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为强大的后盾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重大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样也带给中国一次全面推进改革的机遇。
提高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一个发达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必须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各自所需的直接或间接投融资方式。因为中国本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市场能够提供的产品的可选择性和渠道严重稀缺，从而导致国内的大量资金流出。在宏观经济的等式中，储蓄减去投资为经常项目的顺差。本土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使得大量的储蓄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只能以经常项目顺差的形式流出，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中国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等因素推动下的高达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一种储蓄的净流出，同时也给央行造成了巨大的货币投放压力以及比较被动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此次金融风暴源自美国，但从资本市场表现看，似乎中国受到的冲击比华尔街还要大。这背后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国内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创新滞后于经济发展趋势，导致在资本市场上所付出的代价比美国还要大。美国金融市场的调整不能简单归因于金融创新。事实上，只要施以严格周密的金融监管，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即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基本都是出在缺乏监管的OTC市场，而较少发生在场内交易市场，就是一个明证。中国本土金融市场的一大缺陷就是金融创新远远不足，无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去满足企业和个人的需要。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政策倾斜下享受了较高的存贷差，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一政策福利的空间会越来越小，金融机构必须大力发展除存贷业务之外的其他金融产品和工具，拓宽自身的盈利空间，同时也可提高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缺乏，还会产生大规模的"期限错配"，使本土金融市场蕴藏着巨大的脆弱性。比如中国保险资金运用中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是30～50年以上的长期资金，国内金融产品的稀缺使得这些资金的配置受到很大限制。而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是，资产负债表里负债方的期限越来越短，而资金运用方面如住房抵押贷款、大型基础设施的期限大多在数十年。如果说商业银行是"借短用长"，那么在保险公司面临的问题就是"借长用短"。"期限错配"使得这些微观的个体金融机构在外部冲击下显得非常脆弱。
本土市场不发达导致许多企业到海外上市，其在国外融到的资金又以外汇的形式汇回国内，给中央银行增加了货币投放的压力，导致了"货币错配"现象。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有高达近2万亿美元的外币资产，而它的负债方全部是人民币，汇率风险很大程度上由人民银行承担。这也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和金融工具稀缺所造成的。
经验表明，动荡的市场环境往往是推出金融创新工具的良好时机。这一方面是因为动荡的环境下更需要多样化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一些特定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还可以为中国在应对危机冲击方面赢得更大的政策空间和主动性；同时动荡的市场环境也是培养和锻炼中国金融机构应对能力的良好时机，不经历市场波动的洗礼中国的金融业可能也难以成熟起来。
及时捕捉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机遇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不少经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对中国经济寄予厚望。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和影响渠道的多样化，也迫使中国必须及早把握金融危机的发展演变脉络，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量力而行，参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工作。
第一，在参与全球金融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美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进行金融危机的救援，为未来的美元泛滥留下了隐患，也增大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多种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例如，可以允许美国、IMF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此举有助于防范汇率风险，促进中国本土债券市场的发展。
第二，以赢得更大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原则，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适当参与全球金融救援行动。基于当前中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在参与国际救援时，应当主要依托现有的国际金融框架，同时在主要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购买美元及其相关金融资产时，可以要求更高的权利保证和更为优惠的价格，在确保投资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分享被救援企业的成长性。
第三，重点放在对可能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的救援，辅之以相应的国家资源战略和产业整合战略。由于部分过于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结合中国现有的产业整合能力和资源需求状况，中国可以把参与救援的重点放到那些拥有战略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企业具有产业整合优势和整合能力的特定行业，而不能将大量资金投向中国缺乏整合优势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等领域。
第四，国际资源价格的大幅下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稀缺的加工制造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资源价格大幅下跌会显著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减少中国因为大量购买高价资源导致的福利流失。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导致的资源价格大幅下跌，也给了中国以更为从容的机会来重新部署全球的资源战略。
第五，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日益关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目前，尚有规模庞大的次贷证券没有清算，这些证券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金融机构中，无从判断其规模及其损失程度，也就无从进行相应的监管和应对，因此，建立国际性的专门清算机构，是掌握全球次贷证券现状和演变趋势等重要信息的关键。中国还可以利用当前时机呼吁国际间拟定对场外衍生市场和对冲基金进行监管的国际准则，并通过参与这些准则的制定过程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第六，为了避免因欧美等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应对金融危机而引发的汇率风险，中国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欧美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在设计相关的限制机制时，中国可以主动提出建立"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发行联动机制，相应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巴曙松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作者：巴曙松 《中国金融》
(责任编辑：黄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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