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企业九张面孔

　　谁将成为这个冬天的赢家

　　对于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中国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它们有可能在这个冬天销声匿迹，而在于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成功的转型和创新，即便是这场危机中毫发无损的企业也无法成为未来真正的赢家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当读者拿到这期杂志的时候，我们正在喜气洋洋的爆竹声中与农历鼠年作最后的告别。

但已经成为昨天的2008不管过去多久，人们对这个多事之秋挥之不去的记忆永远是——无数中国人在这一年不得不同时面对哀痛与荣耀、期盼与失望、困境和机遇。造成数万人失去生命的汶川大地震，现代历史上最动人心魄的北京奥运会，从美国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事件，使那么多乳品企业颜面扫地，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难得建立起来的那种信任也随之荡然无存。如此错综复杂的事件和社会情绪交织在一起，几乎没有人能够简单地描述这一切对我们到底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对于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来说，伴随着这一年滋生的重重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年头不只是标志着经历了30年高歌猛进的非凡增长的中国经济突然减速，也无可争辩地证明没有企业可以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

　　重要的是，在这一年，被长期的经济繁荣所遮蔽的各种企业问题不仅暴露无遗，对于处在产业链低端的企业而言，这些问题还往往被数倍地放大。沿海地区不计其数的加工出口企业在这场危机中遭受重创、奄奄一息，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中国企业在21世纪产业上移的竞赛中为“繁荣”所累，一直磨磨蹭蹭。作为世界工厂，我们生产了全球最廉价、最多样的商品，无穷无尽地吸纳着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但在行业标准制定和价格博弈中却无足轻重。

　　并不是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中国企业和那些富有影响力的全球玩家有着怎样的天差地别。早在一年以前，那些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总是一帆风顺的企业就已经感受到了寒风凛冽的冬天：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货币政策从紧，劳动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只是在那个时候，多数人依然相信在经历短暂的风暴之后会雨过天晴，甚至从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超级都市匆忙的脚步中，也丝毫看不出衰退的踪影。

　　然而，从美国出发的这场金融海啸并非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事不关己，伴随着危机出现的全球消费市场的日趋低迷，一向依赖出口订单过日子的中国企业立刻变得失魂落魄，订单减少或者失去订单，无异于宣布这些企业正走向生命的尽头，这对于由出口和投资主导的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难以估量——无数企业作为书写增长奇迹的主角，它们的命运将因为2008而改变。

　　中国海关总署2009年元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2月份中国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了2.8％，进口贸易额同比下降了21.3％，如果按照人民币结算的话，中国12月份出口贸易额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高达9％，如此下滑幅度在最近10年来都是闻所未闻的。

　　显然，在30年来一路凯歌的众多企业中，一定会有千百万人怀着无法掩饰的焦虑心情对待这个海关消息，但无论他们选择的产业和创富之路有着怎样不同，他们却都拥有曾经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创业经历：从一个简陋的小作坊、小铺面开始起步，带着朴素的理念和梦想，由小到大，在度过一个无法无天的青春期后，逐渐走向资本市场，走向他们的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遥远世界。这些在各种行业里成长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企业，凭借着各自的胆识和能力创造了巨额财富，迄今已成为中国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企业这样的成长路径，尽管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但是在这个寒冷也许可能漫长的冬天必须得到改变，因为中国企业在这场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时代，没有企业可以仅仅蜷缩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作出发展的安排。严重依赖出口，长期在产业链和国际分工的低端裹足不前——这一点，不仅让数不胜数的中国企业在危机年头显得弱不禁风，如果得不到改变，并最终可能断送这些公司的未来。

　　这当然不是老调重弹。长达30年的繁荣为中国企业的迅速成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宽松环境，但同时也让很多不思进取的企业正在失去创业精神和革新的动力。暮气沉沉的企业文化并不取决于一朝一夕，其积重难返的弊端只是到了2008年才原形毕露。但是，萎靡不振的世界市场肯定会把一些企业带向深渊，却可能为另外一些企业敞开充满机遇的大门。那些堪称伟大的企业总是以其在哀鸿遍野中独树一帜的经历向世人证明，深重的危机从来都会催生新的技术，产生新的供给和需求。同样，对于那些能够熬过冬日的中国企业来说，困境恰恰意味着某一个产业的重新洗牌。由于市场的全面萎缩，资金链的断裂，束手无策的企业将相继倒下——这对勇于革新、成功转型的企业而言，不只是少了很多竞争对手，还完全有可能在这一轮金融海啸推动的产业洗牌中脱颖而出，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者。

　　考虑到对加工订单严重依赖的噩梦式后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在是否放弃低端产品的问题上将不会顾虑重重。随着全球市场的深度低迷，廉价劳动力和便宜的产品价格已不再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一张王牌。只有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才是一个萧条时代最需要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不仅决定着企业的投资、市场组织、产品研发、风险管理等各方面的成败，而且决定着企业是否能够永远遵循正确的方向。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多数企业从来都缺少一个清晰的发展路线图，相反，这是一个颇具个人色彩的过程。企业的成长完全依赖公司老板的个人意志、感觉与含糊其词的识见，在企业遭遇寒冬和重大挫折的时候，总是寄望于企业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智慧来寻求突围。这样一种存在严重缺陷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不能带领企业走出困境、成为严冬之后的赢家，而且有可能随着一个核心人物的离去致使整个公司分崩离析。

　　数量丰富的失败企业案例——从世界最大玩具代工企业合俊的倒闭到中投公司连连失手的海外投资，乃是2008年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无疑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严寒冬天为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真正理由。我们会从中发现，什么样的企业才能摆脱对政府和权力的依赖、彻底地走向市场，也会发现只有永不衰竭的创新精神才能够推动企业突出重围。对于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中国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它们可能在这个冬天销声匿迹，而在于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成功的转型和创新，即便是这场危机中毫发无损的企业也无法成为未来真正的赢家。

　　本土品牌保卫战：

　　朱新礼卖得了汇源吗

　　朱新礼一手打造的汇源品牌或许和美加净、乐百氏、中华牙膏一样，被跨国公司收购之后几乎销声匿迹，如何防范更多的中国企业步其后尘，才是我们今天必须回答的问题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在9月3日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消息公开之后，因为一个必须经历的反垄断审查程序，朱新礼在汇源的统治何时结束，仍然显得扑溯迷离。但是，长久以来很多悬而未决的疑团有了答案：18年来，一直在商人和企业家之间游移不定的朱新礼，最终选择了做一个商人。在这场注定会引起媒体喋喋不休的商业收购中，朱新礼将成为最大赢家——他不仅轻松获得74亿港币的现金，再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同时可以继续执掌汇源果汁的上游产业。以致朱新礼自己都毫不掩饰这种成功带来的喜悦：“这是一桩合算的交易”。

　　可口可乐或许认为收购汇源是自己实现独步中国果汁市场的最佳时机，所以不惜加倍提高收购价格。显而易见的是，这家在饮料行业数十年来呼风唤雨的世界巨头，不会止于全球行业中一个默默无闻的汇源，他们从来不会考虑通过收购获得增长——可口可乐一直强调的是自己的盈利能力，它的长盛不衰正是取决于对产业链的控制。譬如，对灌装厂的控制，在过去的几年里，甚至将灌装厂买下来之后搞独立上市，控制产业链，这样做的结果是别的企业很难再进入饮料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目的，除了消灭一个还没有成大气候的竞争对手，也迈出了整合中国果汁饮料行业的最初一步。

　　相对于可口可乐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朱新礼们显得更像商人，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把做企业当作养猪，猪养肥了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企业一旦做到初见成效，便开始寻找出手阔绰的大买主。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不是基于持久的盈利和发展能力，而是如何更好的取得“买主”的认可。据说，在几年前的一次员工大会上，朱新礼就向员工许诺，有朝一日，他们会享受到世界顶级公司的待遇。随着可口可乐完成收购，这一天很可能如约而至。

　　无论朱新礼最终能否如愿以偿，他都将成为中国饮料行业的一个传奇。仅仅5年以前，成千上万消费者对碳酸饮料的单一习惯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健康的考虑，重拾对果汁饮料的兴趣。对水果有着历史偏好的北京、山东和广东，处处充斥着怀揣致富梦想的果汁饮品商人。但因为这些商人空有暴富的渴望和取悦消费者的理念，却没有经营品牌和渠道的眼光，很多果汁饮料企业不久就偃旗息鼓了，而朱新礼是唯一能够在行业废墟中坚强地站起来的人——他虽然没有做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饮料企业，却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全球性品牌的青睐。

　　“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卖掉”，朱新礼已经能够正视自己是一个商人，因为他已看到太多“养猪”、“卖猪”的商人正步其后尘，就好象他自己在这个纷纷扰扰的9月所做的那样。

　　对我们来说，朱新礼能否卖掉汇源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哪些企业能够卖、哪些企业不能卖，这些结论都要经得住历史和制度的考验，这一点对我们这个蹒跚起步的经济体才是举足轻重的。

　　反垄断法第一关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并不是板上钉钉，这家世界软饮料巨头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要取决于整个交易的本质与反垄断法精神是否步调一致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是否构成垄断？你可以回答是，但千万别拿并购后可口可乐的高市场份额作为主要考量标准。市场份额绝对是考量垄断的第一要素，但不是唯一要素，这就使朱新礼认为特别合算的这桩交易充满变数。

　　可口可乐+汇源=26.07％

　　AC尼尔森公布的汇源果汁市场占有率，尤其是2007年上半年，百分百果汁和中浓度果汁的市场占有率分别高达46%、39.8%，是风传二者合并后果汁市场份额超50%的由来。

　　不是AC尼尔森的统计数据有问题，事实上尼尔森是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资讯和分析服务的提供者，在市场调查行业，尼尔森在速度、准确性和覆盖面方面绝对是无与伦比的。《法人》记者也将依据AC尼尔森的数据计算汇源的市场份额。

　　问题出在计算方法上。50%的说法是将尼尔森的上述数据，与其他媒体公布的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10%左右）简单相加得出的结论。但是这种计算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汇源在浓缩果汁市场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在低浓度果汁市场，汇源远落后于竞争对手，而且低浓度果汁的消费市场要远远超过另外两种果汁市场。

　　尼尔森的数据细致的划分了汇源在高中低三个市场的市场份额，而我们想知道的是汇源在整个果汁市场的份额，因为反垄断法显然不会将高中低市场分别作为计算“相关市场”的分母。

　　记者的方法是通过2007年汇源果汁销售额（见表一）和市场占有率（见表二），计算出当年全国果汁市场销售总额，再以汇源2007年果汁销售总额除以全国果汁销售总额，得出汇源果汁的市场份额。计算公式如下：

　　2007年全国果汁市场销售总额=百分百果汁销售额+中浓度果汁销售额+低浓度果汁销售额=汇源百分百果汁销售额/汇源百分百果汁市场占有率+汇源中浓度果汁销售额/汇源中浓度果汁市场占有率+汇源低浓度果汁销售额/汇源低浓度果汁市场占有率=5.96÷44.3%+11.205÷39.7%+7.835÷7%=153.6亿元。

　　据此可以得出2007汇源的市场份额是25÷153.6=16.27%。

　　由于可口可乐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不同的咨询机构给出的可口可乐果汁市场份额有7.5%、9.8%和25.3%三种，记者认为9.8%的数据具有较大可靠性。以此数据计算，可口可乐并购汇源后，其果汁市场份额应该是26.07%，还不到整个市场份额的三成。

　　需要说明的是，记者采用以“果汁市场”作为计算市场份额的分母，但是反垄断法并没有具体规定“相关市场”的含义，也有人认为应当将“软饮料市场”作为计算市场份额的依据。

　　并购可能构成垄断

　　26.07%这个市场份额比人们预想的50%低了很多，是不是可以就此断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不构成垄断？答案是否定的。

　　就像不能因为份额高就断定构成垄断，市场份额低也不能必然否定涉嫌垄断。“市场份额只是一个量的标准，是否会限制或者排除市场竞争，这才是质的标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反垄断法专家薛克鹏表示。

　　反垄断法第3条明确规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也构成垄断行为，并购就是典型的经营者集中，这次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方式就是购买汇源100%的股份。因此，就算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后市场份额只有26.07%，但是如果收购后的实际效果会限制甚至排除竞争，这也构成垄断。

　　薛克鹏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可口可乐并购汇源足以产生限制和消除竞争的效果。目前汇源是纯果汁市场的老大，可口可乐是有力的竞争者，二者合并后，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消失了，虽然26.07%的份额不是很高，但还是一家独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娃哈哈、农夫果园、统一鲜橙多这些原来和汇源、美之源（可口可乐旗下）、酷儿（可口可乐旗下）共处一线的饮料品牌，并购后自然要退出一线。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目的非常明显，他就是要消除竞争。”薛克鹏认为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是司马昭之心：美之源和酷儿也是一线果汁品牌，可口可乐并不需要汇源的产品。可口可乐是成熟的企业，有充裕的资金，想要扩大市场份额完全可以自己做，扩大生产线，动用自己的技术、营销策略和售后服务等进行竞争，但是这样做不足以解决竞争对手的问题。

　　现在汇源是可口可乐在中国内地的最大竞争对手，先收购汇源，对此后新成长起来的企业（如果还能成长起来的话）他还是这种策略，永远不会让竞争对手成长起来对自己形成威胁。 “这是可口可乐的意图，消灭竞争对手是真的，独霸市场是真的。”薛克鹏表示。

　　他还强调，反垄断法不仅制止现实的反垄断行为，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滥用支配地位，还要预防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经营者集中不需要它达到50%的份额才能叫停，在你可能排除、限制竞争时就要遏制。

　　并购违背公共利益标准

　　“反垄断法不保护哪一个人的利益，既不保护可口可乐的利益，也不保护汇源的利益，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其他经营者的利益，保护整个民族产业的利益。”薛克鹏认为这可视为反垄断法的公共利益标准。

　　反垄断法第27条为审查部门规定了六条考量因素：（一）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二）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三）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四）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五）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应当考虑的影响市场竞争的其他因素。

　　其中前三条是为确定“是否会限制或者排除市场竞争”而设定的因素，后三点完全是公共利益标准的要求。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不符合中国的公共利益。薛克鹏指出，品牌是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象征，任何发达国家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品牌，中国的牌子一成长起来就被收购，收购后被淡化甚至被踢出市场，比如活力28、小护士，这是外国大公司打压中国产业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此，中国将永远没有名牌，就不能真正进入经济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参加媒体访谈时也曾说过，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整体来说，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它（指汇源）还是实质经济部门，对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来说，最有利的就是希望把它做大做强，而不是做大一点就卖掉，这样不符合我们社会的期望。

　　“如果收购成功，就开了很不好的先例，中国的民族品牌永远成长不起来”，薛克鹏认为应当把民族品牌列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反垄断审查考虑的因素。

　　并购案是对政府的考验

　　反垄断法第27条规定了商务部在审查的时候必须考虑六个因素，但是却没有量化的标准，以致于很多人认为几乎不可能根据这些标准来预测可口可乐和汇源并购案的前景。

　　作为对比，网上调查中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八成人，应该感谢8月3日开始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这是反垄断法中“唯一明确”的量化标准。虽然不能说没有这套标准，商务部就不能对汇源收购案进行反垄断审查，但是如果没有这套标准，民众们少不了像揣测27条那样揣测一番。

　　有业内人士将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称为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薛克鹏则认为这考验的不是反垄断法，而是政府。反垄断法包含着深刻的法律精神、理念、文化，政府能不能理解它，把其中的法律精神运用到这个案例中，把案子处理的符合中国的公共利益而又具有说服力，这是对政府的最大考验。

　　反垄断法比较粗糙是事实，出台一些指南，特别是企业合并这一块标准要进一步细化，也是有必要的。但薛克鹏反对“没有配套措施就不能进行反垄断审查”的观点。

　　“非要找到每一个具体条文适用于每个个案，这是法治水平低下的表现，美国宪法只有九条，却照样用它处理了200多年的案子，一个成熟国家的成熟执法者，条文少也足够用，执法者能力低下的时候，条文再多也不够用。”薛克鹏表示。

　　在薛克鹏看来，第27条的六个方面已经足够用了，可以延伸出这个案子的处理方法。不管从市场结构、消费者利益、其他经营者利益还是公共利益来讲，反垄断法的精神都指向一个结论：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目的绝对不是正当的，如果允许并购，对每个层面都有伤害。

　　9月11日，可口可乐已就并购事宜与反垄断局进行了初步的交流与沟通，但尚未正式提交反垄断申报，根据梅新育的计算，汇源并购反垄断审查可达210天。

　　大事记

　　▲ 百事可乐收购天府可乐：

　　天府可乐诞生于重庆，曾经的国宴饮品，曾以高达75%的市场份额风靡全国。1994年，天府可乐以区区3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贱卖给了百事可乐。几年后，“天府可乐”品牌便被雪藏，现在早已在市场上消失。

　　▲ 美国庄臣收购美加净：

　　原为上海家化集团旗下知名品牌，一度占有国内日化市场近20%的份额。1990年，上海家化与美国庄臣公司合资成立了露美庄臣有限公司，美加净品牌由庄臣全面管理。随后“美加净”商标被搁置，销量一落千丈。上海家化于1995年出巨资购回了美加净商标，但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宝贵时机。

　　▲ 德国美洁时收购活力28：

　　湖北沙市日化公司所有，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日化品牌。1996年，沙市日化与德国美洁时公司合资，“活力28”品牌由合资公司使用。现在，“活力28”这个知名品牌已经难觅其踪。

　　▲ 联合利华租借中华牙膏：

　　隶属于上海牙膏厂，是中国最早、最具知名度的牙膏品牌之一。1994年初，联合利华公司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 “中华”牙膏。随后，中华牙膏的销量一直未能增长，如今，中华牙膏在市场上的份额已少得可怜。

　　▲ 法国达能收购乐百氏：

　　位于广东中山的乐百氏曾是中国饮料工业十强企业之一，中国最著名的饮料品牌，其“乐百氏”奶曾连续六年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2000年3月，法国达能收购乐百氏92%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此后几年，这个曾经与娃哈哈一起争雄的著名饮料生产商一蹶不振。

　　▲ 法国欧莱雅收购小护士：

　　小护士创立于1992年，曾是中国市场三大护肤品牌之一。2003年12月，法国欧莱雅集团全资收购了小护士，随后该品牌被雪藏。5年后的今天，小护士在市场上已几乎销声匿迹。

　　▲ 美国强生收购大宝：

　　大宝化妆品公司成立于1999年，其“大宝”品牌一度在国内化妆品品牌中销量第一。近几年，大宝业绩逐年下滑。2007年初，大宝开始挂牌出售，雅芳、强生、联合利华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介入。2008年7月，大宝成为美国强生的全资子公司。

　　▲ 美国吉列收购南孚电池：

　　曾占有国内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自1999年起，南孚先后引入摩根士丹利等战略投资者，后股权被数次转让，2003年，美国吉列取得南孚72%的股权。吉列曾是南孚主要的竞争对手，其“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10年，始终敌不过南孚。而南孚被吉列控制后即退出海外市场，一半生产能力被闲置。

　　▲ 美国凯雷并购徐工：

　　江苏徐工集团是中国工程机械的行业排头企业，其“徐工”商标是行业内首个“中国驰名商标”。2005年，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意欲洽购徐工；2006年，就在凯雷收购徐工机械等待管理层审批的关口，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内发起了对此项收购的反对战。面对压力，凯雷方面逐步把收购份额由85%下降到50%，后来又将为45%。既便如此，该收购还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僵着之中。至2008年7月，双方有效期三年的认购协议到期，该案不了了之。

　　▲ 法国赛博收购苏泊尔：

　　苏泊尔是一家位于浙江台州的家族企业，中国炊具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占国内压力锅市场40%的份额。2006年，世界小家电头号品牌法国赛博宣布欲控股苏泊尔，引发了炊具行业的激烈抵制。2007年初，此并购案获商务部批准，当年12月，法国赛博集团以3.27亿欧元的价格获得苏泊尔52.74%的股权。

　　民族品牌和民族感情是一道坎

　　失去汇源的中国果汁产业，将何去何从？面对外资“狼来了”的困境，国内果汁企业对汇源收购案反应强烈，甚至表示欲募集资金争购汇源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吕冰心

　　自从可口可乐欲收购汇源的消息传出，对于朱新礼和汇源的指责就从未停止过。2008年9月12日，和君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上海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强烈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全力支持同行业企业联合行动，并发表五点观点和倡议。

　　和君创业方面表示，将联合更多民营企业全力抵抗可口可乐的并购，并称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参与收购，甚至不排除采用以私募基金方式汇集180亿元甚至更多资金竞购汇源果汁。

　　“我们首先是坚决反对的。”和君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汤浩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汇源作为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消费者如此认可的一个本土品牌，在这种时候，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有能力承担保护民族品牌、提升民族产业的社会责任。

　　汤浩表示，他们从20年前就有这样一个民族品牌的情节，而且他的客户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所以从情感上和他的立场上来讲，始终是代表民族产业和民族品牌的利益的。尽管在商言商，朱新礼出售汇源的行为可能无可厚非。但是他认为对于中国民族产业来说，汇源还是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

　　“民族品牌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国家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只有拥有了品牌才能拿到附加值，才能获得更高的产业升级的机会。正如可口可乐自己说过的，就算他们的所有工厂在一夜之间全部付之一炬，只要他的品牌还在，他们就能凭这个品牌在三个月内重新崛起。”汤浩认为，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公司从很早就知道品牌的重要性，但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民族品牌意识还需要提升。

　　按照汇源方面的公开解释，之所以出售就是因为可口可乐出的价钱高，所谓价高者得，朱新礼也曾对外界如此表示。但这种一卖了之的做法将为汇源品牌和整个果汁产业带来什么后果？这是很多业内人士所关心的。

　　在果汁这个新兴领域，竞争远远比传统碳酸业务更加激烈。而无论是碳酸饮料还是非碳酸饮料，一个不可忽略的共性在于：占据前三位的几乎都是跨国巨头，而且，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目前国内有关饮料业的各排行榜中频频出现的身影，主要即为四家：可口可乐、百事、康师傅和统一。

　　如今，作为国内品牌中唯一能在产业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的汇源要失守，业内人士肯定难以接受。另一个角度讲，汇源失守后，其他规模更小的企业该如何应对“狼来了”的困境？

　　不难想象，如果此次收购得以完成，中国果汁产业将面临巨变：可口可乐凭借庞大的资金实力以及收编麾下的汇源果汁品牌和渠道，很可能在今后的果汁市场上一统江山，再无出其右者。

　　可口可乐就是为了利用汇源的渠道资源迅速占领中国市场，所以现在这170多个亿的购买价，他认为实际上是两块价值，一个是企业的资产价值，另一块就是垄断价值。可口可乐利用这些资产完成并购后，可能迅速获得中国市场，因为他自己的果汁品牌拼不过中国品牌。

　　记者手记

　　隐藏的民族情结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从朱新礼决定把汇源卖给可口可乐的那一天起，外界的目光就从没有离开过汇源：民族情结、外资垄断、企业家责任、甚至国家安全?朱新礼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猜测和指责。“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来卖。”——面对公众质疑的朱新礼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外资并购演化成公共事件，近年来国内时有发生。此前，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凯雷收购徐工和赛博并购苏泊尔。最后，国有身份且行业特殊的徐工案最终夭折，这多少源于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的努力，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博客挑起了全民性的抗争；而家族企业苏泊尔则因“一口锅不会影响国家安全”而如偿所愿。

　　现在，朱新礼和他的汇源面临的问题则截然不同——唯一有规模的民族品牌、40%的市场份额、凶猛的可口可乐，这些都成为了国人不忍汇源被卖的理由，有偏激的网民甚至给朱新礼扣上了“卖国”的大帽子。

　　外资凶猛——这是当今中国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些外资收购案中，国外企业都是司马昭之心——世人皆知。他们花这么多钱，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市场、二是渠道。而关于另一项重要资产——品牌，则各说纷纭。鉴于过去几年中，一些外资企业收购国内企业之后普遍雪藏中国品牌的行径，人们对于汇源品牌的将来更是多了几分悲观。

　　而对于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来说，为什么要卖企业，原因则各不相同：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生态导致了他们对未来的悲观；也有人说民营企业家自身能力有限却往往不善于用人；也有人说在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势如破竹的情况下，国内品牌已显得格外生存艰难?

　　这些都是压在中国民营企业身上的沉重担子，要改变这些局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把企业一卖了之是否是最好的选择，则十分值得商榷。

　　在国人爱国情绪高企、市场竞争激烈的局势下，中国公众往往给国内企业更多社会责任方面的期待，相对于之前徐工和苏泊尔的并购案中人们更多的是担心垄断，此次的汇源案，人们更多的是体现出民族情结。

　　在这个果汁饮料市场唯一能与外资品牌抗衡的最后阵地即将失守的局面下，外界的激烈反映显然是符合常理的。

　　到现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并购案还处于商务部等有关监管部门的审查层面，结果如何尚不明朗，但学界的观点大多倾向于此类开放最早、竞争充分的行业最终会被批准。

　　与此同时，朱新礼和可口可乐方面也一直没闲着，除了连续召开新闻发布会，安抚媒体情绪之外。可口可乐更是大兴公关策略，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消除反对的声音，尤其是针对垄断等方面的法律探讨。

　　如果此项收购最终达成，中国果汁饮料产业格局必将改变，拿到市场的可口可乐要笑，拿回巨额现金的朱新礼也会笑，而国内果汁品牌将不再笑得出来。

　　纵观近年来几次颇受关注的外资并购案，并购双方都是周瑜打黄盖，反对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外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企业在决定自己的命运时是否也该考虑下民族情结？

　　其实很多中国民营企业不卖也可以做的很好，关键是管理者的思路要变。

　　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而国内家族企业与国外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外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是严格分开的：你是老板，但你不必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国内企业则恰恰相反，老板死都不愿意放权，而自身能力总是有限的，往往会累到个身心俱疲，这恐怕就是心态的问题了。

　　在探索改变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改变企业家心态的情况下，即使不卖，民营企业的前途也是可以很光明的。

　　资金链断了：

　　危险的扩张之路

　　文 本刊记者 姜东良

　　临近春节，在济南最繁华的泉城路商圈，三联家电卖场依旧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购物的人们喜气洋洋，只是三联员工的笑容有些僵硬。去年8月，三联商社股权易主后，三联商社的大股东国美至今没有入驻，这个卖场还是由三联的管理团队在管理。

　　失去了三联商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联集团失去了本业，失去了一个“融资平台”。三联以家电起家，而又将承担着主业的三联商社股权卖掉，看似不得已，实则必然。

　　三联商社曾是我国最大的家电经销商，山东最大的商业企业，与国美、苏宁同居全国家电连锁前三名。2000年实现经营收入53.1亿元，位列全国大型商场排名第3位，连续三年全国连锁专业店第1名。一度享有“中国家电第一店”的美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不满足于现状的三联开始了近乎疯狂的跑马圈地，高峰时涉足170多个产业。由于种种原因，多以失败而告终，最终，保留了房地产、商贸流通、电子信息、旅游、传媒等产业。三联老板张继升坦承：“在这些产业调整中，三联集团付出了比较昂贵的代价。”

　　国美黄光裕出事了，张继升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顾影自怜。他也是麻烦缠身，日子亦好不到哪儿去。他正被债主们围追堵截，上千名购买了三联集团开发的“彩石山庄”房产的业主，由于三联无房交付，正组成彩石山庄维权委员会向其声讨，剑指三联欺诈；三联职工被拖欠几个月的工资还没有补发。内部职工在“阳光舜城”的安置房，房款都交了3年了，房子还没有建，职工的意见很大。

　　这一切都与“资金”有关，三联集团当初卖掉三联商社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短缺。资金短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三联集团的“造城计划”—先是在黄海里一个荒芜的小岛上建设“度假城”，接着又在济南打造了三个“新城”、“彩石山庄”、“阳光舜城”和“凤凰城”。

　　“凤凰城”是一个规划面积11.75平方公里的超级大盘，占据了四个村庄的所有土地；“阳光舜城”位于济南市区著名风景区“千佛山”的南麓，规划总面积8.71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267万平方米，可容纳5.6万人居住；“彩石山庄”位居济南东部的丘陵内，占地2平方公里，规划总建筑面积180多万平方米，以多层花园洋房、低层双拼和联排为主的大型山水高档住宅小区。“凤凰城”和“彩石山庄”除了建成入住的一小部分外，大部分还没有开工建设，连半拉子工程也算不上。

　　两年前，在“彩石山庄”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都没有，甚至连土地手续都不全的情况下，三联就预收了1500户业主5个多亿的房款，承诺2008年10月31前交房。至今，现场还是一片荒芜的山地。就连三联引以为傲的“阳光舜城”，除了省直机关的住宅区和少量商品房竣工入住外，建设工地上也是一幅“百废待兴”的样子。

