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开始，国内很多媒体都在关注国际农业资本对国内大豆和食用油市场的争夺。
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出台政策保护国内豆农的利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然而，我们看到最近两年一直在低位徘徊的食用油价格却突然出现暴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而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11月，海关总署更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尤其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斥资30亿美元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市场。为什么我们没有挡住国际资本巨鳄对大豆市场的蚕食？食用油高价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市场博弈？
食用油高价的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市场博弈？ 宋胜斌用来势汹汹这个词来形容已经入住黑龙江省的丰益国际，这家准备巨资收购东北大豆的跨国企业，早在去年就开始在黑龙江省圈地建厂，其中这片正在建设的工厂，距离宋胜斌的粮油加工企业还不到四百米。
黑龙江省龙江福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胜斌：“我听说是规模要建到省内最大的，一个大型的油脂加工，仓储一个工厂，有十多万平方米吧，比我们厂大，大好几倍。”
这个新邻居的到来，让宋胜斌和业内的同行们如坐针毡。
宋胜斌：“他要垄断了，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整个把货源进行控制，那就是对价格走势造成很大的影响。”
宋胜斌告诉记者，以丰益国际、嘉吉、邦基、ADM和路易达孚为代表的跨国资本，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垄断市场，从而实现操控价格，牟取巨额利润的目的，来中国之前，他们已经用这样的办法控制了拉美等地的粮食市场，2004年，跨国巨头盯上了中国大豆，他们利用期货把大豆价格一路拉到了每吨4300元的历史高价，诱使国内榨油企业集中采购了约300万吨的美国大豆，随后又一路把价格打压到每吨3100元，导致中国油脂企业半数破产，跨国粮商趁机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控制了近60%的国内油脂企业，国内最大的油脂加工企业九三集团也曾传出有外资试图参股的消息。
黑龙江省九三油脂集团董事长田仁礼：“这些跨国粮商在中国办了很多大加工企业，但是他们不是为了通过加工企业加工产品在市场上赚钱，而是要通过办加工厂来消化他们从国际市场上倒来的大豆，他们主要是为了卖大豆，以前许多外商也与我们谈过合作的问题，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条件，就是合作可以，但是你必须买我的大豆。”
跨国资本丝毫不掩饰通过控制原料来赚取利润的目的，随着国内企业对进口大豆依存度逐步增加，进口大豆价格也从每吨2000多元一度猛涨到了6000元/吨的历史高价，国际粮商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跨国粮商在中国的布局并未结束，2005年，跨国企业开始进入东北，收购非转基因大豆，让国内企业一时看不明白的是，他们竟然把高价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油，用远低于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推向了市场。
田仁礼：“非转基因大豆是稀缺资源，非转基因大豆油是上等油，应该卖个好价格，可有的商家恶意在转基因大豆油旁边放一瓶非转基大豆油，转基因标价是56，非转基因标价35，然后告诉消费者，哪个油好看标价就知道了，可消费者真要买这瓶非转基大豆油商家却不卖，其用心可想而知了。”
宋胜斌：“他卖的价格我们算肯定是要赔钱的，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
不过熟悉跨国粮商的田仁礼等人很快做出判断，这其实就是跨国资本惯用的价格战略。
田仁礼：“他们有这个能力，我刚才讲了，他在上游环节有丰厚的利润，他可以从中拿出来一部分打价格战，跨国粮商为了争夺一个市场，他们可以在两三年内把产品价格压得很低，让竞争对手跟不上，抬不起头，我认为，在
农产品初加工行业，一般的企业都陪伴不起。”
结果不出所料，随着低价油的抛出，国内油脂企业再此遭遇重创，到2006年，东北半数以上的油脂企业处于倒闭、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却迅速扩张，丰益国际其旗下控制的大豆压榨企业达到了12家，年压榨能力超过1000万吨，占据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近85%的市场份额。
宋胜斌：“头几年黑龙江，有上百家的企业在生产，那时候可以给豆粕豆油销售到南方很多市场，现在已经退到山海关以里了都，去年还能达到辽宁、吉林，今年已经退到黑龙江省，而且哈尔滨现在吃的都是进口油，使用的进口豆粕。”
外资进入的速度和力度，让国内企业甚至来不及反应，就在2008年，距离东北大豆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上市的时候，市场上传出丰益国际斥巨资30亿美元收购东北大豆的消息，宋胜斌告诉记者，因为国家随后出台了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丰益国际的巨额收购计划暂时搁浅了，但是宋胜斌发现，这段时间以来，跨国资本并没有闲着，益丰国际、路易达孚等跨国巨头，公开向市场发出英雄招募帖，招兵买马，负责东北地区大豆粮库的谈判与大豆采购业务。
宋胜斌：“把这些有能力的省内这些做粮油贸易的都划归为他们的代理商经销商，有资金能力有货厂，尤其是铁路货厂这样的省内大型代理商多数都是外资企业代理商。”
