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陈敏：让慈善成为信仰

　　庞陈敏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

　　长江商学院EMBA7期

　　推荐语

　　一场百年未遇的大地震，把一个不爱抛头露面的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推到了风口浪尖，也让所有的长江学员们记住了这位把慈善当成信仰的校友。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出无数英雄，而他的付出和委屈比别人更多，在地震后他不仅尽职尽责，更表现出承受压力的惊人韧性，这种责任和担当应当被所有人所铭记与敬佩。

　　人物故事 — 庞陈敏：让慈善成为信仰

　　对庞陈敏来说，汶川是个战场，也是个考场。这场硬仗是否能够胜利，不在人，而在心。

　　2008年5月21日，长江商学院EMBA12期开学典礼在北京举行。和以往典礼不同，这是长江商学院建院以来最为特殊的一次开学典礼。就在9天前的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遭受了罕见的8级地震，地震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长江学子的心。在这次典礼上，有一个人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他自地震发生以来一直工作在抗灾的第一线，在百忙之中来到开学典礼现场，为在场师生介绍了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他就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长江商学院EMBA校友：庞陈敏。

　　灾情发生后1小时12分

　　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了8级地震之后，民政部接到消息是在15时15分左右。当时，庞陈敏和同事们正在研究年初暴风雪灾对我国南方7个重灾省区的恢复重建问题。接到电话后，工作人员通过卫星遥感的图片发现，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庞陈敏说，“我们全司当即就转入应对这场地震灾害，当天晚上启动二级响应，紧接着就参加了国务院部署的一系列会议，我也参与了其中的几次会议。”

　　帐篷、食物、药品，是灾区人民最缺的三样东西。回想当时的情况，庞陈敏依然觉得惊心动魄。“当时灾情紧急需要，我们临时启动了应急预案，协调民航空运帐蓬，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空运。第一批救灾帐篷从天津救灾储备库运到成都机场，5月13日晚上12点起飞，凌晨3点就到了，用了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救灾帐篷运到灾区。”

　　地震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救灾工作的传言，面对这种情况，庞陈敏说：“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做亏心事，但问题是在这种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必须让老百姓也知道我们没有作亏心事。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节，而是不能让老百姓因为误会而降低抗震救灾的积极性。”

　　庞陈敏和同事们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手机短信等一切传播手段将救灾款物信息透明化处理，将监督电话公布于众，每天通过大众媒体公布救灾款物的使用情况等。同时，不管救灾工作再忙，庞陈敏也会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救灾的最新进展，同时现场回答记者和网友的提问。他的回答有理有据，逻辑清楚，网友纷纷发表评论加以赞赏，民间的很多流言不攻自破。

　　大灾过去之后，庞陈敏感慨万千：“对我来说，汶川是个战场，也是个考场。这场硬仗是否能够胜利，不在人，而在心，有心就有勇气，就有激情。”

　　找一个支点，让慈善成为信仰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给了人们重新思考慈善事业的意义和价值的良机。在这场思考中，公众最关心的是，如何从这场灾难开始，建立起一种能够促使中国企业家关心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长效机制。

　　庞陈敏说：“我喜欢用慈善这个词。救灾捐赠只是慈善事业的一部分，慈善事业还包括平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慈善不仅是捐款捐物，还可以是奉献个人的能力、知识、时间等。慈善不设门槛，慈善是一个民族的良心，是一个国家真正发达的标志。”

　　慈善事业常态化的根本保证是法律和制度，而不是靠人的自觉。“比尔·盖茨将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了名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美国的企业与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进行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和公民比我们更高尚么？不是！那是因为美国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证慈善事业的推进！”

　　美国的慈善事业相关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捐款可以抵税。联邦政府税法规定：富人们每捐赠3美元，联邦政府便会减免1美元或更多的税收，同时也会免去地产税的征缴。二是对富人施以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美国的遗产税、赠与税以高额累进著称，最高税率达55%。正是这种严格的税收制度，使得美国人认为，与其挖空心思“偷税漏税”，不如乐施行善来造福于社会。

