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农信社

　　再造农信社

　　本报记者 张友 实习记者 郑智 成都、昆明报道

　　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入到第七个年头。

　　截至2008年，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71435亿元，比年初猛增27.6%，贷款增加5888亿元达到37269亿元，所有者权益增加30.6%达到3405亿元。

不良贷款5939亿元，占比为15.9%，其中，农信社不良贷款余额5435亿元，不良率比年初下降5.2%，但是仍然高达20.5%。资本充足率从-0.1%到3.5%，税前利润达到578亿元。

　　这是农村信用社从2003年改革以来的一次大盘点。不过，信用社改革并非要“刀枪入库”，刚进入攻坚破难阶段。

　　以明晰产权、完善股权结构、提升管制治理为核心的农村信用社再造尚路途漫漫。

　　2月19日，2009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会在沈阳召开，这次会议也为再造农信社给出了新的注解。从会议上传出的消息显示，监管机构可能会为再造农村信用社出台一系列的文件，从省联社规范到信用社法人治理指引，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到农信社风险管理与控制都会有所涉及。

　　“改革深处是产权”，从2003年开始，产权制度改革一直最受关注，也是信用社再造的核心。

　　接下来的产权制度改革将会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在县级联社，由于股权分散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则可能随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到控制。

　　二是省联社层面，改革风向可能有所变化。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明确提出，今后原则上不组建统一法人的省级机构。

　　一些省联社对此已经做了准备，如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组织讨论设计金融控股公司的可能性”。此前，已经有黄河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黄河农商行”)成功的操作。可以预计，在目前情况下，黄河农商行模式将受到更多省联社的青睐。

　　2008年，银监会首次形成了省信用联社的履职报告，并将递交到相关部门。在今后一段时间，省联社维持稳定、如何规范将成为主旋律，一份名为《关于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履行职能的指导意见》已经进入讨论程序。

　　而信用社改革还将引进新措施的手段。由于江苏已经有兼并、收购信用社的尝试，农村商业银行可能掀起并购潮，通过这个方式并购实现跨区作业，既增强自身实力，亦可帮助困难化解一些信用社化解风险，摆脱历史包袱。在信用社再造过程中，信用社的机构、人力再造也备受关注。

　　1. 再注资呼吁

　　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浙江、山东等成为第一批的8个试点省(市)。

　　本轮改革按照“花钱买机制”原则，对试点地区的信用社，人民银行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贷款。通过合理的“输血”，帮助农信社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造血机制”。

　　此后，各地信用社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降低不良资产比重、统一法人等等。“应该说人民银行的此次改革对信用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起到了正面激励的作用。”多位信用社高管如此评价。

　　截至2008年，2176个机构已经兑付了1530亿元，占应兑付金额的91%。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已经有所改善，股本总额2482亿元，比年初增加258亿元，资本净额首次按五级分类口径由负转正，达到1421亿元，贷款拨备覆盖率24.4%。

　　从组织形式看，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大约为2500个。其中有185家农村银行机构，农村商业银行22家，农村合作银行163家。而2008年一共组建了5家农村商业银行和50家农村合作银行，改制步伐明显加快。

　　不过，1530亿元的票据兑付之后，截至2008年，在五级分类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仍然有5435亿元之巨。

　　“已经兑付了50亿票据，但是现在负担依然很重。”中部一家信用社办公室主任称。而山西、河南、海南、湖南四省的不良贷款比率都还在30%以上。

　　他还介绍说，人民银行花钱买机制只是消化了50%的不良贷款，对于剩余的包袱，该省联社主要通过三个手段化解：一是通过清收，二是以赢利化解，三是争取省政府的支持。当地省政府下文，支持加大清收力度，主要模式就是用土地置换不良资产。该省其中一个市做法就是以各个县为单位，政府用当地的城市中心的土地置换当年乡镇企业等贷款。

　　“目前已经形成会议纪要，分管副省长已经做了批示，要在全省推广这个模式。”该主任说。

　　云南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由省政府组织部下文：一是对于有贷款的公务员不得提拨、重用，甚至开除，此举清收回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贷款7.4亿元；二是对抵债资产的处置。