　　这些项目，三联已经投入了几十个亿，2005年，三联挪用三联商社的7亿元资金，就被疑为用在了这些房地产项目上。以致后来，因为区区3000万元的债务，就被迫拍卖三联商社的2700万股股权。有消息说，拍卖所得的5个多亿资金，一部分在法院的协调下偿还了债务，另一部分归还给了上市公司。这个说法，三联集团和张继升未予置评，不过，随后三联集团所持的三联商社22765602股，再次被拍卖，偿还银行贷款，确实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向三联及其关联公司追讨债务的官司有40多起，诉讼金额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三城”的后续建设资金据说至少需要几十个亿。

　　如何摆脱困境？三联把希望寄托在了政府和寻找有实力的伙伴身上。三联集团一位人士不无忧虑地说，目前，“彩石山庄”和其他几个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要下来了，政府再减免一些费用，就可以开工了。他期望不再生出其它变故，按照这个方案，把这些“预付款”的房子建好，交付给大家。可是，即便手续批下来，建设资金又从哪里出？他叹了口气，说，领导正在努力找一些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合作，希望度过难关。三联能撑下去吗？我们试目以待。

　　三联迷局

　　三联集团曾经是整个山东的骄傲，当它在充满悬念的争议中失去对三联商社的控制权之后，这家总想领先半步的企业是否能打破盛极而衰的中国式宿命？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薛子进 姜东良

　　对于三联商社（股票代码：600898）成千上万的股民来说，８月28日无疑是个肝肠寸断的黑色日子。但有一个人应该暗自庆幸—随着三联商社股权之争“终结者”的原形毕露，围绕三联集团可能是这场股权纷争幕后推手的所有猜测都将烟消云散，这个人就是山东三联集团老板张继升。

　　谁是最后的赢家

　　８月28日，停牌一个月的三联商社复牌即惨遭跌停，最终跌破９元，报收8.33元，很快跌停后上方封跌停抛单竟达87000多手。与此同时，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公告了权益变动报告书，顷刻驱散了笼罩中国股市达半年之久的一团疑云：国美电器通过间接控股山东龙脊岛建设、联手战圣投资，已合计持有三联商社49765602股，占总股本的19.71％，从而赢得对三联商社的绝对控制权，三联商社江山易主自此不言而喻。

　　有可靠消息称，战圣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00万元，其股东韩月军和刘春林为加拿大籍夫妻。其实早在三联商社首次拍卖之前，战圣投资董监事以及高管三人都曾买卖过三联商社股票。执行董事刘春林在三联商社首次股权拍卖后的３月19日分两次抛空持有的三联商社股票，共计64153股；经理韩月军３月１８日全部抛出持有的三联商社69940股；监事刘春光在２月１日至５月14日间，买卖三联商社股票多达十几次。由于战圣投资首次披露收购三联商社股权资金主要来源于大中电器提供的借款，有人据此猜测，这一行动将使大中获得三联商社还股权，从而实现借壳上市。

　　无论如何，当一直在三联股权之争里扮演关键角色的战圣投资浮出水面的时候，很多人也许如梦初醒，但对于一手打造了三联商社的张继升来说，整个过程不管有多么扑朔迷离，今后究竟谁来执掌三联商社都已无足轻重。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最急迫的挑战是，一个失去了三联商社的三联集团何以立足？应该走向何方？还能走多远？

　　三联商社为何易主

　　８月14日，当张继升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份裁定书的时候，他的手一定在微微颤抖。根据裁定，因债务纠纷被拍卖的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22765602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被过户到买受人北京战圣投资公司名下，权益变动完成后，北京战圣将成为三联商社第二大股东，也同时意味着三联商社与三联集团的最后一点股权联系已被一刀两断。

　　而仅仅在两个月以前，面对“三联集团做局拍卖股权为套现”的传言，张继升还十分动情地把三联商社比作自己的儿子：“你生了个儿子，你把他养到了10岁，你的成本是100万，现在有人出500万，你卖不卖？我说不能这么理解，压根我就不想卖。”

　　张继升甚至不厌其烦地在多个场合辩称，第一次拍卖股权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偶然得没法再偶然的因素，一切的一切都非常蹊跷—欠债仅仅6000多万元，还了3000多万元，而剩下的一半欠款正在谈判的时候却被决定拍卖了。

　　即使到了今天—风云激荡的三联商社股权纷争已尘埃落定，三联集团为什么完全退出三联商社也依然成为这个时代长久难解的一个谜。然而，分析人士相信，三联集团已经债台高筑显然是解释三联商社为何易主的最重要线索之一。

　　根据《法人》记者在司法部门的了解，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2700万股限售流通股被拍卖，最初是缘于三联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与中信银行的一笔借款纠纷。

　　2006年1月18日，中信银行股份公司济南分行（下称中信银行）与山东三联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三联集团关联公司，下称三联城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三联城建为山东三联商社在2006年1月18日至2007年1月18日期间在中信银行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

　　2006年11月6日、11月8日，中信银行与三联商社签订两份借款合同，中信银行借给三联商社人民币1500万元。借款到期后，三联商社没有还款。

　　2007年3月29日，中信银行与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联集团）签订保证合同两份，三联集团同意为三联商社上述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嗣后，三联商社仍然没有还款。中信银行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济南中院），要求三联商社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三联集团、三联城建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调解，原被告四方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三联商社欠中信银行借款本金1500万元，利息306825元，三联商社于2007年11月15日前偿还500万元，于2007年11月22日前偿还500万元，于2007年11月30日前偿还5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中信银行见三联商社到期还没有偿还借款，便于2007年11月20日向济南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此，济南中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于2007年11月26日，向三联商社、三联集团、三联城建3被告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上述被执行人于2007年11月29日前履行义务。

　　但3被告还是没有履行偿还中信银行的借款。

　　2008年1月17日，济南市中院作出裁定，拍卖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代码为：600898）2700万限售流通股的股权以清偿债务。

　　三联集团或许负债累累

　　2008年2月1日，济南中院向原被告发出通知：本院因执行中信银行与三联商社、三联集团、三联城建借款担保纠纷二案，定于2008年2月14日上午9时整，在济南市新世纪大酒店举行公开拍卖，依法公开拍卖三联集团持有境内上市公司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2700万限售流通股的股权。

　　2008年2月13日，济南市工商局向主持这次拍卖的山东齐鲁瑞丰拍卖公司发出确认拍卖通知书。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公司主持了这次2700万限售流通股的公开拍卖，经过场上近200轮的激烈竞价，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以每股19.9元及5.3735亿元的总价取得该股权。

　　股权被拍卖后，三联集团立即向济南市中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从拍卖股权执行案款剩余资金中，支付另外多起诉讼中所欠他人的款额。

　　2008年2月19日和3月7日，三联集团紧急向济南市中院提出几个申请，因其下属三联家电配送中心有限公司、三联城建、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三联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涉及与济南商业电器有限公司、济南艺高泰力商贸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第一建筑公司、济南平安建筑集团、广州数码乐华科技有限公司等欠债诉讼，请求法院从拍卖股权执行案款剩余资金中，支付所欠上述企业的款额。

　　济南银行业一位专家指出，三联集团及下属相关企业所欠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并且往往是关联公司相互担保，所以国美指责张继升巨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让上市公司为集团提供担保并非空穴来风。

　　据调查，三联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仅拖欠济南市商业银行一家本金就有3亿多元。三联集团所持有的限售流通股首次被拍卖后，多家贷款银行也不约而同地向济南市中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强制执行三联集团及下属相关企业所拖欠的银行贷款。以济南市商业银行与三联集团及下属相关企业的借款合同纠纷为例，仅通过法院调解的就有10多起，涉及借款金额3亿多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是三联集团还是其下属相关企业，都没有主动履行过还款义务，致使银行无奈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据《法人》记者在司法部门的调查统计，迄今为止，为了追索三联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贷款和欠款的诉讼已经不下40起，涉诉金额据有关权威人士估计，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导致三联商社最终被卖掉的原因主要应该是三联集团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一位曾经在三联集团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士认为，在2001年三联集团借壳郑百文实现家电连锁销售资产上市后，张继升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多元化发展战略，高潮时期最多涉足170多个产业，后来压缩为房地产、商贸服务业（家电销售）、网络信息、旅游餐饮、传媒五大产业。到2004年，三联集团经营战略再次发生变化—家电业务逐步退出主业的位置，三联商社反而成为三联进军其他产业的一个融资平台。

　　事实上，从2005年就不断传出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消息。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三联集团及关联公司通过经营性和非经营性渠道占用三联商社的资金2.16亿元。同时，根据三联商社2005年年报，属于三联集团的配送中心到2005年年底共占用了三联商社近７亿元资金。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股权被拍卖之前，三联商社就相当于三联集团的一个提款机。当2006年８月因为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作为董事长的张继升受到谴责之后，三联集团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填补日益扩大的资金黑洞，这对于坚定地奉行“领先半步，进入无竞争领域”的张继升来说，几近噩耗。

　　三联集团资金的短缺也很快成为三联商社成长的累赘。在三联家电如日中天的2000年到2004年，三联商社销售额连续三年高居全国家电连锁店第一位，一度享有“中国家电第一店”的美誉。2000年，三联家电销售收入约53亿元，遥遥领先于国美、苏宁的销售业绩。然而2004年之后，三联商社似乎是一蹶不振，公司利润一路下滑，2004年至2006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3562万元、2371万元、116万元，乃至2008年中报显示，上半年亏损4689.53万元，在去年中期亏损187.33万元的基础上继续恶化。

　　寻找前进的方向

　　张继升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产业调整中，三联集团付出了比较昂贵的代价。”

　　“张继升本人是一个学者，也是企业家，这种人格中矛盾的方面通常使他的多元化战略显得不切实际。”一位接近张继升的人士指出，张继升总是渴望“领先半步，进入无竞争领域”。遵循领先半步的竞争思维，三联集团在九十年代中期即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建领域，甚至异想天开地试图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建起度假城市，尽管为此投入了数亿元资金，但相对于庞大的造城计划，无异于杯水车薪，反而沦为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在城建领域，张继升同样想领先一步，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是不会沿袭“零星开发”模式，而是实施“大规模连片综合开发”，即以建立农民利益保护的长效机制为前提，按照城市整体规划，对目标区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设现代化新城，从而参与城市化进程。

　　但这种模式有着相当大的政策风险。2004年国家对土地的整肃风暴就落到了三联集团头上。规划面积11.75平方公里的超级大盘“凤凰城”因而陷入停顿。而当时，对村民的补贴(每人2万元)已经大部分发放，其后每年三联集团还必须给村民大量的各种补助、保险甚至是最低生活保障。在缺乏相应政策法规支持的情况下，这一模式对于三联集团而言显然已成雨天的棉絮—越背越重。尽管三联员工声称凤凰城的一期工程凤鸣山庄已全面竣工，并已销售完毕，但记者在现场看到的依然是门可罗雀，人影稀疏。

　　已经造的“城”效益也不尽如人意。张继升引以为傲的阳光舜城，作为山东省直机关的高档住宅区，由于房款的迟迟不能到位，三联集团被拖累得几乎崩溃。

　　这当然不是三联故事的全部。

　　正如张继升在他自己那个被称为“交叉小径的花园”网站中所表白的：“虽然成了企业家，现实中，自己仍然游走于企业家和学者两条交叉小径之间。”事实上，张继升在回应《法人》记者提问时已经流露出内心的矛盾和无奈：“影响三联集团当前的发展因素来看，有近期因素，如上市公司股权变动；但主要的还是长期因素，如各项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有内部管理因素，如决策失误，管理粗放；但主要还是外部因素，比如企业发展过程中兼并企业造成的过重包袱。”

　　山东三联集团

　　创立于1985年的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联集团”），历20年已发展成为注册资本20亿元、净资产近40亿元、员工2万余人、山东省政府重点扶持和实行省级计划单列的大型企业集团。集团重点发展的城市建设、商贸流通、电子信息、旅游、传媒等产业，已经形成了在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竞争优势，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领先者，2004年被国家列入重点扶持的20家大型流通企业行列。

　　三联集团曾经包含五大产业公司：山东三联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三联商社；山东三联电子信息有限公司；山东三联汇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观察报。

　　记者手记：

　　治理企业不需要秘密

　　文 本刊记者 姜东良

　　“真正成功的最大秘密，在于没有任何秘密。”这是张继升宣扬的成功秘诀。

　　在三联集团风光时，这也许是张继升遵循的一个原则，但是现在三联集团遭遇资金困局，官司缠身、麻烦不断，张继升开始远离公众视野，躲避公众的质疑，这个秘诀好像失灵了。

　　三联集团曾是山东家电连锁老大，在我国家电连锁史上创出多个“第一”：国内家电连锁企业第一家上市的公司，第一家尝试网络营销，第一家开始做直营店的连锁企业。三联家电一直是山东人的骄傲，山东的品牌。山东人民对三联给予了太多的期望和感情，一举一动都能挑动山东人的神经。

　　从三联集团第一次因为区区3000万元的债务，就拍卖三联商社2700万股的股份，到第二次拍卖22765602的股权，经历四拍四流。这期间，公众有太多的疑问。比如，三联是不是资金链断裂，如果不是，区区3000万的债务，有必要拍卖上市公司2700万股份吗？第一次拍卖了5个多亿，还了部分债务，其余的钱是否如传言的哪样，归还了挪用的上市公司资金？时隔不久，又因1个多亿的债务，再次被法院拍卖上市公司的股份。放弃上市公司的股份，舍弃主业，三联想干什么？三联集团真像传言的哪样，是在设局套取上市公司的资金弥补亏损吗？

　　公众们质疑的还有三联的房地产项目，超级大盘“凤凰城”是一个规划面积11.75平方公里，除了一期“凤鸣山庄”，大部分还保持着土地原样；“阳光舜城”位于济南市区著名风景区“千佛山”的南麓，规划总面积8.71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267万平方米，可容纳5.6万人居住，这个一期工程为省直机关建设的高档住宅区，早已完工，但是几亿元的工程款却没有收回来，导致后期工程遥遥无期；“彩石山庄”位居济南东部的丘陵内，占地2平方公里，规划总建筑面积180多万平方米，以多层花园洋房、低层双拼和联排为主的大型山水高档住宅小区。这个小区在开发之前，就预收了1500户的全部房款，至今还没有开工建设。至于在黄海的荒岛上开发的旅游度假城，更是被指烧钱的机器。这几大房产项目，建建停停，各种传言充斥坊间，有说三联一开始是非法圈地的、有说资金链断裂，三联所有的动产不动产都已被法院查封的、有猜测是抽逃资金的、还有说没有规划的?

　　这一切，三联都没有给出信服的理由，只是辩解资金紧张。不争的事实是，“彩石山庄”1500户业主，5个多亿的资金早已交到三联手上；承诺在“阳光舜城”建设的职工内部房，职工房款也交了三年有余；三联下属的百灵网转让有2亿多元的收入；三联商社股权拍卖了近7个亿，而公开的债务却只有2个多亿。现在，房子没有盖，就连职工的工资也拖欠了几个月，向三联及其关联公司追讨债务的官司有40多起，诉讼金额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人们有理由质问，十几亿的资金哪去了？三联到底怎么了？本文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

　　30年市场法治进程与企业家的命运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也许是某种巧合，2008年第一期我们做了“2007十大落马高管”的选题，第二、三期合刊我们又采写了“30年法治之痛”的稿件。如今，“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又赫然印在了我们2009年第一期杂志的封面，唯有不同的是前两者以在押或已经被判刑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个案剖析，进而引出他们所处的法治环境背景，以时间为线索反映中国30年来法治的变迁与发展，后者则是以相对规范的统计手法，用归纳、总结的方式描绘了企业家犯罪的路线图。

　　我们不知道今年、明年还会有哪些企业家步他们的后尘，但对于成长中的企业与企业家来说，在交了巨额的学费后，应当具有这样的意识：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相融，你的企业会做得更长久，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打架，不仅企业做不下去，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三鹿奶粉”事件，让具有50多年历史的企业巨人一夜之间倒塌，黄光裕的“事发”，让国美电器的名誉一落千丈，王效金的“东窗事发”几乎把古井酒厂置于死地......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国内，美国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骗局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这位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敬和信任的投资银行家，他所创办的对冲基金竟然通过最原始、最常见的“庞氏骗局”制造了稳定高收益的投资假象，投资人的损失金额高达500亿美元，造成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是一时的疏忽大意，还是刻意而为之，外人不得其解，不过历史将会给我们一个相对客观的答案。

　　一年前，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现在如果再提，就要把“中国的”改成“世界的”。

　　我们盼望着企业家个人之花常开，企业之树常青！

　　法治之痛

　　在过去这个充满巨变的30年中，几乎每一部经济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完善背后，都能看到一批商界能人黯然倒下的背影。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创造过声名显赫的商业帝国，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与法律的龃龉，他们在30年中先后离开了梦想的舞台——本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失败或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向法治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商界同行更加健康，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起成长。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时间像一把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但总有那几件事、几个人，仍然顽强地占据着诸多人群的思维一角，年广久、牟其中、孙大午、顾雏军等人便是代表。

　　曾几何时，他们是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是纵横商海、叱咤风云的企业精英；现如今，他们或是惨淡经营，被后来的财富新贵迅速超过，或是身居高墙，咀嚼各自的干涩人生。

　　但正是这点点繁星，却串起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经济、法律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30年，那人

　　在197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这一名词的，这段时期，人们沿习旧历，对办企业、做生意的人冠以“资本家”的称谓。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强化，“资本家”作为一个被批斗的阶层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8年以后，“个体户”、“厂长”、“经理”便成为那一个时代生意人的代名词，年广久、牟其中便是从那时起的步。

　　年、牟二人一个卖瓜子，一个卖钟，在计划经济主宰一切的经济环境下，他们是个异类。

　　不久，年广久因为雇工问题被审查，牟其中被投入了监狱，罪名是投机倒把。

　　当年广久、牟其中还在为前途未卜的命运苦苦支撑的时候，步鑫生、马胜利在国内掀起了国企改革的巨浪，因个人的突出成绩，步鑫生被称为“最知名的工厂厂长”，马胜利的名头似乎更响，“中国承包第一人”是他带着的光环。

　　在风光无限的时候，往往潜藏着危机，没过几年，步鑫生败走麦城，马胜利也被撤了职。

　　上述四位并非是孤独的探索者，与他们相伴同行的有冯根生、邹凤楼、汪海、周冠五、朱毅......

　　如今，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是“抓的抓、退的退、病的病、逃的逃”，仍在企业岗位坚持的屈指可数。

　　整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立制定规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与案例与日俱增。

　　沈太福、禹作敏、张国庆、褚时健、牟其中等成为这一段历史舞台上企业家起伏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成功的因素几乎惊人的相似，但每个人身触红线的方式又各有千秋。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不会重现，但企业家沉浮故事仍然不断上演。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金融大环境由定规立制走向整顿。

　　唐氏三兄弟的德隆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黄宏生的创维神话、顾雏军的科龙情结，随着快节奏的经济发展步伐，迅速走向巅峰，又迅速走向波谷。

　　人们不禁会问：他们为什么会重蹈覆辙？

　　项兵教授的观点意味深长。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内在素质，无论是技术、品牌还是人才，都必须从全球竞争中获取资源，无论是管理、组织还是商业模式，都必须在创新中获取优势。

　　这些因素在唐氏兄弟、顾雏军、孙大午身上并不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一个个商业天才，但缺的是对于商业操作行为所带来社会结果的一种预估。

　　30年，那事

　　我们在剖析企业家成败起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给企业家创造生存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部凝聚国人智慧与汗水的艰难探索简史。

　　1978年，《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一文章引发了人们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更是思想风暴的开端。

　　1984年，国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对国企改革、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引。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的谈话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它形成的历史决议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再一次体现。

　　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年刑法的修订，“投机倒把罪”悄然消失，这把曾经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终于被历史淘汰。

　　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资本、知本、金融、证券的洗礼下，既具开放的视野，又有探索的雄心。

　　他们有的在烈火中锤炼成钢，有的却瞬间被融化。

　　造成他们不同命运结局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在的因素。

　　按照概率学原理，一个个偶然性是必然的最终结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在中国经济、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张国庆，好多人都了解了MBO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褚时建，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人的监督、管理、薪酬待遇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很多遗憾：立法层面，法律出台的前瞻性、系统性不够；司法层面，司法的独立性并不“独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成第四次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被郑重地写入法律。随后反垄断法、物权法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法律制定背后的科学与理性。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敏锐的企业家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到来，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

　　这些企业家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棋子，无论你的商业帝国构建得如何出色，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最终还会身败名裂。

　　智者生存

　　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柳传志、张瑞敏、汪海、王石等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仍然很坚挺。

　　柳传志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有些企业家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垮的。

　　有一点在局外人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与融合。

　　倒下的企业家，论实力、论个性，他们也许比柳传志、张瑞敏强一千倍，但他们的功力差就差在没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平衡，没能把握好每一次经济转轨时期政商关系的协调相处，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商业环境。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除了在商言商，遵守商道之外，还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企业家不仅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精，还要积极地学习，提高自我素质，主动投入到企业生存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融入眼前所处的时代。

　　因为，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智慧的企业家。

　　年广九：

　　致富光荣时代的探路者

　　那些略显残酷、打着时代烙印的代价，总是需要走在最前面的人来付出与承担。是年广九，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娜

　　在中国，无论何时，重提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年广九都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话题。

　　年广九，安徽芜湖人，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针对他的问题有过三次谈话，保护了当时颇受社会各界争议的年广九。而这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年广九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第一代个体私营者的整体命运。

　　1963年，年广九悄悄地跑到江西贩卖起板栗以维持生计。那一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972年，脑瓜灵活的他开始炒瓜子、卖瓜子。由于他的瓜子味道好，价格低，很快在芜湖市就小有名气。后来他给自己的瓜子起名叫“傻子瓜子”。

　　到了1978年，年广九的家产早已突破了“万元户”概念。也就是在这一年，胆子越来越大的年广九，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雇了个帮工。之后，年广九又陆续雇了几个工人帮忙炒瓜子。

　　到了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已发展到103人，雇工问题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激烈讨论。

　　由于年广九雇用103工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他的雇工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一部分人开始皱起眉头了，社会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私人资本家”吗？还有人主张要“动”年广九。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年广九，也打消了其他个体私营业主们的观望心理，有力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虽然自己的瓜子生意日益红火，但年广九的心里始终感到不踏实，为了减少麻烦，年广九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与年广九签订了联营协议，年广九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其余两公司出资30万，年广九任总经理。与公家单位的联营，让年广九感觉找到了“保护伞”，也终于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

　　但是，以个体的管理经营模式来管理集体企业，必然会出现矛盾。1985年10月，经调解，其他两方各退股10万元，公司由年广九承包。

　　不久，那次短暂的联营经历就给年广九带来了莫名的牢狱之灾。

　　1987年底，芜湖市新芜区检察院根据傻子瓜子公司一位副经理的举报，对年广九的经济问题立案侦察。1989年9月25日，对年广九实施逮捕。不久，芜湖市检察院以年广九犯有贪污、挪用公款罪向芜湖市中级法院起诉。

　　1991年5月3日，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

　　就在年广九还深陷经济犯罪指控之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又把“傻子瓜子”提高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

　　南巡讲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也为私营经济再次打开了绿灯，年广九的命运也得以出现转折。1992年3月15日，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被羁押三年多的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如今，人们依然在吃傻子瓜子。年广九，这位敢于冒险的冲浪者的故事也时常被人提起。是他，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成败牟其中

　　牟其中超前的思维与实践的断裂，不仅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深刻警示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牟其中前半辈子与数字“三”有着不解之缘：其父名叫牟品三;坐了三次牢;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牟其中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与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惊人地相似，唯有不同的是，中国经济腾飞了，老牟却被关了起来。”南德集团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不无慨叹！

　　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在当时的万县市注册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公司的全部家当包括牟向亲戚借的300元人民币，以及向别人借用的一张饭桌。

　　后来，这个实体先后经历了“中德商店”、“中德公司”等演变，到了1988年，公司正式定名为“南德经济集团”，此后便沿用了下来。

　　此后，牟其中揣着300元钱，准备到外地开拓事业，他把事业发展的第一站放在了重庆。

　　在那里，牟其中开始了他的座钟生意。

　　但命运又与牟其中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当时因为赚的钱太多，牟其中被有关部门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再一次入狱。

　　“牟其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起来的企业，其操作手段与经营方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中央党校的那位经济学教授分析牟其中再次被抓入狱的原因。

　　1984年8月，牟其中被平反，其后他又做成了冰箱生意。这笔生意为南德集团的国际化积累了两个条件：一是资金，为以后的飞机贸易准备了启动资金；二是经验，为国际化生意的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两国的经贸往来活动日益频繁。

　　当年十月，南德集团与前苏联达成了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购买T-154客机和航空器材的协议；年底，双方在北京终于签订了正式合作的《备忘录》，随后，便有了牟其中以上千车皮换回4架T-154客机的经典之作。

　　“飞机易货”的一举成功，让牟其中与南德集团在积累名与利的同时，更进一步积累了做事的勇气与信心。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抉择后，牟其中决定：做卫星。

　　1993年12月28日，南德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一号”电视直播卫星。

　　于是，从1994年起，南德集团就开始做航向系列卫星了。

　　1995年，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这对开展卫星业务、需要大量资金的南德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时，一个叫何君的人出现在牟其中的眼前，对方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助南德渡过难关。然而，这笔钱却把牟其中与南德拖向了无底的深渊。

　　1996年8月，公安机关在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问题进行调查中发现，南德所用的资金与这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牵连在所难免，不过，牟其中想都没想到自己会因此第三次身陷牢笼。

　　“牟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超前而又孤独，我们现在无意点评老牟每一次坐牢的孰是孰非，但他的每一次行为，总是走在当时的环境和制度的前面，这就是先行者的悲哀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南德集团的法定诉讼代理人夏宗伟总结牟其中的前半生。

　　长期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闻义风（化名）更愿意从时代背景表达他的看法。他认为：发生在牟其中身上的情景悲喜剧，既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又有其必然的结果。

　　“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法律的变迁，总是滞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的进步，既需要自我调整与适应，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实事求是地说，牟其中无意于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急先锋，他只想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能先行一步，给后来者提供一个经验或是教训，唯一需要的是社会对他的宽容。”资深传媒人王有为表示。

　　一个开放的国度，一个更加理智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来说是个福音。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些可喜的变化，未来，我们是历史的见证！

　　孙大午:

　　在金融管制中跌倒

　　判三缓四的“牢狱之灾”，让孙大午成为了“挑战”制度缺陷的先行军。一句“我无罪，但我服法”正代表了他的无奈，那也曾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无奈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孙大午都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个带领农民创业致富的企业家，苦于融资无门，便自己开创了一种既能解决资金问题，又能使农民获益的融资模式，却触了“非法融资”的雷区。

　　牋?在大午集团发展高峰时的90年代末期，由于的县乡级金融机构市场收益普遍不佳，且监管漏洞百出，各大银行纷纷紧缩了县乡级贷款业务。使得这一时间段内，民营企业融资更是难上加难。

　　牋?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最早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后来扩大到大午集团内部员工及他们的亲友，逐步又扩大到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形成了几千户的借款规模。孙大午还给这种融资模式起了个新名称：“金融互助社”。

　　牋?每借到一笔资金，大午集团就给储户一份统一的借据作为凭证。存款到期后除本金外，集团还另支付3.3%的年利息，且不扣除利息税，相当于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2倍，这也给孙大午的入狱埋下了伏笔。

　　牋?几年间，有几千户大午集团职工及亲友、附近村民把钱存在了大午集团，集团所在的郎五庄村，几乎家家都存了钱，最多的单项存款达到了40余万元，最少的不到千元，总金额上亿。

　　虽然并不“名正言顺”，但这也算是一种皆大欢喜的“民间借贷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大午集团融得了上亿元的企业发展资金，而储户们获得了比银行高的利息收益和更为方便灵活的存取服务。

　　牋?2003年开始，长期徘徊于“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之间的大午集团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孙大午也因此锒铛入狱。

　　牋?孙大午案进入人们视野之后，因其种种的与众不同之处，迅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学界、业界精英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声援。一时间，孙大午一案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而且社会舆论几乎都站在同情、支持孙大午的立场上。

　　牋?众多经济学家、企业家、法学家等业界人士纷纷为孙大午鸣冤叫屈，海内外媒体均大幅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民企融资困境的大讨论。

　　牋?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2003年10月30日，徐水县法院一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对此，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无罪，但我服法。

