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应当以怎样的价值取向认识改革

　　2008年11月29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作为本次活动的网络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精彩报道。如下是刘伟(刘伟博客,刘伟新闻,刘伟说吧)的精彩发言：

　　刘伟：

　　关于如何认识从价值观上认识改革，今天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从价值观上讨论改革？第二个问题，中国改革是不是正义的？第三个问题，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值不值？我们为什么从价值观命题讨论，从经济学产生开始价值理论基于重要的地位，经济学家最后一块基石价值理论和价值理念。

古典经济学产生、产业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的时间里，甚至劳动价值论占据主要的地位，以1878年“边际革命“为界，我们说生产费用客观费用价值观、主观费用价值论取得劳动价值论主导地位，这个时间延续几百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均衡价格讨论代替了价值理论的讨论。价值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很简单，价值理论回答的问题是说，这个制度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制度拥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制度的必然性机遇历史的进步性和优越性，在产业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稳定的时候，要求学者为统治阶级地位论证的时候，价值理论不仅成为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论证核心命题，因为价值理论在经济上回答的是什么是有价值的，公正才是价值，什么是公正，等价才是公正，价值决定等价交换，这是正义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贯彻这个原则的，所以是合理的。这样价值理论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

　　到了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资本阶级统治结构牢不可破，任何力(何力新闻,何力说吧)量不能否定历史存在，这个阶级不需要学者为这个统治阶级的地位和生产方式合法性论证，因此不需要再说为什么合理，为什么优越？而去说怎样运用它对我最有效，这个时候人民发现，价值理论讨论意义不大，而发现均衡的位置追求资本效用最大化这样的研究更切合生产方式、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价格理论代替价值理论。

　　一个统治方式，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在大概不稳定的时候，不牢顾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学者说这个制度优越，我们现在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年在改革走了二三十年之后，突然把讨论回归到基本问题，比如劳动价值论，什么是劳动？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公平等，为什么呢？几乎从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几乎所有重要的文件都从基本命题开始讨论，就是说改革开放走了30年，人民要开始审视、反思这个制度变迁是不是正义，是不是进步的？人民也有种种历史资料产生讨论、产生分歧，所以成为了热点，这就是我们讲今天30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从价值问题上讨论改革的价值取向，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用什么样标准衡量这30年？这30年的变化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进步的？人民可以提出很多的标准，极具人文关怀，极具货币金钱色彩，极具个体倾向的，但是我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最根本最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的话，最根本检验这种变革进步性和正义性以及正当性就在于它是不是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生产力，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是空前地比其他任何时期，比其他任何制度安排都现实的解放和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一步的进步，我想这是最简单的标准，恐怕也是最科学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检验，我想不难证实，也不难证伪这30年中国改革开放根本的进步性。从经济增长来说，从统计数据来讲，到去年中国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将近15倍，大概14.9倍以上，人均GDP的水平比1978年增长了将近11倍，10.9倍，这个速度和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也可以说这30年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可以说这30年比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30年给中国带来的进步很大，对30年有很多的不满，对中国30年之外，人民有更多的理由不满，所以我想，历史总是相对的，相对来说，在经济增长来说，确实是空前的。

　　是不是带动了中国的发展？大家老说，增长不同于发展，就我了解经济学知识来说，增长不同于发展，增长只是单纯数量扩张，比如GDP的扩张，发展带有经济结构的变化。刚才陆老师提到社会经济结构，包括非经济的各个方面的结构，这才是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和进展，别的我不讲，197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将近80%，当时我们讲中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世界最穷的国家，撒哈拉大沙漠人均劳动力农业比重72%，我们比它还要落后，我们现在是多少呢？40%几，尽管统计不一定很严格，30多个百分点，三亿多农民从农业当中转移出来，在30年时间里边，是极大极深刻的结构变化，比如生活结构的变化，恩格尔系数，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61.3%，按联合国的标准60%以上就是赤贫，中国当时两亿五千多人吃不饱饭，恩格尔系数40%，按照过去标准八百多块钱以下，作为绝对贫困人口标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一千多万人，不到两千万人，所以我们讲改革开放，我们使向亿多亿贫困人口脱离了贫困，的确不得了的奇迹，这就是发展和结构变化，我想这是可以证实的，这是30年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看，这30年的发展和增长，我们为此付了什么代价，有没有效率呢？很多人在怀疑，特别是今天得诺贝尔奖的克夫德曼对亚洲的奇迹，包括中国增长代价提出很多的经济学实证分析，道理很简单，认为中国包括整个亚洲东亚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不是建立在要素效率的提高，因此很难持久，甚至在世纪之初提出东亚20几年增长极限这样的假说，这个假说在中国用中国94年以前的投入产出比认证中国94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的确要素效率贡献不大，主要靠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产生对30年实现增长的效率从根本上加以怀疑这样理论情绪。

　　学术问题不想展开更多的讨论，从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增长确实有效率的提高，第一体制因素，市场化深入，不管程度上有多大的分歧，中国这30年确实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资源从更大程度上，从行政国有控制领域向竞争性市场转移，程度越大意味着效率越高。第二结构因素，中国产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使资源不断从低效率领域和部门向高效率的领域和部门转移，转移程度越大，表明结构效率越高。第三，要素效率，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当中，劳动和要素效益都在显著地提高，全要素效率各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确在显著地上升，所以我们说从这3个方面来看，我们讲中国增长的确是建立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而且具有中国双重转轨的特殊的改革和发展背景，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实现这一切付得代价值不值，其实最大的社会代价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公平目标受到了多大伤害。大家知道，以市场化为目标导向的这样的价值取向的改革，它是偏向于资本的，我们做过大量的研究。中国这些年在制度变化过程中，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的效率都在提高，但是根据我们一项研究的成果反映，资本效率提高的幅度是劳动这个要素效率提高幅度的几百倍，改革开放首先解放的是资本，调动的是资本的积极性，这可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按照这个道理，如果贡献大、效率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幅度大，理应在市场条件下得到的回报就应当多，它得到的回报增长速度就应当快，由此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变迁，在价值趋向是倾向上是倾向于资本的，而且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国不仅仅由于制度变迁使得差距加大，尤其是发展的速度，尤其是城乡差距的扩大，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重要的原因，再比如能力上的差别，经营风险上的差别，已有的资产积累水平上的差别，再加上腐败，寻租的机会不同等。这些因素都造成差距在扩大。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发展，如果是健康文明的，要紧的是把效率和公平目标利用地在中国统一起来处理好。今天主办单位是董辅礽先生的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董先生在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加效率，当时很多人在争论，社会主义的优越就在于它比别的制度在中国能更好把公平和效率历史地统一在一起，董老师这个观点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觉得是正确的。公平加效率能够处理好，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十七大也特别讲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十七大刚刚召开之后，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参加十七大起草很多重要的很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开会，当时也请我参加了，我向他们学习，当时他们讲话讲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这段命题的时候，他们曾经想定义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来讨论区，最后没有定义，发现他们定义不清，他讲了这个话之后轮到我发言，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连你们这些理论权威们，研究社会主义的专家们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敢定义社会主义，那你们这些专家都不懂的东西来救咱们中国，咱们中国还有救吗？太悬了这个事情。我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我是说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我完全同意这个命题，但是我想加一句，只有救中国，只有发展中国才是社会主义，我们把这个命题应当倒过来，我觉得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这样才有希望，中国有希望，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因为我们毕竟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