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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返乡潮纪事

  20年来最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潮,将为中国农村带来怎样的新气象?东莞—襄樊:请跟随本刊记者与一对普通农工民兄弟一起踏上漫漫回家路

  2008年12月12日,一个阳光迷蒙的南方下午,当本刊记者在熙熙攘攘的广州火车站遇到这一对兄弟时,他们为了省钱,已经从早上开始没有进食,试图用不停的相互交谈来忘掉饥饿。

中国每年有1.3亿左右这样的农村外出务工者,他们甚至都有相似的名字,普通并让人难以记住─这对兄弟,哥哥叫张军,弟弟叫张明。

  失去在东莞的工作后,兄弟俩决定提前返乡。经过简单交谈,他们同意让本刊记者与之一道同行,踏上漫漫回乡路。他们的家乡在1400多公里之外的湖北省枣阳市陈升镇罗寨大队,本刊记者和他们一样只买到了站票,83元。

  2008年10月之后,曾经沸腾的中国产业经济突然沉寂了下来。对于已经习惯10年来GDP两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此突然的逆转让整套体系都受到了猝不及防的冲击。工作的艰辛,对于支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农民工而言不算什么,真正糟糕的是,现在就连这样的低收入工作岗位都保不住了。

  很多人都是中国玩具、纺织和塑料这类行业严重低迷的牺牲品。率先感受到寒意的中国沿海地区密布的众多出口企业开始接连倒闭或停产,海关部门最近公布,在其跟踪的约3600家中国玩具出口商中,约有一半在2008年前7个月被迫退出了这一市场。坏消息看来是一个接一个。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多个部门的调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农民工提前返乡的人数已经达到近1100万之巨,接近外出农民工总量的9%。张明张军兄弟所属的湖北省劳动部门统计,年底前已有100万像他们这样的农村外出务工者非正常返乡。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怀揣着不多的金钱和破碎的梦想就此登上拥挤不堪的火车。12日16点左右,开往湖北襄樊的2174次列车开始检票。张军拖着一个大号行李箱,张明拎着一个红色编织袋,两人不断往队伍最前面挤去,通过检票口的一刹那,他们即闪电般地奔向列车,跟在后面的上千名农民工大包小裹,肩扛手提,同样飞奔而去。

  张军张明兄弟是第一批闯进7号车厢的人,他们以最快速度安置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占据了7号车厢的洗脸间。在接下来的19个小时的乏味旅程里,这里将成为他们不错的休息之所。

  定员约为1000人的列车很快塞进了至少1500人,车厢内马上变得水泄不通,秩序混乱,空气也似乎混浊起来。由于票价便宜,广州—襄樊的2174次列车是湖北无数打工族回家的最优选择,几乎称得上是“民工专列”。每年春运期间中国铁路为此所发送的人数相当于完成类似波兰这样的国家的一次整体人口迁移。

  造成这一热潮的原因可追溯至1984年,当年1月,中国开始有限制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而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地方政府启动的一系列包括户籍在内的配套政策改革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当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即突破8000万。这波离开土地的“城市化”潮流背后的推手很简单,那就是:机会。不过,“城市化”影响的不仅是城市,当新的外来务工人员挤满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留在其身后的村庄则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和空旷。

  长期以来,中国迸发的经济活力有效地缓解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如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30年来最严峻的一次低迷期的洗礼,由此引发了令人担忧的新一轮失业潮。历史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重组浪潮曾造成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使得在1998年至2001年间,每年的下岗工人数达到了700万至900万。阵痛犹新。

  失业打击的是类似张军张明这样的新一代青年农民工,他们占中国农民工总数的2/3以上,约达8300万人。很多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年轻的失业人群将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土地本来是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唯一可以依靠的资产,但事实上,那种与土地紧密依附的生活方式已经濒于死亡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不再掌握种植的技能,而且长期的城市生活已经让他们不太愿意留在农村。

  与“第一代”农民工多在建筑、餐饮、卫生等服务行业打工不同,这些年轻农民工多在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就业,除了户籍之外,已经难觅其农民身份的影子。28岁的张明个头不高,外表羸弱,他穿着白色衬衣,并不时拿出自己的新款金立手机来玩,这款手机可以摄像、发彩信、玩游戏和下载最新的MP3歌曲。兄弟俩早上从东莞出发时,丢弃了许多生活用品,各自只带了一件行李。“背着大包小包上路太丢人了。”张明说。