　　牋?正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兴起于温州并繁兴至今的浙江民间借贷一样，孙大午案引发的热议正反应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而所谓“银行不救我自救”的民间借贷也正是民营企业在融资无门的困境中所催生的畸形金融产物。

　　牋?他们与一般意义上拆东墙补西墙的非法集资不同，他们的借贷关系存在一种良好的诚信默契，借贷双方都能取得较好的收益，并在民间一度盛行。但另一个角度看，私人并非合法的金融机构，私人吸收公众存款，尤其是高于国家法定利率吸收存款，会给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潜在的危机：借款企业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将很难想象。

　　牋?“孙大午案的争议正在此处，私自打破金融管制是违法行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但他的案件社会危害不大，借款都能按时偿还，不存在诈骗，这可能是从轻判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北京市原广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雷海军律师在接受《法人》采访时表示。

　　牋?“当然，制度原因也造成了这些民营企业家融资渠道和融资知识的匮乏。孙案的发生也对制度的改进起了推动作用。”雷海军表示，孙大午事件后，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更为方便灵活的融资渠道，除银行贷款外，私募、上市等一系列新兴的融资方式都已比较活跃。

　　德隆唐氏：

　　初级资本市场下的唐吉珂德

　　没有一个案件像德隆这样，在法律上引发如此巨大的震动。2006年1月1日，德隆案尚未审结，新《公司法》和新《证券法》已经正式施行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一个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十多年的企业帝国，如今已经成为了历史。它存在的十八年，或许没有人提起，但是它覆灭的两个月，没有人会忘记。因为它与中国金融体制的完善连在了一起。

　　2004年4月14日，对德隆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德隆“老三股”集体雪崩；这天以后，德隆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死亡。

　　目前已在武汉蔡甸监狱服刑近两年的唐万新，或许当天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天会成为德隆的末日。

　　数周之内，德隆就轻而易举地将过去5年的涨幅尽数抹去，流通市值从最高峰时的206.8亿元降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亿元，蒸发了160亿元之巨；市场之外，多家银行和上市公司深陷德隆黑洞，为求自保，又展开了瓜分德隆资产的竞争。至此，曾经为德隆创下不朽神话的“三驾马车”终于车仰马翻 。

　　德隆败局已定，只是唐万新不自觉。他或许以为这只是一次休克，万丈雄心的他还可以对德隆来一次休克疗法。

　　然而湘火炬与合金投资吸收合并案，未被证监会受理；“罗布泊钾盐”项目未获开发银行贷款；卖掉ST中燕，仍不能阻止危机的火速恶化。更为致命的是，先后与民生银行、美国机电基金、JP摩根、高盛中国等企业商谈的拯救计划，均告失败。

　　至此，唐万新还是没有放弃。但是2006年4月29日，武汉市中院的一纸判决彻底结束了他的帝国梦，结束了德隆系十年来在资本市场的叱咤风云，也结束了德隆以资本为纽带整合传统产业的理念。

　　武汉市中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德隆总裁唐万新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根据该判决，德隆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37亿元，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为167亿余元人民币。在操作过程中共动用了24705个股东账户，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方式，长期制造“老三股”价格异常波动，股票价格长期居高，非法获利98.61亿元。

　　从“熊市不倒翁”到“领跌明星”，德隆的股市神话原来是一段自弹自唱的表演。

　　“借助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对没有形成高度垄断的行业进行市场重组”。这是德隆的理念，也是唐万新的梦想。

　　然而当梦想照进现实，一切都变了味道。为了实业运作资本，但是运作的手段让德隆陷入资本的泥潭无法自拔。到了最后，非但没有为实业注入新的活力，还要倚赖实业填补金融的漏洞，最终拖垮了实业。

　　德隆死了，死于银根紧缩还是产业链漫长，这个争论已经不重要了。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点上，我们更愿意说德隆是体制纵容下的玩火自焚。

　　2001年，中国的监管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结束持续了十余年的以“发展”为主旋律的“发展”与“规范”二重奏，开启了“规范”奏出强音的时代。

　　德隆已经嗅到了这种变化，但是这个踏上失控列车的庞然大物已经无法回头。

　　德隆的覆灭，是一个制度逐渐完善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隆的死是必然的，今天即使没有德隆的玩火自焚，也会有另外一个企业试探雷区。

　　企业家命运与法律成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法治建设的成长息息相关，而作为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企业家，他们的命运与我国的法律制度的成长和建设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文 赵旭东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企业家成为这场猛进浪潮之上的弄潮儿，这些在中国商场上长袖善舞的企业家，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初突破旧有体制的中坚力量，有的是响应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下海浪潮中的善泳者，还有的是新经济迅速蹿红背景下的技术精英。他们中，有的功成名就、事业长青，有的则荣辱升沉、昙花一现，甚至锒铛入狱，命运各不相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法治建设的成长密切相连，而作为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企业家，他们的命运发展与我国的法律制度的成长和建设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法律制度成长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家以超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商机意识，游走在一些给他们带来了超额利润的法律真空地带（甚至是禁区地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企业家们在这些边缘地带的不断努力和探索，甚至是用自己的牺牲来唤起人们对一些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的关注和思考。

　　如年广久，作为我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他带有绝对的草莽性格，一种天生的追逐利润的商性使他取得了成功。不可否认，年广久们的成功在当时是具有示范效应的，因为人们看到了做企业、经商可能带来的巨大财富，这种效应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轨的重要引擎力量之一。

　　而恰恰是这些年广久们在没有《公司法》等最基本商事制度的社会环境中的不断探索，催生了1992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以及后来的《公司法》和《合同法》等；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企业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不管他们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用自己的经历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积累了特别的经验和教训，用自己的实践为未来市场经济的推进铺平道路，甚至用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为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正反方面的借鉴。

　　但是，不可否认，从一些企业家陨落的个案中似乎可以发现法律对于这些企业家命运影响的另一个影子，即法律似乎变成了对这些企业家治罪的一种工具，很多企业家并不是倒在硝烟弥漫的商场上，而是倒在了法律责任的血泊之中。当一些企业家的行为张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随着社会对他们关注度的逐渐提高，他们的行为会逐渐透明化，当他们的某些原罪性行为逐渐地曝光和积累之后，社会的忍耐力也逐渐到达尽头，最终让他们退出舞台的依据往往就是法律。他们最终被抓或者被绳之以法的违法事由可能仅仅只是其光辉事业中的一个小问题、小插曲，也许这些小问题在当时的行业中司空见惯，但违法的惯状绝对不是个案开罪的理由，因为他们确实是违法的、确实是够加刑的。

　　对待这些企业家，此时的法律似乎又成了他们事业的终结者。当然，除了固有的制度和法律不健全的外部因素成为他们从事违法行为的诱因之外，也有企业家自身的问题。因为越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越是在利益的取得和分配状态处于不确定状况时，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和自身道德的约束力就成了决定其命运的关键因素，当没能很好地约束住自己时，往往也就踏进了原罪的泥潭。

　　法律之于企业家，也许是诡邪和严酷的，但是完善、科学的法律制度绝对是企业家持续健康成长的必须土壤，前面倒下的企业家就是为了让后面的企业家不同样倒下。游走于法律边缘地带的经历也许能使当时的企业家感到一时的兴奋和满足，但边缘地带终究含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则需要建立在对规则能够合理预期的基础之上。只有法律制度健全了、被自觉地遵守了、被公正地执行了，企业家的命运也就更加精彩了。

　　记者手记

　　愿中国企业家一路好走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历史，把2008厚重的年历缓缓地翻过，留给有心人的是一段既有感叹号又有问号的回顾。

　　提及感叹号，是人们对汶川地震后国人向心力高度凝聚的客观评价，是奥运会圆满闭幕后世界各地对中国政府的高度称赞，是老百姓对中央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与力度的认可。

　　提及问号，直接的表现是人们对国内食品安全的担心，对媒体公信力的怀疑，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安。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号给2008年兵溃商海的企业家，从顾雏军到田文华，再到黄光裕，他们到底怎么了？这个问号无论是一年前给出，还是今天着重强调，都有其现实意义，又有其悲壮的历史色彩。

　　当初，我们编辑部策划了“30年法治之痛”，其立足点就是想沿着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家陨落轨迹，找寻30年来中国法治变迁的一个个值得总结的节点。提起这一点，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那是2007年底的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期节目叫“30年，我们的青春”，说的是1977级大学生的故事，看着看着，我的头脑里就展开了联想：从1978年中国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到2008年，也即将满30年。这30年应该有很多事情值得纪念，作为《法人》杂志来说，应该有自己响亮的声音。

　　结合杂志的内容定位，我们既不能泛泛而谈30年来各行各业的变化，那样做只会流于表面，又不能刻意地围绕某段事、某个人做文章，那样做会有以点代面的嫌疑。

　　于是，在那一周的选题会上我粗略地把我的想法说给大家听，大家的反馈意见是可以操作但前提是要细化一下操作步骤。

　　但由于临近春节，从时间上来说选题的操作难度比较大，所以这个选题就暂时放在一边，做相对容易一点的“2007中国企业十大落马高管”，这么做的好处是先通过这个选题的操作，为采编团队协同作战水平的提升做一个储备。

　　在“2007中国企业十大落马高管”的成文过程中，我同时在构思“30年法治之痛”的成文架构，经过与同事、同行的多次沟通，最后确定了以几位企业家的成长陨落史为依托，把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法律变迁给描述出来，两条腿交叉往前走效果可能会更好。

　　这一方案经编辑部讨论，一致通过。

　　此时，我的心情是又喜又忧。

　　喜的是选题通过，忧的是自己没有能力把握住30年中国经济法律的发展脉络，写不好自己所负责的文章，用如坐针毡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都不过分，查阅大量的资料，细致地做笔记，辛苦地做采访，尽可能消化有用的材料，生怕出半点差错。

　　有个细节能说明我的紧张程度，我负责的主文，从上版到一校、二校、三校、彩样，每一道工序我都要仔仔细细看上几遍，直至杂志的最终稿被送到印刷厂印刷。

　　从“2007中国企业十大落马高管”到“30年法治之痛”，再到今年第一期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这是个有意思的巧合，绝不是个简单的轮回，这些处于低谷的“企业家”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来会走这条路。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种法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企业家群体中不乏有商业天才者，但有些人走的太超前，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和谐；有些人走的太急功近利，直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我还敢肯定，继2008年落马、被羁押的企业家后尘，今后还会有很多企业家被社会所淘汰。

　　我们不希望企业家在出事的时候才一声叹息，而是在企业创立之初就树起“诚信”大厦。

　　我们希望企业家不仅有商业智慧，更有社会智慧，长远地考虑到个人、企业与社会的相融性，这样，企业的基业才能长青，个人的事业才能久远！

　　我们更希望中国企业家一路走好！

　　海外并购：TCL并不是最后的输家

　　像TCL这样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但都体现了中国企业在相关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向外扩张时所犯的错误

　　文 黄明

　　从几年前TCL、联想所进行的跨国并购,到如今国开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公司)所做的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已经在制造业、资源类和金融业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国际收购和投资。虽然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总额依然不高，但增长迅速，且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

　　前车之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公司逐渐走向海外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地减小成本、增大收益则是需要把握的关键。当中国公司突然发现手中握有充裕的资金时,如何更高效率地使用这些资金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例如成立时间不久的中投公司,名义上拥有2000亿美元的资本,即使在刨除一系列已经使用的资本之后,其剩余总额仍高达上千亿美元。对外,这是中国人财富的体现,但假如处理不好,那么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而海外投资又无法汇回更多收益予以弥补之时,中国又如何去实现持续长久的经济发展呢?

　　这方面的一个前车之鉴就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在股市和楼市泡沫的激励下,日本经济一片繁荣,很多日本企业手中握有大量的现金,由此在自信心方面也产生了泡沫。当时在这种自信心泡沫的刺激下,日本企业在海外做了无数的收购,事实证明这其中大部分的收购都是非常失败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在进行海外并购之前,要先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非常懂收购的专家；收购完成后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整合和管理一个跨国企业。假如中国的企业家可以把当前的这种自信心泡沫放一边,然后认认真真地问自己上述地几个问题,那么我相信他们的决策会是理性的。假如在经过这个过程后,企业家认为自己暂时还缺乏这方面的能力,那在走向海外的时候就要很谨慎了。

　　可惜,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很多企业家既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去整合和管理并购后的新企业,却表现出极强的海外投资冲动。实际上,日本企业当年犯地很多错误我们现在都不断的在犯。像TCL这样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但都体现了中国企业在相关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向外扩张时所犯的错误。

　　国际化路径

　　中国企业应该国际化,但主要应该是在职业化管理、研发创新、品牌建设和国际销售渠道等方面国际化。那么中国企业是否应该通过收购海外企业迅速实现国际化呢?我个人认为,这在现阶段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往往是下策,代价太高而且很难实现目的。

　　从个案上看,假如TCL没有收购汤姆逊的彩电业务,没有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那我敢肯定它在经营上不会出现后来那么大的困难。它会有雄厚的资金和良好的盈利,而且也许会在研发上投入更多的资源。

　　另外,在规模问题上,中国企业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大的规模,而是更强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在研发品牌等方面的能力。假如说我们打不过国外企业,那不是因为我们规模不够大,而是因为我们缺乏类似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应该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放在这方面。

　　我个人比较主张中国公司向日本的丰田等企业学习,先靠自己的产品到海外去打市场,实现有机的增长,而不要轻易去收购一个企业。这方面中国公司可以多看看华为的例子,华为至今还没有在海外收购过一个大型同类企业,而是靠自己的人去逐步建立销售网络,打开市场的,其海外扩张的成本与TCL和联想相比要低很多。

　　国内经常把规模看做衡量企业的核心标准,中国公司也往往以进入财富500强为荣,但这其实是一个很陈旧的观念。举例来说,直到去年,美国的通用汽车在销售额上仍然是全球第一,但其经营状况步履维艰,而日本的丰田公司虽然在销售额上落后于通用,但在经营业绩上却远远领先于通用汽车。这点在市值上有充分的体现,你看现在通用汽车的市值仅有60亿美元,而丰田则有1400亿美元。说到底,差距这么大的估值是因为大家认为通用汽车已经江河日下,而丰田却在蒸蒸日上。从规模上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通用汽车的规模越大,就亏得越多,死得越快。所以规模绝对不是一个衡量企业素质的好标准,可惜这个问题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大家还是觉得越大越好。

　　学术界认为在并购中协同增值效应是存在的,但很小,而且其中的利益主要是被卖方获取了,买方一般是吃亏的。所以当前一阶段微软宣布要收购雅虎的时候,微软的股价是下跌的,而雅虎的股价是上涨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在进行大规模收购的时候,往往会在事前谨慎考察,严格考虑整合的困难。这里要注意,在整合的过程中,跨国、跨文化的整合是最难的,所以中资企业在收购海外的管理型企业时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些企业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就是它的管理团队,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我们的人力资源体制也还有比较大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购买了别人的企业,能够留住人才并经营好这个企业吗?假如不能,那这样的收购在价值上就会大打折扣。有点遗憾的是,我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中国大陆企业有比较好的国际化整合和管理的能力。

　　慎言抄底

　　美国次级债发生后,欧美金融机构的价格普遍大跌,很多中国企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事实上，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也想抄底,它们不是没钱,而是在等机会。我们现在这样出去抄底,可能不但抄不到底,还会抄到腰,因为我们的投资团队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判断能力和经验还比较有限,所以这时候大谈抄底是有点盲目和危险的。事实也证明,国开行对巴克莱的投资以及平安对富通的投资目前都产生了很大的账面亏损。

　　我认为，假如中国公司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其实有很多成本更低的方法,何必非要通过投资然后派驻董事的途径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高薪将富通的一个资深副总裁请过来做高管,也可以请国际咨询公司从外部帮助,这些方法都比现在的成本低,而且效果不一定差。说到人才方面,实质的困难还是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体制。一方面是薪酬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人才需要适应我们的企业与机构的文化。

　　我个人认为,假如是完全为了追求回报率的投资,政府应该交给真正懂国际化投资的团队去做,而不是让官员去做,而且在人才的选聘机制上一定要市场化；假如是去海外收购一些战略性的资产,比如矿产或者石油,那么这可以由国家或者国有企业去做,回报率也不一定是唯一的考虑,但这个范围不要太大。

　　大事记

　　▲ 1、平安收购富通浮亏157亿人民币

　　中国平安保险于2007年底斥资18.1亿欧元，在二级市场陆续买入比利时富通集团总计4.18%的股票，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后又增持至4.99%。2008年初，平安又宣布拟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旗下资产管理公司50%的股权。

　　然而，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富通集团遭遇巨大流动性压力，富通股价大跌。短短几个月，中国平安投资富通已浮亏了高达157亿元人民币。面对压力，平安不得不宣布放弃收购富通的计划。但2008年一年间，平安保险在投资富通上的账面亏损已超过90%，平安为其“看走眼”付出了巨额代价。

　　▲ 2、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身陷罢工浪潮

　　作为国内车企海外并购第一案，上汽在2004年10月与韩国双龙汽车达成收购协议。此后，上汽又在二级市场增持双龙股份，取得绝对控股权。但是不久后，上汽就陷入了无休止的罢工风波中。

　　尽管上汽为了挽救双龙进行了多种积极努力，但未能取得成效。无奈中，双龙董事会于2009年1月8日决定向有关部门申请企业“回生”流程。这是各方为挽救双龙所作的最后努力，但其结果也相当不乐观。在韩国的法律体系中，回生程序仅次于破产，如果企业进入回生程序，那么股东的股权有可能部分或全部丧失，这也预示着上汽与双龙的“联姻”或将走向尽头。

　　▲ 3、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30亿美元缩水一半

　　2007年5月，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尚未正式成立，就开始了其第一笔投资，中投以每股29.605美元、总计约3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第二大私募基金公司—黑石公司近10%的股票。

　　然而，投资后的中投公司时运不佳，几个月内，美国黑石股价不断下跌，造成了中投公司这笔投资大幅缩水。截止2008年初，美国黑石公司的股价已跌至14.580美元，这恰好是中投当初购买价格29.605美元的一半左右，中投公司30亿美元投资已经缩水过半。有专家分析指出，中投对于黑石的投资股份锁定期为四年，四年之后的行情如何现在已很难预料。

　　▲ 4、中铝公司介入两拓合并案，入股力拓致80亿美元亏损

　　2008年2月1日，中国铝业公司突然介入必和必拓公司与力拓公司合并一案，中铝于当天发布公告宣布，已通过新加坡全资子公司联合美国铝业公司获得了力拓的英国上市公司12%的现有股份。

　　此次交易收购价约为每股60英镑，总对价达到了140.5亿美元，是中国企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投资。由此，中铝成为力拓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以当时股价计算，必和必拓至少要将收购价格提高到每4股换1股，才能达到中铝的收购价格。

　　接下来的几个月，市场行情逐步恶化，巨大的财务风险和成本负担致使必和必拓公司宣布放弃对力拓公司的收购。两拓合并失败消息一出，力拓股价便应声而落，一度跌至15英镑每股。这与中国铝业公司60英镑每股的买入价格相比已经跌去了45英镑，跌幅达75%，中铝公司浮亏已经超过80亿美元。

　　TCL欧洲巨亏的沉重遗产

　　李东生在经历3年海外巨亏之痛后首度展示东山再起的自信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李东生只把那场失败看作一场巧妙的命运安排，因为TCL恰恰是在过去的3年中实现了走向国际化的“飞跃”，不仅造就了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和实战能力的团队，而且一个本土与海外联动的产业布局也接近完成—这是否意味着TCL开始东山再起？

　　假如真的像TCL的竞争对手所说的那样，李东生在经历欧洲巨亏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一直怏怏不乐，那么至少在一个地方，这位品尝过国际化苦果的企业领袖是心情愉快的—在今年4月14日的博鳌论坛上，李东生再次展露了他一贯的胆识和激情：“走国际化发展战略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国际化需要行业先行者，需要有敢于吃螃蟹的勇气和经历挫败的准备。”

　　TCL开始盈利

　　这种不妥协的姿态，正是李东生当前最看重的品质。他承认，2004年匆匆忙忙地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公司是过于草率了。但如今，李东生只把那场失败看作一场巧妙的命运安排，因为TCL恰恰是在过去的3年中实现了走向国际化的“飞跃”，不仅造就了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和实战能力的团队，而且一个本土与海外联动的产业布局也接近完成。

　　在李东生看来，TCL过去20年中创造的巨额利润尽管在不成功的国际化过程中被消耗殆尽，但这只是一个现代企业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核心竞争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回答《法人》记者提问的说法与这种整体思想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TCL去年销售的彩电是1500万台，这个数量和国内其他同行相比，我们处于领先地位，今年我们的数量，特别是液晶电视的数量会有一个大幅度增长，产量将达到420万台，我相信这个数量在全球能够进入前十名，在中国应该领先其他企业一倍以上。这都是国际化带来的成果，是我们在国外市场渠道能力的提升带来了这种成果。”

　　TCL于3月14日公布的2007年年报似乎印证了李东生的这种乐观预期并非捕风捉影。2007年TCL实现营业收入390.63亿元，实现净利润3.96亿元，剔除可转换债券未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后，公司实现净利润3.1亿元。这就意味着，TCL已经成功扭亏。

　　然而，这份漂亮的年报注定不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即使是在TCL总部所在地惠州—这个由数码电子产业构筑的城市，也没有为这家地方政府珍爱的企业的东山再起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大多数行业观察家认为，这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平淡、最乏味的一份年报，早在2007年初TCL戴上“ST帽子”的时候，李东生实际上就打破了整件事情的悬念：“从理论上说，2007年TCL有可能继续亏损，但是，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亮丽的年报背后

　　当时就有分析指出，TCL2007年的盈利是以牺牲销售额为代价的。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TCL开始收缩渠道，几乎关闭了所有欧美市场的亏损业务，回到了“走出去”前的原点。

　　细心的人们可以从年报上看到，TCL2007年的盈利主要得益于三块业务（资产）的出售，它们分别是12月1日6000万出售旗下电脑业务；12月5日，4亿元出售旗下无锡低压电器80％的股权，同时，TCL多媒体也以1.62亿元出售了惠州王牌彩电的大片厂房。有人作过这样的估算，如果将这7亿多元的进帐剔除，年报上的利润将很有可能是负数。

　　《法人》记者在惠州的采访见闻在某种程度上或能解开年报的“扭亏”悬疑。年报显示，“房地产与投资”作为TCL的盈利板块，2007年获得5.59亿元的收入，增长幅度高达1400％。事实上，TCL的房地产开发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出售生产用地，TCL地产公司开发的某些楼盘其实占用的也是政府划拨的生产用地，只是通过种种运作改变了用途而已。“TCL地产开发的84万平方米的康城四季楼盘有一部分是原来规划的生产用地。”当地的一位居民说。

　　惠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专家也向《法人》记者证实，惠州市政府考虑到TCL的困境，的确在用地方面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TCL通过投资股票也有获利，超过7000万元。

　　不管怎么说，李东生已经交出了一份看上去干净的年报。但这是否意味着李东生已经走出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并开始东山再起？

　　失败的收获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李东生为什么要收购汤姆逊那样的烂摊子，也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如此心急地钟情于阿尔卡特。当面对2005年、2006年每年接近20亿元亏损这个天文数字的时候，李东生才如梦初醒：“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做了10多年企业，一直是盈利，突然间就亏了。跨国收购后原来预计18个月扭亏也没有实现，面对员工、投资人、同行、政府，感到很是内疚惭愧，自己的情绪甚至一度有点失控。”

　　没有人怀疑李东生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但有些细节对于TCL的失败可能更加至关重要。在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之前，作为TCL彩电元老级人物的胡秋生一直跟着李东生与汤姆逊进行并购谈判。胡秋生发现两家拟签的合同对TCL非常不利，立刻坚决表示不能签这个协议，但终究抵不过李东生的固执己见，签下并购合同，也从此埋下隐患。

　　曾经在李东生身边工作过的一位人士说，李东生也曾非常后悔在与阿尔卡特合资之前没有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参与收购方案设计，以致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该人士认为，从一种常识的角度上讲，国内企业进行并购必须聘用具有公信力的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而TCL进行国际并购没有聘请专业顾问，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把国内市场环境中的一些所谓“经验”用到国际上去了。

　　“这些都是往事，但教训无比深刻。”李东生向《法人》记者强调，国际化对于中国企业的挑战非常大，因为中国整个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国外差异很大，这就造成中国企业国际化困难比欧洲、美国、日本、台湾企业大很多。

　　沉痛的教训让TCL全面调整了国际化思路。到2007年末，在彩电业务上，公司成功完成了对TCL多媒体欧洲业务的重组，结束了原来亏损的欧洲业务中心，并依托全新的欧洲业务平台，引入了“无边界集中”的经营模式，在组织结构、运营成本、供应链整合等方面下功夫，从而直接推动了欧洲业务走出困境；在北美市场，公司采取与关键伙伴结盟、聚焦价格、成本控制等一系列措施；而中国市场则作为公司长期的利润后盾，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销售和毛利水平。

　　4月15日，备受关注的TCL液晶模组项目在惠州敲锣打鼓地破土动工，业内预计该项目第一期年产量为233万件，由此至2009年TCL的液晶电视产能可望接近600万台。TCL的一位高管认为，此举标志着TCL集团正式向液晶电视产业价值链上游迈进，将为其增强主业核心竞争力、布局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由于整个项目有三星电子的深度介入合作，这个项目不仅被扭亏心切的惠州市政府寄予厚望，也有可能成为TCL在经历海外巨亏之后一个看得见的利润增长点。只是人们无法知道，这对于李东生最新的海外扩张计划能否锦上添花？

　　海外并购的五大风险

　　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法律环境的复杂性、合作方（博弈对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文化的多样性与非共容性等因素，都使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法律风险

　　文 本刊记者 吕冰心

　　从TCL并购汤姆逊开始，中国企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海外并购潮，虽然频频失手、甚至失败，但是，中国企业海外出击似乎愈挫愈勇。有数字显示，近五年来，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对外投资的数量增长了20至30倍。2007年，中国公司并购海外公司的有37起，相比于2006年增长了117.6%。为何中国企业纷纷加入海外并购的热潮？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和风险？在此，《法人》杂志邀请北京律协风险投资委员会主任、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良彪律师作出解读。

　　《法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是否大势所趋？

　　吕良彪：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和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和以加入WTO为代表的日益全面而深刻地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最重要的经济模式和途径。

　　《法人》：从宏观上看，发达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资本收购者持什么态度？

　　吕良彪：中资并购外资引发了发达国家对所谓“中国势力”的担忧。联想、明基的跨国并购尚未退热，海尔竞购美泰克、中海油竞购尤尼科虽未成功，但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已引起全球关注，出于意识形态的本能排斥与自身经济安全的考虑，相关国家已经以多种方式和所谓规则、惯例等借口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约束和限制。

　　《法人》：有消息称，IBM早在2002年4月就宣布不再从事个人电脑制造。联想收购IBM实际上是一场双向收购，IBM因此获得了联想部分股份，而且新成立的公司总部和国际中心都放在了美国，CEO也是由美国人担任。IBM不但借此甩掉了包袱，还成了联想的股东。而2007年12月11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出席某2008财经年会时表示，从三年的业务发展看，联想集团并购IBM个人计算机业务可以认为是初步成功的。您怎样评价联想收购IBM的得与失？

　　吕良彪：承接发达国家产业的梯度调整和转移中的相关业务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也可能成为后发劣势，关键在于如何应对。IBM放弃PC是其成功的战略选择，而联想与IBM的此项合作则机遇与风险并存。从目前联想财务情况看是不错的，但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因为IBM允许联想在PC业务中使用IBM品牌是有年限的。在IBM品牌使用年限内，联想一定要使自己的品牌在PC领域得到应有提升，以确保即使不再使用IBM品牌，联想PC亦能独立良好发展。否则，就有可能是“赔了股份又折市场”。

　　《法人》：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存在于收购阶段和收购后的经营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吕良彪：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法律环境的复杂性、合作方（博弈对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文化的多样性与非共容性等因素，都使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法律风险。

　　在收购阶段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市场准入（政治性）风险。各国法律对外资并购均有管制性规定，以防止垄断，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政治风险与东道国的政府政策变化等行为有关，包括征收、国有化、战争以及恐怖活动等政治暴力事件。中海油集团对尤尼科公司的收购案、五矿集团对诺兰达公司的收购案，在经济上来讲，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都不吃亏，但是东道国从政治上考虑还是要进行审查，结果导致了项目中止或无法顺利进行。

　　选择收购对象的决策风险。从过去几年的并购案例来看，我国尚未出现类似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英国沃达丰与德国曼内斯曼、惠普与康柏的强强联合式的购并案例。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一批在行业内位居全球龙头地位的“重量级”跨国公司，加上购并动因不同、融资条件限制等影响，决定了现阶段多数企业仍将以购并境外中小企业或大型企业的部分业务为主。这种“人弃我取”的策略是由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阶段、自身规模和管理水平决定的。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就曾经介绍，他们的两次大的收购，对象都是对方的亏损企业。

