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有理由悲观但更应乐观

　　傅勇

　　国际金融危机正考验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卢比尼在最近一期的《外交》杂志上预言，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危机将在发展中国家爆发。有理由担忧美国金融病毒成为传染给全球经济的病源。

　　更多的则是长期担忧，即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持续。金融危机背后总有着相应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说到底就是增长模式问题。最近华裔学者黄亚生撰书指出，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模式和90年代的增长模式是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主要依靠内需和消费的经济，而现在主要依赖的是外需和投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改变了。根本原因在于，从1998年开始的、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中国式的城市化，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是不存在的，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下降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

　　问题是，如果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合理的，即便受到危机影响，那也是可以承受的，不会动摇经济增长的根基，一旦外部环境转好，有望率先走出谷底。

　　传统的发展智慧正重获影响力

　　能否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归纳出一个中国模式，一直争论很大。当下对中国模式的概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策略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另一种则是经济策略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更多的批评似乎还是集中于经济发展模式上，即第二种概括。那就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这中间还包括黄亚生提到的城市化导向的发展模式、二元经济结构、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收入差距过大、金融压抑等问题。

　　经济发展模式意义上的这些特征，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事实上，发展经济学理论长期把这些特征作为一般性问题来讨论。现实中，这些特征也大多是经济在起飞阶段的共同点。如果以这些结构问题来质疑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还缺乏说服力。

　　让我们回顾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的故事。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甚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都支持了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加快发展以及不平等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学家相信，落后国家常常会陷入一个低水平陷阱，而要突破这一陷阱，就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把经济带到新的发展通道。同时，城市部门优先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至关重要，而城市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维持。

　　这些理论大约都是50年前的理论，其后“华盛顿共识”指导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那些直接参照发达经济体而设计出来的制度框架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时至今日，传统的发展智慧正重获影响力。

　　中国模式符合发展经验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的确大相径庭。但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约2500美元，仍为中下收入国家，直接与当前的发达经济体比较意义不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国家作比较。

　　经济学家麦迪森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提供了相关资料。在1978年~2003年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7.73％、5.73％、14.42％，美国同期这三个指标分别是3.23％、1.81％和5.91％。显然，中国要高出美国很多。

　　然而，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与日本和韩国在起飞阶段1952~1978年的表现几乎如出一辙。日本此间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9.57％、7.97％和13.17％，韩国此间的三个指标依次是10.89％、8.77％和26.1％。相比之下，日韩在经济快速增长期似乎面临更加严峻的结构问题，甚至现在的日韩结构也还是更像中国，而不是美国。

　　正像发展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国别比较也显示，中国当前的这些结构问题很可能正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共同特征，甚至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经阶段。相反，在结构性问题上，印度的问题正是在于储蓄率较低、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落后。也就是说，印度问题出在离中国模式太远了。

　　金融危机对中国模式的考验

　　金融危机的确对中国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影响。这意味着简单地说脱钩或者说中国能独善其身是有欠考量的。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相信上面的分析，相信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现在高收入的国家都有类似一个发展阶段，那么金融危机就不会摧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首先，中国模式依赖了强有力的政府管理，这在金融危机中，动员资源度过危机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中国诸多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提供了增长的巨大空间。一个成熟经济体不可能存在中国这么多的改革机遇，也就不存在中国这么多有待解放的生产力。

　　最后，经验证明，中国政策充满弹性，能够作出及时相应的调整。

　　我们有理由悲观，但有更多的理由保持乐观。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模式提出了考验，但不会否定其合理性。（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