　　不过，靠政府清收的毕竟只是少部分，更多不良贷款的消化还要靠合作金融机构自身消化。如今农信社虽经票据置换，但包袱仍然沉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信用社根本没有想到中央会买单，因此一些信用社没有真实的反映资产状况。

　　上述中部某省政府曾经花费500万元请审计机构对信用社的家底摸底，发现当时少报的约有60亿元。而该现象并非特例。

　　南方一家信用社的高级管理人员透露，当年该联社上报的金额约为450亿元，因此票据解决了约225亿元。但是，之后该联社的一个内部调研显示，实际资不抵债的金额为700亿元。

　　此外，一位不愿具名的银监局官员介绍，当时上报不良数据是按照四级分类，后来信用社完全按照五级分类，这样又有一部分不良贷款暴露出来。从四级分类到五级分类，云南信用社的不良增加了约12%，按2006年的700亿贷款计算，也就是增加了84亿元的不良贷款。

　　截至2008年底，不良贷款在300亿元以上的就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广东、山西、湖南7个省。知情人士透露，银监会相关官员将“拜访”上述省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高管，希望拿出解决的办法、化解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年，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关注类贷款余额增加比较快，比年初增加628亿元，增长13.8%，关注类贷款比重13.9%。且不良贷款结构有所恶化，贷款下迁趋势明显，一是次级、可疑和损失贷款在不良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28.7%、51.5%、19.8%，和上年同期想比，可疑和损失类贷款上升2.3%和0.5%。

　　除了未消化不良贷款外，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历史挂帐亏损还有637亿元，如果剔除四川地震因素增亏的45亿元，则全国的历史亏损挂帐为592亿元。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再次对信用社注资，化解存在的问题。”上述中部信用社办公室主任说。

　　蒋定之曾在2008年10月的《探寻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之路》中提到，有相当部分农村信用社仍没有摆脱历史包袱困扰，发展困难。因此不论是从巩固改革成果的角度，还是从支持“三农”发展的角度，对这些机构再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扶上马再送一程，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化解历史包袱可以有两种方案选择，一是延续2003年国发15号文件精神，对按原有资金政策应支持而未支持的部分予以追加支持，主要是对隐性不良和历年挂账亏损部分按一定比例给予消化；二是集中解决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国定贫困县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问题，加大对这些地区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金融支持力度。

　　“方案已经上报，2009年可能会有结果。”2月12日，上述中部某省信用社办公室主任说。

　　沈阳会议上尽管没有国家再次注资的消息，不过税收减免则已基本敲定。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县一级的机构有望执行3%的营业税。西部信用社则依然是免征营业税。不过该说法没有得到税务部门的核实。

　　“这个很重要，假如我们联社的净利润10亿元，按25%的所得税计算也是2.5亿元，已经足够重组两个县级信用社的成本。”上述农信社人士说。

　　2. 资格股改造两难

　　农信社治理机制转变难点就在于内部人控制，而目前其依然很严重。

　　“根源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四川信用社副主任王挺说，大量小散资格股的存在，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严重的原因之一。

　　王挺认为，股份合作制原则下资格股和投资股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股金分散不稳定，实际上社员股东在信用社只是名义资本，追求融资便利和贷款最大化，且社员的权利和责任严重不对称，事实上无法对信用社的经营管理负责。加之大量原始股金认定难、归属难，以及对历史形成的亏损和不良资产缺乏消化措施，也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清产核资，很难做到产权明晰。

　　小股东对信用社没有话语权，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久很难改变。资格股股东关心的不是信用社的经营，而是是否从信用社取得贷款，因为资格股是取得信用社支持的前提条件。

　　资格股比重较高的现象在中西部普遍存在。湖北和云南分别为60%和76%。云南则高达80%至90%，该省计划今年将投资股的比重提高30%，将合作银行的投资股提高到90%以上。

