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8500亿拆解：钱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8500亿投入，提供了新医改进入实操阶段的想象空间。

　　它锁定了一个结论：经过近三年的激烈争议后，新医改核心议题即政府将拿出多少钱来重构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最终有了总体轮廓。

　　这是可预见的。但还有太多未可预见的，诸如具体投入分类细目，再如8500亿如何分配？投向哪来？如何投入才能有效率？怎样投入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医疗体系存在的各种痼疾？

　　诸多未可预见需要回到一个原点追问：我们的新医改将沿着怎样的惯性奔走？

　　这原本重重迷雾，但仍需细细拆解。

　　收支“迷雾”：医院都亏？

　　负债的部分原因是，医院都愿意进大型医疗设备。在现行医疗价格体制下，大型医疗设备能使医院获得更高回报。

　　无论来自哪里，政府、社会还是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最终大部分都流入各类医疗机构。全国医疗机构每年有约万亿的卫生费用流入，却频频传出经费不足的呼声。

　　这背后又以医疗机构的高负债率被反复提起。

　　以广东为例，其所有医院负债占总资产比由2000年17.36％升至2005年23.14％，三家医院负债率甚至超100％。

　　这需要一个有力解释。

　　“负债的部分原因是，医院都愿意进大型医疗设备。”北京一家综合医院的科室主任告诉本报记者，在现行医疗价格体制下，大型医疗设备能使医院获得更高回报。

　　天津卫生经济学会承担的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第七批招标课题的一项研究显示，该课题组对19家公立医院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医院从2001年到2005年，固定资产总值和设备资产总值2005年比2001年分别增长了90％和104％。19家医院 2005年的债务总额为21.39亿元，平均负债增长率达25.54％。

　　医院高负债率只见零星披露，一直未有官方正式的历年对比性统计数据公布。本报记者查阅《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2007年卫生机构资产与负债”看到，2007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各类卫生机构总资产为113484923万元，其中负债33119691万元。

　　“哪个单位都会有负债。”杜乐勋分析，从会计统计上，任何经营主体都有负债，医院也不例外，如医院有患者缴付的押金都纳入“负债”统计中，因此，正常的负债率是经营需要。

　　“但是，是不是医院把所有的债务情况都如实汇报？”杜表示，主管部门并不能完全掌握各类医院的财务情况，“医院都在盖大楼，钱哪来的？都纳入负债统计中？”

　　“大家天天要求医改出台，没有基础数据怎么出台？”北京惠兰医院董事长王泓对记者表示，她表示“看不清”目前的卫生统计数据——国家医疗机构总资产数据不清，我国公立医疗机构总建筑面积是多少？需要报损的是多少？需要改造的是多少？需要新建的是多少？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的总资产是多少亿元？其中不动产总价值是多少亿元？医疗仪器设备是多少亿元？总固定资产是多少亿元？总低值易耗是多少亿元？总报损量是多少亿元？

　　除了不清不楚的资产与负债之外，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并非每个医院进这些设备都能“赚回来”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与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相比，医院的人才资源并没有增长，职工与技术人员增长率仅为1.76％和2.79％。“医疗服务效率并没有因此提升。”课题组总结。

　　由此导致的医院收支，则变成一个“迷局”。

　　但是医院到底亏不亏？却少见官方公开说法。2008年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我国各类卫生机构总收入是8967亿9316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11732546万，上级补助收入1168821万，业务收入72266590万），总支出是8697亿5323万（其总业务支出78936665万，财政专项支出2931705万，其中，总支出中人员支出是23934432万）

　　“从医院支出和收入构成统计数据看，医院几乎是微利。”一位医改专家表示，“但跟平时大家的感受似乎不一样。”

　　“都去定性，谁来定量？”北京惠兰医院董事长王泓向本报记者表示，如果不摸清家底，医改起步的基础就无从谈起。

　　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收入的现有来源有三，即医疗服务收费、药品出售利润和政府财政补助。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给出的数据，药品收入是公立医院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几乎与医疗服务收入相等。如2007年，所有公立医院的药品收入高达2000多亿元。

