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两会，由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点话题大多集中在防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促进中国经济早日复苏上面，致使一些于中国发展而言更为本质从而更有价值的话题被“边缘化”甚或被淹没。

　　像笔者这样的经济学门外汉，因自身浅陋的缘故，素喜把深奥的经济问题看得简朴和单纯。而有时，简朴和单纯也许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即如对当前两会上下都在热议的保增长问题，笔者的逻辑就比较直白简陋：既然要保增长，那就得扩内需。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并非不愿意积极消费以拉动内需、“为国分忧”，而实在是没有能力消费。“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专家们所说的产能过剩，最多只能说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过剩，而非相对于老百姓的真实需求过剩。那么，老百姓为什么没有能力消费？为什么不敢或不愿消费？乃因收入菲薄、阮囊羞涩，“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似泰山压顶、社保没有着落、对未来生活缺乏稳定的预期，等等。既然这样，保增长最终和最有效的源头就应该是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劳动收入（工资性收入等），大力健全13亿人民共享的、无分城乡的社保体系，致力解决“三座大山”等民生问题。如此，则不愁老百姓不去消费，也不愁内需拉不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生活在下层的老百姓和生活在上层的明眼人都很清楚，直接制约中国内需扩大的，就是大多数民众收入的寡薄和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对于少数富人来说，确实没有更多消费的必要，学一句术语说，就是边际消费需求递减；而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是消费之心有余而付账之力不足。

　　笔者这个直白的逻辑分析有大量确凿的数据为证。据媒体报道，1994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连续14年高速增长，几乎达到GDP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基本上年年低于GDP增速，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大概只有同期财政收入增速的三分之一。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10多年前的53％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这个比例，发达国家都在50％－60％之间。中国仍可通过将农民转变为工人，增加劳动力供应。打工者源源不断地流入工厂，有助于抑制多数地区的工资增长。结果，消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45％左右，下降到了如今的35％。反观美国的个人消费，从2000年至2008年，该比例已升至72％的空前水平。

　　上面的各项数字说明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迟缓、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下面的这组数据更能直接展示中国的贫困人口状况。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说：“今年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新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这个新的贫困标准与联合国采用的世界通行标准相比依然偏低。若按世界银行每天人均1美元或1．25美元为贫困标准计算，那么中国贫困人口可能超过1．5亿，占13亿总人口的近10％。

　　不管以哪个标准度量，对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来说，扩大消费已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必需，无奈，他们消费能力太弱，所谓“不愿意”消费云云，根本就无从谈起。

　　除去绝对贫困人口对消费的掣肘，中国贫富分化加剧，也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入消费乏力的境地。2008年，《瞭望》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据世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据世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

　　至此，笔者认为，若不从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改革入手，开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要想使中国经济如科学发展观所昭示的那样长期、健康、稳定、可持续地高速增长，恐怕是“戛戛乎其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