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福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有待提高

　　2009年2月8日,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主题“农业国工业化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对当前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此次颁奖典礼和论坛，既是关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发展的理论。以下是论坛的精彩报道。

　　主持人：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方福前演讲。

　

方福前：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方福前：经济的发展是波动的，要克服波动，使它平稳、较快的增长，宏观调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宏观调控中，宏观经济政策又是一个主要的方面。所以我讲的这个问题和经济类的主题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从98年和08年这两次大的波动对我们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我们政策的反应来谈这个问题。一次是1998年，我们遭遇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受影响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一个是经济增长。

　　到98年，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

98年1季度，我们的出口增长很快，但是到4季度，就下下来了。我们的政策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政策调整的实质又如何呢？这是1998年3月5号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说。关于9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第三条，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第一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一个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我们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政策还坚持两个从紧。我们认为这是政策对经济形势的反应明显的不及时，或者说滞后。这种政策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被改变了。

　　首先是在7月份，政府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正式实施这个政策是在1998年8月底，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方案。

　　从97年7月泰铢危机爆发，到1998年8月我国正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迟滞13个月。看08年。我们当然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学术界是有争议，但是我认为是2月份和3月份。07年2月份在美国的次贷市场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次贷危机到07年3月份，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有了明显的反应。那就是股市大跌。发达国家的反应是5、6个月的时间。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看出口和经济增长，出口是从08年4月份开始，我们的出口增长一直低于上年同期的水平。粗的黑线是08年月度的出口增长，上面细线是07年出口月度增长。从4月份开始，每个月的出口都低于上一年的同期。也就是说，次贷危机从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出口有明显的影响。对GDP的影响大家都比较清楚。去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9%，由原来的两位数降为一位数。政府的政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08年3月5号，08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第一条：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第二条：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我们政策的宏观调控是从去年的11月5号才开始启动。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制订了后来我们称之为国十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条措施。从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时滞21个月。美国次贷危机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到我们采取政策调整的时间间隔是7个月。98年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到我们作出政策调整，是9个月。这一次比上一次缩短了两个月。但是我们政策的反应时间还是偏长。一般认为，政策反应包括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小于或等于6个月是比较正常的。大家说这一次才晚了一个月，你要知道这一个月要死多少企业。

　　这也说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还有待改善和提高。

　　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时滞过长。客观原因是认识经济冲击和经济衰退有一个过程。无论是深度还是原因都有过程。认识清楚了，决策也有一个过程，这是客观的。但是也有主观的，一个是过去我们政策多变，经常受到批评。所以我们9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注重政策的延续性。这两次调整，我们都强调政策要延续。这两次的政策为什么中央在98年坚持两个从紧，在08年还强调稳健的财政政策和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政策部门愿意报喜不愿意报忧。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看出了经济形势的变化， 需要政策进行调整。但是我们的政策研究部门不大敢在领导面前提这样的观点。

　　第三个问题，如何缩短政策时滞。

　　第一，深化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我们还是市场经济的学生，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到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还比较浅显。前些年听到我们一些管理层的人说，我们有了驾驭市场管理的能力。这话说大了。实际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初步的。

　　第二，政府决策部门要多听官方和非官方的意见。比如说独立的经济学家。在去年11月份国务院颁布了国十条，我记得去年11月初，我们在中央党校开一个美国经济危机的学术研讨会，我在那个会上已经提出了我们的政策要实时的调整，要从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当然我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说这个话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看得比我还远，比我还深。他们可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个建议如果能够及时的反馈给决策者，我认为可以减少决策的时滞。

　　第三，设立非官方的、组成人员定期更换的经济政策咨询机构。类似于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官员俱乐部，不是学者俱乐部。里面的独立经济学家只有一个人，大多数都是官员。这种政策委员会可能还要和官方保持一致。所以他往往不敢在领导人之前发表一些看法和提出一些独立的观点。

　　第四，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商制度和协调机制。这样会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会有更加平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