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发展经济学帮助我们应对当前金融危机

　　2009年2月8日,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主题“农业国工业化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对当前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此次颁奖典礼和论坛，既是关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发展的理论。以下是论坛的精彩报道。　　

吴敬琏 全国政协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谢谢主席。我的题目很大，我想讲的基本意思就是发展经济学帮助我们应对挑战。大家都很熟悉凯恩斯在通文里面的一段话。实践家们往往能够超出理论上的分析，但是他们往往实际上变成了比较经济学家的奴隶。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他对于我们分析现实、制订政策和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经济学思想，都会对我们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人们可以设想自己摆脱了经济学思想的束缚，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对于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我想是逐步深化的。我们这些人虽然说不上是政治家，但是也像凯恩斯讲的政治家一样，自以为已经掌握事情的规律。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去学习。

　　在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是国民经济处于非常严峻的状态之下。人们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也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有幸，张培刚教授受我们所长的邀请，到研究所来编政治经济学辞典。我们正好和发展经济学的大师在一个研究所朝夕相处，趁此机会，向他做了很多请教。我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我们的交流很频繁，政治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他请教了张培刚教授，他在我们青年的沙龙里面做了一次经济学的报告，使我们大受启发。这跟当时国家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两次调整国民经济，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同仁们，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财经委员会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里面有好几个组，其中一个叫结构组。这样一些理论上的成果对于当时考虑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所谓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就是改正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上出现的偏差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在七十年代末和81年两次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恢复农业，发展轻工业和发展商业，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非常皮毛的。从张培刚教授发表他的奠基性的论文，到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发展经济学的很多新的发展，我们都来不及消化，但是已经显示出这门科学的力量。可是因为我们在理论支撑不够，所以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调整只是纠正了一些发展路径的错误上造成的后果，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常识的问题。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老毛病又来了。投资率从78年以后到了30%以上，两次调整以后，降到了20%左右。83、84年又上去了。95年制订九五计划的时候，张培刚教授所倡导的新发展经济学，以及对国外成果的吸收就有了进一步的运用。在制订九五计划的时候，发展经济学这一门学问里面的经济学家对于怎么改变增长方式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所以在九五计划里面规定了两个根本转变。这个问题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以至于在制订十一五计划以前，有一次发展经济学的大讨论。从实践的要求来说，为了给十一五计划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在03、04、05三年，爆发了一次环绕发展经济学进行的大讨论。所以在十一五计划里面，因为有了这个理论上的大讨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十一五规划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转变发展方式的理论一直到具体措施，都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入。虽然十一五规划的执行上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看起来追根溯源还是在于发展经济学有关问题讨论的成果没有能够得到很深入的剖析。

　　今天开会以前，有很多媒体做了采访，从采访提的问题可以看到，我们发展经济学现在已有成果的普及，包括在学界的普及，还有待努力。因为涉及到很多发展经济学的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澄清。要对具体措施或者经济具体发展状况提出意见，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我们碰到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是世界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我们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置身事外。

　　但是我最近经常想，我们发展经济学在面对金融危机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应该说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现在分析当前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普遍使用的分析理论的框架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经济分析。所谓三支柱的说法，所谓的增长三个支柱，投资、出口、消费，这很明显是脱胎于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分析从需求方面讲的四个要素，略掉了一个要素。我想这是必要的。但是长期的分析是不能不要的。长期的分析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框架呢？我觉得不一定。长期的分析还是要用发展经济学理论。

　　首先就是双路，不管提高是外线的还是内线的。这个分析框架对于长期来说是更加重要。在投入和效率提高两种因素之间，我们如何能够提高效率、提高余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运用这个框架来分析我们当前的状况。用政策的语言说，就是如何从靠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到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效率提高又要靠哪些渠道来提高效率？而这些渠道之所以能够畅通，又归因于改革。这样，短期的对应措施和长期的对应措施，双管齐下，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就意味着我们发展经济学要对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克服我们的困难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