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三：东西方文明的竞争与融合-搜狐财经

　　搜狐公司年度品牌活动“2009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09年1月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搜狐公司作为国内最领先新媒体，经历了2008奥运赞助商的特殊成长之旅，正在走向成熟。本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众多国内一线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学家和媒体精英，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下面是论坛一：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之路对话实录。

主题论坛对话嘉宾

　　新视角高峰论坛主题论坛三：东西方文明的竞争与融合

　　当我们一只脚踏进后工业社会，另一只脚仍在农业社会时，我们的文化已经彻底完成了向快速消费品的转变。往回看，我们拥有人类延续时间最长久的文明史，往前看，我们被夸为未来世纪的主宰者。但形成反差的是，我们的文化源泉与精神腹地却处于最干涸的境地，商业与利润统治了一切，自利甚过利他，文化消费品的过度碎片化和边缘化，让我们毫无顾忌地走在娱乐至死的大道上，我们想要表达什么？现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将会有怎样变化？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我们是否已经找不到了通往纯真年代的道路？

　　主持人梁文道：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第一场论坛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谈的题目非常浩大，东西方文明的竞争与融合，我帮大家缩小一下，我说挑战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在好几个十年之间，今年我们建国60周年，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反思、很多的问题需要探讨。

比如大家在谈我们现在的经济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问题是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今天的中国面临什么问题呢？我记得最近几年很多人在谈中国需要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或者说中国的软实力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下午可能会碰到的题目，所以这些题目都很大，是一个挑战，但是对我们接下来几位主讲的嘉宾来讲这更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比如像张颐武教授，他有一个主题演讲。下面有请年度演讲的贵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教授。

　　张颐武：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08年到09年的一些思考，我觉得08年到09年是中国发生剧变的一个时刻，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0年的道路现在有一个新的清理，怎么思考30年的发展，我们怎么面向未来，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考验。

我想08年有两个有趣的事值得我们思考，有两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就是奥运会和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国人民所产生的新的宽泛的认同感，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显示了一个新的道路上对文化不同的想法。怎么样去应对未来的挑战，从奥运会、从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国人怎么激发对自己民族新的认同感，我觉得这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一个新的大国正在崛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宽广的胸怀容纳世界不同的意见、倾听不同的声音，展示自己对文化的期望和祈求。

　　另一方面是小的，所谓的山寨文化。现在山寨文化是非常有趣的，是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创造的，它从手机开始，但是现在是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化想像空间，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增长点。山寨文化最早可以说从胡戈的“馒头”开始，现在恶搞等等都收编起来变成一个东西。山寨文化里面可以看到年轻人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很值得大家注意。

　　这两点，一个是大国的文化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的力量，另外一方面是中国所展现的民间的活力，我觉得08年这两个点足以给我们新的启示：一方面中国人现在就像当年鲁迅先生所讲的，希望中国有一个文化上的变革，什么变革？期待一百年后的中国是一个为世界创造新的话语，加入文化世界主流的同时，给世界添加一些新的东西，对世界有所贡献，这是鲁迅先生一百年前提出的一个见解。

　　所以我想，这个口号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终于让中国人感受到了我们自己有可能有这样一天，我们有可能与世界进行充分的文化沟通和对话，可能对自己新的文化有新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现在都开始走向了新的纬度。

　　在年底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电影业很好，电影业好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不好的时候。电影业的繁荣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今年我发现有两部电影非常走红，一部是《梅兰芳》，一部是《非诚勿扰》。

我觉得当前整个经济和社会都进入了比谁更差的过程，之前都比谁最好，都比谁的GDP更高、谁的经济发展最好、谁有更多的机会，08年的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拐点，大家进入是谁不更差的比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今年这两部电影《梅兰芳》和《非诚勿扰》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梅兰芳》中，梅先生到美国演出，正好是美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梅先生果断的把自己的房子都押了到美国演出，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说当时卖6美金的票黄牛都炒到16美金，这说明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的。

第二部电影就是《非诚勿扰》，它最后有一个段落让我觉得很震撼：葛优拿着他自己发明的玩意，到未来去看的时候，范伟就问他你看到了什么？葛优就说我看到了未来，一片红，这一片红是一片灿烂的中国红，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结束，中国未来还有更好的前途。

中国08年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其实是足以让我们走向更加灿烂的中国红的未来，在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挑战、危机的时候，我觉得需要葛优的想像力，需要乐观的想像力、健康的想像力，这个想像力就是向未来看，看到未来一片灿烂的中国红。