　　法律专业化操作的风险。中化国际曾经拟以5.6亿美元独资收购韩国仁川炼油公司，在签署了排他性的谅解备忘录中，中方以大局为重，没有意识到应该增加附加条款，以便用法律手段限制对方再提价，结果该公司的最大债权人美国花旗银行在债权人会上提出要抬价至8.5亿美元，超出了中化集团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了并购失败。造成此种被动的相当重要原因在于，企业领导人的自负及对专业人士的蔑视，而国内在此领域专业人员的匮乏与专业能力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财务风险。并购中还经常出现中外财务系统不匹配、投资回报预测假设条件存在缺陷、税收窟窿及其他未登记风险、有形与无形资产的定价、融资成本等财务风险。

　　工会与劳工组织的风险。TCL李东生曾提到在欧洲遭遇和工会谈判异常艰难的情况，两年的时间都没有和工会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到2006年5月份时情况都无法控制。

　　并购企业后经营阶段的风险则主要表现为：企业文化融合的过程及其风险；企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合同管理、企业经营、税收等方面的风险；企业风险防控机制的落实：通过中海油（新加坡）陈久霖事件，可以获得的启示是，看似完美的机制得不到落实形同虚设，其法律风险同样重大，甚至因其隐蔽性使人麻痹而使损失加剧。

　　《法人》：“对于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中国企业家的资本运作还处于入门级水平。”“并购，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个堪称典范的成功样本。”您是否认可这些观点？

　　吕良彪：商务部联合四家单位发布了《中国企业跨国收购兼并的实践与思考》，指出“企业用‘30年代的基础，60年代的工具，90年代的目光’来参与跨国并购，在谈及并购时自拉自唱，除了自我证明判断准确、出手得当以外，少有专业界的参与，加之传媒的不懂行……这些，都使得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看起来很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熟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要有信心，源自中华民族崛起的信心；二要有准备，源自科学与专业的准备。

　　而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目前还是散兵游勇，很难形成规模。他们的经验不能共享也不能复制。但是，中国企业这样走出去未必是错，走到现在仍然要有信心，要不卑不亢地开始总结，要弄清楚走出去的需求是什么？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不只是开几家贸易公司，办几家工厂那样简单，还要融入当地上流和主流社会。那些因为国内市场不行了才非要走出去的，以及以为在自家门口可以打败别人，就能够在对方门口打败别人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法人》：日本公司和韩国公司在美国并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中国公司与日本、韩国公司相比，在海外并购方面，其差距是什么？或者在哪些方面准备不足？

　　吕良彪：在诸多“走出去”的案例中，“身子超前、头脑滞后”的局面屡见不鲜。在TCL收购案例中，误判市场趋势是一个重要失误，这也是中国企业向海外拓展时的一个普遍缺陷。而这也反证了海外市场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一些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在进入境外市场之前，会组织人力、邀请学者对市场趋势、投资国文化和政治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务求知己知彼。所以我们也常见，许多企业都非常重视国际问题专家、国际观察家，或者邀请他们帮助评估，或者邀请他们直接参与事业进程，实现优势互补。这，决不仅仅是中介公司可以做到的。

　　海外并购，聘请专业人士的各项投入绝非成本，而是投资；通过各种“本土化”战略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经济生活绝非背叛，而是和谐、共融与发展。

　　

　　百度是非：

　　品牌价值

　　还是商业利益

　　2008年的一系列危机将百度推向了一个拐点，向左还是向右只有百度自己可以左右，我们恳请百度慎重地走好这一步，因为它关系的不只是百度自身，而是整个互联网行业

　　本刊记者 马丽

　　或许百度可以卜上一卦，为什么2008年是非不断、危机重重？

　　先是搜索引擎结果涵盖盗版数字音乐链接频惹官司上身，接着又因屏蔽三鹿奶粉负面新闻的坊间流传深陷“三鹿门”丑闻，最后由央视新闻曝光的竞价排名商业模式涉嫌勒索营销终于让百度不堪重负：2008年11月17日，百度股价一夜间下跌25%，14亿美元市值顷刻蒸发，国人对百度的质疑终于传染了华尔街。

　　流年不利，这绝对可以成为百度2008年的关键词。《法人》杂志欲从搜索引擎盗版链接和饱受诟病的竞价排名两个角度回顾百度的“流年不利”。

　　搜索引擎服务商绝对不止百度一家，也不是只有百度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了盗版音乐链接，但是根据“擒贼先擒王”的原理，号称中国搜索引擎界领头羊的百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众多唱片公司的首发目标。EMI、索尼BMG、华纳、环球、金牌娱乐、新艺宝、正东七大唱片公司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由将百度告上法庭；浙江泛亚公司所属网站“娱乐基地”更是对百度发起了六连环诉讼，让百度史无前例地因同一个纠纷成为六次被告，娱乐基地在第五次诉讼中将标的迅速提高到1亿元，在第六次诉讼中将诉讼地拓展到了美国。

　　对于搜索引擎盗版链接问题，中国法院摇摆不定的态度让百度受尽煎熬。先是北京高院终审判决百度胜诉，三天后却又判决同样提供音乐盗版链接的雅虎败诉，紧接着2008年2月份上海方面法院判决迅雷深度链接盗版影片承担侵权责任，这似乎意味着对百度的判决是一个误判。环球、华纳、索尼BMG三家唱片公司更是借势于2008年4月再次对百度提出高达900万美元的侵权之诉。《法人》杂志为此推出了《雅虎与百度的地狱天堂》和《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法律底线》两篇文章，不但解读百度的诉讼纷争，更从法理深度和多维角度探讨搜索引擎服务商盗版链接的法律责任。

　　百度在竞价排名问题上的处境与盗版链接的处境不同。在盗版链接问题上百度虽是领头羊，但是雅虎、搜狗、迅雷等国内搜索引擎服务商都确定无已地存在同样的问题，而在竞价排名问题上，百度是孤单的被批斗者，这是垄断性地位在赐予百度独享竞价排名巨额利润后，又赐予百度的苦果。

　　年末《法人》杂志推出《百度向左还是向右》时，关于百度竞价排名的分析评论乃至谩骂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在一片声讨的狂潮中，《法人》记者从法律视角切入，树立了自己的观点：百度的竞价排名就是广告，我国应从法规上明确竞价排名的广告性质，明确搜索引擎服务商区分搜索结果中广告和非广告的做法，使政府监管有章可循。

　　2008年的一系列危机将百度推向了一个拐点，向左还是向右只有百度自己可以左右，我们恳请百度慎重地走好这一步，因为它关系的不只是百度自身，而是整个互联网行业。

　　2009年但愿百度走好！

　　

　　百度向左还是向右

　　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在饱受垢病之后，在中国搜索领域一枝独秀的风光将一去不返，它必须寻求改变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2008年12月11日，百度发布了调整后的第四季度营收预期。百度预计，在2008财年第四季度营收为人民币8.9亿元到人民币9亿元之间，这比之前预期的人民币10.25亿元到人民币10.55亿元之间大幅降低了约14%左右。

　　经历了最近“央视曝光门”的洗礼，加上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网络广告业的影响，百度股价的一路大跌并未超出人们的预料。而对于百度来说，值此时机重新审视和梳理其竞价排名模式，使其更规范、更合法地运营，显得十分必要。

　　变了味儿的竞价排名？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壮大，无数的网络商业模式得以衍生，竞价排名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百度最主要的收入模式，竞价排名给百度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争议、质疑，甚至指责。

　　从技术上看，搜索引擎就像是一座桥梁，众多的网页内容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被搜索引擎的网络蜘蛛技术抓取回来，存储在服务器上。当用户通过搜索引擎平台来查询时，它就会将相关信息的网页地址罗列在用户的搜索结果内。

　　“竞价排名就是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是靠卖关键字来让用户最快时间找到有商业信息的网页，从而让商家通过关键字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信息呈现给相关的搜索人群。”一位资深搜索引擎营销人士这样概括竞价排名的商业内涵。

　　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商家处于上游，搜索引擎处于中游，而网民处于下游。当网民在百度搜索信息时，显示在他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个融合了商业信息的搜索结果页，一旦用户点击了其中的商业信息，搜索引擎就会按照相关点击率来收取商家的推广费用。

　　很多人因此这样概括百度的竞价排名：这好比一份报纸，广告不仅出现在广告版，而且混迹于新闻版——这正是百度竞价排名广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竞价排名背后体现出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其实根本问题还在于百度目前的竞价排名商业模式本身违背了社会价值，违背了搜索公认的准则。”北京铸成律师事务所姚克枫律师告诉《法人》记者，公认的搜索准则应该是：网民输入查询的关键词，搜索引擎给出根据固定算法得出的自然排序结果，而不是目前百度这种模糊商业竞价排名与自然搜索界限的方式。

　　姚克枫的另一个身份是互联网反垄断联盟秘书长，目前他们正召集百家网站，准备联合起诉百度。

　　与百度相比，其主要的竞争对手谷歌则显得高明得多。目前，谷歌采用自然搜索与推广结果分开显示的方式，把页面分为左右两栏，左面是自然搜索结果，右面为推广结果。当右侧的推广信息点击率达到一定程度后也会自动移到左侧自然搜索结果内，但是会用明显底色区分开来，自然模式与推广模式一目了然，这在消费者眼里显然客观的多。

　　百度的搜索结果页虽然也分为左右两栏，但目前右侧大部分是按照固定位置，以包月、包年的方式来购买的广告位。左侧则是按照竞价、相关度、点击率等综合指标来进行搜索排名，其中推广结果实际上也有“推广”二字标识，但由于不够明显，大多数网民观察不到。

　　谁来监管？

　　在央视上月对百度竞价排名问题的报道中，虚假医药信息成为重点。实际上，医药类广告监管几乎是所有广告媒介的重灾区。除搜索引擎外，报纸广告、电视广告等都出现过此类问题，相关监管部门也早已对此类广告信息做出严格的限制规定。

　　但问题是，搜索引擎到底是不是媒体？作为一种互联网中介平台，搜索引擎该不该负起广告监管的责任？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对百度竞价排名是否属于广告做一个定性分析，根据《广告法》第二条第二项的定义：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因此可以准确的说，百度的竞价排名就是广告。”姚克枫律师告诉《法人》记者。

　　姚克枫律师表示，尽管《广告法》是1994年发布的，当时未能预料到今天互联网的发展程度，但互联网属于媒介的地位是不变的，在这种媒介上通过排名先后的形式予以收费来传播信息，符合《广告法》关于广告的定义，那些认为百度竞价排名属于付费搜索不属于广告的说法是错误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互联网企业在特殊类别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的信息发布中必须具有相关资质并经许可才能发布，一般来讲发布此类广告的网站应审查相关广告主网站的合法性，是否经过合法备案。如果审查不严，或无法提供广告主网站的主体身份的情况下，将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于发布的广告内容，互联网企业显然有审查义务。

　　关于广告内容审核，上述资深搜索引擎营销人士则对《法人》记者表示，实际上百度一直以来都有相关审核，并且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负责，每新增一个关键字，都要通过审核之后才会批准上线。

　　在最开始，这个审核主要是针对关键字和链接网页是否匹配的。百度一开始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互联网的中介，承担的是中介功能，并不是媒体，所以只需要审核用户点击关键字后出现的网页是否和关键字相符合，而不用去管用户找到的这个东西是否合法、是否手续齐全。但是在审核的过程当中随着一些问题的出现，百度的审核内容发生了一些转变，早在2004年之前，就开始出现了对产品的审核。

　　“但是产品审核一直是百度比较弱的一块，一直都不是很正规。”该人士表示，因为百度并不是执法机关或者审核、监督部门，百度的审核权限和手段非常有限，而且互联网行业的特点就是有很多个人商家，对于这部分个人发布信息的审核，由于是新生事物，我们国家的立法都还是暂时空白，百度的审核能力更是有限。

　　“所以说在当时百度不会去做政府该做的事情，而且这也不是政府赋予它的职能。这是整个互联网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百度一家。”上述人士表示。

　　也有专家认为，目前对于搜索引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竞价排名类似业务为广告，但其特征非常符合广告的特点，因此应当参考广告的规定来规范竞价排名。

　　垄断之嫌？

　　2008年10月31日，北京邦道律师事务所李长青律师受全民医药网的委托，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了针对百度的《反垄断调查申请书》，申请对百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调查，并申请处以高达1.7444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2008年11月8日，由法易网发起的互联网反垄断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表示将联合百家网站提出对百度的反垄断诉讼。

　　目前，百度已经占到搜索引擎市场70%以上的份额，鉴于这种市场地位的支配性，以及竞价排名引发的种种问题与争议，越来越多的企业表示了对百度垄断地位的担忧。

　　“我认为通过诉讼让百度思考竞价排名模式的合理性，直至放弃该模式或改进该模式，是有绝对积极意义的，我反对百度的竞价排名，但我不反对竞价广告。”互联网反垄断联盟秘书长、北京铸成律师事务所姚克枫律师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百度的竞价排名形式上属于拍卖广告位的模式，但实际上却没有按照《广告法》要求对竞价排名的形式予以明示，这一点是错误的。

　　姚克枫律师认为，百度目前在搜索市场上确实具有垄断地位，但是他并不反对百度的垄断地位，而是反对百度滥用其具有的垄断地位维持其竞价排名的模式。

　　据熟悉百度的互联网业内人士向《法人》记者介绍，央视报道后，百度已经开始对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行业进行了梳理，包括医疗、医药、美容、招商等行业，与他们的合作一度全部停止。随后，又开始通过审核相关资质，包括营业执照、医师资格、医药广告审批等方式，有限制地恢复合作。

　　然而对于百度构成垄断，他并不认同。他认为，垄断是利用强制的措施来控制正常的市场行为，百度目前只是市场份额大，并没有利用这种身份影响市场规则，说百度构成垄断是比较牵强的。

　　他表示，包括百度、谷歌等在内的大部分搜索引擎都已经做到了对于商业信息的明示。在此次事件上，公众认为相关信息是花了钱在百度上出现的，用户又是点击了这些信息而受到损失的，所以他们去投诉百度。“这并非没有道理，百度是收取了费用的，就需要实施监管职责，这个可能是百度面临的法律问题。”

　　正望咨询互联网分析师周洪美对《法人》记者表示，一家企业是否构成垄断不仅仅要考虑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该企业是否利用其市场优势去采取一些有损市场公平的做法。因此，百度如果存在勒索营销、肆意修改搜索结果、随意调整不同公司网页质量的权重等行为，将无疑会构成垄断。

　　竞价排名仍需完善

　　在千夫所指的同时，竞价排名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相关数据显示，通过广告联盟分成，百度养活着中国几十万家中小网站。据百度财报显示，仅在2008年第三季度，百度为其联盟成员支付的合作费用就达到了1.09亿元人民币，占其总收入的11.8%。这些与百度和谐共处的大多数网站，都依靠百度这棵大树茁壮地成长着。

　　当然，也不要忽视通过百度的竞价排名获得快速发展的无数企业，这些都证明了竞价排名有存在的客观因素和合理性，只不过目前还不够完善。

　　“百度目前是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百度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互联网行业，但这些问题肯定是要承认的，如果不承认，那就是掩耳盗铃。”那位资深搜索引擎营销人士表示。

　　随着网民对竞价排名这种商业模式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们会开始规避这些商业信息的点击，逐渐会导致商业信息的点击率下降，这是必然趋势。在百度清理了医疗等行业之后，其业绩增长必然会下滑。再加上整个经济大环境导致制造业、贸易业都受到影响，也会使网络推广投入减小，百度在这些行业的整体收益就会降低，“我觉得这才是百度将来这半年会遇到的最大问题。”

　　“我相信竞价排名模式不会被淘汰。”上述人士认为，百度这次的事情跟竞价排名模式本身没有关系，百度没有起到监管作用，这才是百度唯一的风险。这个风险不仅是百度有，所有的搜索引擎都存在，这是整个环境监管的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我认为百度竞价排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混淆了竞价排名与自然搜索结果之间的界限。”姚克枫律师对《法人》记者表示，百度仅以“推广”和“快照”进行区别，根本不具有可识别性，这最终可能损害的是整个搜索引擎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网民对搜索引擎的不信任。

　　“因此我建议百度放弃目前采用的竞价排名的模式，或者改良其竞价排名。应采用明显的标识区分竞价排名与自然结果的区分，比如采用不同颜色、不同风格。”姚克枫律师认为，在广告发布中，百度还必须严格审查广告主的合法资质；不要试图随意屏蔽网站，应与其他搜索类网站加强合作与交流，听取社会真实的声音。

　　同时，姚克枫律师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出台法律来规范搜索引擎市场，甚至明确规定：网页的左侧不得作广告或者不得采用竞价排名模式。

　　对此，正望咨询互联网分析师周洪美也给出了类似建议。他对《法人》记者表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搜索引擎必须对搜索结果中的广告做出明确区分，美国各大搜索引擎均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中国也应该从法规上明确此问题的做法，同时对搜索引擎广告性质予以明确，使政府监管有章可循。而对于虚假广告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建立多种方式的举报渠道，并建立相应的解决机制。

　　

　　雅虎与百度的

　　地狱天堂

　　短短的三天时间，搜索引擎商们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悲怆，而唱片公司则体会了由地狱到天堂的转折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同样提供MP3音乐深度链接，同样被诉侵权，同样是北京高院终审，结果却大相径庭。

　　百度胜了 雅虎败了

　　2007年12月21日，北京高院先是判决百度胜诉，12月24日又判决雅虎中国败诉。搜索引擎服务商先是以为搜索业就此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三天后却发现“带头大哥”的胜诉很有可能是一场空欢喜。三天前，唱片公司陷入绝境般的郁闷，三天后，却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甚至连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也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宣告了雅虎败诉的消息，称雅虎案具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两案原告方的实际操刀人，国际唱片业协会认为，2006年7月1日生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是两案判决相反的关键。七大唱片公司起诉百度是2005年7月，百度因此躲过了一劫。很明显，雅虎案可以代表今后的方向，而资深互联网律师于国富认为，这两个案子都可以代表今后的方向，因为它们代表着共同的司法原则，只是因为案件情况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两份判决两重天

　　“根据我们收到的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提出的投诉，某些搜索结果页断开了一个或多个搜索链接。您可以查阅以下具体的被断开的网络地址；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未予显示的结果，请点击这里查看。”这是进入雅虎中文网站音乐搜索页面，搜索特定歌曲，点击“链接”栏后看到的雅虎声明。从声明中隐约读出雅虎的委屈和不服。跟随声明的指引点开的页面上是数以百计的被移除的侵权网址。

　　2005年7月，百代、华纳、环球等7家国际唱片公司将百度告至北京一中院，理由是百度在搜索页面上提供了部分侵权的MP3下载链接，侵犯了唱片公司作为录音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两年半后此案终审，百度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北京高院。

　　2006年7月，雅虎被十一家唱片公司以同样理由诉至北京二中院，结果却败诉了。

　　“雅虎败诉的原因，是因为其没有尽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在权利人发出通知后，搜索引擎必须尽到必要的审查和协助义务，及时断开与侵权内容相关的链接。”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黄寰律师这样认为。于是，这里又引出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即权利人向搜索引擎服务商发出的权利通知书是否必须明确侵权网站的地址？

　　北京一中院在百度案判决中认为“如果权利人认为搜索引擎服务所涉及的录音制品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向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提交书面通知，要求其断开与该制品的链接，通知中应当明确告知侵权网站的网址”。

　　而北京二中院在雅虎案判决中认为“被告仅删除了原告提供了具体URL地址的24个侵权搜索链接，怠于行使删除与涉案歌曲有关的其他侵权搜索链接的义务，放任涉案侵权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属于通过网络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从两个中院的判决我们可以看出，一中院认为权利人的通知书必须包含具体的侵权网址，否则搜索引擎服务商不负有移除侵权网址的义务；二中院认为即使通知书中没有具体的侵权网址，只要权利人告知搜索引擎服务商其享有权利的音乐作品，并且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搜索结果中含有侵犯该音乐作品的链接，就可以证明搜索引擎服务商“明知或者应知其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换句话说，一中院将确定具体侵权网址的义务分配给了唱片公司，二中院恰恰将这种义务分配给了搜索引擎服务商。

　　一中院的判决依据是旧法，旧法中还没有“权利通知书”的具体规定。二中院判决的依据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该条例第14条规定，权利通知书应当包含侵权网站的具体地址，第23条又规定，只要证明搜索引擎服务商“明知或应知”其搜索结果中含有侵权链接，就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显然两个中院的法官在审判中都发挥了自由裁量权。

　　“在掌握‘明知’、‘应知’状态时候，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宽严程度，这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两个案件的法官根据案件证据的不同和法官本人对于法律的理解不同，作出了不同的‘明知’、‘应知’判断，这正是法律的复杂性所在。”于国富律师的话道出了两个判决相异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雅虎与百度命运的天壤之别。

　　MP3音乐搜索侵权了吗

　　MP3音乐搜索侵权了吗？如果侵权了，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唱片公司500万的索赔额，而只判决雅虎21万元的赔偿责任；如果没有侵权，为什么百度在胜诉后，又与众多唱片公司开展广告分成的商业合作模式，这不明摆着胜之有愧吗？

　　雅虎败了，可也不是完败。因为唱片公司的核心要求：认定MP3深度链接（即公众无须离开搜索网页就可以对第三方网站上的歌曲免费试听和下载的链接技术）构成直接侵权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国际唱片业协会也承认，“雅虎中国和百度案件本质上与深度链接关系不大，而且也未判定链接本身非法”。这就是唱片公司拿不到500万元赔偿金的原因。

　　北京高院认为搜索引擎提供的免费试听和下载服务不构成侵权。因为这种试听和下载行为实质上发生在用户和第三方网站之间，搜索引擎本身并没有上传或存储音乐内容，其提供的只是第三方网站的链接地址。对此，权利人也许不服，也许委屈，但这是百度案和雅虎案透漏出来的信息。

　　既然法院认为MP3深度链接没有侵权，那么搜索引擎侵的又是什么权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盗版链接”和“正版链接”两个角度分析，思路会更加清晰。

　　关于盗版链接，资深互联网律师于国富认为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避风港”原则，“搜索引擎不对自动搜索结果中链接到的内容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只有在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在提供侵权内容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为他人提供此类服务，客观上帮助或者教唆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这也是雅虎案和百度案体现的共同原则”。

　　但是雅虎案与百度案确实也体现了不同的归责原则，即权利人向搜索引擎服务商发出的权利通知书如果没有具体的侵权网址，是否可以证明搜索引擎服务商已经明知或者应知其搜索结果中含有侵权链接？百度案和雅虎案法官对此态度截然相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识产权法官认为，雅虎案的判决可以代表北京高院今后在处理MP3侵权链接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也许意味着官方的立场已经开始向权利人一方倾斜。

　　国际唱片业协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在雅虎中国案件中，法院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有关规定的诠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法院明确了只要搜索引擎知道或应该知道它链接的对象是侵权音乐（不管权利人就此通知了该搜索引擎与否），都应对侵权结果负法律责任。”

　　目前，MP3音乐搜索侵权之争主要发生在搜索引擎服务商和录音制作者之间（如唱片公司），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涉及录音制作者的权利，它当然还涉及词、曲作者权。比如娱乐基地，它本身既享有录音制作权，又享有词、曲权。虽然词曲作者还没想像录音制作者那样开始大规模的向搜索引擎服务商主张侵权，但是录音制作者的命运也是他们的写照。

　　如何来分这杯羹

　　在搜索业和唱片界的这场博弈中，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两方博弈。搜索业的背后是亿万网民的支持，唱片界的背后有国际唱片业协会的协助。但是，双方并不是二比二平，于国富律师认为，相比互联网业的巨大发展而言，权利人阵营自身的发展相对较慢，已经变成了这对矛盾中的“弱势群体”。

　　当前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的格局是：网民们享受着搜索引擎提供的免费音乐午餐，搜索引擎服务商享受着巨额的广告收入，而权利人承受着巨额的损失。

　　据国际唱片业协会统计，每购买一次合法在线曲目就有大约20次对应的非法下载，而其中中国的非法下载要占很大一部分。网络盗版的蔓延让合法服务（比如点播、订阅和广告利润共享等）很难发展。这也是为何数字音乐销售一直无法弥补全球CD销量下降的原因所在。

　　唱片公司的维权之路可谓颠沛流离，直至在雅虎案中的小胜，仍然距其最终目标相去甚远，MP3音乐深度链接侵权始终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对此，黄寰律师坦言：“我国在互联网业和知识产权业上的利益平衡问题上太倾向于保护互联网业而忽视知识产权业了。这不仅体现在法律规定上偏向于保护互联网业，通过近几年我们经手的案件情况来看，对于网络音乐、影视侵权的判赔数额也是逐年降低，不仅远低于权利人正规授权给正版网站的授权金，有些判赔数额甚至连权利人维权的成本也不能弥补。”

　　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数字音乐的巨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搜索引擎拉动的。黄寰律师认为，搜索引擎服务商起到了为唱片公司宣传唱片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到底是功大一些，还是过多一些，很难判断。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正版网站都是收费的，搜索引擎就不能对其进行链接，而侵权链接更是不被许可的，当知识产权保护达到理想状态的时候，我们再通过搜索引擎搜索，那么搜索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对不起，您搜索的结果为0”。这种结果是连权利人都不愿看到的。

　　撕破脸皮只能是两败俱伤，合作才是最优选择。

　　大事记

　　▲ 4月7日

　　索尼BMG、华纳音乐、环球音乐三家唱片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百度和搜狐两家公司，理由是互联网在线音乐下载侵犯了其版权，其中向百度索赔900万美元，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之中。

　　▲ 6月11日

　　娱乐基地公司在美国联邦南纽约地区法院对百度提起诉讼，控告后者MP3搜索方面的侵权行为，该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这是娱乐基地针对百度发起的第六次诉讼。

　　▲ 9月11日

　　网上流传《三鹿集团公关解决方案建议》，为三鹿服务的某公关公司在写给集团领导的信中披露：“经公司与百度相关部门的多次深度沟通后，百度已经同意将对三鹿集团的公关保护政策降低至年度300万元广告投放，可以享受将目前几大事业部早期负面删除。”

　　▲ 11月8日

　　30多位律师成立了“互联网反垄断联盟”，宣布将代表童年网、全民医药网等数十家 “受害网站”提起诉讼，“控诉百度利用垄断地位，勒索营销、点击欺诈、发布非法广告”。

　　▲ 11月15日、

　　11月16日

　　央视《新闻30分》连续两天报道了百度的竞价排名黑幕，百度竞价排名被指过多地人工干涉搜索结果，引发垃圾信息，涉及恶意屏蔽，涉嫌勒索营销。

　　▲ 11月中下旬

　　百度新广告系统“凤巢”仓促上线，据一名已经测试过凤巢的人士的说法，“凤巢”几乎完全复制了谷歌广告系统的形式，未来百度的竞价排名结果也将被移至自然搜索结果的右侧。

　　▲ 12月19日

　　北京高院就娱乐基地第五次起诉百度MP3搜索侵权案做出一审判决，指出百度以关键词的搜索方式向网络用户提供MP3搜索服务的行为，不构成对相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百度胜诉。

　　记者手记

　　百度与谷歌差在哪？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同为搜索引擎服务商，百度深陷盗版链接和竞价排名漩涡，而谷歌却安然无恙。我们不禁要问：百度与谷歌差在哪？

　　2008年12月22日，百度在与娱乐基地的第五次对阵中再次获得了胜利，这是继2007年末百度赢得与七大唱片公司诉讼后的又一次胜利。虽然中国法院对搜索引擎盗版链接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判决标准，但除去尚没有结果的环球、华纳、索尼BMG对百度的900万元之诉，法院在百度为被告的案件中却保持了一致。但胜诉并不必然代表正义，搜索引擎盗版链接仍然是很有争议的问题。

　　争议的关键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避风港”原则具有不确定性。所谓“避风港”原则指：如果盗版链接既不在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搜索引擎服务商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如何确定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明知或者应知”状态显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需要说明的是，“避风港”原则起源于美国，但是同样提供搜索引擎服务的美国公司谷歌却没有像百度那样提供MP3搜索类别。这说明美国已经或倾向于将搜索引擎盗版链接定性为侵权，而谷歌显然是有了充分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才没有在MP3盗版链接长期灰色存在的中国入乡随俗。这是百度与谷歌的第一个差别。

