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教授现象”背后的博弈失衡

　　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是：民意代表本着对选民负责的精神，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则应该通过自己的公民社会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

　　“十教授建议给低收入家庭每人发千元促消费”（1月11日《信息时报》）——看了这条新闻，我不禁哑然失笑。

这段时间，以“十教授”的名义就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书”事例，可谓多矣。比如去年12月1日，“十教授上书建议扩大内需把提振股市作为切入点”；12月25日，“十教授上书总理建议提高燃油税”。再加上前几年的关于“龙图腾”的、关于“红灯区合法化”的各种建议，多以“十教授”领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十教授”俨然成了当代中国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

　　是“十教授”而不是“十工人”、“十农民”、“十富豪”，说明教授这个阶层确实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加心忧天下，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也说明他们比别的阶层更有闲。就“上书”的内容而论，也不无可取之处，如这次“给低收入家庭每人发千元促消费”的建议而论，虽无多大新意，从技术层面看也存在操作困难，但总比那些认为“只有继续扩大贫富差距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建议要强上万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要为关注民生的“十教授”们喝声彩。

　　不过在我看来，“十教授现象”揭示的最大问题是，反衬了另一个群体不正常的低调或沉默，这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与“十教授”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相比，我们似乎没有见到“十代表”、“十委员”在两会之外的时期提出建议，而他们恰恰就是一些专职反映民意，提出建议的人。通常来说，只有在两会期间，我们才能看到代表和委员们兴高采烈地步入会堂，看到他们面对电视镜头或微笑、或鼓掌、或举手。

　　这意味着体制内占据了正式民意渠道的人并未很好地履行职责，舞台的中心就这样被“十教授”们不尴不尬地占据了。说他们不尴不尬，是因为在一个利益博弈时代，他们的利益代表性令人生疑——他们代表工人吗？但他们不是工会会员；他们代表农民吗？但农民没有委托他们；他们代表“低收入”人群吗？但他们的收入都很高。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都是一些高尚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他们多半又偏偏是“理性经济人”理论的拥趸，这就难怪会有人说他们是在“哗众取宠了”，尽管我认为这种专把人往坏处想的思维方式不够厚道。

　　“十教授现象”表明，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主体多元，需要靠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博弈才能达致社会和谐的时代，我们却仍然没能理顺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只好由“十教授”吃力地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这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是：民意代表本着对选民负责的精神，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则应该通过自己的公民社会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比如工人通过工会，农民通过农会、商人通过商会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剥夺“十教授”们的发言权，而是说，他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发言，比如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发言时，不妨以教师协会成员的身份；如果当选了民意代表，则以代表的身份发言。而只有在对学术问题发言时，特别强调“教授”的头衔才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