　　王挺认为，大量资格股的存在使法人治理机制缺乏原动力。县级联社的三会一层的组织架构已经建立，但权责边际不清晰，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治理机制没有发生作用。理事会和经营层“有权利而无责任”，而数以万计的社员则没有真正的表决权和否决权。因而在出资人和经营层之间的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难以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资格股对产权制度的制约已经引起银监会的重视。

　　“今后资格股的存在不再是设立农村合作银行的必备条件。”从沈阳的会议上传出消息称。而对于存量资格股的清理、改造也将启动。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一份名为《关于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意见》文件已经下发到各信用社征求意见。

　　该文件将对股权优化做安排。比如，投资者可以在不持有资格股的情况下直接持有投资股，资格股和投资股在信用社的将享有同等权利，在决定权上，资格股将是一人一票，而投资股是一股一票。资格股的分红也将原则上低于投资股的分红比例。

　　股权转换主要操作模式是，引导社员将资格股转化为投资股。资格股和投资股按照1：1的比率执行，对于不愿意转换股权的社员可以协议转让、退出股、或者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回购。

　　对于增资扩股，自然人持股超过合作金融机构60%，原则上不再增加自然人股东，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则不少于5%，此举动则意在解决股权分散的景况。

　　“不过，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述银监局官员说，资格股的清理在贫困地区的信用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云南有73个国家级贫困县，还有十几个省级贫困县，一部分县的信用社经营不佳。如果现在清退资格股，很多信用社资格股都会跑掉。股本不稳也就达不到票据兑付的后续要求，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都会受到影响。

　　上述银监局官员说，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资格股转为投资股并不难，但是在经济落后地区，这是很难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省联社从“改革”到“职能转换”

　　在当年的改革方案中，相关部门将信用社的管理职能交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是组建省信用联社来行使管理权。

　　不过，省联社却是个奇怪的产物——由县法人出资组建。也就是说，县联社出钱为自己找来一个婆婆。而这个婆婆在做事之余，也有不轨之举。比如，某省信用联社通过委托贷款、变相拆借资金等形式利用信用社60亿资金去打新股。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倒三角”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信用社改革的制约。

　　此前，蒋定之曾提出组建金融服务公司、联合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农村商业银行等五个省联社的改革模式。

　　银监局官员说，省联社改革也不一定非在五个模式选择其一。他认为省联社重要的是应该规范，尽量少做越位的事情。比如，省联社的贷款咨询业务，规定下级信用社5000万元以上的贷款需要拿到省联社咨询，其实就是一个审批。

　　而酝酿中的《关于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履行职能的指导意见》将明确规定省联社行业管理、指导功能、协调功能、服务职能，杜绝上述行为的发生。

　　比如，省联社应制定辖区内机构业务经营、内部控制、财务会计等制度，并可分类制定大额投资、大额固定资产等制度，“但是监管评级在2级以上的机构，可以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需求调整后执行”。

　　尽管强调信用社的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不过，管理的意味并未完全褪却完。比如，针对业务监督，省联社对评级在2级以下的机构大额投资进行检查，对单笔超过净资本5%的贷款可以进行合规性咨询。

　　此前，重庆和宁夏曾经对省联社有改革的探索。

　　重庆是第一个省联社改革的地区，并采取了从产权上看最为彻底的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模式。

　　根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筹建工作方案》，对39个区县行社股本作如下处置：一是在清产核资、评估量化后，按1:1比例全额清退；二是自愿转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的，在入股前与新股东一样按每股增加0.6元用于消化不良资产的基础上，可享有优先转股权利。

　　这样的结果是，以前的两级法人体系不再存在，重庆农商行以60亿元之量成为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农商行，而省联社和县联社成了总、支行关系。

　　2008年度，重庆农商行实现营业收入88.56亿元，同比增加23.92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28.30亿元，较上年度增加11.7亿元，增幅达70.5%，是改革之初的8.9倍。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的人士认为，农商行的组建，在管理模式上实现了由分散经营向统一经营转变，由法人之间的间接干预向法人内部的直接管理转变，有利于发挥资源整合的积聚效应和管理优势，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经过改革与发展，重庆农村信用社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财务状况与资产质量显著改善，内部管理有效强化，法人治理基本完善，服务功能明显增强，基本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上述人民银行人士评价说。