　　竞价排名让百度帮助无数的企业化解了危机，但是今天却难以化解自己的危机。具有讽刺性的是百度的这场危机正是竞价排名带来的，这场危机不但让百度股价一夜间下跌25%，还酝酿了针对百度的反垄断集体诉讼。

　　2008年11月8日，30多位律师成立了“互联网反垄断联盟”，宣布将代表童年网、全民医药网等数十家 “受害网站”提起诉讼，“控诉百度利用垄断地位，勒索营销、点击欺诈、发布非法广告”。联盟发起人、法易网CEO王丰昌表示，12月开始，先有个别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剩余数十起针对百度的诉讼将在春节前集中发起。

　　而此前的10月31日，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李长青律师受河北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冠珏的委托，已经把一册厚达91页《反垄断调查申请书》送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处一位官员手中，申请对百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反垄断调查。

　　为化解危机，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这个多年低调的人不得不高调亮相。李彦宏在08岁末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在这么多年的快速成长中，百度忽略了管理，而他需要为此埋单。

　　在竞价排名上，百度与谷歌的不同是：百度故意混淆竞价排名和自然搜索结果之间的界限，而谷歌严格区分自然搜索结果和推广结果。这种差别只是表象，背后是两个企业不同的经营理念：谷歌作为成熟和理性的企业，更加尊重法律，将其作为赚钱的底线，不敢越雷池半步；而百度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但经常越过道德底线，还时常挑战法律红线，缺少对不法利益最基本的克制。

　　11月底，百度新广告系统“凤巢”仓促上线，结束了百度内部关于是否应该全面放弃传统的竞价排名模式的争论。据一名已经测试过凤巢的人士的说法，“凤巢”几乎完全复制了谷歌广告系统的形式。

　　曾经多少中国人引以为豪，当绝大部分行业已经被美国巨头企业瓜分时，中国仍然有一个领域是由民族企业占据行业第一，这就是互联网领域。但是今天我们意识到，这种自豪应该建立在有道德操守和法律底线的企业身上。

　　

　　资本运作的玄机与顾雏军样本

　　顾雏军大量挪用上市公司现金的行为，属于比较典型的资本犯罪，其展开的连环收购最主要目的就是资本运作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2008年1月30日是顾雏军案一审宣判的日子。法庭上的顾雏军一改往日开庭时的激动，平静地聆听了对自己的10年判决。尽管顾当庭已提出上诉，但截止2009年初，终审结果仍未宣布。

　　一位律师曾对《法人》记者表示，顾案从案发到一审宣判，历时两年半之久，这已远远超出正常的审理时间，其一审判决结果已不会仅仅由一审法院独立做出，上级法院肯定也有过参与，顾即使上诉，改判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终审维持原判，将标志着这位曾经在家电业傲视群雄的奇才正式谢幕——他已经50岁了，而且患有严重的疾病，几乎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

　　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企业家的顾雏军就这样倒下了，而他曾经创造的商业奇迹令人难以忘记。在最辉煌的时候，顾雏军一人就掌控了多达五家上市公司，并购的其他企业更是不计其数，外界也形象的称这些公司为“顾氏帝国”。

　　在《法人》杂志多方协调下，我们有幸独家专访了跟随顾雏军多年的一位特别助理，以及顾雏军的辩护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贵方律师。那位顾雏军的特别助理，在顾的格林柯尔收购各地上市公司时，是最主要的谈判者之一，曾亲自操作了对扬州亚星和襄轴两家上市公司的收购。

　　在一些人看来，顾雏军大量挪用上市公司现金的行为，属于比较典型的资本犯罪，其展开的连环收购最主要目的就是资本运作。然而，这位助理却不这样认为——即使顾雏军已因此获罪。

　　顾雏军梦想成为产业大王，而收购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毫无疑问，并购需要巨额资金，但是鉴于格林柯尔民营的身份，想获得银行贷款并非易事。而格林柯尔系内已收购的上市公司拥有大量的可支配资金，动用这些钱自然是最简单便捷的方式。尽管并不合法，但在国内企业界，这种做法并不罕见。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财务运作，格林柯尔系内几家上市公司的资金被挪用在遍布全国的收购和重组中。

　　持续近一年的郎顾之争，成为顾雏军事发的主要诱因之一，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一直对顾雏军的大收购颇有微词，多次指责其收购行为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顾雏军也不时通过各种场合与之展开辩论。

　　郎咸平认为，顾雏军用区区9亿元，就换回总值136亿元的巨额国有资产，涉嫌严重的侵吞国有资产。而顾雏军的支持者则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正是顾的收购盘活了这些长期闲置的国有资产，并使国企职工的福利等问题得以解决。

　　最终，顾雏军的行为还是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顾雏军案就此案发。

　　在中国商界，树大招风似乎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律。百富榜也因此有了一个十分不雅的名字——“杀猪榜”。

　　中国企业家原罪问题的探讨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鉴于早些年前特殊的经济环境，现在已经很难去追究那些成功企业家的发家史。

　　既便如此，“原罪可免、现罪难逃”，以顾雏军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们，在领导自己的企业傲视群雄的同时，往往漠视法律法规，习惯打“擦边球”。这让他们时刻处在犯罪的悬崖边，一不留神，就可能身陷囹圄。

　　所以要列出涉法富豪的名单，竟然出奇地容易，随手翻来，人数居然如此众多。除了顾雏军，还有周正毅、郁知非、黄光裕、戴国芳、仰融、袁宝璟……

　　中国富豪容易“出事”——这似乎已成了一个商业规律，如何去避免这些问题，欲治从身始，是每一位中国企业家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

　　

　　顾雏军败局内幕

　　顾雏军仅仅用4年时间，就在中国构筑了一个家电产业帝国——格林柯尔，这一度让全球家电业巨头伊莱克斯都深感震惊与不安。他的资本触觉和商业天才早已传为佳话，但人们更想知道的是，一个过度追求成功的企业家，在缺乏明晰规则的环境里，为什么总走不了太远？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在这个商业传奇比比皆是的时代，一个三年前的商界人物不论他当时是多么举足轻重，一旦遭遇滑铁卢，便注定要淡出人们的记忆。而顾雏军，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例外。从2005年的那个夏天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捕，到不久前顾雏军满面憔悴地再次出现佛山戒备森严的法庭上，这位格林柯尔的神秘领袖好像从来就没有远离过公众的视野。

　　无论是习惯于以讹传讹的媒体记者，还是对顾雏军颇有成见的郎咸平，甚至包括那场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退民进”大讨论，显然都不可能让顾氏的这种“盛名”历久弥新。人们对顾雏军的持久关注一方面基于他曾经创造的奇迹，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21世纪最初的5个年头里，有可能改变中国家电行业历史的所有主要事件，都与顾雏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和市场步入一个新的转型周期，新的政商关系亟待确立，要对整个企业的未来走向作出清晰的判断已不再那么容易。而此刻的顾雏军，恰巧为人们提供了前进路上的又一标本，那些对世界级企业兴致勃勃的中国企业家们，都能够或多或少地从顾雏军倒下去的轨迹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些影子，才是一个法治市场的真正敌人。

　　选择做大的路径

　　当鲜为人知的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时候，新的千年刚刚降临。尽管顾雏军1995年回国不久就投下5000万美元，在天津建成亚洲最大非氟制冷剂生产基地，但其时的家电行业因为限于长期恶性的价格竞争而几乎无利可图。

　　在这样一个阶段，即使是实力雄厚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家电企业也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能轻言放弃的市场，但挣钱的机会显然在想象中被过度放大了。至于原来试图在这个领域分享残羹冷炙的中国许多私营业主，对这个一度炙手可热的产业也渐渐望而却步，差不多是一窝蜂的转向代工经济，所有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订单，忙于加工和出口，有了订单就有了滚滚而来的财源，获得了订单就获得了企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加工订单，似乎承载了整整一代生意人快速致富的梦想与雄心。谁都以为，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和可以忽略不计的环境代价，必定推动“中国制造”走上康庄大道，虽然７年后的今天很快证明那不过是一部分中国企业家的南柯一梦。

　　同样在新旧世纪之交的那几个年头，与顾雏军有着相似教育背景但更为年轻的一代创业者，则把满腔的创富激情和计划全部投入到在当时还摸不着的互联网产业。他们囊中羞涩，见多识广，用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编织出不计其数的投资计划和商业故事，吸引注意力，吸引风险投资，以期像那位最有钱的香港公子李泽楷一样——仅仅用５个网页在一夜之间就卖出了20亿美元。显而易见，这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并不都像李泽楷那么走运，其中的大多数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早已销声匿迹，但是坚持笑到最后的张朝阳、杨致远、陈天桥和马云们，仍然以其无与伦比的商业成功为世纪之交才蹒跚起步的创业者树立了一个全新的标杆。

　　同这个时期许多渴望大显身手的创业者一样，顾雏军朝思暮想的是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中找到迅速做大做强的产业路径。已经通过格林柯尔上市在香港募集到7000万美元的顾雏军，既对无数人趋之若鹜的代工企业毫无兴趣，对虚拟的网络经济同样不冷不热。正如当年的行业观察人士所预言，顾雏军熟悉的制冷家电行业虽然很难标新立异，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个产业——顾不可能步人后尘。

　　跟随顾雏军多年的一位高管说，2000年后，由于格林柯尔的一些决策人物已经预感到中国地产业的巨变和即将到来的暴富机会，竭力主张格林柯尔公司投资北京的房地产业，但很快就被顾雏军否决了。看上去举棋不定的顾雏军其实早就心中有数，在制冷技术理论的建树使顾雏军具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制冷情结”。“另外一个理由就是，顾雏军认为家电行业是中国全行业开放最早、竞争最为充分的一个行业，从事这个产业离权力比较远，不需要频繁地和政府打交道，而房地产等产业的基础资源基本掌握在政府和官员的手上，不设法讨好一些政府官员，几乎寸步难行。顾雏军深藏的雄心就是打造中国的制冷家电业航母。”这位高管今天回忆起顾雏军的产业理想，仍然充满惋惜之情。

　　雄心是把双刃剑

　　作为受惠于政府最小程度干预的家电行业，顾雏军对它的选择一开始就困难重重。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各个品牌的冰箱企业已经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区域市场的划分也固若金汤，任何外来力量都不可能直接渗透其中。收购，成了顾雏军唯一的选择。

　　直到2004年当科龙、容声、华宝、美菱这些冰箱业的金字招牌尽收格林柯尔囊中的时侯，顾雏军几乎被看作整个冰箱行业的偶像。可是当他2000年第一次出现在国内家电行业舞台时，没有任何业内人士把这个推销顾氏制冷剂的文质彬彬的书生当回事。顾雏军登门拜访科龙时甚至都没有得到与当时的老板坐下来说话的机会。

　　在顾雏军看来，作为一个传统行业的后来者，成功的收购或许是迎头赶上那些业界翘楚的最后良机。无论是出于明智的战略决策还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顾雏军明白，对成就其个人雄心来说，在2000年前后开始实施冰箱企业收购计划真是太走运了。

　　外企的蜂拥而至，国有企业的雄厚资本和技术实力，造就了这个行业迅速而短暂的繁荣，这无疑给了海外归来的顾雏军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机会。数以百计的国有冰箱企业由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和产权、管理层含糊不清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效率低下，使多条生产线令人痛心的闲置并日益变得锈迹斑斑，许多地方政府为尽快摆脱包袱，对这种萎靡不振的冰箱企业则急于出手。一时间，基于“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蔚然而成为潮流。这一切，在顾雏军眼里却成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和智慧，冰箱产业的整合将触手可及，格林柯尔系也将随着一系列成功的收购而迅速崛起。

　　短短的三年时间，顾雏军就已如愿以偿。除了拥有科龙、容声、美菱、吉诺尔这些冰箱品牌，还以极低廉的价钱轻松地获得了全国大部分闲置冰箱生产线，并坐拥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从而赢得独一无二的价格优势。“顾雏军进入冰箱行业后，就已经没有什么人还会惦记这个行业了。”原格林柯尔一位副总裁至今仍禁不住感叹。

　　值得指出的是，顾雏军感兴趣的那些企业在被收购之前，大都债台高筑，风雨飘摇。正是顾雏军非凡的领导手腕把一个个陷于困境的企业重新带进了最具活力的公司行列，格林柯尔系也因此以“成长速度最快”而独步中国。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细节令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在格林柯尔宣布掌控合肥美菱的当天，美菱的股票一开盘就跳上了涨停板，慢慢吞吞的ＳＴ科龙也开始爬升，仅仅３天，科龙甚至摘掉了ＳＴ帽子。

　　通过收购获得迅速增长，这几乎是顾雏军得以一往无前的唯一利剑。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无比锐利让格林柯尔在家电制造领域独领风骚，同时也使顾雏军在触犯法规和加速壮大企业的渴望之间不得不经常作出痛苦的选择。对于顾雏军来说，其主要问题不在于他掌控的公司能否以迅猛的速度增长，而在于能否换一种方式增长。

　　伴随着顾雏军的落马和格林柯尔系的土崩瓦解，一个顾氏败局的形成轨迹也逐渐清晰起来，当顾雏军无法做到放弃对收购的依赖并换一种增长方式的时侯，他其实与司法机关指控他的三项罪名就越来越近了。为了筹措收购的资金，他不得不虚报注册资本，不得不挪用资金，甚至不得不违规披露或不披露上市公司的重要信息。

　　按照原格林柯尔的一位副总裁的表述方式，顾雏军的铤而走险与积重难返、严重滞后的金融体制有关。由于私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十分有限，顾雏军为了筹措收购资金，常常被迫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发挥到极致，而这种超限发挥正是顾雏军今日招来牢狱之灾的诱因之一。

　　潜规则或显规则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格林柯尔崩溃的前两年，顾雏军还与一位记者有过这样语重心长的表白：“我认为应该注意规范，不能拿规则当儿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一定资产规模的人，千万不要拿规则去赌——赌注太大。我曾对部下说，不要拿规则当游戏。”

　　基于顾雏军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背景和作为科研人员的身份，不会有多少人怀疑顾雏军对法律规则的敬畏和坦诚。但正是这位熟知产业规则的知识型企业家，对那些或明或暗的潜规则却一无所知。

　　顾雏军虽然凭着他不同寻常的胆识和冒险精神，曾经创造了中国家电行业鲜有的成功故事，但格林柯尔系掌控的所有企业十有八九都与所在地区有着一种讳莫如深的积怨。为了降低格林柯尔系冰箱的采购、物流和销售成本，尽快实现从制冷剂到核心配件压缩机到整机的产业链整合，顾雏军每收购一个企业之后所作的第一项改革，就是立即推行他的全球采购计划——毫不留情地斩断与地方配套服务企业原有的利益链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行招标和择优采购。这一做法的效果尽管立竿见影——在极短的时间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然而在顾雏军和习惯了坐享其成的当地配套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之间，却从此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原科龙的一位高管曾经估算过，沙滩椅作为科龙空调的促销产品，每年都要消耗数十万把，在顺德当地采购的价格是90元一把，而在浙江订购的只要不到40元，这还包括送达目的地的发货费用，光这一项采购，就能为科龙每年节省上千万元的支出。

　　顾雏军的全球采购计划得罪的显然不只是在格林柯尔入主之前的那些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很多时候其实是破坏了由来已久的地方官商生态，有意无意的挑战了那些千古流芳的人情规则。顾雏军从不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套近乎也是出了名的，他总认为照章纳税、大量解决就业问题就是帮了地方政府的大忙，实在没必要对那些政府官员点头哈腰。据说，有一个地方的两位官员在得悉顾雏军落马之后，竟然举杯相庆。根据此间观察人士的另一种解读，同样足见顾雏军的自命清高、不与官员交好的形象——顾雏军作为掌控巨额财富、在全国拥有多家企业的大老板，在他受到法律规制以后，居然没有带出任何一位官员与其不干不净的利益关系。

　　毫无疑问，顾雏军选择远离权力的家电行业并非装模作样。这个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尽管没能够让他好梦成真，但他悲情地为后来者导演了——毕生追求基业长青的企业家，如何历练既要适应市场、又能适应社会的创富人生。

　　被称为中国商界“常青树”的鲁冠球，他精心打造的万向帝国也曾深受顾雏军的尊敬，但顾雏军却没有从中看到自己急切需要的答案：万向模式最好的地方与其说是这个模式本身，不如说是鲁冠球在改革开放30年里的一次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适应能力。

　　关于顾雏军，再也没有比经济学人钟朋荣更加合情合理的感慨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人脉关系的商业环境里，要做好企业光实干还不够，还得把关系做好。顾雏军在那些规范的市场环境可能行得通，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肯定会碰壁。”顾雏军若狱中有知，当引为知己。

　　什么造就了格林柯尔帝国

　　短短几年时间，顾雏军就向世人展示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业发展史，并组建起了一个异常庞大的，横跨家电、制冷和汽车三大产业的格林柯尔帝国。这曾一度让很多人感到疑惑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指着自己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这是顾雏军时常做着的一个“冰箱大王梦”。

　　为了这个梦，顾雏军一直努力奋斗着，当利用格林柯尔上市掘得第一桶金后，他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尽可能的膨胀自己的资本规模，从而收购众多的家电品牌、实现自己“成为家电巨头”的梦想上。

　　接下来，顾雏军旗下格林柯尔系的收购整合速度之快，让整个资本市场和家电行业都瞠目结舌：广东科龙、安徽美菱、扬州亚星、湖北襄轴、杭州西冷、上海上菱、吉林吉诺尔、江西齐洛瓦、河南冰熊……甚至准备洽购长虹。

　　“制冷奇才”的帝国

　　1989年，顾雏军在英国成立了首家分销公司——顾氏热能技术(英国)有限公司。1992年，他又在加拿大成立格林柯尔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业务拓展至美国。顾雏军正是以此获得了初步的资本积累。

　　搞制冷出身的顾雏军一直对家电行业有着很深的情结，不论是在国内创业还是在海外拼搏，他一直和这个行业在打交道，也一直抱有在这个行业做出一番事业的理想。

　　“当时的中国家电，行业生态已经破坏到了极点。那时的冰箱厂没有三、四十万以上的产量就不足于生存，市场竞争造成的价格战已经导致了利润低到无法再低。”一位原顾雏军的特别助理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

　　充分的市场化现状决定了要进入这个行业，必须要有成熟的管理理念和足够的资金。通过之前的一系列创业，顾雏军虽然已经有了一部分原始积累，但对于目标远大的他来说，还远远不够。

　　因此，上市融资一直是顾雏军的强烈愿望。在香港期间，顾雏军频繁和香港金融机构接触，并整合了自己在内地最早的几家公司中比较优质的资产，谋划在香港上市。

　　2000年，由顾拥有的、分布于国内北京、海南、深圳、湖北的四家环保工程公司整合捆绑后，被注入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当年7月成功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顾雏军以70%的控股比例成为最大股东。

　　至此，顾雏军的资本“航母”终于浮出水面。

　　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伊始，格林柯尔的市值就超过了43个亿，而且创业板的股票是可以随意流通的，顾雏军在一夜之间已成为了亿万富豪。

　　在股价有所上升后，顾雏军减持了一部分，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几个亿的现金。顾雏军急于用这笔钱做些好的投资。他一直有在冰箱行业干一番事业的梦想，他觉得中国的冰箱行业资源需要大力整合，而整合现有资源，也有利于他尽快实现自己的“家电大王梦”。

　　恰在此时，一则消息传出：科龙严重亏损，顺德要卖。

　　2001年10月，顾雏军旗下顺德格林柯尔斥资3.48亿元收购身为香港、深圳两地上市公司、中国冰箱产业“四大天王”之一的科龙电器26.43%的股权，并成为科龙电器的第一大股东。顾雏军也因此出任科龙电器的董事长。

　　作为顾雏军收购的第一个目标，科龙也一直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品牌。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科龙第二年就摘掉了ST的帽子，并实现利润和利税的大幅度增长。

　　接下来，尽管面临各方对其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的质疑，格林柯尔仍然迅速地完成了多笔大手笔的收购。

　　2003年5月，将格林柯尔以现金2.0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安徽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至此，顾雏军通过格林柯尔已将国内冰箱行业“四大天王”中的两家——科龙、美菱收编麾下。

　　转战汽车业

　　把国内四大冰箱巨头中的两家收入麾下后，2003年扬州亚星的突然出现，使许多关注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的人很是惊讶：难道一直致力于家电行业的顾雏军要突然转战汽车？

　　“其实并不突然，决定收购亚星之前，格林柯尔已经对客车行业研究很久了。”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原顾雏军的特别助理表示。

　　在次于扬州办厂的过程中，他们和当地政府有了一些接触，也接触到了扬州当地的一家大型客车上市企业——亚星客车。

　　这个时候的扬州亚星客车，由于“机制不活”等原因，已经处于严重亏损状态。亚星公司之前年生产3万辆客车，到格林柯尔收购的时候只生产4000辆，实际上整个公司已经濒临垮掉。

　　就在格林柯尔在扬州建立冰箱生产厂的过程中，扬州市政府看重了这家企业的民营机制和成功整合科龙、美菱的案例。经过初步的接触，双方很快达成了收购协议。

　　顾雏军认为，作为自动化程度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客车行业对民营企业来说，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由此，格林柯尔的收购范围第一次扩大到家电行业之外。

　　完成对亚星客车的收购后，顾雏军又“偶遇“了另一个目标——位于湖北省襄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襄阳轴承。顾雏军认为，作为汽车行业的配套产业，轴承这个行业在国内是“可以做的，有发展前景”。

　　2004年4月，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顾雏军以1.01亿元的价格入主ST襄轴，持有其29.84％股权。

　　至此，顾雏军旗下的格林柯尔已经拥有了5家上市公司。而且除此以外，格林柯尔还先后收购了吉林吉诺尔、江西齐洛瓦、河南冰熊在内的多家电器企业和生产线，顾雏军因此也被众多关注者称为“资本狂人”。

　　空手套白狼？

　　其时，作为格林柯尔系的实际控制人，顾雏军手中控制有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8056HK）、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0921HK000921.SZ）、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000521.SZ）、扬州亚星客车公司股份有限公司（600213.SH）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公司（000678.SZ）等5家上市公司，并控制着麾下格林柯尔系的制冷剂、冰箱和客车三大产业众多公司。

　　纵观格林柯尔的一系列收购，顾雏军基本上只染指国有企业。在他看来：“国有企业好进入，如果我不要的话，浪费也是浪费了。”

　　然而，正是这些企业的“国有”身份，使得顾雏军在后来饱受怀疑和指责。实际上，早在2001年顾雏军斥资5.6亿元收购科龙电器时，就有大批各界人士对他的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提出质疑。而顾雏军这位花白头发、戴宽幅眼镜的学者型商人，也被业内怀疑为“空手道高手”。

　　不过，顾雏军毫不理会各方质疑的声音，“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这是被很多媒体广泛转载的顾的一句名言。

　　但在后来，始终摆脱不了市场质疑的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顾之争”的大幕由此拉开，顾雏军也由此目标越来越大，行为越抹越黑，变成众矢之的。在那些狂风暴雨式的质疑之下，格林柯尔神像上的油彩开始被迅速剥落。他频繁的资本动作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2005年5月10日，科龙公司发布公告，称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粤、苏、鄂、皖四省证监局再对各辖区内的“格林柯尔系”上市公司展开检查，此时的“格林柯尔系”已是风雨飘摇。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2005年9月27日，科龙电器公告称，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受让广东格林柯尔持有的公司26221万股(占总股份的26.43%)境内法人股，双方已于9月9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

　　此后，美菱被长虹接手、亚星和襄轴也重归当地政府。

　　2007年5月18日，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8056.HK)正式在香港退市，鼎盛一时的格林柯尔系完全瓦解，一度被称为“资本玩家”的顾雏军，其资产也随同产业幻梦一起灰飞烟灭。

　　一个家电奇才倒下了，谁会是下一个顾雏军？

　　大事记

　　▲ 仰融

　　原华晨集团董事局主席，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名。2002年5月，正与辽宁省政府发生资产归属权纠纷的仰融突然出走美国。2002年10月，辽宁省公安厅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

　　▲ 戴国芳

　　原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3月，其运作的一项大型钢铁项目被江苏省政府责令全面停工，戴国芳则以“涉嫌虚开抵扣税款发票”被提起公诉。铁本案在2006年3月28日开过一次庭，但至今仍未宣判。

　　▲ 袁宝璟

　　原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2003年11月24日，袁宝璟因涉嫌雇凶杀人被辽阳市公安机关抓捕。2005年1月，辽宁省辽阳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袁宝璟死刑，袁上诉后被辽宁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2006年3月17日，袁宝璟被执行死刑。

　　▲ 唐万新

　　德隆系创始人，一度控制着资产超过1200亿元的金融和产业帝国，2003年唐氏兄弟位列胡润富豪榜第25位。2006年4月2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两项罪名判处唐万新有期徒刑8年。

　　▲ 黄宏生

　　原创维集团董事长，曾领导创维进入中国彩电业前三名。2004年11月，黄宏生因涉嫌造假账及挪用公司资金被香港廉署传讯。2006年7月13日，黄宏生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创维数码5000多万港元被香港法院判监禁6年。

　　▲ 张海

　　原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老总。2005年3月，张海涉嫌挪用7亿资金被广东公安机关刑拘。2008年9月27日，张海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两项罪名被广东省高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 周正毅

　　原上海农凯集团董事长，曾获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名。2004年6月，周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两项罪名获刑3年，2006年5月获释。仅半年多后，2007年1月，周正毅再次被逮捕。2008年1月，上海市高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周正毅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

　　▲ 郁知非

　　原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因卷入上海社保案被有关部门调查。2007年1月，郁知非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安徽省公安厅刑拘，2008年4月，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 张荣坤

　　原上海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2006年7月，张荣坤因涉及上海社保案被拘捕。2008年6月22日，吉林省高院对张荣坤案做出终审判决，张犯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五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9年。

　　▲ 吴英

　　浙江本色控股集团董事长，曾位列“女富豪榜”第6位，2007年2月，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刑拘，2008年2月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目前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 黄光裕

　　国美集团主席，曾在2004年、2005年、2008年三次登上胡润百富榜的榜首。2006年底，黄光裕曾因贷款问题遭到相关部门调查。2008年11月，黄光裕因涉嫌“操纵市场”等行为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记者手记

　　民营企业家的烦恼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在中国，企业家出事儿的概率离奇的高。往往昨天还是万人敬仰的成功人士，今天便沦为阶下囚，反差之大、变化之快，令人难以接受。

　　细数这些“出事”的富豪名单，郁知非、黄光裕、顾雏军、周正毅、戴国芳、仰融、袁宝璟……无不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创造了非凡财富的同时，也曾经是无数创业者的楷模。

　　钱有了，名也有了，他们还需要什么？

　　看看他们最后的结局，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在企业家们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时、当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所欲为时，往往很难控制住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

　　家电业做大了，便觊觎房地产；实业做大了，就觊觎资本市场；企业界做大了，又开始觊觎官场……正是这些不断膨胀的欲望与野心，为他们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当年，铁本的戴国芳曾被称为“民营钢铁大王”。然而，时运不佳的他不幸撞在了宏观调控的枪口上，铁本庞大的违规贷款、混乱的内部管理成为了监管层重点关注的目标。

　　再看三任首富黄光裕，其家电业的渠道霸权早已被外界所诟病。而他个人的性格则被盛传为嚣张、暴戾，甚至被指有类黑社会行径。所谓枪打出头鸟，成为首富的黄光裕无时无刻不被外界注视，从做实业到做资本，他的任何举动都会被拿来炒作一番。最终，国美电器的发展势头依然良好，而资本市场的糟糕状况则可能把他拖下水去。

　　而“隐藏富豪”袁宝璟直到涉案后媒体传出其要将位于印尼海域的一口价值500亿人民币油井的股权无偿捐献给国家时，人们才知道，这位民营富豪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当然，钱无法买命，遇到问题时就雇凶杀人——这位富豪在面对司法的权威时，显得过于有些肆无忌惮。

　　曾几何时，“家电大王”顾雏军被誉为商界奇才，在最高峰时，他掌控着四家上市企业，拥有科隆、美菱、杭州西冷、上海上菱、吉林吉诺尔、江西齐洛瓦、河南冰熊等众多家电品牌。

　　然而，资本收购方面的违规操作使得他旗下这些公司成为了他倒台的直接因素。由于资金有限却急速扩张，格林柯尔在完成了前几次收购后就严重现金不足。而家电行业的利润率偏低，现金回收速度慢。

　　性急的顾雏军等不了自己的帝国缓慢发展。于是，挪用自己所掌控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资金成为了他后期收购的主要资金来源。

　　纵观近年来落马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罪名无非是“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虚开增值税发票”、“操纵市场”之类，其手段和方式并无过人之处。

