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半小时：工作难寻 农民工滞留深圳

　　

    金融危机以前，深圳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每季度求职缺口约40万人左右，平均1个求职者对应1.28个工作岗位，但从去年第4季度开始，深圳就业开始出现拐点，平均1个求职者对应只有0.94个岗位，今年1月份，这一数字又变成了0.79，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求职者中间，就有一个没有工作，招工难变成了找工难。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沿海地区很多出口加工企业减产、停产、倒闭，直接导致对农民工的需求急剧下降，今年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如果再加上每年新加入到打工队伍的农民，这个数字将会更高。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则提议，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联动，尽可能减少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在输入地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在输出地则提供更好的回乡创业条件。

   （主编：马洪涛 记者：袁柏欣 摄像：刘勋）

　　春节刚过，又到了农民工外出找工作的时候，然而，今年对全国1.3亿农民工来说显得有些格外不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沿海地区很多出口加工企业减产、停产、倒闭，直接导致对农民工的需求急剧下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在前不久透露，今年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如果再加上每年新加入到打工队伍的农民，这个数字将会更高，怎样帮助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度过经济寒冬？《经济半小时》派出六路记者，分别到深圳、东莞、昆山、萧山、河南、四川进行了调查。

今天，我们先去看看深圳的情况。

　　招工难变成了找工难

　　2月11号，在深圳街头，记者结识了两位正在找工作的年轻农民工，矮一些的叫肖方云，高一些的叫李美锐，两人是远房亲戚，都来自于重庆市奉节县，肖方云说，为了找工作，他们在深圳已经奔波了一个星期。

　　农民工肖方云：“我这几天转了三十几个厂，一个厂都没有招我的。”

　　工作真的那么难找么，记者随同他们展开了调查，上午八点多钟，两位年轻人来到了住地附近的一家工厂，这里正在招保安，李美锐进到厂区里后，很快又出来了。

　　农民工李美锐：“他说他们这里已经招满了，要到沙井那边去工作。”

　　记者：“那你们去不去？”

　　农民工李美锐：“那边太远了（不能去）。”

　　两人离开这家工厂，继续向前走，李美锐告诉记者，他听老乡说，前面有家工厂招工，他们要去那碰碰运气，不过两人到工厂后才发现，门口贴的招聘广告已经被换掉了。

　　李美锐：“不要男的，只要女的。”

　　虽然连续碰壁，但从两人的表情上却看不出有丝毫沮丧，沿着马路，李美锐和肖方云继续朝前走，李美锐告诉记者，他们这两天一直在这一带转悠，已经被拒绝几十次了，在附近找不到就朝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去，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离开太远。

　　李美锐：“如果你走远了，你才来这个地方，又不知道地方，你谁知道地方（哪是哪），路都找不着。”

　　肖方云：“人生地不熟的，有一点困难。”

　　对于李美锐和肖方云来说，能不能找到工作完全取决于运气，而今天的运气看起来仍然一般。又走了一会，一家工厂门口的人群吸引了两人的目光，门口的招聘广告显示，这里需要大量员工，这些人都是来等待应聘的，李美锐和肖方云决定也试试看，过了半个小时，人群开始陆续进入厂内，两人也挤了进去，不过同样很快又挤了出来。

　　肖方云：“保安那里就是说普工招满了。”

　　记者：“你们只能应聘普工。”

　　肖方云：“技术工这些活我们干不了。”

　　李美锐和肖方云告诉记者，他们俩没有任何技术，只能做最普通的操作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普工，沿着马路，两人继续漫无目地的向前走着，这时，路边的一块招聘广告牌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提议两人去招聘会试试，不过李美锐和肖方云说，他们头一天刚刚上过一次当。

　　肖方云：“那是我们到好万年（市场）去买东西，他就说他那里招工就叫我们跟着去，结果去了，他就拿表给你填，我就填了，填了他就说交十块，交十块他说，我这就帮你联系，你等个一两分钟，我就等了，等了一两分钟了他联系了又说，要交一百五十块钱，这下把我吓到了，我就没有干了，我说我考虑一下再说吧就走了，我第二天再去的话他门就关了。”

　　这就是他们俩头一天交钱的地方，如今已是人去楼空，李美锐和肖方云白白损失了20块钱，不过最终在记者的建议下，两人还是在几经打听后，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劳动力市场，这是个很正规的中介机构，但在市场转了一会后，两人又碰到了一个难题。

　　劳动力市场工作人员：“收费的，按标准收费，介绍费150（两个月），要什么样的厂，今天下午就要送去一批。”

　　在用家乡话商量了一会后，两人还是决定放弃。

　　肖方云：“时间太久了吧，她说两个月保证找到工作，我等两个月那岂不是要饿坏了。”

　　肖方云说，两人是2月2号从家里出来的，当时每人带了800元钱，路费花了500多元，来深圳一个星期了，每天住宿、吃饭都要花钱，现在自己身上这30多元钱是两人全部的财产，快到中午了，两人回到了暂住地李美锐的叔叔家，为了省钱，他们每天都是回到这里吃饭，这也是一天中两人吃的第一顿饭，因为记者的到来，他们还专门多做了一个菜。

