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09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其中保增长成为明年工作的主要任务，而扩大内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
中高收入者的消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13亿人口中，10亿中低收入这个大群体的需求，才是促进内需最可靠的保障。
然而这也是最难的一环。于是，成都干脆将困难补贴变成消费券发放到困难家庭手中，促成了最直接的消费需求，但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并不可取。
“三农应该可以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研员韩孟提醒，农村拥有很多资源，农业生产有很多机会，而农民既是最终消费者，也是生产单位，双重身份可以发挥双重功用。
其实,在扩大内需上,方法很多，只要我们广开思路。
消费券受追捧 成都的100元消费券，搅动了扩大内需的敏感神经，30万困难群众12月16日起可领取百元消费券，到指定地点购物一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长陈翔军表示，这次发放消费券的对象是成都市的城乡低保对象、在农村的五保户和重点优抚对象，这三类人群在民政部门都有登记证，发放的券也有编号，所以不会出错，消费券准确地发放到每一个低保户，每一个救助的对象手中。
针对事此，某门户网站在网上进行一项调查，共有3515人参加投票。关于“成都向困难群体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你赞成全国推广吗？”的调查中，有75.8%的网友持赞成态度。
“应该让普通大众分享改革成果了，”一位网友感叹。
相关数字相示：2008年民间消费只占GDP的37.5%，这一比例无论是纵比还是横比都存在不小差距。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而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占GDP的71%。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政府收入和公民收入几乎均衡。而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国富民穷”，居民严重缺乏购买能力。
2008年，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政府也相继向居民派发了现金或消费券。
不久前，“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在广东建议：中国政府应向全国发放1万亿消费券，限期3个月花完，相关的零售商可以凭券交税，如果效果达不到，下个季度再做一次。这套方案与蒙代尔为美国推荐的基本一致。按照蒙代尔的计算，中国的年GDP是28万亿人民币，1万亿消费券对于有效需求的刺激只有3.5%，如果把消费券限制在三个月内花完，28万亿人民币的GDP除以4，有效需求可达到14%。可以有效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因此有人认为成都的消费券发放，是对蒙代尔建议的一次有益尝试。
一位专家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向全国13亿人发放1万亿消费券，每人消费800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商场超市一定要大量进货才能保证供给,那么下游的厂商就要加量生产,工人自然就有活可干,整个产业链就流转起来。
然而，很多现实的问题仍难以解决，比如，监控成本，腐败成本都不小，甚至假消费券也会跟着出现。
其实，即使成功实施，也要有后续的消费接上才能延续这种兴旺。
扩大内需受困于城市 不仅是成都，自从中央精神确定以后，很多城市都开始了对扩大内需的探索。
长沙就在促进住房消费这一焦点问题上，想到了好办法。鉴于长沙目前现在有商品房15年才能销售完毕，长沙市政府不再新建经济适用房，而是采用补贴的方式消化现有商品房。既避免了重复建设，又促进了消费。
具体措施是当居民购买商品房时，其中的8万元房款由政府支付，另外，由于团购，房地产商还给予每套房5万元的让利。对于长沙目前每平方米3000元的报价来讲，一套五六十平米的房子，购房者个人只需要支付二三万的房款即可以拥有一套房子。这应该在中低收入者的承受范围内，然而，现实却并不这样美好。长沙的商品房面积普遍在120-130平米之间，一套房子的总价就要38万左右，减掉两次补贴的13万，个人还需要支付20万的房款，加上银行贷款利息，中低收入群体依然无法承受。要是改变一下“团购”内涵还可以，一位专家戏言，二户居民合买一套房子还行。
韩孟介绍，开发商盖房子的目的有两种，一是为最终消费，二是为资本运作。消费群体一直以来都是面对中产以上的人群，不是为中低收入群体设计的产品，因此，无论政府怎样补贴，由于最终产品的不匹配，往往事与愿违。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山东出台的调整停车费，减免养路费等措施，也显然促进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他们买不起车。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都的专门针对低保户的百元消费券的试探就显得很有价值，至少真正是低收入群体在消费，一位专家也很高兴看到各地对促进内需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何况中国与外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创新在这个时候尤其重要。
