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张培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于1913年7月30日生于湖北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0年初,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34年6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张培刚旋即被选送至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农村和中国粮食等问题的研究。

期间,有多部较有分量的著作和论文发表。1940年,张培刚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留学生工商管理科。1941年9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就读,并于一年后转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学位。1943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于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它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并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上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合理的观点,张培刚也因此而获得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赞誉。获得博士学位后,张培刚于1946年8月回国,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1948年1月受聘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1949年2月,再次回国,仍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培刚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并代理法学院院长。1951年秋至次年夏在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3年调华中工学院任建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之后,由于一系列原因,张培刚远离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长达30年之久。1978年改革开放后,张培刚重回学术舞台。1978年5月,被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编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1981年任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84年,论文中文版面世,其农业国工业化思想备受国内经济学同行推崇。1986年,与厉以宁合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并针对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悲观论调作出回应,撰写《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一文,提出要建立研究范围更广、研究方法更适的新发展经济学,掀起新一轮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潮。

　　1979年以来,张培刚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以及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和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

　　《农业与工业化》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张培刚在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所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亦即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理论,是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和关键。在该书中,张培刚对农业国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个崭新而重大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自洽的理论。具体如下:

　　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张培刚认为,虽则农业国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业之发展对工业化启动起着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在第二章中,张培刚详细分析了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一,农业是粮食供给的主要来源;二,农业是工业原料供给的来源;三、一定阶段,农业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四、农民作为买者和卖者对于工业生产市场的扩大起着重要作用;五、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000061,股吧)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存对于工业资本的积累而言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张培刚认为,农业对工业化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基于此,他认为,农业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五种贡献”理论比后来库兹涅茨所提出的类似理论要早16年,比其他经济学家则更要早。

　　独特而全面的“工业化”定义。在《农业与工业化》第三章,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里,张培刚从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的角度定义“工业化”。与其他学者从工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经济比重上升过程来定义工业化不同,张培刚的定义既可表明近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变化,又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和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通常那种把“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忽视甚至牺牲农业的做法。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迈耶在其著作中关于“工业化”的观点,与张培刚40多年前的理论极为接近。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先导作用以及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张培刚认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如交通运输、动力工业等,在工业化中起着“先行官”作用。而且,在张培刚看来,诸如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管理才能以及生产技术等因素,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而资源、人口等因素在一定阶段则会成为工业化的限制因素。至于社会制度,张培刚认为其既可能为发动因素,也可能为限制因素,这取决于多种条件。鉴于社会制度各异,难以具体分析,不具体论述社会制度因素的属性大大拓宽张培刚当时的分析和论点的应用范围。

　　关于工业化的程序、阶段和速度。张培刚将演进的工业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1）消费品工业占优势;（2）资本品工业的相对增加;（3）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平衡,而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地位的趋势。张培刚指出,农业国工业化这一历史转变的基本标志就在于由消费品工业占优转变为资本品占优。他还指出这种转变是逐渐达到的。关于一国工业化的速度,张培刚认为,通常而言,较后阶段进入工业化进程、政府发动工业化、工业化进程中着重资本品生产、利用到外资的国家的工业化速度要分别快于较早阶段进入工业化进程、由私人发动的工业化、工业化初始着重消费品生产、只靠自己积累的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速度。

　　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第四章中,张培刚分析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相互影响,但工业发展对农业改革影响更大,工业发展从技术和组织两方面成为农业改良的必要条件;二,当工业化渐趋成熟时,市场规律下,必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如收入的提高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进而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和农耕技术的提高,农业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会增加,但增加速度不及工业增长速度快。因为一方面土地供给趋于减少,同时农业受气候和生物学规律的制约。第五章关于工业化对生于劳动力的影响,张培刚总结道,伴随工业化的进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将会继城乡手工业者之后转移到城市和其它行业。