　　在医院收支“迷雾”中，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也难以给出对应之策。

　　政府财政卫生投入：

　　倒置的三角形

　　全社会卫生投入流入各级转诊机构特别是三级大医院的多，流入社区卫生和公共卫生少，即卫生服务流向呈倒三角。

　　从2007年卫生总费用（机构法）测算结果看，公共卫生机构费用仅占6.7％，与医院费用（占64.4％）。获取卫生总费用64.4％的公立医院为何还有欲说还休的收支迷雾和债务迷局？

　　这还须从中国“倒三角形”的政府财政卫生投入机制说起。一个简单逻辑是， 公共卫生费用的缺失必然导致医疗卫生公益性责任和任务向公立医疗机构集中，而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的缺失，使得公立医疗机构骤然成为聚焦点，使其不能承受之重。

　　应亚珍对此有长期的相当研究。应是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卫生财政研究室主任，她向本报记者分析了一组从各个角度看“财政投入”情况的数据：从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看，从1978年的32.16％下降到1998年的16％，2000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5.47％。近年来略有回升，2007年增加到20.35％。

　　若算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3.16％上升到1992年的6.11％，为历史最高点，以后逐年下降，降至2002年的4.12％。自2003年起略有回升，但增速缓慢，2007年仅达到4.61％。

　　如果从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1982年达到最高点（1.30％），以后逐渐下降，1995年降至历史最低点0.64％，近几年略有上升，2007年升至0.92％。

　　“有限”的财政卫生投入，到底流向了哪里？承担13亿民众卫生医疗服务主要任务的公立医疗机构到底从中得到多少比例？这需要仔细算账。

　　“参照OECD关于《国际卫生核算帐户数据收集制度》提出的卫生费用核算国际分类新标准，结合中国卫生服务体制特点，确定中国卫生保健提供者（机构法）分类指标体系。”哈尔滨医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杜乐勋告诉记者。杜是我国最早一批最早参与卫生费用核算的专家之一、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负责人。

　　以杜乐勋代表的研究者们，把中国卫生总费用按服务提供者分为七大类：医院费用、护理机构费用、门诊机构费用、药品零售机构费用、公共卫生机构费用、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费用和其他卫生机构费用。

　　按这些类别测算“流向”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医院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趋于稳步增长，如由1990年的56.07％增长为2002年的67.68％。

　　其它各类医院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逐年下降，其中，县医院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1990年的10.81％下降到2002年的8.70％。门诊机构费用所占比重下降趋势明显，从1990年的20.93％降为2002年的13.44％。

　　同期，药品零售机构费用上升很快，从1990年的2.23％上升到2002年的7.85％。公共卫生机构费用所占比重变化不明显，基本保持在6％左右。

　　“为了提高政府卫生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率，应该实施公共卫生投入优先的策略，坚持以预防为主，提高机构的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应亚珍分析，从2007年卫生总费用（机构法）测算结果看，公共卫生机构费用仅占6.7％，与医院费用（占64.4％）相比，“显然与其应有的重要地位不相称。”

　　如果从城乡“流向”看，城乡之间医疗消费水平差距在扩大。

　　如2002年城市和农村医疗总费用估计值分别为2826.62亿元和1937.86亿元，仅为5亿的城镇人口的医疗总消费超过7.8亿多农村人口的医疗消费总额。城乡人均医疗消费水平由1992年的1.82倍和1997年的1.84倍增长为2002年的2.27倍。

　　从数据上看，到目前为止，这一趋势仍在延展。

　　“较多的政府卫生补助流向了城市、高级别医疗机构。”应亚珍分析时指出，2007年卫生部门各类医疗机构得到政府补助中，城市医院（包括城市中医院）所占比重最高，为52.98％，县医院（包括县中医院）为18.04％，农村卫生院为23.85％，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仅占5.13％。

　　“全社会卫生投入流入各级转诊机构特别是三级大医院的多。”杜总结，流入社区卫生和公共卫生少，即卫生服务流向呈倒三角。

　　“我国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农村，在基层就医机会较多，资源和服务利用形成反方向流动。”应分析，基层医疗机构萎缩，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局面依然存在。群众患病在当地难以有效就诊，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寻医，不仅加重了大医院在服务提供上的负担，更是给群众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