　　不过，十七界三中全会可能会让那些打算复制重庆农商行模式的机构却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称，“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

　　“重庆农商行的模式将可能不再批复。”业内人士预测。这对于云南信用社、江苏信用社、安徽信用社、山东信用社等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另一种模式可能更受青睐，即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黄河农商行”)。

　　黄河农商行的思路：一是理顺省级联社与县市联社的关系，按照“股权多样股份制”原则，设立能够给县市联社提供资金清算、IT等服务的、功能完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二是把黄河农商行改造为经营类投资控股银行，并作为主要发起人把县市联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巩固在宁夏农村金融市场主导地位，为跨区域经营、收购兼并做好准备。

　　宁夏农信社的重组将分为两步走。第一阶段,在宁夏区联社解散的基础上，银川市农信社将引进战略投资者——黄河农商行。在这个阶段，黄河农商行以银川信用社为改制基础，然后宁夏区信用联社再以净资产入股改制后的黄河农村商业银行。黄河农商行成立后，按照评估净值购买宁夏区联社的全部资产，宁夏区联社的社员按照持股比例分配宁夏区联社净资产出售收益，宁夏区联社的法人资格予以注销，其债权债务由黄河农商行承继。

　　第二阶段，黄河农商行成立后，再投资入股宁夏其余19家市县联社，将19家市县联社分步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黄河农商行通过持有各家市县农村合作银行约20%的股份，行使相对控股权。

　　“宁夏联社的模式是以资本为纽带，对下级信用社实现控股，下级联社也保持了独立性，不过，这模式对改变县级联社产权制度不清晰的局面有多大的改变还有待观察。”广东信用联社的一高管称。

　　记者未取得黄河农商行已经控股各县合作银行的数据。但黄河农商行一位隋主任称：“对下面的投资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下级联社的注册资本金都很小，一般都只有几千万元。”

　　山东信用社改革发展部一人士却认为，黄河农商行的模式很难复制。

　　首先，对于山东农村信用社这样存款达到5024亿元的机构而言，如果建立金融控股模式，需要投资的资金将达到数百亿元，这对于山东联社而言也是个大难题。

　　其次，山东联社的统一法人社有114家、合作银行15家。如果控股每一家，山东联社将派出大量的人员进驻，管理半径过大，以目前山东省联社的人力将难以覆盖。

　　4. 并购，改革新路径？

　　不过，如果解决数量庞大农信社的有效组织与管理，并购活动的新动向可能值得关注。

　　信用社的兼并、收购始于江苏。2007年，江苏银监局鼓励并指导辖内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苏北、苏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出台了《关于江苏省内农村商业银行投资入股苏中、苏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指导意见》。

　　当年7月，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与启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启东正式签订了《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入股启东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框架协议》。

　　双方在《框架协议》中明确，常熟农商行向启东农村信用联社参股20%，5年内不得退股；同时，常熟农商行还将推荐常熟部分民营企业入股启东联社，入股金额在1%以上，合计入股金额不超过总股本20%；常熟农商行还将提供人才、管理、业务和技术支持；双方承诺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清退资格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在产品、客户、网络、渠道等方面展开业务合作，并决心共同努力，尽快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此后，江苏的这种南北合作一发不可收：常熟农商行参股射阳农信联社20%股份；东吴农商行战略参股泗洪农村合作银行20%股份。

　　江苏的这种南北合作模式已经被银监会认可，《关于并购重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指导意见》(下称“并购意见”)则在酝酿之中。

　　监管部门希望通过并购、重组增强资本实力、提高支农能力，引进、创新业务品种，增加服务的手段，拓展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切实提高服务三农的水平。也希望通过此举改善股权结构，提高法人持股比例，切实解决股权分散、结构不合理和股金不稳定的问题。在监管部门看来，这也是市场化手段处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和历史包袱，改善经营状况，促使资本充足率等达到监管要求的一个途径。

