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忧思

　　孙文祥

　　2009年1月28日下午5点，正月初三。

　　在江西省抚州市客运总站候车大厅拥挤的人流当中，20岁的王鹏与21岁的同乡李国民拖着简单的行囊，默默等候发往深圳的客车。

　　两人来自抚州市宜黄县农村，2008年12月，两人在温州打工的鞋厂因老板赌博倒闭，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活，不得不踏上返乡之旅。

　　“谁知道春节后会怎么样？”

　　当王鹏和李国民再次踏上打工路时，我在这天清晨搭乘1213次列车回江西崇仁县老家，开车前一个小时，很顺利地从售票窗口买到一张卧铺票。在候车人潮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董文菊：一个乖巧的小女孩，穿着从上海七浦路购买的流行服装，警惕地观望着四周。

　　20岁的董文菊，已经是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代工企业的熟练工。两年前，初中刚毕业的她，跟着村子里的老乡，来到了上海打工。春节前，董文菊所在班组内四成工人辞工返乡，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时间由每天8个小时增加到12个小时。

　　加班虽然很辛苦，但这是董文菊所渴望的，她正好可以多挣一些钱。“春节前多挣点钱买礼物，正月初五是母亲五十岁生日。”她对我说。除了母亲过生日外，董文菊回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春节后工厂的订单减少，工资会重新降回去，而且仍有失业的危险。

　　“谁知道春节后会怎么样？”20岁的董文菊心中迷茫。

　　回家自己当老板？

　　江西省崇仁县是个以务工经济为主的农业县，有7.2万人在外务工。三个月前，我曾来这儿调研全球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县劳动就业局大门两旁的宣传栏上，张贴着该县工业园区企业的招工信息。我将相机放到包里，用本地话与一位观看招工信息的青年男子搭讪。

　　这个名为王国平的小伙子显得忧心忡忡。在深圳一家知名代工厂打工的他，由于公司订单减少，他的加班费也大幅度缩水。原本每个月能拿到1900元工资，在金融风暴影响下，他连续几个月只能拿到基本底薪。

　　他告诉我：“后来每个月的工资在900元左右，除去伙食费、电话费，再和朋友到外面耍一下，根本就没有钱了。”

　　这样的状况显然和他最初南下的期望相左。经过再三考虑，他辞职并离开珠三角这个最初让他存有梦想的地方。他希望能在家乡找到一份销售的工作，他觉得会比在深圳的工作更有前途，“我还年轻，并且愿意跑动。”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出生于1988年的王国平属于新生代或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这些新一代农民工多数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辈更高。比起工资，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而且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他们对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们在外已经干了几年甚至数年，也未实现他们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实际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更新换代”，农民工中坚力量中“70后”“80后”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重。面对突如其来的失业，他们无论是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关注。

　　听家乡虫鸟的鸣叫

　　王国平告诉记者，他决定报名江西明正变电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一职。从招工信息来看，这是一家生产、销售箱变、油变、干变等的变电设备企业，也是崇仁县工业园区的重点企业。

　　这家公司提出招聘10名业务员，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200~2000元，外加业务提成。打出类似招工信息的企业有19家。

　　崇仁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章会平告诉记者，2009年县内工业园区各企业需要招工人数为1949个，希望能吸纳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前来就业。

　　今年1月13日，崇仁县召开了客商代表和务工回乡代表迎春座谈会。县委书记李晓浩在会上表示，希望返乡人员到县工业园区看一看，留在家乡，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从崇仁县城到郊区的孙坊镇，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但沿途经过的早已不是传统的乡村图景，河流已经污染或者填埋，可以看到零星散落在山坳间的耕地，触目皆是钢筋水泥铸造的新式楼房。

　　骑摩托车45分钟，我们来到罗武辉的家，房子显得十分破败，这是长期闲置造成的。实际上，一路上仍看到几户人家正在破土盖房。一位村民表示，因为2009年形势堪忧，在家长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趁着还有钱，先把房盖起来”。

　　罗武辉所在的孙坊镇是崇仁县劳务经济最发达的镇之一，全镇有7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然而2008年9月份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提前返乡。以该镇罗家村为例，全村有300多人外出打工，春节前回来了200多人，有50多人表示要重新找工作，有30多人决定先在家等等看。

　　类似于孙坊镇的中国城镇，突然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当他们身处陌生城市时，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地生活着，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

　　现在，他们要重新审视这个记忆中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