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开启中国消费狂欢时代？

　　按说金融危机来了，大家应该勒紧裤带过日子。可是，我们家却不是这样。前两天，我们都换了新手机，花掉几千元。原来的手机其实都还能正常使用，只是用了好几年了，也该“退休”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打算为响应“拉动内需”的号召，继续贡献力量——再买一台大屏幕的液晶电视。

　　之所以这样唠叨自家的消费流水账，是因为在金融危机的“风声鹤唳”下，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多了。分不清商家打折是无奈之举，还是消费骗局，但眼前一片眼花缭乱的降价，确实“勾引”着我们的消费欲望。怎么说，逢低买进也不是个错误。

　　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消费者，推高了全国各地各类市场的销售数据，从城市到乡村，从百货、餐饮到旅游。仅以上海为例，春节黄金周期间，上海市３８９家大中型商业企业４０００多家网点共实现零售额４２．７２亿元，平均日销创１０年来新高，同比增长８．４％。其他城市的统计数据也是一片红火。

　　一边是寒冷的金融危机，一边是拥堵的消费人流，我们不禁疑惑，这是“最后的疯狂”？

　　是不是“最后的疯狂”不能确定， “最初的疯狂”倒是很贴切。笔者的成长、生活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历程相吻合，记忆中，从没有一个时间段像今年春节一样举国狂热消费。

　　经过３０年发展，中国今非昔比，消费早就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成为价值观的一部分。为什么要买新手机、新电视？旧的坏了，不能用了吗？不是。换一个贵一点、好一点的手机，换一个大屏幕的液晶电视，跟上潮流，提高生活质量。

　　在这里，消费并非为了满足需求（ｎｅｅｄｓ），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社会不断创造出来的欲望（ｗａｎｔｓ）。购买商品不是为了获得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在一种文化中所代表的意义和幻象（例如购买某种商品，代表地位、品位、见识更高，代表生活质量改善）。这就是西方社会主流的消费主义文化。

　　３０年来，这种文化伴随着西方商品、技术等的引入，悄悄地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扩散，逐渐地、无声无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然而，如果不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恶化，消费主义文化对国人影响的体现不会像今年春节黄金周那样，成为整个群体集中性的、狂欢式的表演。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变，大众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在人们心中至少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这次危机形势严峻，未来不容乐观；二是促进消费是走出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从第一个共识出发，人们应该勒紧裤带度日；从第二个共识出发，则恰恰相反，应该大把花钱，至少要和以往一样消费，否则，情况会更糟。

　　尽管危机确实严重，中国也受到不少影响，但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地减少，消费能力与以前相比没什么降低。而第二个共识却告诉人们，现在消费，不仅能提高地位、品位、见识，改善生活质量，而且还能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走出危机。换句话说，现在消费，不仅能获得以往消费时所能得到的意义和幻象，同时，还能获得道义上的正当性和高尚性。那么，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如果说，这次危机暴露了西方社会主流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致命缺陷，那么，它却给了其主流文化模式——消费主义文化一个展示自己强大力量的机会。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将因这次金融危机衰微，那么，消费主义文化却在另一个舞台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今年春节黄金周的举国消费狂欢就是最好的例证。

　　值得玩味的是，假如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金融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那么，消费主义文化是否能够成为化解危机的一味解药？

　　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质量。但是为什么购买某种价格更加昂贵的商品，就能代表地位、品位、见识的提高，就能代表生活质量的改善？消费主义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让人们以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本来”就是如此，全然忘记了质疑其合法性。但事实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因此，即使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过强劲的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将全世界从金融危机的泥沼中拖出来，那又怎样？谁能保证下一次金融危机不在未来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