　　一般来讲，这些行为是中国企业界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比较倒霉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些常规违法行为较为普遍而且长期存在？监管部门显然难择其咎。长期以来，中国法治的不健全、监管的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违法成本过低的局面。

　　一个健全的市场是需要法治来维护的，成就富豪群体的社会原因是中国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规则的不透明和监管缺失为不少胆大的商人留下了制度漏洞。由此看来，在指责这些民营企业家践踏法律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监管如何才能切实有效？游戏规则如何进一步健全？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冬天、突围

　　或者转型：

　　温州、苏南变局

　　温州要想安然无恙地经受住眼前的这场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坐上小陈的出租车开始，这位年轻精干的温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价涨了，生意难做，现在的温州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州了。直到我们在五马街口下车的时候，小陈还轻轻的叹了口气：“我们家的厂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关门了”。

　　在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温州，神色黯然的小陈只是吵吵嚷嚷的人流中屡见不鲜的一个代表。最近几个月以来，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忽然看到了厄运正在逼近：成千上万家企业倍感压力增大，加工订单明显减少，销售和效益都停滞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说法，有２０％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和半停产。

　　政府变换姿势

　　“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温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潘平平把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压力概括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认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全国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只是这一次总是走运的温州并没能独善其身。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一路凯歌的温州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在潘看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强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很可能不会是７月，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温州面临的困难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实际上，在此前的好几月时间，温州市的主要官员即亲自挂帅，深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工作，开始酝酿后来被民间解读为“温州拯救计划”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其主旨就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并于６月４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６月５日，市委市政府就紧锣密鼓的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据一位当时在大会现场的企业家说，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动员报告中表现出了少见的急切和坦诚：“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目的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大力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优化升级。”有人做了个统计，邵占维在谈到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实现政企联动的具体举措时，竟然超过２０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计这个成语。

　　对于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的温州政府来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确显得异乎寻常。温州市经贸委一位干部告诉《法人》记者，所谓“政府无为而治”的主张在今天的温州已经没有市场，现在在温州最难找的是政府领导，最容易找的是企业家，因为政府领导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哪个企业里，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往往为及时解决突如其来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厂为家。为建立全市机关中层干部“好办事、办成事”服务基层的工作机制，温州甚至向社会公开了40个市直部门近600名机关干部的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的电话，这40个市直部门都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履行行政审批、执法职责。与此同时，温州市作风办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方式，强化监督问责。

　　何以失去创业精神

　　让许多温州专家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温州人在这股经济寒潮降临的时候，竟然也热情的拥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温州模具行业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温州政府在变，行业在变，企业家也在变，政府和企业原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温州正站在了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1995年之后，温州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这个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有可能成为温州脱胎换骨的契机。

　　邵占维作为这个滨海城市的领导人，他从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这一点：“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怨天尤人没有用，关键要振奋精神，把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分析说，要把困境转化为增强优势的动力，转化为挖潜降耗的动力，转化为淘汰落后的动力，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走依靠资本市场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

　　比较了解邵占维的一位专家说，邵占维的想法并不复杂，在这个特殊困难阶段，通过制定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地方政策，倾向于倡导一种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从而释放出温州企业的创业创新精神与发展活力。

　　即使是富有营商经验的地方官员在面对企业的时侯，也并不总能如愿以偿。私营经济极其发达的温州尽管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异常丰富，但在这一代企业家中，出于强烈的赚钱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从来就不习惯追求基业长青。他们往往不是在做企业，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不断的赚钱，赚快钱—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机生意，已经成为这个浮躁城市的至爱。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温州的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元人民币。正是这笔庞大资金让温州“炒客”名满天下，超过1000亿元的温州资金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地产行业一度卷起惊涛骇浪；2001年，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资金立即转向煤矿，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一时间都掌握在温州人手中；2005年，股市回暖，将近千亿的温州资金再度介入，数以百计的温州炒客在资本市场自然是硕果累累、战功赫赫；接着是炒棉，炒国企，凡是利润丰厚的投机生意，都会有温州人络绎不绝的身影。

　　有关专家估计，最近５年来，温州“炒客”的巨大成功使温州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或多或少的介入了投机生意，更为严重的是，数额惊人的产业和工业资本一度源源不断的流向投机领域。这样的财富效应无疑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有钱人，也正是这种诱惑在浑然不觉中慢慢浸蚀着曾经为温州带来无尽活力的创业精神—如果企业只关注赚快钱，那就既不会有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产生卓越的企业家。人们终会发现，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寻找突围之路

　　资金短缺和全球市场的萎靡不振的确让很多温州企业举步维艰，但也是温州和温州企业家们重塑自我的一次机会。

　　“目前的困难对温州的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的冲击相对较小。”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温州完全有条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需要的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品牌战略。以服装为例，目前国际著名的服装品牌几乎都在中国生产，温州服装企业夏梦、报喜鸟、法派、庄吉、华士、百先得，都在为国际一流品牌做贴牌加工，这足以说明温州服装企业在工艺、设计开发水平上已拥有世界级制造能力，这将为温州自主品牌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温州正泰、人民电器、奥康和森马这些民营巨人来说，他们则在寻求另一次蜕变。由家族企业转变为集团企业是一次蜕变；成立股份公司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第二次蜕变；实现股权分散乃至真正成为大众公司—这就是一大批温州企业家正梦寐以求的第三次蜕变。

　　“企业只有学会资本运作才能做大做强，才有足够的能力抗拒打击。”鞋业大王奥康总裁王振滔告诉《法人》记者，他对鞋类企业百丽国际控股公司的成功上市至今都念念不忘。2007年５月９日，百丽全球招股，５月23日挂牌上市，上市后百丽总市值达523、５亿港元，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并用，温州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成功故事。”王振滔说。

　　谢浩是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是全国知名的区域经济专家，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快速进入一个资本时代，但多数人还只是“资本学校”的小学生。在2006年以前，整个温州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最近两年时间，才有华峰氨纶、瑞立集团、华仪电气、报喜鸟等４家民营企业先后上市，与苏南的江阴市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仅仅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迄今已达22家。

　　面对温州民企上市之路的犹豫不决，周德文的见解可能更接近事实。温州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大都不怎么规范，上市之后还要受人监管，这难免让他们进退维谷。

　　有观察家认为，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家族企业的思路，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最急需破解的一个心理障碍。要上市，家族企业就不能总认为自己持有的股份越多，公司才是自己的，降低了持股比例就害怕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据了解，在整个温州，除了奥康、正泰集团、人民电器、美特斯邦威、伟明环保、红蜻蜓集团、森马公司等已经正式启动上市进程外，目前已经与券商签订保荐协议的企业也已经达到５家。温州上市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温州市政府规划，2009年、2010年两年内，要确保温州30家企业实现境内外上市，65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

　　温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专家说，积极上市固然是温州民营企业重拾自信、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另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分散股权的实验同样值得关注。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温州夏梦集团与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成立各持股50％的合资服装企业，夏梦集团董事长陈孝祥主动放弃合资公司总裁职位；在制锁行业内，温州当地８家企业成立强强制锁集团。这个企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彻底颠覆了家族企业的构架，８家出资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这种股权分散和合理的董事会人数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也根除了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的感情用事。

　　实际上，无论是积极“上市”还是磕磕碰碰的“分散股权”，这样的字眼显然都不能完整地描述温州企业所必须选择的突围路径。对于温州政府而言，突围不仅意味着改变曾经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还将意味着学会如何减轻巨大的经济社会难题所带给民营企业的伤痛。

　　

　　草根企业的困窘

　　面对严峻的形势，数以万计的温州中小企业或瘦身自保、或无利润经营、或暂时停产，都在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娜

　　盛夏酷暑，烈日炎炎。然而温州几十万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却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订单减少，销量下降，利润降低......

　　“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这已是温州中小企业老板的普遍心态。连日来，记者走访温州的多家中小企业，发现企业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生意经。

　　瘦身自保渡难关

　　50多岁的老邓经营着一个小型制造厂，为铁路生产配套的零部件。原先厂子生意好的时候有员工100多人，后来减到70多人。“现在嘛，只有30多人了，没生意，不能做的，越做得多，越赔钱。”

　　老邓告诉记者，厂里使用的一种原材料—铜，原来两万多一吨，现在涨到7万多一吨，翻了3倍还多。接单子做产品的话，只能是赔钱。

　　“赔钱的生意谁会做呢？还不如我把原材料卖了赚的钱多，所以干脆不做。”老邓无奈地说。

　　“那你以前接的订单肯定是赔钱喽？”

　　“是的，绝对赔钱。但是，既然接了人家的单子，我们就会做，赔钱也要做的，我们温州人做生意就是这样，最讲诚信。比如说订合同时约定产品200块一个，后来原材料涨价了，但说好的价格是不能改变的，就是把房子卖了我也要按时交货。如果你签了单子不做了，那么下次你再去的话，别人就不认你了，因为你没诚信。”虽然今年的生意难做，但经商多年的老邓显然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老邓告诉记者，除了以前接下的订单，现在几乎不敢再接新活儿。不过，为了能让厂子继续运转，支付工人的工资，他还在给一些老客户供货，一则老的客户信赖自己的产品，愿意用，二来老客户也考虑到今年以来的原材料上涨得厉害，也同意产品适当地加价。所以，就算是自己没钱可赚，他也要尽力维持这些多年的老客户。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大家做事也都不容易，如果你现在丢了老客户，那等行情好转了，就不好再拉回来了。所以，大家也要互相帮忙，支持一下，共度难关。”不难看出，虽然目前处境艰难，但老邓依然在努力念好自己的生意经。

　　“只要原材料不再涨价，我就能坚持住，要是再涨，那就不好说了。”记者临行前，老邓的话语中信心与忧虑掺半。

　　谁又知道，下半年的原材料还会不会再涨呢？

　　老板给工人打工

　　年轻帅气的商力剑是温州一家彩色印刷厂的老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纸浆原料的节节上涨就一直在不断地给他加压。

　　在温州，有成千上万家的制鞋企业，商力剑的印刷厂就专门给鞋厂提供鞋盒印刷业务。鞋厂多，印刷厂也很多，业内的竞争十分激烈。受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温州制鞋业经营惨淡，效益不好的纷纷停产歇业，作为下游服务行业的印刷业自然受到牵连。

　　“从今年春节以来，一直就是微利经营，原料总在涨，几乎一个星期一个价。这两个月嘛，几乎就没有利润了。”

　　“没有利润，为什么不暂时停产减少损失呢？”记者有些不太理解商老板的执着。

　　商力剑很无奈地告诉记者，他的印刷厂里一共有40多名工人，其中的许多老技术工人，是厂里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的已经在他的厂里干了十来年了。他舍不得让他们走，如果现在让老技术工人走掉了，以后很难再招回来。况且印刷的机器也不能停产，停产的话损失会更大。

　　“虽然我们的业务量和去年相差无几，有时比去年还要多一些，但是除去工厂的日常运转开销，再给工人开开工资，就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我现在是给工人打工。”商力剑显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

　　原料涨价当然是罪魁祸首。彩色印刷的纸浆原料从之前的2700元一吨，涨到现在4200多元一吨。鞋盒最外面的一层覆膜涨得最厉害，因为它的价格和石油挂钩，所以石油一涨价，这种覆膜一下子每吨涨了5000元。

　　“我们每次进原料，都会被人家告知，这次又长了200块或者300块，你不进料又不行，次次价格不一样。可是我们和鞋厂结算大多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一次，有时也可能是半年一次，原料不停地涨，但是我们的印刷价却不能每次都涨，要涨每次也只敢涨一点，你老是涨价会丢掉客户的，因为竞争太激烈，这个价格你不做有人会做，有人明知不赚钱也做，没办法，我也只能接着做。”商力剑说，他既不能得罪供原料的老板，也不能得罪鞋厂的老板，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如果一次多进些原料的话，损失不是会减少些吗？”记者问道。

　　“怎么可能呢，原料不断地涨，供货方不会给你太多，他也想多赚钱，况且，我们的原料很占地方，进料多的话也没有地方存放。”接着，他给记者大致算了一笔账，今年以来，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用工成本也上涨了，每个工人的工资平均涨了300-500块，原料涨了1500块/吨，各种成本算起来比去年上涨了40%，但是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20%，支出涨得快，收入涨得慢，他自己的利润就被挤没了。

　　“现在我们的原料上涨基本上停止了，但愿这个状况能维持住，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商力剑渴望早日结束自己给工人打工的现状，做回真正的老板。

　　地产商开始做代工

　　近年来，各地的楼价上涨让大大小小的地产商们赚得钵满盆满，精明的老板胡忠信涉足这个行业已近十年，公司设在温州市龙湾区，在当地也开发了一些知名的楼盘。他坦言，温州的房地产行业起步较早，现在也相对成熟，利润没有其他城市那么高，大约是18%左右。

　　去年，胡忠信的公司一共开发了三个楼盘项目，但是今年，他一个项目也没开。目前公司还有200多个工人。和其他的诸多房地产商一样，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以前，我们开发楼盘的资金有70%甚至是80%来自银行贷款，那时候的日子是相当好过的，基本上你要多少资金银行就放给你多少。但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信贷不断紧缩，我们现在连30%的开发资金都拿不到，钢筋、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又一路上涨，有的原材料去年才3500元/吨，现在是6200元/吨。我们的资金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开工。所以嘛，今年一个工程也没开。”胡忠信说现在的地产业情行早已没办法和以前相比。

　　虽然，全国各地的城市楼市价格已开始下跌，有的降幅已达30%，但温州的楼市价格依然坚挺，维持在12000多元/平米的高位。

　　“其他地方的楼市都下降，温州的楼价也不会降，因为温州人不缺钱，买房几乎都是自有资金，根本不用贷款，况且大多是自住，所以价格根本降不下来。”一位温州的本地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在温州，只要你有钱开发，房子就不愁卖。但是，面对当地这样的刚性需求，像胡忠信一样因为缺少资金开不了工程的开发商不在少数。

　　“我的一位朋友是鹿城区的一个开发商，在这个行当做了多年了，也是因为资金问题，今年已经倒闭掉了。”胡忠信的脸上写满了惋惜和同情。

　　房地产公司不搞开发，那靠什么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呢？

　　“那只好给人家的项目做代工了，前一阵子，城边的一个村子搞一个建设项目，他们没有资质，就找我们做代工，他们的开发价格是2800元/平米，我们抽头12%，每平米大约抽300块钱过来。”看来，用惨淡经营形容胡忠信的公司一点儿也不为过。昔日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商如今只能像建筑队一样赚些苦力钱，其中的甘苦只能是行内人自知了。

　　“对于未来嘛，我还没啥打算，守着我的地皮看行情吧，我还有一块120亩的地皮，没钱开发，也不着急开发，反正地价还在涨呢。”胡忠信对公司的期望似乎全部寄托在了地皮上，“如果将来什么也不能做了，把地皮卖出去还能赚钱呢。”

　　温州融资破冰

　　一直是“暗”河涌动的温州民间借贷，终于有了政策突破口。然而，面对苛刻的政策限制和海量的融资需求，温州小额信贷试点是否如杯水车薪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2008年7月14日，浙江省金融办、省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发布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这是浙江成为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省份之后，全国首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条件及管理制度的法规。

　　该《办法》的目的是通过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再生出一个新的民间贷款力量，作为现有信贷制度的重要补充，将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温州作为浙江省内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盛行的民间借贷早已名声在外。由此，外界普遍认为，浙江省的小额贷款政策，影响最大的就是温州企业和遍布温州的民间游资。

　　然而，鉴于《办法》中苛刻的准入条件、借贷程序以及利息和金额限制，有可能会导致借、贷双方都丧失积极性，此次《办法》的出台会否如杯水车薪？

　　钱！钱！钱！

　　“第一缺土地，第二缺资金。”—这是在温州采访时，《法人》记者听当地企业家所谈到自己企业面临的最多的问题。

　　随着近来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萎缩，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温州企业普遍面临着原材料上涨、职工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被动局面。中小企业纷纷闹起了“钱荒”，急需资金“过冬”。

　　另外，美国经济萎靡以及下调出口退税对企业利润的挤压，又造成中国外贸出口情况不容乐观：今年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7.6%，增速大大低于5月份的28.1%。

　　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温州企业来说，外贸缩水的冲击显得更为明显。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州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链危机”。

　　打火机是温州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目前全球有80%至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都产自温州。然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数量已经从一年多前的600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几十家，该行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重挫。

　　2008年5月底，位于浙江台州、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制造”典范的缝纫机领军企业—飞跃集团突然被曝“资金链断裂”，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其创立者兼掌门人邱继宝甚至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其余中小民营企业的惨状由此可见。

　　相关资料显示，近来的“银根紧缩”政策已使银行机构的总体信贷供给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融资需求扩大，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

　　由于信贷资源稀缺，浙江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也有所上涨，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调30%至4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至3%的担保费率，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更高。

　　除金融机构渠道外，温州中小企业一直盛行民间借贷，但随着银根收紧、企业成本上升的影响，民间借贷的问题暴露无遗，其高额的利率甚至使很多企业雪上加霜。由于长期处于“暗箱操作”状态，这些地下钱庄监管相对无序。

　　“温州民间借贷利息过高，我们企业从来不去碰那个。”温州华尔达集团总经理张贤延对《法人》记者表示，企业即使贷不来款也不会考虑民间游资。

　　小额信贷温州破局

　　温州，中国民间资本的聚集之地，即使没有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缩的影响，这里的民间借贷也一度十分盛行，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在各企业之间流动，一方面解决企业融资之困，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

　　“除银行的贷款支持外，温州的民间借贷也是很发达的。”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借贷虽说利息偏高，但确实能解决不少企业的短期融资问题。

　　但民间借贷毕竟没有合法身份，无论借、贷双方均没有法律上的相关保障，加上缺乏监管，利率越涨越高，很多企业也表示担忧。

　　2008年7月14日，几乎与浙江省同步，温州市宣布放行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这一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民营企业和民间融资机构一下子炸开了锅。

　　当天清晨一上班，位于温州乐清柳市的华仪电器集团，第一个向市政府递交了申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申请报告。

　　“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在外。”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额贷款公司诞生的目的之一就是规范金融市场。

　　按照温州市的公布的细则，温州六县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起点为2000万元，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争取达到、但不超过1亿元，股东人数规定不超过200人。

　　同时，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单个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但不得低于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

　　在准入条件上，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的名优、骨干企业。申请地为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申请地为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6县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600万元以上。

　　专家普遍认为，温州民间较为成熟的金融生态，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解决民间资本充裕与企业融资矛盾成为可能。另外，“招安”民间资金，国家更易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地下钱庄能否招安

　　按照温州出台的《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整个温州只有16家。以此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会超过30亿，而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远超6000亿之巨。

　　相对于6000亿的民间游资，小额贷款试点每年不超30亿的上限，使得此次试点“招安”民间游资的效果令人怀疑。

　　另外，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实质就是试图开辟一条以民间资本输血中小企业的合法渠道。但拥有海量民营企业的温州只有16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名额，显然僧多粥少。

　　仅有的16席名额将使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争夺异常激烈，也使小额贷款公司可能不具备对民间游资的吸引力。

　　按照浙江试点方案，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

　　而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1月对400多户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监测对象的监测显示，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后，2007年12月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月利率达到11.096‰。“招安”后的借贷利息显然不具备吸引力。

　　同时，为防止小额贷款公司出现非法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相关部门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也设计的非常严格。

　　按照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而且只贷不存，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甚至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层必须具备金融机构管理经验。

　　这种低利润、严监管的局面，使不少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不具备收编地下资金的可能。

　　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么多企业来抢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不是冲着暴利来的，是冲着这个壳来的。能从灰色地带走到阳光下，虽说利润减少了，但风险也减弱了，借贷资金也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苏南在危机中寻求变革

　　一种寻求变革的新生力量，正在书写苏南的另一段传奇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在过去的30年中，苏南一直以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而独步中国，但一直缺少的仍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型公司。

　　在这个与上海近在咫尺的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问题早就与漂浮在太湖的船只一样显而易见，这一点显然让苏南的地方官员如坐针毡。“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领先争什么？小康达标后干什么？”中共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在两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江阴作为苏南最有活力的县域之一，在权威的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５年高居榜首。但如何实现政府转型、如何改变增长方式依然是江阴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

　　事实上，对于已经共同致富、步入小康的苏南而言，它仍需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么简单，同时还需要塑造出一个具有远见和负责任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建设一种创新文化，从而成就一批真正卓越的企业。

　　从控制者到服务者

　　太湖周边地区的政府官员尽管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一些污染事件本身却依然折射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政府效率、发展路径、企业形象和文化，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都在这些令人担忧的生态事件中暴露无遗。然而，有目共睹的这些问题丝毫不妨碍它们同这个地区短时间创造的惊人财富一道，成为苏南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无锡市经贸委副主任崔健敏把苏南面临的这种复杂局面归结为：“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三大任务浓缩于同一发展阶段，面临着极其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对苏南经济了如指掌的崔健敏告诉《法人》记者，拿无锡来说，当前开始实施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三大转变”：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生产制造向设计创造转变，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转变，这是无锡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选择。“只有实现这三大转变，才能突破土地、能源、环境等发展瓶颈的硬约束，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发展优势。”崔健敏说。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曾经被视为苏南模式的灵魂，但江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诚却并不这么看：“要完成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企业应该是主角，政府需要的是迅速的转型，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会与以往不尽相同—政府须从控制者角度转换为服务者角度，建立以顾客为导向、以服务为本的服务型政府。”

　　对于发生在苏南的这场政府转型，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洪银兴将其概括为“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地方政府的作用正在发生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政府作用的着力点由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至于经济发展则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强势政府作用与较为发达的市场作用并行不悖；二是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为顺应人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要求日渐提高的趋势，苏南地区各级政府依靠其雄厚的政府财力，加大了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图为城乡提供足够数量的优质公共产品。

　　江阴市提出的“幸福纲要”可能是对这种转型的一个具体阐释。“幸福不是无源之水，它需要经济实力做支撑”。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的“蛋糕论”认为，做大蛋糕体现的是干部群众的智慧和能力，分好蛋糕体现的是社会公平和领导干部的使命与责任。“我现在把更多的思考放在了分好蛋糕上。”朱民阳说。

　　同样实施政府转型的张家港市选择的路径似乎更为直接：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和法治城市。这个最早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城市显然不再满足一尘不染的街道和熠熠生辉的新式楼群，他们渴望打造一个依法行政、高效清廉的政府形象。

　　中共张家港市委书记黄钦说：“建设法治政府更多的是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务、执法、司法活动能够严格依法办事。”

　　张家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汉忠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政府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之后，人们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张家港首先从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入手，将原有的文明示范机关评议体系扩展到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过错追究和执法公开等法治建设方面，并通过建立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充分接受社会监督，以表明党委政府依法办事的坚定决心。

　　张家港市杨舍镇党委书记曹国才说，现在基层干部既要考核ＧＤＰ，也要考核ＣＯＤ（化学需氧量，通常作为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的指标），严格依法治理已经成为张家港市环境整治、改造和长效管理的法宝。

　　企业改变增长路径

　　改变从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参与企业决策而发展本地经济，到地方政府仅仅担当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这无疑标志着苏南地区正在经历中国沿海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苏南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继续以迅猛的速度增长，而在于它能否换一种方式增长。在这一艰难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的推手作用，企业仍然是创造苏南新奇迹的主角。

　　“规模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向经济‘三足鼎立’的混合型经济发展格局，在苏南已逐步形成。”张家港市工商联会长陶建民说，在张家港市，销售额超亿元的企业就超过200家，其中超100亿元的企业有７家，拥有上市企业９家，民营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达三分之二。

　　江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诚认为，“规模经济”正在成为整个苏南地区的一个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路径就是鼓励企业实施资本经营以支撑产品经营，达到企业上市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培育上市公司，用全国、全世界的钱来推动江阴传统产业高新化、主导产业品牌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特别是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新兴产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企业上市有可能成为苏南地区迅速转变增长方式的一条捷径。”郭诚对此充满信心。

　　被称为“中国Ａ股第一县”的江阴市迄今已拥有22家上市公司，可募集资本超过170亿元，形成赫赫有名的“江阴板块”。事实上，在整个苏南地区，类似的资本经营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也给为数众多的企业带来了巨大成功。经历短短的几年时间，法尔胜公司已然成为国内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预制棒企业，并且是中国光纤产业无可争辩的领军公司；无锡尚德则几乎是一个神话，2001年企业低调挂牌，至07年其销售收入就一路攀升至12亿美元，而公司掌门人施正荣的个人财富在６年时间暴增至29亿美元。如今的尚德不只是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行列，老板施正荣的财富故事也正在不断的激励着苏南新一代创业者。其间不少观察家相信，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必将推动这个地区的新一轮经济增长。

　　对于法尔胜、尚德、红豆、澳洋这样的苏南巨人，人们看重的可能是他们惊人的增长速度、丰厚的利润或者神奇的产品，但真正使这些公司卓尔不群的是其企业领袖在资本经营上的独具匠心。苏南研究专家谢林认为，这些上市企业在苏南转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了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企业制度的现代化、政府管理的市场化。

　　一个群体的成长烦恼

　　把成千上万家乡镇集体企业转变为产权清晰的股份制公司，这个过程一度被看作是苏南改革中最剧烈的蜕变。但是，当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改制工作完成后，如此众多的企业领导人从依附于政权和土地的农民，转化为拥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商人，这一转变显然比前者更加深刻，更加艰难。

　　整整四年前，聪明俊朗、知书达礼的周海江接过红豆帅印的时侯，人们曾经怀疑这个行事低调的管理者是否能像他的传奇父亲周耀庭一样具有那种朴素的执著和开拓精神。如今，这些质疑声音早已随着红豆集团的出色业绩而烟消云散了。相对于那个年代有些异乎寻常的父辈，周海江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红豆—他年轻、自信，但对不计其数的红豆员工来说，文质彬彬的周海江代表的是更清晰的权利义务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周海江的一位助手至今仍然记得周在几乎全票当选红豆董事长时说的一句话：“我很高兴我能成为红豆集团的董事长，更高兴的是我能以完全选举的方式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在周海江看来，自己当选为红豆掌门人意味着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苏南已蹒跚起步。设置开放的股权可谓是周海江的又一大创新，他说：“企业不是我一个人的，所有的财富都是工厂的每一位员工努力创造的。”迄至目前，红豆集团的股东竟达800多名，集团麾下的每个工厂也建立了明晰的股份产权制度，每个工厂约有50％的股份由管理层共同持有。

　　毫无疑问，苏南的十年改制摧毁了市场屏障，也使大部分集体财富以各种方式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一点肯定让老调重弹的共同致富支持者大失所望。但是，温暖的集体主义思想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大名鼎鼎的张家港永联村的永联集团，至今仍然保留着25％的集体股份，以至于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能够一掷千金—村集体轻轻松松的拿出15亿元人民币，使整个村子焕然一新。本已腰缠万贯的上万村民无不笑逐颜开。

　　以坚持集体福祉闻名于世的华西村则是更为执著的集体经济的守望者。当这个“天下第一村”的当家人吴仁宝决定退出经济事务并把权杖交给自己40岁的儿子吴协恩的时侯，外界就有人批评华西村错失了将非家族成员推上领导职位的机会。然而，这样的人事安排很可能是唯一令大多数华西村民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在苏南的集体经济大多已分崩离析的时期，只有这个家族才能带来歌舞升平的华西村所需要的凝聚力。娇生惯养的新一代华西人也许不再把年迈的吴仁宝当作心中的偶像，但这位80岁老人无私和清廉的名声依然在维系着华西企业集团的繁荣。

　　华西村每天都会迎来数以百计的参观者，其中不乏来自中国政界那些最有声望的客人，这一点无疑让华西人倍感骄傲。“如果华西村能够把某种体系制度化，并且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威望，那么华西村将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社科院李东教授说。

　　显而易见，并不是所有的苏南企业和企业家都已经走出产权模糊的集体窠臼，而这场惊心动魄的转型运动可能带来的困扰、迷惑、徘徊和挫折感，正是苏南要塑造为世界级大企业的温床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烦恼。

　　记者手记

　　正视困境是

　　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们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善日新月异，其中私营经济方面尤其明显。浙江温州是公认的中国私营经济模式的发源地，温州商人素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其对中国经济所做贡献有目共睹。

　　但是，随着近年来原材料、出口等市场环境的逐步恶化，现在的温州企业普遍存在成本上涨、融资无门、市场萎缩等发展难题，温州模式已然面临一个较为严峻的形势。为此，《法人》杂志特别策划了此次关于温州经济现状的选题，也就有了这次的温州之行。

　　柳市之于温州，就好比温州之于全国，柳市的低压电器行业，正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虽然只是温州乐清下属的一个镇，但柳市的年GDP数据使得很多大型城市都很难望其项背。

