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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可能是被统计所夸大

  2009年2月8日,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主题“农业国工业化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对当前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此次颁奖典礼和论坛,既是关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发展的理论。以下是论坛的精彩报道。

  蔡昉: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 昉: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 昉: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谢谢主席,大家早上好。我这个题目再念一遍,经济事实是关于一致性的故事。我想先讲讲为什么提这样一个题目。因为我们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研究,特别是做劳动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时候,通常会遇到统计问题,统计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不同的评价,有一个评论我觉得是最贴近的,也就是说世界银行有两个学者写过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的名字就是叫《当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这篇文章是积极的,他去尝试着解决中国统计中的一些问题,因此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硬要引申可能会先出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说你的统计不能解说你的改革成就,你的改革成就是从什么来证明的呢?你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改革成就和发展成就的?

  这个看上去是一个悖论,当然这不是原作者的意思,是我引出来的。

所以第一,我们回答这个悖论,第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我想我们不从经济学的某些教条去选一个词,我们选中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你只有有一致性的东西才可能改革经济事实,而不是经济表相。

  同时一致性我再做两点说明,第一个它的特点,就是说我们众所周知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需要用一致性来检验;再一个,我们描述一个经济事实最基本的要求也应该是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或者和它发生的一切的变化,所有的故事都应该在一个特定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特定的社会经济生态里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使得你的事实非得是一致性的,否则你一定是背离了你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因此我们理解经济事实应该从事实出发,从一致性来检验,而不是从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来评价。

  我主要还是举劳动经济学里边讨论的一些问题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的统计有问题,因此人们也就从统计和自己的直观判断中,或者从自己关于一致性的理解中发现很多疑惑,我归纳了很多很多的疑惑,我们举几个外国学者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主要是对中国的农业就业,他认为你关于农业还有多少人在就业,这个比例他觉得值得怀疑,包括刚才刘遵义教授说还有40%的务农人口,我想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人,他早在2000年就提出这个观念。再比如说另外一个人,他提出因为你的就业没有增长,因此他怀疑中国的就业增长,因此怀疑当时的GDP增长。我想这也是一个疑惑。

  最近我们看了一本书,有一个序言,那个里边是讲中国实现了一个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同时又就业扩大这么一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它同时实现了,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回答,因为如果你不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事实,不能够正确的使用中国的统计,可能这些东西都成为矛盾的现象。这是我们看到的。

  因此我想我从关于就业的问题出发,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中国的就业?我们现在担心这次刺激经济计划以后会不会形成一个没有就业的增长?我想首先我认为不太可能,如果真出现了,也不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事件重复,因为那一次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带来了就业的扩大,人们没有认识到就业是在统计数字上没有闹清楚,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就业统计是基于计划经济情况下,按照单位来计算的,报表制度。我们现在是有两个来源,一类叫做报表制度,相关的领域变化越大,改革发生的越多,结构变化的越多,发展越快,这个数据就和现实有更大的差距;还有一类数据是来自于以住户调查委基础,抽样的,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更加反映真实的东西,但是这类的统计相对较少,而且我们因为有的时候认为它的抽样规模比较小,有的时候担心没有代表性,有些数据还没有公布。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了这几类数据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一致性检验就发现,九十年代后期即使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冲击,当时是巨大的就业冲击,下岗失业高达几千万,即使在那个之后中国的就业增长也是非常快的,但是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国有企业,而是有越来越多的非公有经济,而且甚至还有哪个部类都加入不进去的非正规就业,而非正规就业高达30%多。如果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发现就业是增长了。

  接下来就有一个一致性的问题,就业增长以后有什么结果呢?让那些普通劳动者增加了收入,包括民工,我们有1.4亿的民工,包括城市的职工,包括那些再就业的,包括新生长出来的劳动群体,他们的劳动收入增加了,劳动收入增加了以后它就使我们又去怀疑我们是劳动份额、劳动报酬份额占GDP比例下降了吗?下降得如此快是不是合理?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值得去深究的,因为我们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城镇就业,还不包括农民工,城镇人口的就业就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纳入正规的统计,他们的工资我们看到的平均工资都没有包括他们的工资,如果把他们加进来以后,我们的平均工资会降低,因为他们是非正规就业,但是工资总额会提高,工资总额提高占GDP的份额很可能就会提高。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我们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有人说这是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他为什么要进城?因为他想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近几年出现农民荒,因此他们收入增长更快。但是我们也知道城乡收入差距看上去还在不断扩大,这又是一个矛盾,为什么扩大?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根本性降低的这个方面作用是有限的,最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经历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农民工的状态改善这么快,结果城乡收入还在扩大,不合理,为什么呢?我们的统计又出问题了,我们有农村住户统计,他只统计常住人口,我们有城市住户统计,他统计的基本上主要是户籍人口,因此改善了的农民恰恰没有在统计之内,或者说完全没有被统计所覆盖,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很可能也被夸大了。

  我们也知道我们计算基尼系数的时候,基尼系数你要分解它,实际上它包括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占了我们基尼系数的50%到60%,如果我们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继续扩大,那么我们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也许不像我们现在想像得那么大。这些我想都是通过一致性推出来的东西,同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判断,我们就业增长这么快,经济结构变化如此之快,我们农村还存在着1.5亿、2亿的剩余劳动力吗?中国还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吗?我想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没有消失,但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我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也就是我这个得奖文章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通过一致性来检验,当然了,不是说就不去做这些艰苦的数据工作,应该说我刚才提的这几个观点距离完全的检验还有很长的距离。

  同时我想也有一些批评,有很多人不同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好多种,我总结了几条,我想有一个是挺有意义的,有一次吴敬琏老师主持了一个会,东亚经济协会,有一位美国来的教授叫巴苏,他很客气地批评我说,他没说不喜欢我,他说他喜欢什么?他说我非常喜欢那些对政策进行抱怨的人,因为在这些抱怨当中就会产生一些改变,一些改善,也就是说我通过一致性否定了劳动力就业有增长,否定了收入分配继续扩大可能过于乐观,不容易带来转变。我想我是这样看的,主要来说,在持批评态度的情况下我们固然可以把问题强调的更加严重,实际上想游说政府,但是如果他不是真实的东西,一致性上有欠缺的话,或者说不反映事物的真相,我们就没法获得真正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建议,有效信息。

  比如说我们把就业压力和收入差距说的很大,结果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这个逻辑链的话,比如说劳动力市场推动就业面的扩大,特别是惠农政策和惠及农民工政策的帮助下,必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这个逻辑你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我们可以说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我们可以强调政府还要继续加大再分配力度,但是我们也知道再分配力度是有条件的,有政府的能力。如果我们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越来越出,很自然我们还是以扩大就业,或者说推动经济保增长,保直接有利于就业的经济增长。最后通过一致的关系可以解决尽可能多的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谢谢!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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