  16点22分,2174次列车缓缓驶出广州站。张明仍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在东莞的光荣与梦想、兴奋与无奈。从18岁离开家乡南下开始,他已经从一个木讷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家工厂的基层管理人员,10年来,这还是他第二次回家过年。窗外的南方景色迅速向后退去,他甚至并没有认真地看一眼这块可能很快将他遗忘的土地。而在前方,他们的家乡,正因为他们的归来而迎来一次变革的新契机。

  再见,东莞

  过去10年间,张明把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东莞,并在这里结婚生子。他工作的东莞塘厦镇协盛玩具厂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玩具厂,主要生产火车、汽车等仿真车,产品全部出口,远销至瑞典、美国和墨西哥等海外市场。

  2008年9月,这家工厂开始大幅减产裁员,所有的基层管理人员都被找去谈话,部分要求暂时离职,2个月后如果情况好可再回来工作,张明就是其中之一。

  离职?得到被辞退的消息,张明十分震惊。他很快意识到他为之打拼了10年的这个企业最终还是把他抛弃了。张明曾经在这里野心勃勃,并一度十分风光。

  张明所在的总装线车间共12条生产线,他管理着其中一条。由于工作努力,张明逐渐得到高管的信任,几乎每年都是优秀员工。他最辉煌的时候曾经帮助部门主管管理6条生产线,近300名员工,差不多扮演着一名中层管理人员的角色。

  张明清楚记得自己站在领奖台上对着台下上千名员工发表获奖感言的情景,这让他的自信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尽管只有初中学历,多年的工作经验已让他成为玩具生产的内行。

  然而,在全球经济衰退到来之时,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对张明来说,失去工作就意味着他必须离开东莞这个城市。彼时东莞的玩具企业如江河日下,要找到一份同样的工作太难了。

  他一直怀疑自己失去工作的原因,除了市况不好外,接近10年的工龄也是重要因素。按照中国在2008年出台的新《劳动法》,每个企业必须与工龄达到10年的员工签订长期合同,并在裁员时给予补偿。张明多次与工厂高管谈判,要求给予15个月的工资补偿,对方没有接受他提出的任何要求,只是安慰他,只要工厂恢复大规模生产,随时可以回来上班。

  这简直就是奢望。随着国际市场陷入更深的泥淖,这家玩具工厂更加难以接到订单,一个月以后,张明的妻子也从这家工厂离职了。“由于没有订单,工人放假,即使呆在那里也是浪费时间。”张明说。

  站在人声嘈杂的列车上回忆过去时光的时候,张明没有流露出伤感。越来越明显的失业潮让他对自己的遭遇逐渐释然。

  他不止一次回忆起10年前第一次来到广东打工的情形。1998年初中毕业两年后,张明执意要到南方闯荡。当时家中十分贫困,靠着借邻居家粮食然后变卖,才凑足去广州的费用。那一天,寒风刺骨,张明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几乎一无所有、一无所知地登上了开往珠三角的列车。

  在同乡的介绍下,张明来到协盛玩具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全厂只有500人,而到2008年时已发展到2000人。他最喜欢对别人讲述这家工厂老板的传奇故事,这成为激励张明在珠三角落地生根并有朝一日独自创业的兴奋剂。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词是“人性化管理”,认为自己洞悉了管理的本质,并在生产线上展开实践。

  东莞塘厦镇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本地人口4万,外来人口高达50万。在住集体宿舍时,张和同伴们每个人床下都藏着一把砍刀,他曾参与过一场械斗,自己侥幸逃脱,而同伴则被抓进了派出所。“别看我外表有点弱,但社会经验和胆量却比我哥大很多。”张明说。

  他很快学会了抽烟,开始的时候一周一包,后来两天一包,每顿饭后必须抽一支,每个月他的手机费和烟钱至少200元,这使得2000元的月收入总是所剩无几。他喜欢上了玩牌,每玩必赌,有一次一局就赢了1000元。上网、蹦迪、购物、谈恋爱,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慢慢淹没了张明,他就在这个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冲突的南方城市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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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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