费信心起不来内需还会下滑，所以4万亿根本是不够的，尽管地方上报加起来有40万亿，钱从哪里来？中国财政4万亿，地方财政哪有钱啊。所以09年讲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激进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短期内根本没有用，只能靠激进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使我们投资上来，投资上来之后增加就业机会，增加企业订单，所以我判断中国经济会呈现U型的走势。

　　在这个论坛上，我呼吁我们的企业在经济下降期要更加努力，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恢复老百姓的消费信心，来拉动经济更快的增长，使中国经济尽快恢复上行的走势。

　　主持人何毅：请张文魁先生就坐，继续有请本轮论坛的其他几位嘉宾上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先生；

　　北汽控股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先生；

　　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先生；

　　北京大学国际MBA项目美方院长杨壮先生。

　　进入论坛的下一个环节。在进入讨论之前，我想做一个调查，各位嘉宾今天早晨早餐吃过没有？吃过的举手，大部分看来还是吃过的。现在进入百秒演讲时间。

　　王志乐：我想用几句话谈你的观点，第一句话企业应当去意识形态化，我觉得这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企业来讲，我们恰恰是把过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改革，但是目前出问题的企业事件其实还有意识形态化的应用，无论是前两年的竞争，今年的三鹿奶粉，还是蒙牛的万言书，还有汇源果汁的并购，都反映了以来形态化。什么是意识形态化？就是把企业正常的竞争偏离市场竞争的规则，和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第二句话，回归企业家精神，去年意识形态化以后，我觉得才能够回归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呢？创新，包括技术产品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务实，在商言商，而不要把企业的问题政治化，诚信、负责。我觉得去意识形态化之后，回归企业家精神才能够重振民众对我们商品、对我们商品的信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条呢？第三句话，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境中、境外，还是外资企业，你只有三类企业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形成这样一种新格局，我觉得才可能出现刚才讲的去意识形态化、回归企业家精神。最后这句话正好是来自于十七大的文件，因为十七大讲了，我们应当形成不同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这是我想讲的核心观点，形成这样一种新格局。

　　杨壮：我想西方的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在这个反思中，我自己作为一名北大的老师经常思考的几个主要的问题，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企业应该关注哪些问题，企业如何摆正短期、中期、长期的这么一个战略目标方向，企业经营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品格。而作为企业家，在今后整个世界化格局过程中，应该如何认识国际化和国际化的准则，如何认识中国化或者是本土化，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国特色。我所讲的这个问题都是企业发展中的博弈问题，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在我们企业中会出现不断的三聚氰胺的类似事件。所以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在2009年能够吸取西方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反思企业使命和经营目标方法，真正的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打造出中国的具有竞争力的、让人信任的、得到公众承认的、让世人爱戴的国际化有效的契机。

　　孙大午：我是搞企业的，而且大午是一个实体公司，我也是一个消费者，在三鹿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家每天都喝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家人感到非常震惊，而且非常恐惧，现在几乎都不喝奶了。上午张朝阳先生提出，我们应该反思，反思我们改革开放30年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以后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反思的不够，比如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出口拉动、以投资拉动这两条腿走，我们现在转为上级谈到的4万亿。我们企业发展模式，求块、后大，快超过火车、超过飞机，甚至超过火箭这个速度。什么模式呢？先做市场，先打市场，然后再建工厂，建了工厂再去找买家，这样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不应该去追求，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东西。

　　徐和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在出现了消费信任危机，我想本质上还是部分商业企业或者叫部分企业商业的伦理沦丧。少数企业，包括少数企业家追求的，忽视了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而商业伦理沦丧我想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在我们国家个别领域、个别时期，没有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大家都知道，伦理是介乎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一个层面，改善我们的伦理道德需要我们抓两头、促中间，就是要加强我们道德的教化和我们的法制建设，对于企业而言，是否依循商业伦理的关键，关键在于企业家，正像温总理所说的，企业家的身上应该能用道德来衡量，这样我们企业才能真正认真的贯彻国家的政策、法规，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伟大的企业和一个好的企业区别在于，一个好的企业可以想社会提供好的服务和好的产品，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他不仅能够向社会提供好的服务和好的产品还能够向社会尽到企业的公民责任。

　　主持人何毅：发展中安全跟企业的伦理、跟信任危机是否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关系，就像我们谈环保一样，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深究探讨这个关系是否合理、是否需要一种平衡，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能不能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下，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要解决、要改善我想第一步就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在发展中会产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以安全作为代价来成就企业？刚才张所长谈了对中国企业的信心，我想您能不能再从社会根源上做一些深层的分析。

