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用控制行政成本推动政府机构改革
3月1日,距全国两会召开还有数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以“危机与改革”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
会后,该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接受了本报采访。他谈到了用改革来扩大内需、用控制行政成本来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等主题。
《第一财经日报》:扩大内需是今年的热点话题,你认为应该如何依靠改革来扩大内需?
迟福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比较明显,但农村消费力的增长幅度却不明显。全国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62.1%下降到了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虽然其中原因很多,但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不足,是农村消费力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当前,提振信心十分关键,而影响信心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对未来的消费预期,即有没有后顾之忧——人们对未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有没有良好的预期。
因此,不管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建立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将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保障。
《第一财经日报》:具体而言,中国应如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迟福林: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最大的任务之一,是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必须改变。
农民工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直接体现。从技术角度看,农民工问题不难解决,比如可以给农民工发放子女义务教育券,与城市医院挂钩享受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可以随身带走,这样,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就可以得到保障。
但根本的问题在于当前的二元福利制度安排,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享受社会福利上有巨大差异。如果农民能够变成市民,他们的消费计划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财经日报》:经济学家樊纲曾测算并得出结论,政府行政成本已经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向拉动,对此你怎么看?
迟福林:我赞同樊纲的观点。从本质上讲,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在财政税收体制、官员考核机制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具有了普遍性。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了财政支出的19%,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会有一个“挤出效应“——如果行政成本能降低几个百分点,公共服务体系支出增加几个百分点,其经济、社会效应会好很多。
《第一财经日报》:那你认为减少行政成本的有效举措是什么?
迟福林:第一,必须对减少成本进行硬约束,比如说,两年减少20%;第二,尽快将公共财政纳入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之下。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说去年政府机构改革的热点在于大部制改革,那么今年两会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的热点在哪里?难点又在哪里?
迟福林:以降低行政成本为重点的政府自身建设,既是热点,也是难点。
具体来说,今年的改革热点可能包括:第一,在去年成品油价格改革的背景下,今年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可能会加快,以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二,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第三,无论是保增长还是保就业,如何推进民营经济将成为突出的问题;第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也需要在某些方面加快推进;第五,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问题;第六,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让金融改革停滞。
但所有这些改革,都和政府的自身建设与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府的自身建设与改革是推进以上一揽子改革的关键因素。而政府的自身建设与改革中,在我看来,如何“出手快、力度大”地来约束政府行政成本,将是最热的问题,我想今年政府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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