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人物
□江瑞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本溪市市长
□尚勋武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
□余爱国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潭市市长
□赵满堂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工商联副主席
□刘永好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向文波
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
江瑞：手写采访回复
■本报记者 张一鸣
２００９年全国“两会”辽宁省代表团开放日，本溪市市长江瑞坐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旁边，他所主政的市里有两家大型钢铁企业，支撑了市里过半的财政收入。
会议正在进行中，为了能够采访到江瑞，记者试着在采访本上写了几个问题递给他，但对于是否能够得到回答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出乎意料的是，江瑞拿出了一叠纸，像一个很认真的学生，一笔一画地回答起来。半个小时后，三张写满答案的纸递到了我的手上，每个问题回答得都很详细。从这份长达７００字的回复中可以看出，本溪市长对于改变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打算。
“未来本溪‘要吃钢铁饭，不能只吃钢铁饭’，而且将‘大力发展钢铁深加工、中药、旅游等三大接续产业’。”江瑞在回复中说。
会议结束后，记者向他道谢，江瑞笑着说：“很少有市长接受你的采访时写这么详细的书面回复吧。”
事实上，这次“两会”记者采访了不少市长，但是能够在会议间隙以文字形式回复采访内容的市长确实只有他。以下为本报记者的提问与江瑞的回复。
中国经济时报：辽宁本溪以钢铁为主要支柱产业，金融危机下，该产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江瑞：本溪市是以钢铁为主的工业城市，所以最关注的是金融危机影响下钢铁工业的走势和变化，应当说去年全世界金融危机对本溪市产生影响很深。去年前９个月钢铁企业效益非常好，本溪的两大钢厂大幅盈利，进入四季度钢铁价格连续１３周下降，前几个月实现的利润被消耗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本溪的两大钢铁企业没限量、没减产、没减薪。特别是今年以来，两大钢铁企业还增加投入改造上项目，两大钢铁企业增加产量２０多万吨。
两个企业的支撑力并没有削弱，本溪全市今年重工业增加值达２０％之多，社会用电量增幅７．４％，都列辽宁全省第一位，充分体现了钢铁企业的社会责任。此外，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将使得钢铁行业不断走向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下一步本溪在发展产业上有什么计划？
江瑞：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还使我们本溪市充分体会到，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主业支撑，这样太危险，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本市必须加大力气发展新的持续产业。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在本市已经存在的资源型产业基础上，下大力气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全市规划２０平方公里生物与医药高技术产业基地，目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已落地项目７８个，投资８９亿元，完全投产后可增加收入２７２亿元，完全可以用三年的时间，使本地形成一个新的支柱产业。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在产业发展上的目标？
江瑞：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辽宁本溪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１．不仅有传统产业（钢铁业），还有高新技术产业。２．城市给全世界的印象不是黑色的（钢铁），而是绿色的（生物医药）。３．使本溪市由一个主业支撑的第一代城市发展为双产业支撑的第二代城市。
尚勋武：
教授的从政生涯
■本报记者 杜悦英
第一次见到尚勋武，是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农业３５组的分会场。
当时，下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但尚勋武没有离开。几个记者环绕在他周围，问题如连珠炮抛出，尚勋武一一作答，慢声细语，条分缕析。其间，有记者看已近晚饭时间，担心采访不到了，表现得很急切。尚勋武微微一笑说，没事，你们尽管问吧。最后，当然是所有的记者都满载而归。
后来，有同行对本报记者感叹说，如果每个委员都这么亲和该多好。
尚勋武的亲和，或许与他大学教授的身份不无关系。在担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之前，他早已是甘肃省农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还是乐意听别人称我尚老师，多年的习惯了。”尚勋武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每年他都会招一到两名博士生，即便现在已经从政，也依然如此。他说，农牧厅的工作再忙，“把学生教好”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２００４年，全国公开招选一批非中共党籍的副厅级干部，“这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表现。”尚勋武说。当时已加入民盟的他报选了甘肃省农牧厅的岗位，并一举夺魁。
丰厚的学术资历不仅使尚勋武的学生受益匪浅，也为他更好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带来了助益。
尚勋武说，在工作中，农学教授的专业背景使他别具优势，在决策之前的调研、论证阶段，这一优势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某个项目水准怎样，他非常在行，一目了然。对于极具前景的项目，“专家＋决策者”的身份，明显加快了其市场化速度。
今年“两会”期间，食品安全成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其中，尚勋武的提案备受关注。他说，这一提案的提出并非跟风之作，而是基层调研的成果。尚勋武在基层考察时发现，县级食品监督部门的软件、硬件设施都不到位，反应机制被动，政出多头，问责不清，很难实现有效监管；某些媒体报道歪曲、夸大事实，影响行业发展。于是他在提案中呼吁，这一问题必须从法制、体制、机制等方面加以解决，并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如果只是个案解决，后患依然难料；同时，媒体报道应当准确、客观。