　　主持人梁文道：真是辛苦张颐武教授了，张颐武教授是做后现代研究闻名的，下面有请知名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教授为我们做演讲。

　　许纪霖：什么是纯真的年代，纯真的年代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年代，但是现在黑不再是黑、白不再是白，看到了大量的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乱项，我们如何回到纯真年代，首先是建立黑白的文化，让黑和白、让爱和恨、真和假重新有自己的标准，这就是我们一个社会所共同认定的核心，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纯真的文化。

　　主持人梁文道：现在再请我们一位非常有名，今年很引人注目的知名青年建筑师马岩松先生。

　　马岩松：因为我今年年底参加了挺多这样的论坛，大家其实对09年都挺积极的，觉得09您都会更好，其实很多都是希望。其实在论坛上面大家都说很多，尤其09年会有更好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到底是说09年怎么样，还是说不说09年，也许应该说说点更远的事，比如我们干建筑时间都挺长了，比如说两年前才做过一个叫“北京2050”的事，所以从想法到实现都不会发生到08或者09年，所以文化这个事需要时间，可能得需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有一个进展。也可以说说08年的事，08年地震，很多人捐献捐物，还有人捐设计，我有很多朋友免费捐了设计，这些设计应该做有当地文化、当地特色的，但是他们都不要，他们要欧式的这些，所以我觉得文化还是需要实践的。

　　主持人梁文道：其实刚刚马岩松提到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对09年的看法都挺积极的，我之前做过一个节目“访问一百”，问你觉得你以后会比现在更好吗，另外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吗？一百人都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但是一百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会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非常奇怪，我们请著名文化人《号外》杂志创始人陈冠中进行他的百秒演讲。

　　陈冠中：我是住在北京的香港人，所以我也说一下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一个事实，中国是个大国，已经是世界强国，中国现在是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成员，在世界致力于新一轮世界事务的运作，这样的大国必须要真正理解世界，促进全球和谐共进，既要建构地球的共同标准，也要理解各地文化的特殊体系。今后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双向多边交流，只会更多，不会减少，文化上只能更开放、更发达、更融合。同时，他们需要有自己的道德和价值，需要文化认同，需要有自己主体性的文化，但大国必须避免文化上的三维主义、排它的纯真主义、自以为是的地位主义，文化不能用中外、东西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来看待，对文化的传承、批判、吸纳、转换要同步进行，大国既要内部文化的融合，更要保护内部文化的差异，对世界、对自己都要合而不同。

　　主持人梁文道：下面请最后一位代表演讲的嘉宾，《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许知远先生。

　　许知远：过去十年中，可能中国是一个非常泡沫化的年代，一切都在不断的膨胀的过程。我想中国过去十年不是语言的膨胀带来的，五年前我参加活动说过这样的话，这一切变化太大，因为刚才张老师谈到了鲁迅，还有当时的梅兰芳，我想回顾历史一一个很好的建议，正好在1908年的冬天到2009年的春天，当看到西方世界进入了残垣端瓦，他们感觉到西方的科学正在破产，而这时候西方破产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鼓励中国的年轻人你们要去拯救欧洲，这是当时的一个情绪。另一个情绪是在1908年的冬天，他们商量创立一份杂志叫《新潮》，我想这两个事件可能跟此刻的活动映照了，一方面对美国破产的感慨，对自由市场和破产的回应，而《新潮》在90年之后又看到回想，因为看到中国文化一方面依然被强力的西方文化左右，另一方面一种新的大国，是一种未经几年爆炸的信息，我们回到纯真年代释放某种压力，这在未来是很长时间要走出的。

　　主持人梁文道：下面进入讨论的环节。就刚才几位有什么意犹未尽的可以继续发挥，或者听到别人说的有什么回想。

　　许知远：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会仍然处在这样的状态下，但是这一切并非毫无机会，因为西方是经过漫长的几代人的获得的，大家在这样的前提下应该比较诚实，对自己也好，对这个国家也好，对现状有诚实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向前，可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可能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总是在盲目的自尊和左右摇摆，我想我们从左右摇摆中摆脱出来，这可能是自身文化的第一步。

　　主持人梁文道：刚才五位说的，好像张教授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接下来四位好像都表达了某种程度保留的态度，许纪霖教授是说我们现在不纯真了，连喝奶都不放心了，马岩松先生提到，中国文化重建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农民你问他什么是好房子，他自己说欧式别墅，他没有别的想像。陈冠中提出了一连串的主义，最后许知远也提到了一些保留态度。张老师我想请问，你如何回应刚才四位这样的讲法。