　　李美锐的叔叔李均圣：“成本十几块钱吧，这个是十六块，这个是十三块。”

　　记者：“如果是在外面吃呢？”

　　李均圣：“在外面吃的话五十块钱你都吃不到这一盘。”

　　李美锐的叔叔也是在深圳打工，目前同样没有工作，吃过饭后，李美锐和肖方云又要接着去找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未来是一片茫然。

　　记者：“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肖方云：“那就只好回家，回家种田了。”

　　低学历、无技术的男性农民工成为最难找工作的群体

　　两位重庆籍农民工李美锐和肖方云，在深圳跑了一个星期，找了几十家企业，也没找到一份工作，往年他们来深圳打工从来没这么难，经常头一天到，第二天就能上班，今年深圳的工作怎么这么难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深圳市发布的数字，金融危机以前，深圳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每季度求职缺口约40万人左右，平均1个求职者对应1.28个工作岗位。但从去年第 4季度开始，就业开始出现拐点，平均1个求职者对应只有0.94个岗位，今年1月份，这一数字又变成了0点79，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求职者中间，就有一个没有工作，招工难变成了找工难。深受这场变局震动的，不止是李美锐和肖方云，深圳最大的劳务派遣公司董事长、素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张全收，现在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好，没问题的，三十个也给你，工资你就这样了，吃住都是你的了。”

　　这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张全收告诉记者，他现在每天都处于严重的焦虑之中。

　　张全收：“每天晚上都是一两点才睡觉，安抚这些工人，来了怎么样住，怎么样吃，每天都来了几百人，甚至多的上千。”

　　张全收从事的是劳务派遣工作，也就是说，将农民工接收后进行培训，再分别派遣到各用工单位，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农民工没有工作待工期间，由公司负责提供食宿，发放工资，然而春节过后，到公司来求职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可安置的岗位却明显减少。

　　张全收：“原来我们合作，常年流动合作一百多家，正常的合作二三十家，那今年只剩十家八家了。”

　　到记者采访时，全顺人力公司已安排了三千多人上岗，还有将近两千人找不到工作，为了安顿这些农民工，公司租下了两栋大楼，由于人员增加太快，床铺不够用，许多人只能临时睡在地上，每天仅吃饭就要花费上万元，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民工络绎不绝地从家乡赶来。

　　记者：“工作有没有着落？”

　　赴深圳务工人员：“不知道呢。”

　　记者：“你们心里有底么？”

　　赴深圳务工人员：“没有。”

　　张全收告诉记者，如果敞开招工，这个大院里的人员会迅速增加到上万人，单凭他们公司的力量根本无法安置，并且即使是眼下这些人员，由于场地和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进行最基本的培训。

　　张全收：“如果政府有空闲的地方给我们提供，我们先安置下来住、吃，政策能给倾斜一下，支持一下，那我的干劲就更大了，我就有勇气，再有个三万、两万、五万人，我就敢把他接下来。”

　　由于财力有限，全顺公司目前只能安顿2000多名尚未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还有更多的农民工依然处于盲目流动的状态。来自广东省劳动部门的数字说，预计一季度全省制造业总体用工需求下降5%，另一方面，今年春节过后进入广东的农民工中，约有260万人无明确就业目标。而在他们中间，像李美锐和肖方云这种低学历、无技术的男性农民工又成为最难找工作的群体。

　　在采访中，李美锐和肖方云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来到深圳，是因为有亲属在深圳打工，虽然这些亲属现在也处于失业当中。

　　记者：“你们出来之前，心里有没有底，能不能找到工作？”

　　农民工李美锐：“那没有。”

　　农民工肖方云：“反正出来的时候想着，这里找不到肯定那里也能找到，就到处转吧，结果出来什么结果都没有。”

　　记者：“你们出来之前有没有在当地，从哪得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哪个地方工作可能会好找，需要哪些人。”

　　肖方云：“没有。”

　　李美锐的叔叔告诉记者，他当初来深圳也是因为有老乡在这里。

　　李美锐的叔叔李均圣：“包括我自己在这混了这么多年，都是碰运气。”

　　李美锐这一家当中，最多的已经在外打工十几年，最少的也有五六年，虽然在外打工多年，但他们依然是除了亲戚、老乡之外，基本不信任来自其它渠道的信息。

　　肖方云：“不信任，上当受骗害怕了吧，现在都对哪一点都不信任了。”

　　而缺乏技能也成为这些农民工找工作的更大障碍。在采访期间，记者曾跟随全顺人力资源公司的董事长张全收去过一家工厂，这是一家生产针织品的企业，急需大量会使用电车的技术工。

　　张全收：“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会蹬电车的人有多少，大家举手，站起来，有这个技术为什么不站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二十六个，千分之二十六。”