尚勋武说，在工作中发现相关问题，并提出应对之道，是政协委员肩负的责任。为了切实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他每年都有１／２的时间在基层调研，有的提案从起意到成型，甚至要经过一年之久。
谈到今年的“两会”，尚勋武说，他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信心”；同时，“两会”的开放程度和民众的参与热情也让他印象深刻，“中国的民主越来越成熟了。”他说。
“两会”结束，春耕在即。今年甘肃小麦条锈病会否爆发与扩散？尚勋武始终在惦念着。尚老师的身影，又开始在田间地头忙碌了。
余爱国：
爱思考的市长
■本报记者 张一鸣
余爱国，湖南省湘潭市市长，自从他上任以来，一直都在思考如何突破现实的禁锢，发展区域经济。
“一个城市的发展与领导者个人的品德密切相关！只有领导者有自信、有明确的主政方向，整个领导班子才能齐心协力。在中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行各业都需要信心鼓励的情况下，这显得尤为重要。”余爱国说。
２００８年，余爱国任湘潭市市长，此时距离湘潭被确定为两型社会试点城市仅过一年时间，他就邀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为湘潭市两型社会的建设制定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而今规划已经完成，今年将对其进行细化，出台一些专业规划和产业规划。
余爱国告诉记者，他邀请专家编制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时，长沙和株洲还没有开始这方面的投入。
事实上，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个曾经沉默的县级市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通过九华经济区打造湘潭经济增长点，按照规划，到２０１５年，九华的工业总产值将突破１２００亿元，税收７０亿元以上，这将在经济上打造另一个湘潭；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湘潭台湾工业园在九华正式挂牌落户。
今年“两会”，余爱国又带来了他的另一个计划，在湘潭建立隆平论坛国际农业技术交流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类似“博鳌论坛”的国际性农业科技论坛和高效农业示范区。在此之前，袁隆平院士已经与湘潭市正式签署了《关于创建“隆平论坛”的协议书》。
纳入两型社会为湘潭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虽然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国各地的实体经济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勤于思考的余爱国又琢磨起对策来。他认为，湘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一方面，存量转型提升，升级传统产业，实现湘潭老工业城市的产业升级。我们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了循环经济方案，对湘潭境内的四条水系（湘江、资水，莲水、涓水）的资源利用情况进行重新设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
另一方面，增量创新发展，从以前的招商引资改为招商选资，对不符合两型社会建设的项目限制进入，吸引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并提高了相关行业的准入标准，“以湘钢为例，虽然规划不大，但是结构调整却是全国最优。”余爱国说。
２００９年，余爱国还有许多想做的事，这一年被他确定为项目建设年，湘潭市将有上百个项目上马。“至少有一百家的企业产值都超过亿元。”另外，湘潭市２００９年还将下放一千个干部，进农村、企业，确保经济危机下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小，主管部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应对。
赵满堂：
最后走出会场的委员
■本报记者 王小霞
３月１２日１０：３０左右，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闭幕式一结束，各界别的委员们纷纷步出人民大会堂，登上了停在广场的大巴车准备离开。十几分钟后，热闹的人民大会堂开始变得寂静，只有十几家媒体记者仍然拿着“长枪短炮”徘徊在会场。
就在这时，从大会堂走出了一位委员。一时间，所有记者都快速跑向同一个方向。一家电视台的摄像扛着机器边跑边跟主持人说：这是最后一位委员，抓住机会多问问题！所有媒体围着一位委员，现场一度拥挤不堪。
随后，这位最后走出大会堂的委员——甘肃省工商联副主席赵满堂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他参加此次会议的一些感受。
“９天半的会议一晃就过了，刚刚在开会的礼堂里拍了几张照片，所以出来晚了。”赵满堂告诉记者，今年的“两会”与过去感觉不一样，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连续几年高增长后出现下滑，企业普遍感觉到日子不好过。
赵满堂说，他在来开会之前，就认真研读了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判断以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随后，又到地方做了调研。“我今年的提案是‘有关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建议。”
赵满堂向记者表示，他自己的公司虽然是以矿产为主，但甘肃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民工人数众多，在目前这种经济形势下，他们的现状令人担忧。“我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也和大家介绍了甘肃农民工的一些情况，希望能得到一些好建议。”赵满堂说。
“政协会议不仅仅是参政议政，也是一次‘打气’的会议。大家看到了国家的决心，自己也就有了信心。”赵满堂表示，自己回去以后，有关农民工留乡创业的工作还要继续推进。要建议政府在乡镇、乡村建设规模较大的农业产业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工业半成品生产加工园区，以及大型农贸、商贸市场，先为农民工创业搭起一个平台，再免费对创业的农民工进行培训，鼓励和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
“农民工创业最缺的是资金。”赵满堂说。回去他将呼吁当地政府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担保基金”、放宽创业融资抵押物的范围、试行农民承包土地抵押等政策，尽可能为农民工创业降低门槛。