　　柳市镇是赫赫有名的低压电器之都，其低压电器产销量均居全国首位，出口量也得大的惊人。在这个当年很多国企都不屑于去做的行业，如今涌现出了诸如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企业，且无一例外，均是私营。

　　在德力西集团总部办公楼18层，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接受了《法人》记者的采访，在胡里本看来，作为温州的传统强项，低压电器行业也面临了一定的问题，但主要限于规模小的配套企业，“这个不行了，把厂关了做别的就可以了。”他对温州商人的灵活性相当有自信。

　　除了低压电器协会，我们还采访了温州服装协会、人造革协会、模具协会、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等多个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以及为数众多的温州企业家，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行业的现状与问题。

　　在温州的几天采访中，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我们围坐在一个巨大的根雕茶桌旁，他很满足地为我们展示着茶艺。

　　跟虞总的聊天格外的轻松，不像是采访，倒像是谈心，他爽朗的笑声尤其令人难忘。与之前大部分的采访比起来，虞文品的所谈与所思是高度一致的，他不避讳企业所面的问题，也不避讳对政策、监管等方面的不满，谈的非常恳切、到位。

　　其实，面对困境和问题，温州人也一直在寻求解决之道。灵活本就是温州企业的特点所在。温州地下信贷发达，世人皆知，做企业需要钱，而商业银行对于私营中小企业的贷款一向就跟不上趟。温州人就兴起了地下钱庄，虽然这么做的风险性是有，但似乎好处更大。

　　民间借贷在温州一度盛行，尽管也惹起不少争议，但对此事的态度从来都是分为正反两派，孰是孰非一直未有定论。2008年年中，国家尝试放开了民间资本信贷业，温州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可见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性也受到决策层面的高度重视。

　　在温州企业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情况更为严峻。很多小企业往往依附于大企业，为他们做配套。这在市场环境乐观时不会有问题，但一旦经济环境不景气，大企业订单收缩，他们就很难生存了，这是目前很多温州草根企业的困境。

　　目前，全球经济环境变得颇为不乐观，这给本就问题重重的温州企业更增加了几分压力。变则通，不变则殆，温州模式所面问题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民营企业迟早都需要解决的难题。相信创造过温州模式奇迹的温州人，能够凭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度过这个难关。

　　

　　非法集资之患

　　2009年1月13日，备受关注的“小姑娘”杜益敏案终审宣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益敏被判处死刑。这次判决延续了2008年非法集资者的折戟之势

　　文 本刊记者 姜东良

　　2008年，可以说是非法集资者的折戟之年。

　　3月21日，浙江丽水“小姑娘”杜益敏因非法集资7亿元被丽水中院一审判处死刑；11月26日，非法集资29.9亿多元的辽宁蚂蚁案主犯汪振东，在辽宁省营口市被执行死刑；12月11日，集资近10亿元，涉及集资群众49786人次的安徽亳州“万物春”非法集资案一审宣判，“万物春”的掌舵人唐亚南被判处死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7.2亿余元的“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也已经开庭审理......这些，只是2008非法集资大案的冰山一角。立案侦查和刑拘批捕而倒下的非法集资者的“数量”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从2008年1月15日，媒体爆出“辽宁千余市民卷入炒墓集资骗局”以来，各地非法集资大案就纷纷“登台亮相”。先是南京的许官成一手策划的“蚂蚁养殖”非法集资案；浙江丽水的“万松房产”5亿集资案和“银泰房产”16亿集资大案；到安徽亳州的兴邦公司巨额非法集资案和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汉唐集团董事长谢冰涉嫌非法集资案，再到河南商丘“未来农业”非法集资6.1亿元和山东菏泽12月24日暴露的“乐园房产”非法集资3亿元大案。

　　这些动辄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非法集资大案，不仅让当事人身陷囹圄，也使众多“投资者”倾家荡产陷入生活困境，有的还因此自杀身亡。

　　有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非法集资案件1999起，涉案总价值296亿元；2007年一年，全国公安机关所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即达2059起，涉案总价值156.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涛说，仅2008年1月—11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受理此类案件1590起，立案侦查是1416起，涉案金额100亿元以上。

　　从国务院1998年发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到2007年2月，18部门合力“围剿”非法集资（2007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由18个部门组成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省级政府联手处置非法集资），政府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非法集资却愈演愈烈，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2月16日再次下发了《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切实担负起责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案件的高发势头。国务院的这个重要文件被认为是有关部门依法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能否遏制非法集资愈演愈烈的趋势，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银泰绑架了谁

　　一家地产企业的崩溃如何让成千上万的人陷入贫困与绝望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姜东良

　　直到半年以前，位于浙江丽水的银泰公司还只是中国地产界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伴随着这家企业的崩溃，当数万个家庭因之而陷入贫困和绝望的时候，人们才如梦初醒—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同浙江南部这个城市的命运连在一起。

　　“银泰房地产的崩盘在丽水并不是个案，许多靠民间集资起家的房地产公司都会陆续倒掉。”据一位十分了解丽水房地产市场的专家说，集资开发房地产的现象在四年前的丽水就已非常普遍。特别是在中央多项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出台以后，原来依赖银行贷款、习惯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失去了银行这根拐杖，就开始在民间资金这一块大动脑筋，有的是以借款的名义，有的是以入股的名义，有的干脆就是集资，广泛吸纳民间资本。

　　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房地产公司承诺给予数倍于银行存款利息的回报。据这位专家的调查，丽水市区42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大半实施了“集资开发”计划，其中涉及的各类“集资人”数以万计。

　　这位专家同时表示，最近五年来，丽水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显得不太正常。丽水作为浙江省的欠发达地区，一度被称为“浙江的西藏”。直到今年，丽水市的人均GDP也才一万多元人民币，但其楼市涨幅却连年居高不下，看上去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业与丽水整个经济增长水平完全格格不入。即使是按照官方统计数据，2005年丽水市区的楼市均价也达到了每平方米4392元，比上年度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而实际楼价比官方公开的数据要高得多。到2007年，丽水市的许多楼盘甚至卖到了每平米1万多元。

　　“丽水的楼价这些年涨得太快了。”一位在两家房地产公司都放有资金的小企业主告诉记者，仅看商品住宅的涨势就明白，房地产公司要想集资真是太容易。2004年每平方米也就两三千元，到半年前已经是八千上万元了，谁都相信向房地产公司集资不会有什么风险。

　　直到银泰崩溃之前，丽水电视台数年来从未中断的一档节目就是房产节目。在黄金时段里，丽水市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公司老板粉墨登场，春风得意地在电视里大谈他的公司如何成为“大众公司”，大小股东就有数百个，并且都获得了怎样令人羡慕的回报。这些老板不惜巨资投入电视广告，目的不言而喻，希望获得更多的“投资”—让观众把钱存进他们公司以获取高额利息。耳濡目染的丽水观众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整个丽水市的民间资本正以这种合法或者非法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向在此前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公司。

　　“丽水房地产公司大肆集资，政府难辞其咎。那些官员哪个不知道电视上每晚播出的那些东西。”银泰公司的一位集资户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

　　丽水市建设局房地产处毛处长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不知道丽水市有没有集资开发房地产的情况，也不知道房地产业对整个GDP的贡献率是多少，知道了也不会说，这个问题太敏感。

　　浙江省政府的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由于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分依赖房地产业，对房地产业企业的各种违规操作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甚至与房地产企业达成某种默契，与中央政府搏弈。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直接参与房地产集资，牟取高利，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凭着手中的权力可以迅速全身而退，不会有任何风险。

　　据记者调查，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丽水市区的地税收入是49304万元，其中房地产业15936万元，占32.3％。而得到丽水市多家房地产企业老板认同的一个说法是：房地产业对丽水财政收入的贡献率高达50％以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同教授告诉记者，非法集资开发房地产现象的蔓延，不仅使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功能失灵，也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楼市泡沫一旦破灭，或者房地产企业经营不善而破产，无法无天的房地产老板携款逃跑，成千上万的集资户将血本无归。

　　16亿民间集资与一家地产企业的崩溃

　　长期失去监管的地产企业崩溃之后，政府出手能解困局吗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姜东良

　　亏损8亿元——消息刚一出来，就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市掀起了惊涛骇浪。银泰集团—这家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地产企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集资款额竟高达16亿元之巨，集资户牵涉15947个家庭。成千上万的借款人就像这个秋天飘零的树叶一样，在整座城市一片惊恐的气氛中瑟瑟发抖。

　　银泰崩盘，套牢上万集资户

　　丽水市工商局提供的有关资料显示，银泰房地产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银泰”）是丽水市第一家无区域地名的房地产企业，前身为庆元银泰房地产有限公司，2002年9月在庆元登记注册成立。2003年8月转到丽水登记注册。2005年成立银泰房地产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季文华。下设遂昌公司、庆元公司、龙游公司、湖南福泰房产公司、江西君临公司、银泰建筑公司、银泰温馨园房产公司、银泰物业公司8个公司和银泰装饰工程公司、金威实业有限公司、银泰安防技术有限公司等3家挂靠企业，集团注册资金2.01亿元，其中，总部注册资金1.18亿元。

　　在丽水房地产界，银泰算得上是融资大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银泰的自有资金极其有限，大部分资金是从多人手中借来的高利贷。

　　“银泰颇有来头。”多位集资户告诉《法人》记者，银泰先后获得“中国百家诚信名牌企业”、“中国企业创新管理单位”、“浙江省重诚信守合同满意房产企业”和“浙江省首批行业质量服务诚信领先示范单位”等一系列荣誉光环。加上银泰选择的项目好，支付的利息高，很快就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它的融资客户遍及青田、莲都、遂昌、庆元、龙游等县（市、区），每年的融资金额都在10亿元之上。正是依靠这相当数额的民间融资，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取得了超常规发展，房地产业务遍布在丽水市莲都区、遂昌、庆元、浙江龙游、湖南株洲、山东青岛；不仅如此，银泰还在秦皇岛拿下了大面积的养殖水面用地和配套设施的农业用地。

　　如果没有突发的“万松事件”，与万松地产公司同城的银泰也许不会如此迅速的走上末路。2008年1月16日，是万松房地产公司向集资户约定的利息发放日。参与集资的人们跑到了银行，却发现自己账户并没有约定的利息钱。一时谣言四起，恐慌迅速引发了挤兑潮，集资户们涌向了万松公司。

　　“万松公司无钱可兑，我们打万松老板潘万松的电话他也不接。”熟悉情况的一位集资户告诉记者，愤怒的集资户在万松房产公司的墙上喷满了要求还钱的各种标语。

　　最终，丽水市政府出面安抚集资户，并对万松房产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万松公司有4.85亿元的集资款，资产5个多亿，尚能以资抵债。随后，政府提出了托盘、破产清算和卖房还钱三种方案。然而，在“万松事件”刚刚发生不久，银泰集资户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危机，他们认为万松是小公司，抗风险能力差，银泰是大公司，又颇有“背景”，很多赚钱心切的人继续把钱投进来。

　　但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一个令人不安的传言就像病毒一样在丽水市的大街小巷到处蔓延：银泰已经资不抵债，老总卷款潜逃，帐户被银行冻结，遂昌银泰华庭项目地块被政府收回。

　　6月3号，传言终于被部分证实，银泰总部一些到期的集资户发现，他们的存折上并没有收到银泰支付的利息。虽然，几天后，一些人收到了补发的利息。6月8日，央视的一个报道在众多的集资户看来几乎是一个噩耗：中央电视2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以“丽水楼价赶超杭州，神话背后泡沫惊人”为题，并以丽水万松房地产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崩盘为例子，对丽水楼市进行了分析。

　　这一次，银泰的集资户们开始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挤兑潮首先从银泰在丽水的总部开始，很快波及银泰的各个分公司。

　　6月21日，银泰遂昌分公司发布公告称，“延期支付到期的借款”。

　　公告上说，为了确保企业安全度过目前面临的资金困难，保证在建工程顺利施工，从2008年6月21日起，对原借资协议期限一律自然顺延半年，利率按原协议执行，利息按季支付。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很快传遍了这个山区小县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的银泰遂昌分公司，要求提取本金和利息。经过此次挤兑风波，银泰的在建楼盘基本停工，各分公司也是大门紧闭。无钱可兑的银泰公司很快陷入崩盘危机中。

　　记者了解到，遂昌是这次集资风暴的重灾区。银泰遂昌分公司在遂昌的资产只有15572万元，在遂昌的集资额高达85037万元，涉及遂昌县集资户11517户。

　　丽水市审计局局长吴利文告诉记者，截止到2008年7月11日，包括未售、抵押商品房、未开发楼盘等资产总额为150077万元，银泰负债总额为229533万元，其中集资户集资158504万元，涉及29933人次，15947户，资不抵债84098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56%。

　　政府出手，难解银泰困局

　　银泰挤兑风潮之后，银泰遂昌分公司除了采取延期支付的措施外，还出台了抵交措施，凡属银泰房产的剩余商铺、住宅和地下车库，集资户可用50%集资款抵交购买。但随着政府介入，抵交措施被制止，凡7月10日后抵交的房屋也暂不过户。

　　丽水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世书告诉记者，银泰公司资金链断裂后，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银泰问题，专门成立了银泰公司问题协调处置小组，组织制定了《银泰公司问题处置工作方案》和各种处置方案，并对方案组织了反复论证、比较。他说，丽水市审计局抽调了38人组成8个审计组，对银泰及其下属公司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全面审计。根据审计结果，协调小组组织银泰和有关单位，制定了企业自救与解困方案、企业破产方案和立案侦查与政府监督企业清偿的方案。

　　刘世书说，审计发现银泰公司有1.58亿元巨额资金游离于公司财务之外，必须依法侦查。同时考虑资产处置最大化，债权人损失最小化的原则，市里最终决定采用立案侦查与政府监督企业清偿的方案。这样有利于打击罪犯和查清其他犯罪活动，防止资产转移、流失；还有利于处置及留尾工程的建设，实现资产最大化，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刘世书透露，在采取何种方式解决银泰的问题上，政府经过了反复磋商和对比，问题不是抓几个人那么简单，银泰的集资户中大部分是农民、下岗职工、拆迁户，这些钱是他们多年的积蓄。银泰完了，大部分集资户也将拿不到钱。刘世书承认，这是压力最大的方案，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精力。

　　9月16日，丽水市公安局依法对银泰法人代表季文华，股东季林青、季胜军、季永军立案侦查。当晚，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对季家父子四人予以刑事拘留。

　　丽水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平告诉记者，截止10月6日，已查询涉案银行账户329个，冻结公司、犯罪嫌疑人及其密切人员的银行帐户176个，冻结帐户资金余额800余万元；冻结银泰和季家父子四人购置的房产28套；扣押银泰和季家父子四人购置的中高档汽车24辆，其中不乏奔驰、保时捷和宝马x5越野车。

　　10月16日，丽水公安局又追回了一辆价值300万的法拉利跑车，查获了一辆涉案宝马525。

　　审计报告惹来众多非议

　　9月18日，丽水市审计局局长吴利文向媒体公布了银泰的审计结果。审计结果显示，银泰近年来在丽水市莲都区、遂昌、庆元、浙江龙游、湖南株洲、山东青岛等地开发房地产业务，已经开发在售的楼盘有11个。已经销售住宅1765套，商用房间307间，以及部分车库和柴间，实现销售收入16.41亿元，回笼资金15.18亿元，银行按揭未到位1.23亿元。另外，丽水学院东侧地块，遂昌银泰华庭，庆元盛世华庭，山东青岛养殖、农业用地，湖南株洲3个地块等7个项目已经支付全部或部分土地出让金和前期费用，除庆元盛世华庭已经完成土建一层外，其他项目尚未开发。

　　截止到2008年7月11日，银泰集团预计资产总额（全额计算）150077万元。其中未售和抵押商品房66756万元;未开发楼盘63073万元；货币资金1213万元；存货60万元；固定资产1832万元；债权14531万元（其中银行按揭未到位12274万元）；私有财产2612万元。银泰预计负债229533万元（按全额计算）。其中集资负债158504万元；银行借款6800万元；土地证和商品房抵押借款15728万元；订房预收款1479万元；临时借款、有关保证金、票到未付款10393万元；应付未付工程款24913万元；应交未交税金11716万元。

　　吴利文说，除公开集资和公司入账借款外，在没有发现季家父子其它账外借款的情况下，银泰集团公司预计资不抵债84098万元，资产负债率156%。

　　审计还发现，银泰及其下属有关公司，建立集资和公司财务两套账，季家父子等人经常从集资和公司帐户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取走资金，取走的资金也有用于公司有关开支的，资产混同现象严重，到审计日至，还有1.58亿元资金游离公司财务之外。

　　部分集资户对这个审计报告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审计的资产不全面，有资产缩水、债务扩大的迹象。他们告诉记者，银泰在丽水芦埠地块的三栋楼房70多套房子，审计显示有1000多万元。这个地段靠近火车站，按照市场最低价4500元一个平方，价值也有4000多万元；他们另一个证据是，银泰的办公大楼是几年前花1100万元买的，近期光装修就花了几百万元，如果算上地块增值，市价应该在3000万元以上，审计还是按照购置价1100万元计算的。

　　至于游离在公司财务之外的1.58亿元，集资户更是理解不了。银泰公司的一位接近高层的核心职员告诉记者，集资户的钱都是通过银行汇到公司提供的帐户内的。这些钱不管是转账还是取现，银行和财务上肯定都有记录的，哪怕经过100个帐户，也是能查处来的，咋会查不出来呢？

　　集资户多次要求对银泰重新审计。他们希望政府准许借资户推选5—10名懂业务的代表，参与公司财务监管，对公司项目建设进行监督，同时委托上级有权威的审计机构对银泰资产重新审计。

　　这个要求，至今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

　　关于银泰的“背景”

　　一些有权有势的集资大户最先把钱取走了，最大的一笔是1.06亿元—一些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的集中挤兑让银泰雪上加霜

　　文 本刊记者 姜东良

　　“今年4月到6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银泰退还集资款2个多亿，这应当是银泰崩盘的主要根源。”银泰的一位职工告诉记者。

　　这位职工说，3月份银泰公司会计黄灵燕要出国，财务交割时银泰的账上有7个多亿的现金。5月29日的职工大会上，财务总监周望慧披露帐户上还有现金5个多亿。这两个亿，银泰并没有用于投资，而是一些有权有势的集资大户把钱取走了，最大的一笔是1.06亿元，一些未到期的借款也被提前支取。导致银泰资金周转捉襟见肘，后来，一些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的集中挤兑更是让银泰雪上加霜。

　　据知情者透露，7月11日，银泰公司总经理诸葛彪，将自己还有10个多月才到期的30万元借款提前支取；财务总监周望慧、会计陈爱丽也将自己及其亲属未到期的数百万集资款私自取出来，一些政府官员的集资也被他们退掉。此外，包括周望慧在内的财务人员，又私自支取了几十万元的融资奖励。

　　直到8月11日，在集资户的强烈反应下，银泰和当地政府分别发出通知，要求财务人员和公职人员擅自支取的融资奖金、私取的公款、提取的集资款如数退还或者交到纪委指定的帐户。

　　这位银泰职工还告诉记者，公司总监周望慧和会计持有银泰董事长季文华几十个存折，这些存折连季文华本人都可能不知道。周还违反财务制度，经常大额提取现金，他说，仅3-5月份，周就在当地建行东方分理处提取了数百万现金。挤兑风波后，周被免去了财务总监的职务，但是，她管理的账册却没有交出来。周并没有被追究责任，相反，在丽水市政府参与的财务审计过程中，周还经常为审计人员提供“帮助”。

　　显然，这一切直接引发了普通集资户的不满，众多集资户开始直接将矛头对准丽水市政府的一位领导。

　　知情人周刚（化名）告诉记者，银泰副总经理刘汉文是市政府那位领导的亲哥哥，银泰副总、温馨园公司负责人尹温和与财务总监周望慧也都与市政府那位领导有亲近关系。

　　集资户刘远怀印证了周刚的说法。刘远怀和尹温和曾经是不错的朋友。他说，在尹温和的介绍下，他们全家筹借了100多万元投到银泰公司。由于当时是尹温和写的条子，银泰事件发生后，他母亲找到尹温和询问，没想到尹温和翻脸大怒，拍着桌子斥责：“你去告我去吧！”

　　刘远怀伤心的说：“在这之前，尹温和经常到家里去玩的，我妈待他不错的。”

　　据了解，“银泰事件”后，丽水市成立了“稳定丽水房地产市场领导小组”，市政府那位领导是小组成员。该小组负责处理银泰的善后事宜。

　　集资户杨伟贵之死

　　银泰的崩盘使成千上万人血本无归，如果处置不当，杨伟贵的死很可能只是这场悲剧的一个序幕

　　文 本刊记者 姜东良 阮加文

　　9月13日，老实巴交的丽水农民杨伟贵走向生命的尽头，喝农药自杀了。

　　杨伟贵死得很痛苦，也很屈辱。他的死让银泰上万名借资户不寒而栗。在他之前，81岁的朱法源老人被气得突发脑血栓不治而亡。

　　发生在浙江丽水的这场地产商民间融资风暴，让人隐隐感受了资本嗜血的本性。

　　杨伟贵是丽水市遂昌县妙高镇荫樟源村的农民。荫樟源村位于大山深处，杨伟贵的家就在山腰下。家里种了10亩茶园，平常杨伟贵很少下山，对待茶园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而快活的伺候着。这十亩茶园，每年可为他带来近万元的收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扒掉住了几十年的土房子，盖一座像样的砖瓦房，给儿子娶个媳妇。劳作之余，他经常掰着指头算计着自己分分厘厘的收入，看着银行存款不断的增加，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高兴之余，他也会喝上二两小酒。

　　2006年1月初，杨伟贵亲戚的一席话，让他感到实现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亲戚告诉他，把钱存到银泰公司可以得到月息2分的利息。2006年1月9日，杨伟贵将到期的两笔存款35000元取出来，存到了银泰公司遂昌分公司。三个月后，杨伟贵得到了2100元的利息，尝到了甜头后，杨伟贵又陆陆续续将银行到期的存款和卖茶叶的钱存到了银泰公司。

　　2008年6月20日，杨伟贵又存进去2万元，至此，杨伟贵全部的家底共计13.6万元都存到了银泰公司。杨伟贵盘算着，如果再存上两年，光利息就有6万多元，加上本金和自己每年种茶的收入，就有20多万元，盖房子的钱就够了。

　　哪知道，仅仅过了一周，在山上采茶叶的杨伟贵就听到了不好的消息：“银泰没钱了，要倒了。”闻听此言的杨伟贵，放下手头的活计，搭车去了县城。

　　“完了，钱取不回来了！”杨伟贵的妻子章子芽告诉《法人》记者，杨伟贵进门就说了这一句话。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说：“伟贵的脸阴的吓人。”此后，只要有时间，失魂落魄的杨伟贵就会到城里去找银泰公司讨要存款，前后去了十几次，每次都是空手回来。

　　9月13日，杨伟贵在茶园干了一上午活，中午回家吃饭，一个人喝起了闷酒。酒越喝越闷，趁家人不注意，杨伟贵拿起了“敌敌畏”，仰脖喝了下去。家人发现后，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可是，一切都太晚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杨伟贵停止了呼吸，年仅41岁。

　　“他傻啊！钱没了，咱再挣啊……”章子芽含着眼泪说，“看着自己十几年攒下的辛苦钱，打了水漂，房子也没法盖了，他后悔得要死，做梦都在抱怨自己，他是不能原谅自己啊。”

　　杨伟贵的死并没有引起银泰和当地政府的注意，至今没有一个人来过问过。为了给死去的丈夫一点安慰，在安葬了丈夫后，章子芽，这位很少走出大山的柔弱女子，十几次找到银泰讨要存款。银泰的态度让章子芽的心跌到了“冰点”，每次都是千篇一律的答复“等卖了地再给”。至今，章子芽连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杨伟贵的家几近一贫如洗，简陋的土舍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记者采访的时候，章子芽正在晾晒稻谷。现在，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公公死的早，60多岁的婆婆为了补贴家用，进城当保姆去了，19岁的儿子也进城打工去了。

　　章子芽愤怒的告诉记者：“6月20号，还骗我把钱存进去，刚存进去几天就不让取了，现在，连个出来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们没有人性啊！”她说，她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在丽水遂昌县，因银泰集资款要不回来而死亡的，杨伟贵不是第一个。8月23日，81岁的朱法源老人，因多次向银泰讨要“借款”未果，又急又气，引发脑血栓不治而亡。

　　一年前，朱法源老人听信了“银泰借款利息高”的说法，将自己养老的6万元从银行取出来，连同女儿的6万元和儿子的6万元，共计18万元，全部交给了银泰遂昌分公司。

　　6月23日，听到了银泰延期付款的消息，老人就急忙赶到银泰，看到银泰门口黑压压的讨债人，他的头都炸了。他的老伴受不了刺激，住进了医院。由于手头没钱，朱法源的儿女们四处为母亲筹措医疗费用，在花光了借来的2万多元后，不得已，为老人办理了出院手续。老伴没钱治病，自己的钱又取不回来，朱法源又急又气，引发脑血栓不治身亡。朱传福是朱法源的儿子，没有固定工作，靠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他告诉记者：“老爷子身体一直很好，没事的时候，经常到山上采草药，这次，是一时气不过，急死的。”

　　“我只想要回本金，哪怕给我套房子也行。”60多岁叶品东老人说。

　　叶品东是丽水市青田县高湖镇人的农民，是银泰老总季林青的老乡，地被征了后，夫妻二人就失去了生活来源，靠女儿的接济过日子。2007年7月，叶品东在国外打工的女婿给了他70万元，委托他在丽水买套房子。

　　“当时，我找到季林青，他告诉我，房子还得一年才开盘，你先把钱存这儿吧，我给你2分的月息，一年有十五六万的利息呢。”叶品东如是说。他听从了季林青的建议，将钱放在了银泰。银泰事件发生后，叶品东和老伴就住进了银泰总部办公楼，他对劝他离开的工作人员说，“我不住这儿，我住哪儿啊?钱要不回来哪有脸见女婿啊！”

　　比他们的处境更为悲惨的是遂昌县的一些农村拆迁户。

　　遂昌县妙高镇二都街村村民朱宗苗告诉记者，今年，因为城市拆迁改造，他的房子被拆了，耕地也被占了。拆迁期间，拆迁办的人给他们做工作，说把钱放进银泰，可以得到20%的年息，利息一个季度一结。5月14日，50万元的拆迁款来了，深信不疑的朱宗苗就直接把这笔钱直接打到了银泰的指定帐户上。他说，全村有300多人和他一样，房子也没了，钱也没了，大家都是租房子住。《法人》记者了解到，与朱宗苗有相同遭遇的，还有妙高镇的渡船头、金岸村的几百户村民。

　　“我放给银泰600多万元，其中有1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呢！”一位集资户后悔的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银泰月息2分的利，年利率就是24％，是银行一年利率的6倍呀，600万元一年就有144万元的利息。”他感慨的说，比投资什么都强啊！

　　正是因为这个诱惑，丽水的许多百姓不惜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投进银泰。一些人甚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投放到银泰公司。

　　记者手记

　　中国急切需要一个

　　根治非法集资的方案

　　文 本刊记者 姜东良

　　从“母猪客”张文成非法集资3.3亿元，到“小姑娘”杜益敏集资7亿元，再到“银泰房产”16亿非法集资大案。浙江丽水，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城，近年来屡发非法集资大案，一度成了国内非法集资的“危机样本”。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人们对民间融资并不陌生，甚至相当热衷，地下融资已经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当地的民间融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从那时开始，很多中小企业大都通过民间融资获得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很少，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在“母猪客”和“小姑娘”时代，丽水的大规模集资更多集中于小水电产业。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城，依着瓯江而建，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直接促生了大规模的“小水电产业”， 仅在丽水下属的一个县，就建设了120座小水电站。由于当时小水电利润丰厚，这些小水电的建设者以年息15%—24%的高息吸纳民间资本。 “小水电热”引发了疯狂的民间融资，用户户参与都毫不为过。

　　在环境保护政策的打击下，丽水小水电很快没落，被飞速发展的房地产业取代。房产企业如雨后春笋，公开的资料显示，仅一个丽水市区，房产企业就高达42家。高涨的房价一次次地刷新着浙江省楼市涨幅的新纪录，“超规模、超常规、超速度”三超现象下的丽水房产业过早地迎来了鼎盛时期，小小的丽水市，楼价已动辄过万。当地公布的数据显示，丽水2006年8亿多元的地税收入，有近五成来自房地产及相关行业。

　　丽水市区42家房地产商，这些原本就没有多大实力的草根企业，由于自有资金过低，不得不寻求融资渠道，有一大半实施了“集资开发”计划，涉及的集资人次数以万计。房产商给出的利息高达24%。知情人说，整个丽水的集资高达上百亿元。这也变相导致了丽水的高房价。