　　“我们国家也在进步，比如对企业捐赠的免税比例由3%提高到12%，但是这还远远不够。1999年6月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在实际执行中操作性不强，执法主体缺位，募捐主体不明，法律责任不定，目前在全国募捐市场管理缺位，多头募捐、强制募捐、挪用善款、社会公信度不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捐助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个领域没有归口管理部门，目前连全国公益捐赠的情况也无法统计。”庞陈敏沉重的语气中透露出深深的忧虑。

　　民间NGO角色重要，任务艰巨

　　NGO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NGO主要致力于公害的治理，表现出强烈的与政府的对抗性。到了80年代，NGO组织将关注点由污染控制转向生态建设，开始重视对生态的保护。90年代，NGO们开始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由较早的激烈对抗向专业化发展，逐渐变为政府的专业伙伴。现在，NGO的专业化进一步加深，向着专业决策方向发展。用庞陈敏的话讲，“NGO角色重要，任务沉重。”。

　　中国NGO在这次灾难中经受住了专业和道德舆论的考验。庞陈敏对于中国NGO的未来很乐观：“许多人认为在一个社会里，政府是强势的，NGO似乎可有可无。这个观点是不成熟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NGO一定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帮政府排忧解难——灾难是NGO发育成熟的一个重要机遇。”

　　汶川大地震留给人们一个“遗产”：地震为中国的NGO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反而给官方慈善机构增添了不小的压力，迫使它们必须更加开放、透明。现在关于NGO的讨论仍在进行着，这次事件以后政府是否会给予民间组织更多的松绑？中国商界和政府能否更加团结，营造一致向前的氛围，切实推进更市场化、更持久的慈善机制建设呢？同时，汶川地震激发了“草根”人群的志愿和参与的热情，但是它能不能形成一种力量？随着灾区的重建，NGO会更多地参与，还是反而逐渐消失？

　　如果汶川灾难中中国NGO没有经受住专业和道德舆论的考验，中国NGO的发展也许会退回到最初的萌芽状态。但这次地震后，中国的慈善事业能不能在技术操作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人想参与救援，但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难以有效的组合人们的热情。未来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国家授权的慈善平台。

　　没有什么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擦干眼泪，重拾理性，应该承认：汶川大地震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灾难管理”课。南怀瑾曾经说过：“以血和生命的教训，对中国人完成了一次精神重建”。庞陈敏说，这次地震带给中国的收获不比奥运会的小——这件事情启发了人性的爱，启发了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爱，这才是无价的，这也叫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长江后浪推前浪

　　庞陈敏说：“我不太喜欢张扬，不太喜欢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是地震偏偏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不过地震已经过去，庞陈敏终于回归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在自己的书房中安安静静地看书、和长江商学院的师兄弟们做小范围的研讨。

　　在长江商学院学习的经历，对他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庞陈敏回答说：“管理组织学，这听起来和地震好像一点都不沾边，但是它确实在这次大地震中有效地帮助了我。根据自己工作多年的经验，加上长江商学院所学到的专业学习，我很快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找到了头绪。在这么乱的情况下，一定坚持要把工作化繁为简，集中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效率。”

　　庞陈敏感慨地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通过与新学员们的研讨，我充分感觉到了这一点，时间才过去几年，但是目前学员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正准备回长江再做一次学生。”

　　“温家宝总理说：‘山可以移动，但动摇不了广大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这句话激励了所有人，到现在也激励着我。抗震救灾需要决心，学习同样也需要。我们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懒惰，因为一些认为很合理但是完全克服的困难，来推卸的责任。但是，当你遇到难题和困扰，久久不能自拔的时候，你一定希望有人可以帮助你，给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哪怕只是稍稍地点拨一下，也许你也会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