　　李美锐和肖方云告诉记者，他们也知道掌握技术的重要性，但两人小学毕业后就迫于贫困出来打工，这些年来赚的钱一分都没有剩下，也根本没有学到任何技术。

　　李美锐：“那个想也是白想，你想也是不会干成的，那是白想。”

　　记者：“为什么觉得白想呢？”

　　李美锐：“那是自然，你家又没有钱，那你不是白想么。

　　如何帮助农民工走出失业、盲目就业、再失业的怪圈？

　　象李美锐和肖方云这样的男性农民工成为就业大军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找不到就业渠道，加上自身文化水平低，只能流动盲目。很多时候，为了谋生匆匆不得不就业，更无法提高自己的技能，从而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怎么样才能帮助这部分农民工走出失业、盲目就业、再失业的怪圈？专家告诉我们，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创新。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劳动力就业专家。郑功成说，在积极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输入地管理部门可以考虑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这个培训应该把当地的农民工，应该把他们吸收进来，提供有效的培训和技能教育，那么还有失业保险基金，这也是我们主管部门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的失业保险基金现在估计已经超过一千个亿，这一千个亿现在我觉得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深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也确实正在增加投入，鼓励对农民工加强培训。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处长宋献华：“培训一个就是鼓励企业培训，你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你多鼓励企业，再就是鼓励社会培训，第三就是政府补贴的培训，政府给予补贴了，中央财政市财政都给一部分了，再就是加强培训的协作了。”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仅以企业培训来说，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正常情况下，农民工流失率接近50%，也就是说，每年新开工时，每两名农民工中就会有一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返回到工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比例达到了70%，这些新一代农民工相对缺乏忍耐精神，管理难度大。

　　安尚光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宏：“他的这个生活习惯都要我们来进行给他强调，给他规范，那是太累了，确实太累。”

　　而这些农民工则告诉记者，由于原来工作好找，他们稍不如意就会离开工厂，或者到其它城市谋生，至于培训，而根本无从谈起。

　　李均圣：“实际的话就是培训也听说过，听说过的话，你这种就是说没有文化，又没有人际关系，就是说信息又不宽的，轮不到你头上来，你怎么的话你找都找不到，就这么回事。”

　　安尚光源的副总经理陈志宏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信息闭塞，流动性强的农民工来说，除了国家加大投入外，类似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这种整合资源，能对农民工提供基本保障的模式值得借鉴。

　　陈志宏：“工厂是谋利的，谋利单位，而不是说教育单位，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来讲，就是要看到下面这个社会教育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说，我刚刚讲，张总也好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新产物。”

　　而对于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来说，由于条件所限，他所能做的只有控制接收新员工。

　　张全收：“如果上级政府对我关注了，能给我提供一个宽敞的地方，让农民工转移就业培训，我们会一轮一轮地做好，我们现在都是普通的农民工，他将来可以做到技术工，要有了地方，政府再给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那我们越做越开心了，公司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都会有一个安抚的地方，他们也会有序地转移了，有序地出去打工了。”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宋献华处长说，有组织就业应该是将来发展的方向，但对于劳务派遣公司，目前有关政策尚未明确。

　　宋献华：“我想最大的问题，从我本人的感觉就是市场管理应尽快出台这个人力资源市场管理规定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则提议，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联动，尽可能减少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在输入地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在输出地则提供更好的回乡创业条件。

　　郑功成：“就是包括金融政策，财政税务政策，这样我感觉到，农民工的流入地能够促使返乡的农民工创业，它也不仅仅是解决农民工的饭碗问题，也是保留了一部分经过发达地区城市磨练的，有新的观念的，这样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探讨还在继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美锐和肖方云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在记者离开深圳时，他们还是这样漫无目地的寻找着，寻找着可能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

　　半小时观察：解决农民工问题需大手笔

　　两千万农民失去工作机会，无论怎么看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只是反映了很少一部分为农民工再就业的而操劳的人和事，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我们知道，全社会方方面面都在这件头等大事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工创造就业的机会，实现劳动的权利。这些积极努力让失业农民工倍受鼓舞，人心稳定，意义重大。

　　但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普遍衰退的冲击，我们所做的很多努力都像是逆水行舟，无比艰难。一直有学者主张把人们平常所说的“三农问题”改成“四农问题”，就是说要把农民工的问题单独拿出来研究解决，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主张现在来看理由更充分了，我们的确需要在更高的高度上思考农民工问题。

　　接受采访的郑功成教授主张提到了一千多亿失业保险基金，除了这个全国性的基金以外，很多地方财政也纷纷拿出上亿的资金，投入到解决失业农民工的生活和培训上来，但是这些可能仍然不够，还需要更大的手笔，更长时间的投入。具体怎样安排，怎样使用保险基金和国家财政投入，确实需要依靠中央政府做出战略性的布署。

　　好在，现在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足以支撑一两年的经济波动，对于解决好当下农民工的培训和安置应该有绝对的信心。我们所说的用大手笔、大视野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要着眼远于长远。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应该建立长期国策，对农民工事务进行合理的、渐进的，同时也是自然的、科学的计划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