　　张颐武：我觉得他们四位讲的都非常重要，这些东西需要我们不断的考虑，其实中国面对的问题比我们想像的复杂。但是我觉得，我们以一个悲观主义者要乐观一点，以一个悲观主义者乐观一点、乐观主义者悲观一点比较好，刚刚奥运会完的时候，你会发现总会有霎风景的时候，但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乐观，其实我也觉得明年的经济状况会有更大的挑战，同时我们的社会发展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只能是大家都想开一点，越到大家知道形势不好的时候，激励大家得想开，不想开就会更不好。他们四位还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好好的过下去，这个跟我的一样。

　　许纪霖：现在都在谈中国崛起，但是我想更多的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崛起，中国展现给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文明，30年前我们都在追逐着四个现代化，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确实现了四化，但是那个四化是欲望现代化、消费现代化、物质现代化、富贵现代化，唯独看不到诚信，看不到真正的文明在哪里。中国今天给世界到底提供了什么，连工匠文化都不是，工匠文化是属于日本的，中国现在只是一个打工者文化，但是真正的能够成为普视价值的文化或者文明，一定是有它的终极关怀、有它的内涵的，这些东西中国在哪里，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我们与其说是崛起不如说在堕落。

　　主持人梁文道：问题很严重，比来说中国很强大，突然出了这个状况。

　　马岩松：有很多人问我经济不好，你们是不是没那么多工厂，我觉得其实挺好，不用那么忙，有时间想，有时间看看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这种状况其实以前在那些发达国家，欧洲、美国、日本都发生过，很早以前已经发生过了，那个时候他们也都挣扎了，像最早的时候纽约好多建筑都是欧洲人去设计的，美国设计师有点不服，就有点像现在中国设计师，日本也曾经经历过，但是现在日本在国际上是很有影响力的。今天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自己的创造能力，有没有创造能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创造力是谈个体，不是经济好或者国家政策怎么样就能有创造力，个体，今天做创意的，有多少敢说自己在做一件真正有创造力，对世界人都有影响的这么一件事，我刚才讲的，我觉得需要时间，像许知远说，一代一代的这种东西，这就需要时间，有时候看日本，不管是建筑师还是其他的做创意的人，你能看到他承认上一代人的成就，上一代人又承认上一代的成就，每个人用上辈子只能推进一点。现在我要求年轻人，像我坐在这儿，30几岁尝试做建筑变革，我要做到这样必须是反对上一代做法的，是不是下面更年轻的人还要反对我，如果来回反对的话，这一代时间花完了恐怕都没有什么进步。

　　主持人梁文道：其实你说的对，你说出了中国一百年来文化思想基本的结构，就是每一代人打倒上一代人，别人是继承的关系，我们是以推翻上一代人为目的的。从你刚刚讲的我特别好奇一点就是，今天中国不止是建筑，其实是当代艺术，或者很多文化领域，都给人一个感觉就是，正在崛起，不止中国经济崛起，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在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面非常非常受重视，但是同时又有很多人觉得那只是一个泡沫，就跟刚才许知远讲的一样，和我们中国前面讲的语言一样，是一个泡沫，中国当代艺术只所以被关注，是大势所趋，人家得看一下、注意一下，其实你也没那么厉害，也不一定那么有创造力。我听说陈冠中对这方面有很多的意见，是不是？

　　陈冠中：我说一下香港的经验吧，一个地方发出他的声音的时候，有些路径跟我们想像的有点出入的，而且一些解释好像也不见得确切，毕竟我们中国是大国的道路，但是以后发城市来说，二战后，香港本土文化还存在，比如英美的电影、日本电影，以及台湾传过来的流行歌曲，那个时候香港六七十年代不是围绕进来之前，是围绕新的，这个新的路怎么起来呢？有几个很奇怪的，第一个，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进口替代的过程，按理说世界上都是比较优势，但是又有一些很奇怪的，开始模仿做这些东西，当然扩大了越做越好，进口替代是香港进一步发展的方法。第二个，他在过程中不光是用了自己的东西，还把已经存在的资源都用上，所以是一个更加混杂的产品，比如说80年代香港的流行歌曲，梅艳芳、张学友的，请一些人填词，进一步混杂化了，这个构成了香港的主题，这个主题实际上基于吸纳出来的，有这个主题出现新的选择和判断，所以这个明显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前提还是他是非常开放的混杂的东西进去。