　　张文魁：这是一个多年以来很多学者都在探讨的问题，到底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我可能讲出来，跟华生似的又不能讲真话，如果讲真话可能会被骂，我觉得中国的民族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纯真年代在中国从来没有，孔夫子那个时候也说古代，说来说去说了三皇五帝，毛泽东的时候也说五帝三黄，五帝三皇的时候可能也不属于纯真年代，所以需要我们反思，我们要在发展市场的过程当中，在开放过程当中反思。其实西方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宗教改革以来，他们的文化进行了很多改造，不光是法制建设，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很多不诚信的、欺诈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中国任务更重，我觉得现在来说从我们目前情况来讲，可能我们很多企业要想恢复消费者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08年最重要的，对消费者信心打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标杆企业出了问题上，我们一向以道德做自我标榜的企业出了问题，而不是别的企业，不是什么小乡镇企业、小民营企业。我们平时以道德自我标榜的企业出了问题，还搞不清楚问题多么研究，这才是使消费者信心受到最大的伤害，目前到底是生产环节出了问题，还是收奶的环节出了问题，还是说奶农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人为添加的，还是偶然因素添加进去的，这个都不知道，才有今天讨论的事情。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讲千言万语，企业应该增加透明度，没有透明度就没有信任度。

　　主持人何毅：孙大午董事长自己本身是牧业企业，和老百姓的生活是紧密相关，孙董事长是一位传奇的企业家，所以我想以您个人的经历给我们分析一下道德社会根源在哪里？

　　孙大午：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企业家大多数还是实实在在的做企业，不然就没办法生存了。实际上看我们的产品都在提高，如果说有这种消费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确实让我们觉得，有些企业是奔着钱去的，急于求大、求快，我这个企业24年，可以说我没有不诚信的记录，当然我这个企业这么小，我24年只有两三个亿的资产，所以不敢跟大企业相比。9月份我的公司收到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是上千吨的水泥，按照标准是35个氮磷钾，对方提包装，我到那个厂看到包装袋了40个氮，他说是订单生产，我说订单生产名实不符，这是一个物业公司，我们给你下的订单我们提供包装，是有合同的，我说有合同，你的合同有清楚，生产氮磷钾35个，你的包装袋是40个，我跟我们的经理说，我说你他这个行为是欺骗行为，我说损失10万块钱也要退掉，这个企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因为市场最终是淘汰那些不诚信急功近利的企业，不管你是辉煌一时挣了多少钱，最终我们的市场会用道德评价。

　　主持人何毅：我作为消费者投孙总一票。我们下面剖析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我们的看法，王所长跟杨院长是在企业的研究，尤其是王所长长年跟跨国公司接触，通过您的研究启示，如何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规避道德缺失，重建我们的商业精神？

　　王志乐：其实我刚刚已经谈到了三句话，我是觉得道德问题，包括刚才张所长提的，但是从我们最近对国内几十家企业跟外国公司打交道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感到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咱们搞企业的人，搞着搞着不搞企业了，搞政治。比如说三鹿那个事，到后来为什么不透明，到那时候觉得民族品牌不能砸锅，这是他们当时一个思路，记者不能去披露，为什么企业的问题非要扯到民族品牌上去呢？结果刚刚讲到要去意识形态化，老老实实搞企业，回归企业家精神，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搞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调查的感觉，咱们30年恰恰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回归企业、回归市场经济规则，而不去搞去意识形态，所谓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但是这两年我们调查刚刚发现有抬头的趋势，有的国有企业领导可能干着干着就要跳槽做官，民营企业本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搞着搞着就要去搞政治。如果说历史上缺好的传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现在来改造，改造的一个重要的做法我同意刚刚杨院长讲的要国际化，要三类企业相互竞争、相互促进，这个是目前改变我们把经营意识形态化、企业政治化、民族化的这种做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从我们调查的好多案例证明这一点。

　　杨壮：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我觉得要杜绝这个问题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所面临的极为研究的挑战，但是我想第一条要杜绝的话，我觉得应该在经济层面、价值层面、文化层面要进行更深刻的文化促进，我觉得中国自从清朝灭亡之后，所有的文化革命都变成了政治革命，因此我们所有的企业往往把文化层面的东西变成了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就按路线划分，使我们的行为发生了扭曲，这种扭曲情况势必导致企业在社会上出现大的问题。第二个观点，一定要建立我们的法制。这次法国的案例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如果文化是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像美国这个国度，从上到下，从企业到政府监管，从市民到一系列的人居群体，好像都已经跨越了道德的极限，都在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这里面跟整个金融创新、金融市场之后，政府没能及时的进行监管有关系。中国企业为什么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相关行业中，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恰好也跟中国在政府监管，尤其是使用外汇过程中的一些措施有关系，因此人的本性，有些情况下必须建立一定的体系，建立在自由和民主基础之上。第三个观点，教育制度。中国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没有鼓励人的一种诚信的态度，我们从小就按照一种模式去做，我们的考试制度是死记硬背，我们的做法是在竞争中按照趋势找到捷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在学习期间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他做的东西是为了今后自己的利益而走。因此看到很多学生今天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他真正毕业之后很多人都在诚信上出了问题，我觉得不怪他们，是怪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因此要真正杜绝在诚信上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小学的教育就开始、从幼儿园教育就开始，让孩子们能够天真、浪漫的生活，讲实话、讲真话，不要在很小的年纪里面就察言观色，很少的年岁里面就知道当着父亲说一套做一套，当着母亲的面说一套做一套，这点我觉得对未来成为企业家都是不好的反响。这三条恐怕是我们要杜绝或者减少不诚信现象的重要社会问题。

　　主持人何毅：时间关系，本次论坛到此结束。消费信任危机与商业伦理问题我相信通过大家的群策群力能够解决，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的经济更繁荣。

(责任编辑：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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