　　关于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在书的最后一章,张培刚分析了农业国的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他把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视为农业国工业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张培刚根据实际数据,认为中国有必要吸引外资。张培刚还认为,吸引外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在于借款国政治的稳定和工业发展的前景。在吸引外资的措施上,应消除对于国家贸易和金融的障碍。不过,相对工业品,农产品总是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根源于对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深切的了解。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耕方式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寻找出路。而且这种思想感情与日俱增。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形成是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积累的结果。也因此,几十年来,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张培刚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先行官”作用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我国自解放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虽有所认识,但在实际上仍然重视不够。甚至一度还忽视了能源、交通对启动和促进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抑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瓶颈”问题和难关,并严重限制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决策者在系统非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对张培刚思想的接触中以及在经济发展实践中逐渐积累起经验,提高了认识,确定把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演进程序的科学概括,对于我国正确认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以及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我国解放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走的是重工业（资本品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其结果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重工业由于缺乏最终消费品市场也难以进一步发展,致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就违背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新回头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从而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就业。90年代以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出现我国重工业的生产部快于轻工业的生产、重工业比重又重新高于轻工业比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因此,我们应顺应产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以促其健康发展。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为我国农业和工业的相应发展发展提供最为明确的向导。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对工业而言具有着“五大贡献”,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启动器和助推器,是“工业机器”运转的“燃料”。至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规律作用下,农业生产结构将相应调整,且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这样,工业就应该适时“反哺”农业。解放前,我国大力发展工业,虽然没有忽视农业,但农业几乎完全是为工业发展服务。农业剩余被完全用于发展工业。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已初步进入中、高级阶段,农业发展仍然相对极为缓慢。现代工业如何帮助发展新型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已成为近年来最为热门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并引起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在生产结构上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倾斜,均反映了张培刚“先农业支持工业,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的独特而全面的定义以及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的阐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工业化不仅包括传统工业的现代化,还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继城乡手工业者后终为工业部门所吸收。但考虑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平原不多以及人口众多和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廉价,这就导致一方面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十分困难,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必然更加缓慢和艰难。张培刚60多年前的论断,至今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当今,我国面临着严峻“三农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农业发展的境况,张培刚的理论仍将发挥指导性作用。

　　最后,值得提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吸引外资和实行对外贸易正是对张培刚贸易理论某种程度上的践行。当然,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远非文中列举的这几点,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张培刚的经世济民梦

　　1947年,当张培刚获知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金,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并非因为获奖本身高兴,而是由于他为中华民族之不逊于任何民族而深感自豪。

　　自幼家境贫寒,参与农活的张培刚深感中国农村的凋零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几年中,张培刚的足迹遍及近半个中国,多年的深入农村实地调研,令张培刚深深同情中国的农民,并开始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博士论文,正是其立足中国,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系统回答。正如张培刚自己总结的,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的。

　　哈佛毕业后,张培刚两度回国。他说:“我那时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张培刚远离了学术舞台,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爱国的赤字之心和经世济民的梦想,丝毫没有改变。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啊!对回国这半个世纪,我并不后悔。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我的人生感悟,关键在于,'需有所作为’。”这里的“有所作为”就是指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是张培刚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有一系列主题始终围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问世。特别是,由张培刚倡导并推动建立的新发展经济学进一步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前社会主义国家等。当然,中国仍是特别研究对象,因为张培刚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除自己在学术上的辛勤耕耘外,张培刚在培养弟子上也是不遗余力。如今,张培刚的弟子遍布海内外,俱已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精英。从国家最高智囊团的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学术研究前沿的著名院校,再到经济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皆可看到张培刚弟子的足迹。张培刚常言,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一辈的。而张培刚对下一代经济学者的关心和期许也总是溢于言表。

　　为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培刚以及张培刚的弟子等共同出资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按照张培刚的意愿,同时为纪念张培刚博士论文获得“大卫威尔士奖”60年,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已于2006年颁奖。首届获奖者为何炼成、林毅夫和史晋川等3为经济学家。第二届发展经济学奖将于2009年2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