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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城乡收入差距难解 给农民工留条退路

  编者按

  世代为农,他们决心进城,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

  一为家里增收,二为在城市中扎根,初衷朴素而真实。

  然后,这群农民之子每年重复着从农村到城市务工、从城市到农村返乡的奔走路途。

  是他们,主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场世界上最大的“迁徙运动”。

  以往每年此时,返乡路上,他们都为自己渐渐接近“理想”而兴奋;而今年此时,他们面色犹显忧愁,因为不确定性——会不会再次进城。

  影响全世界的一场经济危机,使他们的返乡路成了一张“单程票”。

  48岁的“老姚”、29岁的“小刘”、19岁的“小张”,三名真正的农民之子,早报记者有幸一路同行,“返乡”由此成为共和国进入60年不平凡历程的一段平凡的开篇。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钱:城乡收入差距难解

  从目前来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着很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谈一谈,这可以概括为四个字。

  第一个字是“钱”。大家知道新农村建设是为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为了农民的富裕,所以这当然离不开“钱”字。这几年在中央高度重视“三农”的情况下,财政方面对于农业的投入,数量正在逐步地增加。
去年一年,中央财政对整个“三农”工作的投入,达到了5955亿元,差不多要占到中央财政总支出的11%左右。但中国农村的人口仍然占着大多数,而对于这11%的比重比例是很低的。

  这些年在推进强农惠农的政策,大家知道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有效的措施。即便如此,去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全国平均每年是4708元。估计今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所以,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很大的。

  2007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400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1348亿,那个时候的差距是1:3.33,而从目前看,这个差距还在进一步的扩大。

  大家知道前不久中央刚召开了专门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按照要求,在今后的12年之内,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要翻一番。如果12年翻一番,年均的增长率大约是6%。所以,从刚才说到的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我个人的认为是到了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还不可能达到开始缩小的拐点。

  粮:不能低于万亿斤

  第二个字是“粮”。去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0570亿斤,在此之前历史上最高的是1998年,达到了10246亿斤。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去年我们农产品的进口量仍然是在迅速增加,其中最突出的是大豆和油脂的增加。在目前的情况下,2008年全年进口的大豆数量可能在3600多万吨左右,折合我们的市斤计量大概是600亿斤以上。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总体来看,10500多亿斤粮食,从总量看是够的,但是它的结构不能适应目前的市场需求。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在它的食品消费中,第一动物蛋白明显地增加了,就是肉禽蛋奶。第二个是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中国人油脂的消费水平增加了。而我们国家现在恰恰大豆的产量不够、油料的产量不够。所以,一方面粮食数量在增加,一般性的小麦、玉米、大米是够的,但是有两根软肋,就是大豆和油脂。

  那么,是不是面临着粮食应该增产?但是有一个限制,我们的耕地是减少的。北京发出了18亿亩耕地的质疑以来,这半个月大家对于耕地的问题讨论非常激烈,这里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国家到2007年底,耕地面积是18.26亿亩,根据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可以一年种两季或者是三季。所以,一块地种两次,一亩地变成了两亩地,按照这个计算,我们18.26亿亩的耕地,全年的播种面积是23亿亩左右。这23亿亩左右怎么分配,是根据需求来决定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粮食的生产不能低于1万亿斤,不然就难以满足需求。

  地:农民工尚需立足之处

  第三个字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地”。地的问题在中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粮食安全,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而且对于当前经济建设、农村稳定的关系都非常重要。但最近一段时间来,我也注意到社会各个方面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关注,是越来越强了。

  我们现在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家庭经营体制,但是大家发现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太小,所以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生产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一个农村家庭就是种六七亩地,这在国际上是确实缺乏竞争的,但是这个状况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基本国情决定的,因为你发展到现在只有那些地,发展到现在农村还有2亿人,所以这个规模是不可避免的。你即使把100人的地给了1人种,人均是一亩三分八,它的规模只有138亩,这拿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阿根廷仍然算不上什么规模,但是你要解决的是那99个人没有地了,你必须解决他的就业,于是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如果这个人外出打工了,他把自己的地转租给别人种,这样在农村的人土地经营规模可以适当的扩大。但是,规模的扩大,要和农民的转移相适应。只有农民转移走了,你去扩大规模,这个人才没有后顾之忧。如果这个人没有转移走,你非把他的地拿去搞经营,这就是土地兼并。这对于我们推进农村土地建设和小康建设必须避免。

  所以,发展长期经营是一个长期目标,它的基本条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从农村大量地吸收走农业的劳动力,这样才可以使得农村的耕地逐步集中起来。如果农民没有自然地转移走,你要拿他的地,实际上就是土地兼并。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经营规模的发展,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如果你违背这个规律,实际上是要遭受惩罚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业城市发展并不稳定,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媒体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叫做“返乡农民工”。为什么呢?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一来,我们国家的外需减少了,出口产品大量减少,本来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他的企业不得不停工,他们不得不还乡,还乡之后如果没有地,那么他们到哪里生存呢?这就会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民生问题。

  但是,如果人为地强行促使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这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农民没有转移出来,你等于是夺了人家的生计。而且,还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城市中吸收的大量的农民工,他并没有真正地能够成为市里的人,所以你还不得不为外出的农民工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他的岗位没有了,他至少可以退回去。如果退不回去,就像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如果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在城市没有就业,在农村没有立足之地,一定会造成大量贫民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流民现象,这就是社会不稳定重大的因素。

  所以,应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应当根据城镇化、工业化推进的情况,来逐步地发展中国的农业经营,但这一定要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能人为地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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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佟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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