　　主持人梁文道：许知远，你觉得像刚才陈冠中讲的这种混杂的、进口替代状态，跟今天比如说刚开始张颐武老师也提到山寨文化，跟今天中国探讨的山寨文化很理性吗？

　　许知远：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而且特别容易受外来影响，他自身难于出现一些东西的，但是中国是这么一个辽阔的市场，但是看起来任何一阵风出来，而且我们不是第一手接风的，是吹到日本、吹到台湾，再吹到中国，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就像说经济危机，真正可怕的东西不是经济本身少了多少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产体系、社会形态薄弱了，他们无法去为很多不同任提供安全感、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推到很可悲的境界，这是金融危机最可怕的东西。

　　为什么说这个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有不同声音混合在一起，在过去30年里面，多元社会始终没有承担起来，没有社会的建构所有的创造也好都不太可能到来，既然面临巨大的经济模式问题的话，如果从今年开始真的这个社会慢慢从不同的角度里摸索构成的多元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充满期待的社会。

　　主持人梁文道：下面我想换另一个问题来谈，刚才通过文化，比如说文艺复兴各方面也好，这是原来我们设定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觉得这里可以谈到一个概念，中国今天自我理解，中国觉得自己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08年让我特别有感触，一方面提到大国崛起，是个大国了，但是好几次网上发生的事件，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国际上发生的事件，总给我们一种感觉，我发现好多年轻人也好、网民也好，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就是，八国联军在北京门口了，随时要进来烧杀抢掠了，你是大国，一方面很自傲，另一方面又处在危机的状态。第二点，看奥运开幕式我也觉得很有趣，奥运开幕式大家都谈了很多了，但是我们都注意到一点，大家都知道，奥运开幕式不说是中国文化历史浓缩的表演嘛，这个表演恰好是起于孔子，下至清之后就不谈了，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重要，这是中国剧变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天到晚家里面就在读《论语》，这是我们希望别人感觉到我们中国是这样，我们事实上未必是，而且奥运开幕式漏掉了几百年，对我们来讲恰恰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自我理解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什么落差，请张老师讲一下。

　　张颐武：最近大家会发现祭司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大自己对古代传统的崇拜、崇敬，实际上这里面一个很大的矛盾，这方面，这一百年来有很深刻的悲情，悲情在于我们必须受了很多的侮辱，就感觉到我们的抽象精神是最强的，世界上抽象的民族精神一百年来我们都很强，但是我们丢的又很快，为什么？落后就要挨打，由于我们自己落后了，我们过去是错误的，我们反思。但是挨打，落后也不能打我啊，为什么打我，所以我们格外的弘扬民族精神，所以这个悲情造成了我们很大的失控。但是现在中国随着经济一段时间的到来以后，就发现我们的传统流失的非常迅速，具体的传统，这产生出大的焦虑，所以最会会发现很大的焦虑，日本人有和服，韩国、日本都自己的服装，东亚也有自己的服装，中国人是什么呢？旗袍，但是旗袍是酒店服务员穿的，所以你穿上旗袍的时候，旁边人客人说你赶快给我倒茶，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面临找符号，符号在中国要特别丰富，这个焦虑特别大了以后会发现产生特别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到处都是具体的符号，但是另一方面，原来一百年来民族精神所产生的深刻的背景又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网民很多人开始很强的悲情，但是另一方面光复旧物的动力很大，所以我们怎么更融合的展现大国的心态，这可能是我们面临最大的考验。光复旧物，把这些旧物找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怎么对我们传统和现代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实际上中国人，要命的是我们抽象的概念全部都是19世纪末期从日本来的，每一个概念都是从日本进入的，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比如中国传统的东西，说道德究竟是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必须想开了，刚刚陈冠中讲的混杂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知识分子也不必为这个社会太愤怒，因为中国发展的进程，只有19世纪那个时候在美国是很混乱的，我的老师说那个时候是美丽的混乱，我更愿意说混乱的美丽。其实中国到处很多有力量的东西，到处觉得我们想开一点，可能会让更加文化精神更加顺畅。