　　在丽水，一般放钱都是熟人操作，亲戚连亲戚，朋友带朋友，而亲戚赚亲戚的钱，朋友赚朋友的钱也不是什么秘密。

　　3月21日，曾轰动全国的“小姑娘”非法集资案在浙江丽水一审判决，43岁的上海“小姑娘”杜益敏因非法集资7亿元，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此之前，丽水市莲都区灯塔村党总支书记，外号“母猪客”的张文成，因非法吸收存款3.3亿元，被判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50万元。

　　张文成的坐牢和“小姑娘”杜益敏的一审死刑，给丽水的非法集资者一记棒喝，也由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2008年初，先是“万松房产”挤兑风波，接着是“银泰房产”的崩溃。“银泰房产”亏损8亿，集资16亿，集资户高达15947户，一些集资户债台高筑，甚至有的人承受不了压力自杀身亡。银泰集团的季家父子四人也因此身陷囹圄。

　　丽水的民间集资虽然人人皆知，但是要采访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事情重大，本刊主编阮加文决定和记者一道采访。第一次和熟悉“银泰”的知情人联系时，就像电影里的地下活动差不多，知情人流露出的恐惧至今历历在目。在约见一位当事人时，记者不得不连续两次改变见面地点。一位采访对象对记者的证件反复比对，还多次通过网络和电话核实，在确认记者的身份后，他将记者带到了一个“安全之地”。在随后的采访中，这位热心的人士自告奋勇给记者做向导，陪着记者翻山越岭，使记者顺利的采访到了杨伟贵的妻子，还是这位人士，在遂昌县，成功地帮记者摆脱了不明身份者的跟踪。

　　采访结束后，主编亲自撰写、润色。这篇文章得以付印，还得益于《法人》总编辑和法制日报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目光敏锐，富有远见，坚决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这篇调查报道得以公之于世。

　　文章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上百家网站转载。当地百姓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告诉记者：“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事情很快有了转机，12名涉法人员被有关部门采取了强制措施。”

　　毫无疑问，对“银泰房产”集资案多角度报道，为推动中国此类事件的解决进程、早日拿出预防或解决办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令记者颇感欣慰。

　　

　　红黑楼市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房子”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我们才能构筑足以抵御寒冷的家园，并找到通向国家善治、企业强大和人民幸福的“回家”之路

　　文 本刊特约研究员 谢海生

　　对中国房地产业界来说，08年太心酸太艰难。我想，在这个纷扰跌宕的过程中，没有人是赢家——从政府，到社会，再到房企。政府进一步摧毁了经济的重要基础以及与地产业的信任纽带，但民粹化舆论并不买账，目前的结果是，房地产业步履维艰甚或奄奄一息，公众预期高企迷失方向，政府进退失措动辄得咎。

　　09年的房地产业何去何从？

　　实际上，在形势瞬息万变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包括房地产业作出预测特别是技术性判断没有多大意义。从乐观的角度，情况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你可以看看，1989年中国手机持有量1万部，当时人们预见，到2000年持有量将达80万部，实际的情形是，2000年达到8000多万部，07年更达5亿部！从悲观的角度，情况也许会很糟糕，你可以看到，08年上半年多少房企还在生龙活虎的做着IPO和储地扩张的美梦，转眼之间，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同样的荒谬和矛盾比比皆是，国家公布的城镇失业率是4%，权威研究机构却认为高达25%！

　　房地产业也不例外，我们面对着太多信息和决策的不确定性，这让我们要做出理性的判断，往往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是，生活仍需继续，我们仍需判断和面对未来。就如普罗米修斯所说：“我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人类心中，使他们不再预料死亡”。延伸而言，我要说的是，因为人们心中有盲目的希望，这导致我们不再预料我们所面临的灾难和困境。房地产业，仅仅是这个寒冬中瑟瑟发抖的经济雁群中的一只，只是，一路坎坷的房地产业将因为背负莫须有的道德十字架，而再次成为被射落的牺牲品。

　　仔细斟酌，我们就能够发现，美国的救市，是去道德化的，也是务实的。当初美国众议院否决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以及参议院否决拯救汽车业方案，并甚至煞有介事的指责汽车巨头总裁们前往华盛顿要钱的奢侈交通方式之际，那时我就断言，这是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忽悠全世界和选民，最终他们一定会把钱掏出来。再看看他们对拯救“两房”和抛弃雷曼的果断，我们就会明白，美国的任何考虑和措施，完全只是从自身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而不会在你是我非等大而无当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最近奥巴马更提出高达8000亿美元的奥版拯救方案，并认为，一刻都不能拖延，否则对美国不利。

　　反观中国对房地产业的态度和措施，我们不得不说，房地产业不幸成了体制流弊的牺牲品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国家严重背离和放弃了国民住房保障职责并把责任有意无意地推给房地产业，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广场式”民粹化浪潮（中国网络舆论具有强烈的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广场式审判的道德化和狂热化的倾向）不断高涨，最终，政府在房地产热潮中的既得利益和严重失责被掩盖了，社会舆论的偏激和片面性被放大了，房地产业作为社会财富和经济动力的贡献一面被抹煞了。于是，五花大绑、嘴封胶布的房地产业被推上了断头台，广场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杀气腾腾。现在，午时将近，已经到了手起刀落的关键时刻。

　　救市之争是一个伪命题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伪命题。与愚者的争论无补于事，犹疑将铸成大错。

　　这是考验政府是否具备应对危机和执政智慧的时刻，这是考验政府是否信任社会和企业的时刻，这是考验政府是否尊重市场和财富的时刻。令人遗憾的是，在08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俗称131号文）中，我们看不到魄力、智慧和气度。其中讲到：“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和需求，主动采取措施，以合理的价格促进商品住房销售。”这样颐指气使、自以为是和近乎指责的语气，除了说明某些官员还习惯于单向性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僵化如何令人匪夷所思，也说明了在缺乏现代善治理念的情况下，互动式、民主化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何等的艰难和漫长。

　　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不是大了，而了小了；对房企的扶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民营房企，在发育不良的市场机制中艰难求生，它们背负的所谓原罪等等骂名，其根源正是体制荒谬、政府颟顸和官员腐败。就如上文所述131号文的内容，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何“降价销售”？无助可怜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先是承担国民安居重任，继而背负社会道德骂名，而今面对着天价土地成本和银行的釜底抽薪，面对政府这样一个文件，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须知，从最基本的公共管理科学的角度，仅仅这句关于要求房企降价的表述，政府该有多少工作要做！更要命的是，没有有效透明的博弈和对话，出于对民粹化舆论和封闭式决策的怀疑，人们并不能看出降价的客观底部和心理底线在哪里。

　　文字付梓之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三令五申，其中两条就是：一是地方政府负责，不得越权出台有关财税政策刺激房市，稳定地区房地产发展；另外一条就是政府部门引导开发商调整价格，以促进住房销售。获悉这则新闻，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此前地方政府的出台系列促进房市措施，我还判断是中央出于避免受民粹舆论裹挟而有所默许。如今看来，其谬大矣。没有足够自主权的“小媳妇”地方政府，我看不出它们到底能有多大的作为。

　　房地产必将振兴

　　中国民众买不起房子，究其要害，并非分配正义问题，而是“国富民穷”。如真正欲体恤民情、关怀民生，政府就应当让利于民、还富于民、藏富于民。不仅大力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住房保障体系，同时，有效提高民生福利水平和收入水平，真正让老百姓分享到GDP增长的成果。而对待房地产业，应彻底摒弃如今的单边政策和予夺心态。应通过让利政策如大幅度减低和取消房地产领域的相关税费，并以金融杠杆撬动，辅以政府、房企、民众三方的有效对话与互动，推动和引导房企和购房者适当调整价格预期，构建三方共赢的博弈临界点和平衡点，实现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拉动内需注入动力。我敢断言，09年能够拉动中国内需的，绝不是宏大低效而工人糊口的政府工程，也不是戴着道德高帽的保障房建设，更不是大而无当的表态和口号。需求刚性的强劲，支柱产业的地位，经济形势的严峻，现成资源的基础，都无不指向同一个方向：房地产业的振兴仍是不二之选。

　　就如我们去年曾经的冬天一样，这个冬天依然寒冷而漫长。只是，当房子轰然倒塌时，所有人在这个寒冬中都将无法幸免于难。只有我们真正理解“房子”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我们才能构筑足以抵御寒冷的家园，并找到通向国家善治、企业强大和人民幸福的“回家”之路。

　　王石的阴谋与权贵资本的狂欢

　　在这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里，房地产商人王石先生，扮演了一个对平民阶层和社会财富的独特的杀手角色，其言论诠释了一个丛林法则中的王者之象，一个冷血的权贵资本的面孔

　　文 本刊特约研究员 谢海生

　　这个冬天，中国经历了一次严寒的考验。

　　很多人，在这个冬天里，感受到了人情冷暖。除了被困在风雪中的人们，同样经历寒冬的还有股市和楼市。房地产商，确切地说是草根房地产商资金链条断裂的声音，像大雪压垮树枝的脆响。如果说，那些被困在路上的人们终于可以回到故乡，吃上热气腾腾的团年饭，那么，许多在这个冬天奄奄一息的房地产商，一定会记住一个人：王石。

　　为权贵代言

　　2007年12月13日，在“海螺行动Ⅱ”的新闻发布会上，王石抛出“我承认楼市确实出现拐点”的言论。同年12月24日，在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王石建议民众“三四年后再买房”。2008年1月27日，王石作客新浪直播间时说：“有一种说法，万科发展这么大会不会吞并很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房地产怎么发展？实际上这个担心是过虑的，中国现在加起来和房地产相关的企业一共是7万家，美国的是20万家，所以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是专业化分工还远远不够，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次宏观调控当中，中国市场会进一步健康地向上发展，所谓健康向上一定是价格和家庭的收入相一致起来。”同时，王石甚至建议40岁之前可以先租房。

　　王石的言论，宛若一颗颗重磅炸弹，对本已奄奄一息的楼市，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舆论和市场迅速作出了反应，8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暂时不会考虑买房。王石的言论，无疑使楼市雪上加霜。

　　作为房地产商的王石，为什么会有这样貌似“壮士断臂”的惊人言论？王石是路见不平的侠客吗？抑或慷慨大方的慈善家？都不是！王石，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逐利者和伪善者，一个并不光荣也不光彩的权贵资本代言人。

　　在中国，权贵资本从来就不是道德家、慈善家，也不是救世主。吴敬琏等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纵观中国，从早期的国企改革、公共建设，到后期的金融证券、地产投资，不一而足，在每一次对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分利中，权贵资本始终都是最大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共谋者，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时至今日，多少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业界龙头和上市公司，特别是房地产巨头，不是流淌着权贵资本的血液和血统？在掠夺的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美国10%富人贡献80%税收形成强烈落差的是，掌握主要社会财富的中国富人的纳税额仅仅占税收总额的30%。很多人因此开始明白一个真相：中国穷人税负比富人高得多。在缺乏分配正义和市场法则的时代，草根企业和普罗大众，最终都是丛林中的天生弱者。

　　这一次也不例外。在王石参与制造的彻骨寒冬里，唯一的赢家，就是王石，王石们，就是权贵资本。而可怜的房产投机者、普罗大众，草根房地产商，统统都是输家。可悲的是，王石的言论一出，竟受到了舆论和消费者的追捧和喝彩，以为王石是在为社会弱势群体主持公道。殊不知，这正是典型的二愣子——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人们造了神，却心甘情愿被神所愚弄。善良的人们啊，请擦亮眼睛。

　　背后的阴谋

　　王石的惊人举动，是有着深谋远虑，也是处心积虑的。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信贷紧缩政策之后，房价开始回落，楼盘开始积压。很多房地产商还沉浸在地产盛世的幻想中依然大肆扩张买地、捂盘惜售的时候，万科像一个隐藏在丛林中虎视眈眈的冷静猎食者，迅速地降价抛售清空了积压的楼房，掌控了数额庞大的现金流。这时，王石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随后，一场血腥的猎杀开始了，王石利用其拥有的巨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开始了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最后一击，于是“不买房论”、“租房优于买房论”等论调先后抛出。

　　这时，很多草根房地产商终于感受到了这个冬天彻骨的寒冷。楼房迅速积压滞销，楼价不断下滑，或者有价无市，而银行——出太阳的时候借给你伞，下雨的时候向你追伞，开始勒紧套在房地产商脖子上的资金绳索。笔者了解到，很多中小房地产企业，甚至一些规模较大的草根地产企业，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资金链条断裂的严重危机。于是，草根房地产企业开始割肉，向资本大鳄低价抛售之前天价竞拍获得的地块，以维持企业的资金链条。而那些权贵资本们，此时正穿着貂皮大衣，围炉举杯弹冠相庆——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冬天，资金更加不是问题，他们的圈子中，有的开银行，有的制定政策，唯一的问题仅仅是还可以圈多少土地。

　　其实，单单从逻辑上分析，王石的话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特别是其在新浪网的言论，更加莫名其妙。一会说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数量少了，一会说不会形成垄断，一会说将更加健康发展，简直语无伦次。

　　实际上，对于万科等地产巨头的垄断，人们是有理由“过虑”的，如果按照王石所称，中国房地产相关的企业7万家，美国的是20万家，且不说这两个数据的巨大落差，那么在目前民营资本进入房地产越来越困难、垄断越来越集中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行业经营主体的结构性失衡就将更加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同时，就价格而言，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民住房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没有意外的话，中国房地产业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个新的爆发式增长时期。就以被指为炒风最炙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而言，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人口极端密集城市，其土地供应与需求的巨大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的难以缓和的难题，这将直接导致巨大的住房需求不可避免地引发下一轮的发展高潮。同时，国内二、三线城市，并没有太多的炒作，住房需求也远没有被充分释放，房地产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显而易见。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有朝一日，中国的某些核心城市的房价房租比肩曼哈顿也许并不是天方夜谭。

　　谁是猎食者

　　我们来看看，王石如何在这个食物链中，最终成为平民阶层和社会财富的猎食者。

　　首先，第一批死掉的是草根房地产商，这些房地产商基本是民营企业，大多起点低，规模小，资金链条脆弱，在这样的寒冷中根本不堪一击。与权贵资本不同的是，草根民营企业往往创业艰难，而正是那些来自平民群体的草根企业，本来天真地希冀可以代表平民阶层在这个资本狂欢时代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二十多年来却在接踵而至的冬天中一批接一批夭折了，真正走到最后幸存并取得成功的只是极少数。这些草根企业的消亡，表明了在缺乏合理制度安排和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平民阶层参与分利行动的高昂的机会成本和巨大的失败风险。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史，也是一部草根企业的兴衰史。

　　其次，如果按照王石的逻辑——先租房再买房，那么，接下来死掉的将是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当然，他们不会马上死掉，他们会被王石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几年后慢慢地煮熟。那些轻信王石忽悠的人，将在几年后想买房的时候付出代价。那时，王石们将趁机低价圈到更多的土地——这些土地本来属于那些已经死掉或者即将死掉的草根企业和失地农民。同时，这些地产权贵大鳄，将形成垄断程度更高的寡头，并因此获得了更加牢不可破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几年后，经过积累的房价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个时候，所有的民众，都将无一例外地被集体绑架和勒索。那时，王石们，权贵资本们，将完成对平民阶层和社会财富的最后洗劫和剥夺。

　　《圣经》说：审判终将到来。1855年，当美国总统皮尔斯提出购买西雅图酋长所属部落的土地时，西雅图酋长回答说：“我们知道，大地并不属于人，而人属于大地……”没有感恩、敬畏和悲悯，贪婪和不义的人们最终将被土地所埋葬。

　　春天终将到来，只是，很多人可能将永远无法醒来，等待看到春天到来的那一天。

　　

　　“万人购房团”

　　能否成为救市良方

　　轰轰烈烈的“万人购房团”运动无疑为楼市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在楼市不景气、楼价却依然坚挺的形势下，“万人购房团”能否成为压垮楼价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2008年11月10日起，国内著名的万人购房平台——“邹涛（北京）万人住房团购平台”开始暂停接受报名。根据邹涛万人购房网站上的介绍，暂停接受报名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志愿者的工作负荷太大、平台网站经常因访问人数太多瘫痪以及经费开支超出预算的问题。”

　　“我们北京的平台是10月21日启动的，短短四天左右就有一万两千多人报名。后来由于人数太多，我们不得不暂停报名，并将系统升级。”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邹涛万人住房团购平台”创办人邹涛表示。

　　按照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式看来，邹涛万人团购平台的火爆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在经历过连续几年的爆发式增长之后，中国楼市似乎已经开始了“寒冬”时节。然而，巨大的市场需求与不理性房价之间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

　　现在，以降低购房价格为最终目标，甚至打出“挤掉房价泡沫”口号的“万人购房团”的出现，也许进一步使人们看到了房价走低的希望。

　　有人认为，“万人购房团”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好事情，将可能拉低房价、使百姓得到实惠。但是也有人认为此活动难以撼动坚挺的房价，意义不大。那么“万人购房团”到底能为房地产市场带来些什么？

　　疯狂的房价？

　　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西安、沈阳、深圳、济南、武汉等多个城市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万人购房团”，这种楼市“新现象”很快就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仅在北京一地，除邹涛组织的“万人住房团购平台”之外，还出现了由搜房网、房龙网、焦点网等著名地产门户网站组织的“万人购房团”活动，还有“联众团购网万人购房团”、“北京购房联盟社”、“新浪网乐居看房团”、“草根购房网万人淘房团”等等等等，可谓举不胜举。

　　“我觉得在当前这种特殊的市场阶段，已经表现出一个‘买方市场’的存在，消费者、购房者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开发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销售策略，也希望通过‘万人购房团’的方式把价格下调。”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博士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万人购房团”现象的出现是现阶段特殊市场时期的产物，应该说是有可能影响房价走势的。

　　陈国强所长表示，从区域角度来看，近期珠三角一些城市房价下降的幅度比较大，就是对过去几年的一些泡沫比较好的释放。但北京市场虽然今年以来成交量下滑非常明显，但目前降价的幅度并不大，可以说是有价无市。

　　因为价格下调幅度比较小，所以销售量也上不去。相对于居住需求来说，目前北京的房价还是偏高，北京的楼市泡沫没有很好的化解。

　　“在长期处于有价无市状态的时候，对开发商来说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调价，通过把价格适当下调，调整到一个市场预期的价位；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时间来换空间，等于是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必须用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好的销售情况，比如一个十万平方米的项目，别人一年销售完，你可能要销售两年。”陈国强所长告诉《法人》记者，采取哪种方式主要取决于开发商的销售预期。

　　对于目前的房价，邹涛也向《法人》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房价离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仍处在一个从泡沫回归理性的过程。

　　“明年才是真正的寒冬。”邹涛认为，对房地产商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降价，把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那样对行业、对社会都是有利的。

　　炒作还是良策？

　　随着万人购房团现象的出现，一些指责也随之而来，“万人购房团”是否真能改变购房者“弱势群体”的地位？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都遭到了多方质疑。

　　“我认为有质疑是好事，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之前曾专门写过一封感谢信，感谢那些质疑、攻击和谩骂我们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质疑我也不会走的这么坚定，我们的平台也不会走这么稳。”邹涛表示。

　　“相对于个人购房者，几十、上百号的人来团购对于开发商来说也能节约销售成本，在目前市场状态之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博士认为，“万人购房团”的出现对于房价的理想下调是一种促进因素。

　　陈国强所长表示，“万人购房团”现象虽然不是开发商主导的，但是已成为现价段楼市营销的一种现象和特色。也只有在目前这种市场低迷的特定阶段，才给他们创造了这样一种条件，而开发商也能够放下身段，做出比较实在的让利。

　　就操作模式来说，邹涛所组织的“万人住房团购平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从不组织看房活动，而是由市民买房前自己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核实，平台只是做些相应的指导，在市民选好楼盘范围之后，把情况反馈到平台，平台的志愿者再把名单整理出来，统一制定出团购名单，再派人去和房地产商谈：“你们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就算了。”

　　“我们是一个十年的计划，从几年前的‘三年不买房行动’到现在的‘万人购房团平台’，最后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做中国第一个‘自助式住房批发直销平台’。”邹涛告诉《法人》记者。

　　“我们的平台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尤其在深圳比较明显，据我们的数据显示，未来一年内打算买房的深圳市民，有95%已经加入到我们平台，有些楼盘的价格已经被我们影响了。”目前的效果已经远远超出了邹涛的预料，在搭建了北京和深圳两个平台之后，已经有五万六千多位购房者加入到平台内，现在广州、天津、上海的三个平台也已经开始筹备。

　　生存问题？

　　“目前不是很清楚万人购房团组织者的具体操作情况，但是组织这种活动肯定需要很多时间和成本。如果纯粹从公益角度来做，虽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可持续性就会有问题。”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博士对《法人》记者表示。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对目前均“免费”的万人购房团表示质疑的一个方面，甚至也有人担心，表面声称“免费”的组织者为了利益有可能与开发商沆瀣一气。

　　“我们当时立了三条铁规：一是永远不收老百姓的报名费用，二是不收取房地产商的任何回扣，三是永远在合法有序的前提下团购。”邹涛表示。

　　“当然对成本问题我们也思考过很多，为老百姓去争取利益的同时我也不能弹尽粮绝，我们也要生存，那怎么办呢？我们在想，能否开发出一些团购的增值服务，通过制定一套合理的赞助机制来消化我们的成本，以保证平台健康的运营下去，这是需要我们去实践和探索的。”邹涛告诉《法人》记者。

　　以邹涛深圳平台近四万名报名者为例，目前相关信息只能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群发的方式来传达，现在比较好的、成功率在98%的群发短信每条要0.1元左右，一次发送给四万人就要四千元的开销，而这样的短信邹涛和平台志愿者已经发到第51条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费和成本就很高，但是我们又不能跟老百姓收钱，所以我们只能探索一条新型的公益模式，让更多有公益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通过我们制定的这套模式参与进来，而且他也能受益。”邹涛表示，平台的几万报名者是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如果用这个群体买房的消费价值开发一种合理的公益赞助机制，就能分摊成本。

　　比如平台每年六万元的办公场地租金，如果找一家诸如装修、电器、建材、家具性质的公司，在接受团购市民的内部认可之后，签订一份集体买卖协议，每年帮平台承担办公房租，就可以获得团购市民的消费合同。手机短信等其他成本也可以参照这种模式。

　　“这样对赞助企业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也只有和我们一起做好这个平台、让老百姓受益之后，他才有机会，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模式。”邹涛表示。

　　能否破局楼市？

　　关于团购效果，邹涛对《法人》记者表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以老百姓自助平台的方式，通过市场的手段，推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理智、健康、规范、长远的发展。

　　“首先这是一种直销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由专业机构来策划和销售的，这样每平方米的营销成本就要增加500到1000元钱。”邹涛表示，他对这种绕过代理机构、直接面对开发商的模式非常有信心。

　　“长期以来，开发商是强势，老百姓是弱势。我们平台一个很积极的意义就是把弱势的老百姓，通过市场的手段团结起来，从而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邹涛表示，一些买房者非常盲目，甚至连可以去国土局、建设局等网站查看楼盘公开资料都不知道，往往只听传闻就决定是否购买，“而现在很多利益集团已经无法再忽悠老百姓了，至少他们忽悠不动我们这几万人了。”

　　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博士也对《法人》记者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万人购房团现象”对于刺激成交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为目前处于调整阶段、成交量低迷的楼市注入了一些活力，也给开发商带来一定信心。

　　“所以我认为，此类现象对于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几个主体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值得更多的开放商参考借鉴。”陈国强所长表示。

　　而“万人住房团购平台”发起人邹涛则希望透过他们平台的努力，将来对于楼市挤泡沫的过程、对促进楼市长远的、健康的、理性的发展都能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打着各种旗号的“万人购房团”已无处不在，有的成功与开发商达成降价协议，有的则沦落为“看房团”——几次看房成交量仍为零，已可谓“良莠不齐”。但是此类活动到底能对楼市影响几何？能否撼动坚挺房价？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大事记

　　▲1月16日 创辉大面积关闭门店的“强制性瘦身”措施被媒体解读为创辉“濒临崩盘”，与市场热议的王石“拐点论”共同拉开了2008楼市恐慌和萧条的大幕。

　　▲2月—8月 在“拐点论”的争议声中，万科开始了从广州深圳到上海北京、再到二三线城市蔓延的一连串降价行动，引发了全国的降价风潮。此后，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出现连续五个月的环比下降。

　　▲8月—12月 邹涛在深圳策划发起中国首个“万人购房团”，此后，北京、西安、沈阳、济南、武汉等多个城市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万人购房团”，这种楼市新现象很快能为各界关注焦点。

　　▲9月3日至14日 万科对杭州白鹭郡南、白鹭郡东、逸品阁和魅力之城4个楼盘的剩余436套房源进行打折促销，引发了前期高价购房者的不满情绪，部分购房者集聚至万科杭州办公场所和魅力之城销售现场要求退房。

　　▲ 9月15日、10月8日和10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三次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房地产业迎来了久违的降息周期。

　　▲10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今年10月27日起，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央行同时宣布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同日 财政部宣布暂免征收购房印花税，并将契税下调至1%。

　　▲12月1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的政策规定，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的，免征营业税；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由按其转让收入征收营业税，改为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对业内最关心的二套房贷松绑问题，新政未做松动。

　　▲12月 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4%，涨幅比11月低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5%。这是自2005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也是08年8月以来连续第5个月环比下降。

　　▲12月 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的空置总量达到了1.3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5.3%，增幅比1～10月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空置商品住宅70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9%。居空置总量之首。

　　记者手记

　　能否超越各自的利益？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2008年初“创辉”地产中介大面积关门事件，为2008年中国楼市定下了灰色的基调。房价下跌、交易萎缩、政策救市?这些都可以成为2008年中国楼市的关键词。我们还可以更简洁地概括这一年的楼市——揪心：地产商们殚精竭虑直至弹尽粮绝仍无法挽回楼市昔日辉煌，消费者们日盼夜盼直至望眼欲穿仍不愿改变持币观望的态度，救市政策左出右出直至利率猛降仍没有真正驱除房市的体寒。

　　地产商、消费者、政府都在为中国房市揪着心，似乎没有谁从这场楼市危机中获益。但是《法人》杂志从一片萧条的楼市中揪出了不一样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以王石为代表的中国地产大亨们，中国楼市日渐式微的表现也让他们揪心了，钱来得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慢了，但是他们却匪夷所思地顺势鼓吹“拐点论”，或虽然没有鼓吹却以实际的降价行动支持着“拐点论”，给本已奄奄一息的楼市以致命的一击。

　　2008年《法人》第2、3期合刊推出了《王石的阴谋与权贵资本的狂欢》，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王石“拐点论”背后的老谋深算：加速草根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的断裂，等待他们向资本大亨们割肉；第4期《法人》杂志推出《中国地产四虎有多可怕》，对地产大亨们的阴谋给予更直白的解读：地产大亨利用自身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力，从房价这个最敏感的元素入手，加速行业洗牌，以获取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上述文章一出，即掀起不小浪潮。王石们不悦可以理解，但是部分消费者也对观点极为不满，甚至将作者炮轰为中小房地产商的代言人。在他们眼里，权贵地产商和草根地产商没有区别，只有降价才是硬道理。所以他们为了最基本的住房权利与所有的地产商们展开了强悍的对峙，对峙的高峰就是购房民间自助组织——“万人购房团”的崛起。单个的消费者抱成团，平民阶层于是获得了与地产商们谈判的更大砝码。

　　“万人购房团”如真可以奏效，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剂救市良方，在“万人购房团”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法人》杂志推出了《“万人购房团”能否成为救市良方》一文，全面解析在楼市不景气、楼价依然坚挺的形势下，“万人购房团”能否成为压垮楼价的最后一根稻草。

　　尽管房地产商和消费者展开了最强悍的对峙，但是不断下挫的房价依然没有解决“价格和支付能力”这一市场的核心矛盾，交易双方或许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房地产对经济增长高达2%的贡献率，政府显然不能再忍受房地产市场的萎靡不振。所以从2008年9月至今，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购房、刺激需求的政策，其中，贷款利率下限可扩大为基准利率的0.7倍和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为20%等政策，力度超过市场预期。

　　伴随着政策的出台，楼市确实出现了一些回暖迹象， 但是2008年12月份，楼市仍旧迎来了08年8月以来连续第5个月的环比下降，此外，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还出现了自2005年7月以来的首次同步同比下降。2008年最后一期《法人》杂志刊发了《盯着楼市的眼睛累了》一文，指出救市政策没有让房市真正回暖，外在的温度没有真正驱除房市的体寒，中国的楼市还是让它自己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