　　对于这种并购，上述银监局官员认为，应该进行市场化操作，而不是行政意义上的“拉郎配”，否则可能是个双输的局面——并购者背上包袱，被并购者难以按照自己的思路经营。

　　《并购意见》对操作形式和条件做了比较详细的陈述。如果评级为6B或者6C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则极可能成为被兼并的对象。当然，要兼并其他信用社，并购者必须先“身强力壮”。按照要求，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呆帐准备充足率100%，权益投资余额不超过净资产的50%，监管评级在3级以上，连续2年赢利，连续2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在被兼并之后，并购者承担全部的债务和责任，被兼并者失去法人资格。

　　收购则是取得监管评级为6级的机构的绝对控股权和相对控股权，但是不改变其独立法人地位。

　　重组则是监管评级为5、6级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同一地的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采取整合方式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或者信用社等，参与重组的金融机构都取消独立的法人资格。重组在原则上要引进一家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三个方式的准入监管也各不同。

　　兼并需要兼并方向被兼并方的银监局提出申请，银监局受理后初步审查，银监会审查决定。收购股权在5%到10%内的由银监分局受理，10%到25%的则要由银监局审查同意，超过25%的需要银监会审查同意。重组的需要先上报省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该小组再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国务院同意后银行监会审查决定。

　　《并购意见》对交易后的监管也做了安排。监管部门则会对兼并、收购实施持续监管。对于兼并、收购后一年，管理水平没有得到改善的、风险状况甚至加剧的，以及经营偏离支农方向的，监管机关将采取限制其股东权利、责令转让部分股权或者全部股权，并禁止其实施兼并、收购其他农村金融机构。

　　重组完成后，新的主体要保持市场定位不变，服务方向不变，支农力度不变，兼并方要参加被兼并方的决策和经营管理，并利用管理和技术优势，指导、帮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

　　并购或者重组完成后，新设机构或者存续机构应该制订消化历史包袱的计划，在计划期内按照政府支持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地方政府无偿赠予现金或者其他优质资产置换不良资产等手段消化历史包袱。

　　日前，浙江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收购了安徽一家农村合作银行的股权，张家港通过收购还实现了跨区经营。2008年，张家港农商行收购安徽休宁农村合作银行20%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成功实现了另类跨区。

　　5. 堵塞风险漏洞

　　信用社在改革以来，风险控制虽有所提高，不过，大案、要案仍时有发生。

　　2008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生各类案件208件，涉及金额7.1亿元，比2005年分别下降了405件和8.6亿元。其中百万元以上的案件67个，涉及金额6.4亿元。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则是发案比较多的省份。

　　辽宁、上海、山东、河北等7个省份还发生了千万元案件，反映出部分机构在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存在比较大的缺陷，也反映出一些机构在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

　　银监会可能会出台《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与控制指引》(下称“指引”)，从风险控制环境、风险控制组织架构、授权管理、授信管理控制、合规管理控制、会计控制、内部审计控制等方面招收，引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指引》明确要求，省级联社要成立稽核总队。不定期的对县联社的财务活动、操作流程、内部控制、风险控制过程进行监控。

　　目前，各省联社基本都已经建立了稽查大队。比如，2005年云南信用社成立了稽查大队，编制18个人，来自不同的联社，费用由省联社承担，隔离与下级的信用社的任何关系；并建立了回避制度，如果要回某个稽查员原所在的信用社，则该稽查员回避。

　　其运作机制是，信用社要向省联社递交报表，省联社对相关的问题进行风险提示，稽查员根据这个风险提示对信用社进行审核。

　　上述银监局官员透露，2003年稽查队刚刚组成时，风险点很多，全省有二十几个，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接到电话。

　　而到了2008年，云南信用社的案件只有4件，金额从2007年的600多万元减少到240万元，风险点已经减少到只有5处。

　　云南控制风险的另一措施是扩大交流，把不同地方信用社的领导对调。岗位调整后，一些问题也就暴露了出来。比如某县一个信用社负责人，在大交流后主动自首，交代挪用100多万去赌博、长期做假帐等情况。

　　《指引》对操作风险要求“要制度先行，建立对各项制度执行的监督体系，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识别、评估、反馈机制”。