　　主持人梁文道：张老师，您刚刚这个说法，我们中国现在处在美国19世纪末的阶段，天哪，还差人家一百多年，不是这样的，我还玩笑。

　　每位最后还有两分钟时间来做最后的总结跟回应，对我刚才的题目还有张老师的回应。

　　许纪霖：在金融危机的时刻最需要的是安身立命，安身立命靠不是别的，而是心灵，今天文化很多元、很丰富，但是更多我们看到的是技术文化，还有感官的文化，但是唯独缺的是心灵的文化，让我们得以找到自己家的感觉的心灵文化。今天中国人的心灵变得非常迷失，找到自己的家园，有一种非常强的虚无主义。我们如何来重建，我们的主题叫纯真年代，在我看来不要仅仅谈创新，还要谈传统，没有传统的创新则不叫创新，这叫折腾。

　　主持人梁文道：不折腾。

　　许纪霖：传统也不要以为回到孔夫子、回到古希腊、回到伯拉图这就叫古典、这就叫传统，我们还有新的传统，今年是五四90周年，五四以来中国有建立了另外的传统，叫做启蒙的传统。启蒙有很多东西要反思，张教授有很多批判，但是我想说的是，批判反思以后并不是茫茫一片大地，而是启蒙在废墟的基础上要把它最好的那笔遗产能够承继下来，继续和我们的创新结合，这才是我们要重返纯真年代、纯真文化最好的方式。

　　马岩松：没错，要有传统的创新。比如说认知国家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认知自己是什么，其实刚才说的中国近现代很多的史学家也没有找到很多的资料真正的去评述，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花时间去找出来。北京这个城市，其实是开放的，传统也没是没找过，以前也找过，现在像大栅栏前面的改造，一条街古董街，像中国城饭馆，传统的途径，我觉得不管是谈西方还是谈中国，都是把传统拿来用，但是从传统里到底能找到什么得到借鉴的东西，从来没提过。比如我听说过一个，这个人做了一个翅膀放在自己的胳膊上，从城楼上往下跳，然后这个人摔死了，我觉得这个人挺可悲的，但是他的精神还是在的，但是在今天这个精神没有了，所以这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能分历史，这个精神如果今天还在的话，其实会漫道一个广义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陈冠中：刚刚说的题目都很大了，在所有的大国是很平和的，很多国家曾经辉煌过，后来衰败再起来成为大国的时候，他们都很焦虑的，从德国到波兰、到俄罗斯、到日本，中国现在是处在比较后面的。这个时候焦虑，所谓超越现代，要比人家更高，这个焦虑怎么去克服、怎么去调整呢？我们要做真正的超越。两位教授刚刚也谈了很多，刚刚说到五四，谈到五四有支持的、有反对的，说到晚清到民国，他们的思想幅度很广的，如果我们把他那个理清楚，其实是非常大的，甚至有些是四年之后，到1949年，中间有很丰富的思想，如果我们重现这些东西，五四当中完全启蒙也不能说激进要反对他。民国的时候很多思想先驱他们已经建立了很丰富的题材，今天如果能虚心点再重新学习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许知远：我想回应一下刚刚张老师说的，不要太愤怒，其实我在想，我们可能忽略了事实，因为确实中国在过去几十年转变过程当中，确实在历史上，这么多的人、物、环境、空间卷入到这么大一个市场过程中，可能确实只有英国和当时的美国这么做了，而且中间造成的个人痛苦也好，确实是非常类似的。我在想，这两个是不是在自我进化过程中都有内部非常强大的力量和声音，他们完成了抗衡关系，完成了争取关系，他们最后成为一个更好的。在英国，正是在他们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他们时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在不断的催促这个社会发生巨大改变的力量，而在中国过去20年，很多人觉得越来越压抑、窒息，很多东西消失了，所有的人，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好、权利也好都在一个层面上了，互相不争吵，很多声音都是我们媒体给他的空间，是这样的因素造成的我觉得越来越纯真了。

　　另一点，我也特别赞同许先生讲到的传统，确实回忆不简单是回忆，回忆是要跟历史发生关系的，因为回忆都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每天在黑洞中会产生某些心理的因素，比如中国可能确实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主持人梁文道：其实我觉得我们08、09年都是牵扯到很重要的年份，牵扯到很多回忆，刚才为什么提自我理解呢，因为我觉得刚刚大家都不同程度碰到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几十年都是自我误解，比如我们过去的社会并不是那么封建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好，但是自我误解、自我理解就牵扯到技艺怎么恢复的问题，或者技艺怎么再发觉、再创造的问题，这里面也的确牵扯到有多少空间自由去让我们发觉我们的计议，自我理解也是需要空间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今天非常谢谢几位在这儿，这场就不在这儿继续折腾下去了，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责任编辑：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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