刘永好：
发放惠农券
■本报记者 杜悦英
从３月３日十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开幕到１３日闭幕，新希望集团的掌门人刘永好始终是媒体追逐的焦点。每次他出现，周围都是无数的话筒、录音笔与摄影摄像记者的“长枪短炮”。
尽管在“两会”开幕前夕，刘永好已经先行召开了本年度个人提案的媒体沟通会，但媒体对这位中国商界的传奇人物的采访依然是“求之若渴”。
政协新闻组联络员几经联系，３月６日，刘永好在住地北京铁道大厦接受了媒体集体采访。由于集体采访是午间临时安排，很多媒体没来得及收知这一消息，尽管如此，现场依然是人满为患。
令媒体穷追不舍，也让刘永好滔滔不绝的，是他今年的８个提案。提案主要事关“三农”问题。
“要让食品都能追溯到其产地，知道用了哪家的饲料或者肥料。比如猪肉，要弄清楚每一头猪的‘父亲’是谁，‘爷爷’是谁。”谈到食品企业应当如何从源头确保产业链可控，保证食品安全，刘永好给在座记者进行了形象的说明，现场笑声一片。
“三聚氰胺事件，一个企业就这么倒闭了，负责人被判刑，乳业的人谈起来，也觉得很惋惜。但是，损失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奶农。”说到这里，刘永好的表情明显严肃起来。
除了疾呼食品安全问题，刘永好力倡的，当属惠农券的推行。
刘永好说，返乡农民工创业最大的阻力在于贷款难，而惠农券作为农民取得贷款的金融担保产品，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如果用惠农券进行小额贷款（比如３万元—５万元）是不需要直接担保的，在产业链中，农民与跟收购商签订的合同即形成担保；同时，银行也乐意与龙头企业合作，实行间接担保。
如果农民创业规模较大，资金投入需要几百万，则要担保。除了靠猪舍等基本设施、契约外，还要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新希望已经组织了１２家担保公司，进行流动资金贷款和专项资金贷款，平均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０万元，由龙头企业、政府等机构出资。
刘永好说，惠农券的发放对象是农户和种植业、养殖业小企业，用作发展现代农业生产，以项目规模大小、解决就业多少、食品安全是否有保障３点为主进行考察，决定贷款额度，由银行直接给农户发券，惠农券不能兑换现金，规避了资金不能用有所需的盲点。
刘永好认为，农民工的再就业，政府应给予帮助并落到实处，具体方式是发放就业券，农民靠就业券参加县里的培训，并给予相关补贴；结业后凭券去应聘，签订合同后，政府对用工企业再给予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农民与企业都受益。同样，就业券在就业诸环境中才有效，不能兑换现金；大学生等新增就业也可以考虑这种办法。
刘永好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不停地写着“就业券”等大概是刚刚确定的关键词。
“他真是为农民着想。”会场中，有记者如此感叹。
向文波：《劳动合同法》不应成为危机的牺牲品
■本报记者 曲瑞雪
“我写过很多文章，也获得过许多的掌声，但我写文章的目的不在于此，我只想以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视角说一些实话。”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素有“三一名片”之称，其敢言、善言的风格业内闻名。作为我国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的管理者，向文波对房地产、股市等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度甚高。曾因发表对房地产等社会问题的看法，他被指为“越俎代庖”。针对这般指责，快人快语的向文波在博客中写出了上述文字。
面对媒体，向文波亦是开放、积极，对自己所抱持的观点毫不隐讳。
３月５日，在全国人大湖南代表团驻地，向文波爽快地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他坦言“最关注的还是装备制造业。”此后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从对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的赞许、到对行业振兴细则的期待，以及对海外并购时机的肯定和对并购风险的担忧，跟行业自身有关的话题，向文波谈得仔细，也谈了很多。看得出，对于金融危机给我国装备制造业带来的行业萎缩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他心情急迫，但表情还算从容。
然而，当被本报问及如何看待很多中小企业经营者因为《劳动合同法》给其带来了较大的经营、管理压力，而提出要求修改该法时，向文波的情绪突然显得有些激动：“我要强调一点，你可以用我的原话写：不要让《劳动合同法》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他随即补充说：“事实上，也就是不要让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
新的《劳动合同法》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生效，一年多里，围绕这部法律的争论一直不断。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不景气、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状况，使得与《劳动合同法》相关的争议又成了今年“两会”上的一个焦点。不少代表、委员对新《劳动合同法》提出了质疑，有人提出建议希望能对其中部分条款做出修改，还有人建议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干脆对《劳动合同法》暂缓执行。
身为民营企业经营者，向文波则坚定地站在了支持该法的一方。
向文波说：“我认为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好法律，就我个人来讲，希望劳动法能够得到坚决的贯彻和执行。”
他告诉记者，其实类似《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已执行几十年、上百年，事实上还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会为企业带来生死攸关的问题。相反，消费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刺激消费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而《劳动合同法》是确保居民收入正常增长和提振消费信心的法律保障。
向文波说，普通劳动者一直在为国家发展、改革开放做出牺牲，我们不要把这种牺牲常态化。我们应该让中国劳动者的价值得到体现，而不应该让他们变成物性上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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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由谁来养？