　　四川省联社则准备在2009年将建立对县级联社的移位稽核制度，即省联社直接对县级联社本部(含营业部)实施“人员移位”方式的现场检查。检查期间要求有关岗位员工强制休假，办理业务移交，由检查人员顶替岗位，在不影响业务运营的情况下进行稽核检查的制度。

　　其基本任务是发现重大风险、重大违规和案件线索，对县级联社的内部控制做出评价，并根据需要，结合序时稽核、专项稽核情况出具全面稽核报告，指出内部控制的缺陷，提出意见、建议，处理违规行为。它是省联社有效加强对县级联社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对防范和化解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都先后引进了整体移位检查制度。

　　《指引》对授权控制也做了比较细致的划分，比如基本授权实行逐级授权，理事会对理事长授权，理事长对主任授权，主任对副主任、职能部门、各分支机构授权。副主任和分支机构副主任则原则上不再转授权。

　　农村信用社则根据被授权人的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负债规模、资产质量和人员素质、业绩、风险控制能力、当地投资环境等条件和变化因素，定期对被授权人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实施区别授权和动态管理。

　　此外，银监会的监管思路也将有所变化。蒋定之提出，今后县监管办的监管重点就是农村信用社，是“第一任务”。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行的监管则由银监局和银监会，从2008年开始银监会的监管开始深度下探到县域。

　　不过，县监管办目前也还存在难题，比如在人员配置上，县监管办只有三四个人，在庞大的信用社机构面前多少显得不足。

　　上述银监局官员说：“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我们只要做好五个监管就可以了。比如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指标等。”

　　6. 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无论是信用社还是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服务三农依然是第一使命。不过，众所周知，农业贷款相对风险比较高。

　　2005年，工行为改制上市，将云南的45个县支行全部剥离给当地信用社。此后，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一度到云南学习这个剥离的经验。

　　根据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截至2007年，我国的零金融机构乡镇为2868个，只有1家金融机构的乡镇达到8901个。

　　现在信用社在很多地方都是“唯一留守者”，而担当“唯一留守者”则需要成本。比如中部某省信用社一个网点，编制需要5个人，存款才200万元。若要达到盈亏平衡，存款就需要2000万元左右。

　　该办公室主任表示，在一定程度上，农信社的网点是在行使社会责任，但谁为社会责任的成本买单呢？

　　而信用社“洗脚进城”的冲动一直存在。2008年，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的比重为44%，和往年相比投放的力度放缓。12月末，农业贷款的余额为16402亿元，比年初增加2403亿元，其增幅比各项贷款低1.6%，比上年同期低0.9%。其中，天津、厦门、湖北、宁夏等20个省份的农业贷款比重有所下降。

　　上述银监局官员称，信用社的网点不能收缩，必须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当地银监局采取的办法是，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有好的项目，也让信用社机构参与进来；没有资金，相关部门则调剂一部分资金扶持其参与。

　　另一种则是外部帮扶。据悉，云南省金融办正在起草一个文件，对于贫困地区的网点，准备一年给予5万元补贴。到贫困地区设立金融网点的则给予50万元的开办费。

　　上述中部某省信用社主任表示，这些只是临时措施，关键是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

　　比如减税，他建议涉农贷款的营业税收、所得税都减免，二是给予补贴，对于发放涉农贷款的机构给予奖励；三是建立农业贷款分担机制。地方政府立担保基金，鼓励信用社发放大额贷款，引进商业保险机构等等。

　　2006年，天津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齐逢昌接受采访时透露，天津农合行有意筹建农业保险公司。记者了解到，包括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机构也有建立保险公司的长期计划。

　　2008年1月，重庆正式组建了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服务农业”的原则，优先为重点农业产业、特色优势种植业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种养大户服务。

　　人民银行与重庆营管部则加强部门协调与合作，希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及农业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建设，争取出台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激励措施，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知情人士透露，人民银行等机构正在研究制定对涉农贷款机构的优惠。比如，针对农业贷款产生的不良贷款，在消化时不全部由信用社承担，而是由当地财政等部门分担一部分。

　　(本报记者张建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