就在针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内需策略屡屡碰壁之时，韩孟让人们将眼光投向农村，那里才是内需最大的市场。
开发农村消费 “农村的资源很丰富，不仅有土地，还有生态以及传统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都成为启动内需、提高收入、挖掘市场消费潜力的潜在因素”。韩孟认为，这些资源如果设计得好，可以化作很多现实的产品，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为城市的轻工业、重工业提供所需要的原材料服务。
另外，农村有着城市所没有的独特气息，“中国的大城市与国际大城市没有任何区别，有特点的地方都在农村”，韩孟介绍说，将农村定位成养老保健生态消费的功能区域再合适不过。
韩孟的观点是有现实基础的，现在各企业或者事业单体组织开会都要拉出去在宾馆渡假村里进行，如果农村开发得好，就可以承接这样的活动。另外，城市里60岁以上的人群，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到农村去养老、保健、呼吸新鲜空气，也是很有市场前景的想法。毕竟现在城里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而且城市的高龄群体，不仅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农村去，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安度晚年，如果要想有所作为，也可以将他过去积累的经验、技术、知识传递到农村去。
而在职的员工和在校的学生，也可以利用假期或者专项的活动去农村考察、调研、学习。这样就将过去单纯的旅游进一步深化。“城乡市场互动起来，以旅游对流的方式促进内需，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清楚，设计周全，逐步提高农村市场层次半径，对农民来说，他们就不再只有两条路——要么种庄稼要么进城打工了”。韩孟满怀憧憬，“而且，城市的人群到农村去，农民工就可以就地为城市居民服务，不一定非要到大城市里来。两个市场一互动，农民的收入就增加得快一些，消费能力自然具备了，需求也就产生了。”
当然农村开发类似的服务需要便利的交通来支持。在这一点上，韩孟认为更是天时地利人和。
政府这次规划中投入到交通等基础设施上的款项最重，无论是铁路、公路、航空主干道设施都已经在加强，支线的道路和网络都在建设中，互联网的建设也在下乡。
“以后城乡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城市的环境从生态上讲不如农村，而城市的优势在于，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高密谋高频率的活动。只有这种区别。”
打破二元结构内涵 在农村18亿亩不能缩小的耕地上，韩孟认为，也大有文章可做。他指出，现在信息技术还有卫星技术都可以对每一亩地进行立体化的信息资源提供。“如果我们把每一亩地的农业生产都深化起来，很多博士、硕士、学士就有用武之地了，这是立体的人的知识结构的一种组合。”
在国际比较中，日本的耕地很少，在日本，一亩地里投入的科技劳动和体力劳动都很多，绝对是精耕细作。其实中国也有精耕细作的文化传承，如果与现在的高科技结合起来，韩孟相信这是大有作为的。
“城里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到农村服务，在市场的交融中，我觉得将来的城乡互动，就可能使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内涵发生变化”。
韩孟还肯定了已经搞了一年多的“家电下乡”的活动。“这个由政府补贴的活动，虽然存在问题，也还是有不小的效应，这个工作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今后可以考虑"电脑要下乡"、"信息技术服务下乡"，并且结合三农生产，让农民更致富。今后市场的发育繁荣要信息化建设来支撑，这样生产流通消费领域就都有了一种新的手段，在国内也可以搞订单农业，并不是只有出口才需要这么做”。
城乡互助的结果，就是不管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有用武之地。“搞好了内需，国际上的外需也会找上门来的。像过去那样仅凭着土地、生态、劳动力资源去换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既粗放又不值得。”韩孟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更重视可持续发展这个大目标。
扩大内需其实有很多路可以走，仅从城乡互动、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进程中就可以得到很多实际的需求。（记者 于莉娟）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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