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比“４万亿”更强劲的动力

　　寻找比“４万亿”更强劲的动力

　　２月５日，两份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方案草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公布，同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舆论认为，《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将填补农民工群体养老保障的空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则有望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令退休养老权不受地域所限。

　　上周末，《华夏时报》披露，国家财政部正在酝酿个人所得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改革规模可能比增值税改革大十倍”。此前，１月２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改革举措密集出台，成为“４万亿”财政直接投资后，中国应对宏观经济突变的最新“动作”。发掘“改革红利”成为越来越多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寄托。

　　最新出版的《财经》杂志用“决断之年”概括对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思考。该杂志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急需加快对内开放的大决断。加快对内开放，意味着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意味着放松乃至放开对资本投入品的价格管制；意味着进一步解除垄断，对各种性质的投资资本平等开放准入。中国仍有以改革挖掘制度红利的空间，这足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新动力。”

　　与诸多专家学者的观点一样，《财经》认为中国经济前些年的飞跃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大决断。该杂志指出，“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当时反对开放的各种部门利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与今天无异；但危机推动决策者超越蜗角纷争，作出有风险但必需的大决断，奠定了中国后来十年的发展之轨：惊人的生产潜能得以在全球体系中释放，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近日撰文称“当前的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更需要邓小平理论。”“改革和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许小年认为，３０年前，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形势比今天严重得多。邓小平的办法是及时启动改革和开放，释放需求，增加供给，繁荣经济。“改革者毅然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积弊已久的‘大锅饭’制度，并推进城市经济改革，开拓了工业品市场，刺激了衣、住、行的需求。当时，民营经济初步兴起，民间投资活跃。”

　　许小年认为，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不是需求不足。“潜在的需求巨大，特别是对服务的需求，但这些需求被僵化的体制所抑制和束缚。”扩张性财政政策固然有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改革，将需求从落后体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充分发挥民众的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北大教授周其仁近日发表题为《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的评论。他主张“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许小年认为，诸多领域的改革都能为中国经济创造“制度红利”。比如，金融服务业要发展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贷款机构，让“地下钱庄”合法化；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解决政府“与民争地”的问题；重塑财政体系，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税种和税收分成，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力度。周其仁则认为，理顺资源、汇率、利率等价格，让价格更好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破除垄断、大幅度减税、解放投融资体制束缚均为当前改革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