田仁礼：“他们正在打东北粮食物流方面的主意，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建议政府高度关注，跨国粮商控制南美大豆，恰恰是通过控制南美的物流来实现的，他们现在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中国东北，东北的粮食物流一旦被外资控制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将会出现我们当家，他们来做主的局面。”
记者：“会怎么样？”
田仁礼：“那时中国的粮食价格你说得就不算了，政府也很难调控了，那时他们要动用世贸条款来跟你讲条件了，我当家你作主，就是这样。”
跨国资本娴熟的市场运作能力，让国内企业难以企及，在几次与跨国粮商的几次短兵相接中，宋胜斌发现，这些跨国巨头对东北市场的掌控程度也超乎想象。
宋胜斌：“据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说把黑龙江省的油脂企业从大到小，可能每家的库存情况，生产能力、生产的多少量，这些信息应该是，我认为是很准确的，包括我看我们龙江福的库存，他们掌握都非常准确，我们一天的加工能力。”
记者：“那外资具备了这样的系统和能力意味着什么？”
宋胜斌：“能够知道你，比如说我知道你黑龙江所有油厂，每家还有多少油，这些油是供大于求，是供不应求，他会采取是抛售或者是大量采购，采取一些经营手段。”
记者：“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信息渠道？”
田仁礼：“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息，你从竞争对手那里买原料，在人家的港口装货，谁买得货，发到哪里去，人家当然一清二楚，而且这些信息在国外各大公司之间是互通的，但是恰恰我们不知道，换句话讲，这些信息在人家那是集中的，在我们这是分散的。”
田仁礼告诉记者，几大跨国粮商仿佛铁板一块，他们相互持有股份，捆绑在一起，利用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和资金优势，迅速完成了在中国市场的布局，现在国内90多家榨油企业，有64家已经变成外资独资或合资，中国85%的油脂加工总量已经被外资牢牢控制。
田仁礼：“外国大豆迅猛的涌入，铺天盖地都进来了，今年大概我们总进口量得达到3800万吨，我们国产大豆也就1600万吨，进口量是国产量的2倍多，所以，他已经严重地对中国的大豆产业造成损害，我们大豆产业一步步退缩，进口大豆一步步逼进，最后中国大豆产业肯定要消亡。”
田仁礼被称为大豆行业最后的守望者，在进口大豆横扫中国市场的几年时间里，九三集团在东北的五家企业一直坚持使用国产大豆，可是由于进口大豆到岸价比国产大豆每吨要便宜700多元钱，九三集团在成本上毫无优势。
田仁礼：“按现在的进口价格与国产大豆价格比，生产1吨就要亏损1200多元，所以，产区的大豆加工企业不可能开机生产。”
田仁礼告诉记者，2008年对于国内榨油企业来说更为艰难，今年新豆上市时，国家发该委出台惠农政策，国储库采取最低收购价收购大豆，每吨3700元，这个价格比进口大豆到岸价每吨高出了1000元左右，背负着这样沉重的成本负担，任何企业都无法维持生产，目前九三在黑龙家的五家工厂已经全部停工。
田仁礼：“进口大豆最低的时候2700，我国产大豆3700，一吨差1000块钱，如果把黑龙江的大豆运到大连，一吨差1200块钱，我买十万吨，就要亏掉1个亿，1.2个亿，谁受得了，一个工厂的家底不过2个亿。”
2006年，田仁礼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在沿海港口开了两家加工场，使用进口大豆作为原料，用来养活黑龙江五家亏损企业的职工。
田仁礼：“由于我把黑龙江的加工厂停了，农民又开始骂娘了，一个堂堂国企，当时还说发展国产大豆，现在也去进口大豆了，但是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进口，2008年如果我没有沿海的工厂，我九三就死定了。”
然而让田仁礼更苦闷的是，由于原料被跨国公司掌控，大豆价格起伏不定，沿海这两家加工厂目前的经营，也是如履薄冰。
田仁礼：“从南美也好从美国也好，我们进口大豆从定货到我们工厂需要两三个月，在此其间大豆价格可能发生剧烈波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家跟你签完合同之后，马上可以通过CBOT进行套保或对冲，风险就马上转移给你了，我们转移不了，至少不可能及时转移。”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宋胜斌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在东北油脂行业里面，宋胜斌有着油王的称号，这几年，他利用民营企业船小好掉头的特点，把成本压倒了最低，几次都躲过了跨国公司的围剿，可是2008年，高昂的生产本让宋胜斌束手无策。
宋胜斌：“现在我们收的大豆，只能收等外大豆。”
记者：“这属于等外品？”
宋胜斌：“这个从它的里边的杂质的含量、霉变量，到完整度，大豆的完整度水分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我们只能收购，因为价格可以便宜点，买好豆子生产一吨要赔好几百块钱。”
就是这样等外品的豆子也不能足额供应，2008年，宋胜斌的工厂，开工日子加起来还不到四个月。
宋胜斌：“生产几天不够了就得停几天，收几天豆，攒点豆再生产。”
记者：“现在你这生产一吨能有多少利润？”
宋胜斌：“算得好的话，能有10、20块，算不好肯定要亏损。”
记者：“一吨？”
宋胜斌：“每吨挣10、20块钱，一斤挣一分钱。”
宋胜斌告诉记者，单个企业不足以跟实力雄厚的跨国资本向抗衡，早在四年前，在九三集团推动下，业内成立了大豆协会，田仁礼亲自担任协会副会长，试图通过产业整合，重振国产大豆产业，可时至今日，被寄予厚望的大豆协会，整合工作进展缓慢。
田仁礼：“因为各家的体制不同，享受的政策不同，运行模式和成本都不一样，还有其它多方面原因，很难结合在一起，你比如我，曾经有人提过，我愿意跟九三合作，九三的布局非常好，但是我有个条件，你把黑龙江的五厂给我剔除去，我不要这几个厂，我要沿海那几个厂，我有我的难言之隐，他有他的特殊要求，所以我们很难达成共识。”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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